“黑磚窯”受害者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孫春龍/陜西西安、渭南報道

    “頭和手都快被砍掉了。”劉小波一臉驚恐地向《瞭望東方周刊》說，劉小波是西安市東二環辛家廟附近的一家小餐館的打工者，7月22日下午兩點左右，劉小波目睹了這場慘案的發生。
    案情非常簡單，衣著褸襤的犯罪嫌疑人陳冬在辛家廟附近向一家服裝店的老板索要五元錢，被老板轟出店外。隨后，陳冬從一家賣肉的店鋪偷走一把菜刀，走上路邊的過街天橋，恰逢在辛家廟附近做生意的中年男子柏某經過，陳冬上前揮刀連砍100多刀，致其當場死亡。
    “當時有人喊‘警察來了’，兇手竟然像沒事一樣，蹲下身子在天橋臺階上磨起刀來，‘噌噌’的聲音聽上去非常恐怖。”劉小波說。警察勘查現場發現，殺人用的菜刀已經嚴重卷刃。
    這是西安市今年以來發生的一起最血腥的刑事案件。
    當地媒體報道，當陳冬被現場的群眾和聞訊趕來的民警抓獲時，有人問他是否認識被其殘忍殺害的男子時，他回答說不認識，并說自己已經兩天沒有吃喝了。當問其為何要殺人時，陳冬竟然笑著說，他也不知道自己為啥要殺人。
    更讓人感到震驚的是，這起血案的制造者，竟然是山西“黑磚窯”的受害者。7月25日，西安警方向媒體透露說，殺人嫌犯陳冬是四川巴中人，此前被人騙到山西的黑磚窯打工，于7月初被山西人用汽車拉到西安火車站后趕下車，隨后其一直在附近流浪。巴中，是國務院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區。
    這位山西“黑磚窯”的受害者，在剛剛脫離“黑磚窯”的強迫勞動后，將再一次失去人身自由。而此案的發生，讓稍稍平息的山西“黑磚窯”事件，再一次重返公眾視野。

（小標題）“如果當時有人給他一口吃的，或許慘案就不會發生”

    陳冬殺人的現場，距離洪貴和打工的建筑工地只有200多米。洪貴和同樣是山西“黑磚窯”的受害者。幸運的是，洪貴和趁著磚場的打手看電視的空隙，偷跑了出來。隨后在同鄉的介紹下，來到西安市辛家廟劉北村一家建筑工地打工。
    對于陳冬殺人一事，洪貴和表現出的更多的是同情，“如果當時有人給他（陳冬）一口吃的，或許慘案就不會發生了。”
    洪貴和曾經有過同樣的饑餓，“在磚窯打工那幾個月，只有中午吃飯有一點點菜，白菜幫子，連一點點油星星都沒有，肚子整天寡寡的，那時候，覺得吃上一碗羊肉泡饃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
    不過，從山西“黑磚窯”逃出來到西安打工后，雖然每天有45塊錢的工資，洪貴和依然沒有去吃羊肉泡饃，“太貴了，一碗要六塊錢。”
    洪貴和的老家在陜西省長武縣，位于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的長武縣同樣是國定貧困縣。因為家里太窮，洪貴和至今沒有結婚，只有36歲的他看起來有50多歲，滿口的牙所剩無幾，“牙一疼，我就拔掉，這樣最省事，還花不了多錢。”
    洪貴和家里的主要經濟收入來自于兩只羊，“每天能擠三斤羊奶，一斤八毛錢。”
    3月9日，洪貴和從長武縣洪家鎮的老家坐車來到來到西安找活，剛從西安火車站廣場的汽車站下了車，有一位陌生男子說一家開發區的建筑工地需要工人，每天50元錢，問他去不去。
    開發區，讓來自貧困山區的洪貴和顯得非常激動，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隨后，洪貴和被人帶著來到了與陜西省毗臨的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的一家磚場，經歷了70多天奴隸般的日子，且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報酬。5月25日半夜，洪貴和趁著打手看電視的機會溜出磚場，從小路一直跑到了縣城，然后乘坐凌晨4點的第一班長途汽車來到西安。
    西安火車站附近，是山西“黑磚窯”的民工被拐騙的主要地方之一，這里遍布著著數不清的“職介所”“人才中心”“家政服務中心”等職業介紹機構。當地媒體報道，在“黑磚窯”事件發生之前，這里就發生過多起婦女被拐賣外地賣淫的案件。“黑磚窯”事件發生后，西安市立即組織相關部門，以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力度將火車站周邊地區的職介機構全部清理取締。
    洪貴和依然記著騙他去山西做工的人的模樣，“看著挺面善的。”善良的洪貴和對討回自己的工資并沒有抱多大的希望，“打了十幾年工，被拖欠和克扣的工資我都算不清了。”
    在辛家廟劉北村16號的工地上，洪貴和已經成了這里的名人，不時有記者前來采訪，不過讓洪貴和感到不解的是，“‘黑磚窯’的事鬧得這么大，咋就沒有政府的人來找過我一次。”

（小標題）“他一見人家戴大蓋帽的就不會說話了”

    和洪貴和相比，西安市長安區灤鎮黃峪寺村村民李會民的逃跑更加悲壯。
    2006年7月，李會民和一位老鄉去山西臨汾找在當地一家煤礦上干活的朋友，在臨汾火車站，他倆碰到兩個人，問去不去干活，一天工作八個小時，可以拿到七八十塊錢，工作是生產瓷磚，地點在太古縣。
    到了現場，李會民才發現那是一家磚場，“我要走，老板王潤年就拿木棍打我。”
    第二天，李會民再次提出離開，又招來一頓暴打。第三天，和李會民同去的老鄉發高燒，李會民提出帶朋友去看病，磚窯的打手再次對其施以拳腳。
    “我去了三天，挨了三頓打，每天工作最少要15個小時，我實在是忍受不了了，便拿起打手放在桌上的一把刀，砍掉了自己右手的三個指頭。”李會民說。
    這一招終于震住了打手，李會民提著刀跑出了磚場。在附近的一個村子里，村民看到血淋淋的李會民，迅速打了110報警電話，但始終沒有見到處警民警，再三催問下，120來到村子里，將李會民送到了太古縣人民醫院。
    因為沒有錢，醫院給當地媒體打了電話，媒體記者通知了當地的勞動監察大隊和派出所，但最終都沒了消息。“我至今還欠著太古縣人民醫院幾千塊錢的醫藥費，回到西安后，我還花了八九千塊錢看病。”李會民說。
    從山西回來后，李會民再也沒有出去打過工，“手一直不利索，也害怕出去。”對山西“黑磚窯”的驚恐李會民一直持續了半年之久，“剛回來那半年時間里，一閉眼就夢了，特別想睡覺，但總感覺有人不讓睡。”
    驚恐來自于他兩天的親眼目睹，“有的人在里面干了兩年了，已經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了，有個中年人，他的胡子有三四十公分長。”
    40歲的李會民同樣是因為家里太窮，至今沒有結婚，和70多歲的母親生活在一起。母子兩個住著兩間土坯房，家里惟一的電器是一支15瓦的燈泡。
    今年6月中旬，一位鄰居突然告訴李會民，山西“黑磚窯”的事情引起報中央領導的重視，黑心窯主都被抓了，解救了好幾百名被強迫勞動的民工。
    “我家沒有電視，那幾天晚上我經常到鄰居家去看新聞。”李會民說。李會民至今依然牽掛著那個和他一塊干活的胡子很長的中年人，但他在電視上一直沒看到這個人被解救的消息，“最近的新聞都是說領導去這檢查去那檢查，就沒有看到被救出來的民工。”
    對于維權，李會民幾乎沒有想，“當時出事后給派出所報案，民警還說我不對，說我才干了幾天活，屁事就多得很，人家都是通通，人家老板也勢大，有錢，我根本沒有能力。”
    當《瞭望東方周刊》問他就真的不想維權了嗎，李會民的眼睛一下子紅了，“去一趟山西也不容易，我家里現在連買鹽的錢都沒有。”而鄰居說，除過經濟方面的能力外，只上到小學三年級的李會民最大的障礙來自于自身，“他一見人家戴大蓋帽的就不會說話了。”

（小標題）讓李柱的舅舅感動的是，各個職能部門都從未有過地熱情

    為了給自己的外孫討個公道，李柱的姥姥已經花了1200多元錢。23歲的李柱天生弱智，5歲時父母離異，沒人管人李柱流落他鄉，乞討為生。在李柱10歲那年，他的母親突然在廣州街頭發現了他，把他帶回西安的老家交由姥姥帶管。
    李柱的姥姥是西安市東新街新生巷棚戶區的一位低保戶，社區為了照顧她，給她和另一個低保戶找了一個在街邊看自行車的營生，每人看半個月，收入歸自己所有。因為周圍一些政府部門存車都是免費，所以平日里李柱每天只能收到七八塊錢，只有到周末的時候每天可以收到30塊錢左右。
    東新街是西安市城里最繁華的地段之一，距離西安火車站只有兩站路。3月5日，李柱告訴姥姥，他要去附近吃湯圓，從此整整失蹤了100天。
    6月15日，李柱突然出現在了姥姥面前。“孩子的背上全是傷疤，腳上裂的口子能伸進去一根筷子。”李柱的姥姥說。從孩子斷斷續續的敘述中，家人得知，李柱被人騙到了山西一家磚場，在6月15日芮城縣清理“黑磚窯”的零點行動之前，被窯主送到開往西安的汽車上。
    “孩子剛回來時，瘦得很，走路也不對勁，送到醫院檢查，說是股骨壞死。”李柱的姥姥說，“聽說這病要花不少錢，我們根本就沒錢治。”
    為了給李柱討到看病的錢，姥姥借了1000多塊錢，讓李柱的舅舅帶頭孩子去山西找。
    因為李柱智力障礙，根本就記不清在哪里干活。李柱的舅舅帶著他來到與陜西交界的山西省運城市風陵渡鎮，從這里，憑著印象，李柱把舅舅帶到了自己干活的磚場--芮城梁莊磚窯。
    “在梁莊村，我們碰到當地的一位村民，他認出了李柱在磚場干過活，后來我們找到派出所，民警帶頭娃到磚場指認，在哪睡覺在哪吃飯孩子都說得一清二楚。”李柱的舅舅說。
    當地公安部門在查證后稱，這個案子已經交給了運城市檢察院，讓他們去找檢察院。等他們到了檢察院，正是周末，等了兩天上班后，檢察院的人告訴他們，案子已經交給法院了，讓去找法院，而法院的人說，像李柱這種情況，因為缺少證據，根本就沒辦法立案。
    “法院又讓我們去找勞動局，我們主要不是去要工資的，孩子看病沒錢，找勞動局有什么用？”李柱的舅舅無奈地說。不過，讓李柱的舅舅感動的是，接觸到的各個職能部門都從未有過地熱情，“有時候還給派專車。”
    同樣感覺到政府部門非常熱情的還有陜西省富平縣南社鄉趙村的趙三強和他的家人。趙三強被騙到芮城縣一家磚場，每天被迫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在這次“零點行動”中，趙三強被解救出來。為此，趙三強的家人向芮城市公安局寫了一封感謝信。感謝信被貼在公安局門口，紅紙黑字異常醒目。
    李柱的舅舅也說等事情解決了，他會給相關部門寫感謝信或者送匾。對于弱智的李柱來說，100天的高強度勞作除了給他帶來身體上的傷害之外，似乎并沒有過多地影響他的生活，面對《瞭望東方周刊》的詢問，他只是傻傻地笑。

（小標題）“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

    只有走路的時候，才會發現柳志剛的右腿并不是很協調。那是一條假腿。
    1998年5月，陜西省富平縣華朱鄉16歲的柳志剛獨自一人來到西安打工，那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年齡。在西安閑逛了五六天，什么活也沒有找到，柳志剛有些灰心。
    “那天在街上轉，碰到一個叫衡國武的人，說一家洗衣粉廠招工，讓我去，一天25塊錢，我就跟著去了。”柳志剛說。
    從西安搗了幾次車，柳志剛被拉到了一個磚場。
    “我一看是磚場，說不想干，當時就有人打了我一頓，還有人嚇唬我說，如果我再說回家，就把我打死在那里。”柳志剛說。除過這次外，柳志剛還被打過兩次，一次是干活時太慢，另一次是去要工資時。在這里，柳志剛的名字被強行改為張小軍。
    當年10月27日，柳志剛在給磚機供土時，從崖上掉進磚機內，致使右下肢全部絞成肉漿。
    “我們一個好好的娃，失蹤了幾個月，見到時就成了殘廢，我們怎么能接受得了呀？”柳志剛的母親哭著說。
    更糟糕的是，磚窯承包人衡國武在事發后逃跑。
    “為娃看病花了七八萬塊錢，現在還欠著三四萬呢。”柳志剛的父親柳春明說。事件發生后，柳春明找到當地派出所，民警說這屬于民事糾紛，找到勞動局，勞動局說磚場沒有任何手續，不符合法定個體工商戶的條件，也沒有和柳志剛簽訂勞動合同，無法受理。
    “那時候給派出所的民警送雞蛋送掛面，就是想巴結人家，但就是沒人管。”柳春明稱。柳春明準備到法院起訴，但芮城縣法院要收7000多塊錢的訴訟費，“為給孩子治病，我連血都賣過，哪還有錢交訴訟費。”
    柳春明在律師的幫助下，向法院提起緩交訴訟費的申請，被對方回絕。
    柳春明找到了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看大門的一個老頭告訴他，“我看你可憐，實話告訴你，就不要打官司了，打了官司也要不到錢的事情我見得多了。”
    放棄訴訟后，柳春明并沒有放棄為孩子討要說法，多年來，他一直向有關部門寫信反映，但都沒有結果。做了一輩子農民的柳春明想不通的是，“我寄的都是掛號信，收不到的話肯定會退回來，我寄了那么多信，沒有一個退回來的，但為什么就沒有人回信呢？”
    山西“黑磚窯”事件暴發后，柳春明再次找律師，希望能借此為孩子打贏這場官司，但律師告訴他，訴訟時效早已過去，通過法律的手段已經很難再追究此事了。
    已經26歲的柳志剛多年來因為腿的緣故一直閑在家里，他此生第一次出門的經歷已足以改變他整個人生，“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想出去了，我準備在家開一個小商店，湊合著過日子。”
  

（小標題）斷了四根肋骨的田進鋒還不能算是受害者

    在表面上看來，西安市長安區斗門鎮牛角村21歲的小伙子張徐勃似乎比柳志剛幸運一些。2002年8月，同樣是16歲的張徐勃在初中輟學后第一次外出打工，在西安火車站，他被一名男子騙到山西永濟市一家黑磚窯，在那里，他失去了雙腳。
    “到了當年冬天，磚窯停工，窯主用摩托車把我扔到荒郊野外，當夜大雪，我的雙腳被凍壞，我就一路乞討，一路爬著回到老家。”張徐勃說。回家后因無錢醫治，張徐勃的兩腳凍傷開始惡化。2003年2月14日，張徐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右腳從腳腕處爛掉脫落了，斷腳處露出的白森森骨頭還流著膿血。5天后另一只腳也跟著脫落。
　　2003年3月8日，張徐勃的母親陳喜玲提著張徐勃一雙發黑的斷腳來到當地的《華商報》求助。在相關媒體的關注下，溫家寶總理批示要求徹底查處，公安部部長周永康要求山西省公安廳督辦。
　　2004年4月13日，山西省永濟市人民法院刑事附帶民事判決：窯主陳建均以強迫勞動罪一審判處3年徒刑，并賠償張徐勃49.5萬元。比起錯過訴訟時效的柳志剛來說，張徐勃似乎能幸運一些，畢竟有了一定的經濟賠償。
    但令人震驚的是，截至今天，張徐勃并沒有拿到一分錢的賠償。而這場已經打贏的官司，只是給這個本不富裕的家庭增添了更多的傷害。張徐勃的父親因此事受到刺激，精神失常，幾乎失去勞動能力。
    對于剛剛暴發的山西“黑磚窯”事件，張徐勃有著許多不解：2004年審理我的案子里，永濟市就有多名窯場經營者到法院旁聽，當地政府也表示要大力打擊“黑磚窯”，為什么到今天這種現象還存在呢？       更讓張徐勃感到悲觀的是，當年判刑最重的窯主陳建均已經刑滿釋放了，“他自由了，而我呢？”
    據《瞭望東方周刊》了解，6月底，陜西省高院執行局的工作人員來到張徐勃家里，對其的有關情況進行了詢問和記錄。
    陜西省富平縣張橋鄉鐵門村李專院的家屬更是欲哭無淚。
　　2002年4月18日20時，被騙到山西省榆次市東趙鄉李焉村磚場打工的李專院，因“不服從管理”遭到磚場9名監工的持續毆打，最終致其死亡。9名兇手被山西法院分別判處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附帶的一萬余元民事賠償至今未能執行。而家屬為了要這一萬余元的償命錢，已經花去了好幾千元的路費。
    陜西省臨潼縣代王鎮的楊忙忙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在2004年4月被騙到山西一家“黑磚窯”，后來里面的一個打工的跑了出來，告訴了他們的孩子的下落，楊忙忙帶著人把孩子救了出來。孩子回家后，一直得病，到今年4月，終因腎衰竭而離去。
    而陜西省華縣城關鎮鐵馬村的田進鋒至今還沒有找到他是在哪家磚窯干活的。患有輕微精神病的田進鋒2006年元月失蹤，2007年6月中旬被山西省芮城縣民政局送回家，對方告知，是當地派出所發現在馬路上睡覺的田進鋒，將他送到了福利院。
    從田進鋒的講述中，家人得知他在芮城縣的兩個磚場干過，在芮城縣6月15日組織的“零點行動”前，他被窯主用車拉著扔到了大馬路上。田進鋒回家后，家人發現，他的頭發和手上有大量的磚屑和磨成的厚繭子，而精神狀況也比以前差了好多，整天大喊大叫。無奈之下，家人將其送往精神病醫院，醫院檢查還發現，他的肋骨斷了四根。
    因為至今沒有找到干活的磚場，芮城縣民政局的人員向田進鋒的家屬答復說，他還不能算是受害者。

（小標題）陜西律師難以為受害者做代理

    陜西省旬邑縣湫坡頭鎮散集村村民龐飛虎為了討要工資和賠償，已經碰了不少釘子。龐飛虎今年3月在西安火車站被騙到山西省芮城縣一家磚場干活，有一次因干活太慢，監工操起磚機上重達40公斤的螺旋槳砸得他頭破血流。老板還曾經威脅他們說：“誰跑就打折誰的腿，把你們個個打成傻子，甚至打死，直到活埋……”
    “我被解救出來回到家的當天，就暈了過去，現在頭經常還疼。”龐飛虎說。
    龐飛虎被解救回家不久，芮城縣的相關部門給他送來了5000元錢和一封信。對于信的內容，龐飛虎只記的一句，“錢是黨給的。”
    西安市一位律師原本答應給他龐飛虎做代理，但律師后來告訴他，陜西省有關部門剛剛通知各律師事務所，不允許律師給山西“黑磚窯”的受害者做代理，讓受害者去找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
    龐飛虎找到當地的法律援助中心，中心的人又讓他去找律師，“我現在都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一位參加陜西省司法廳組織的專題會議的律師說，司法廳的相關領導告訴大家，已經為“黑磚窯”受害者做代理律師的，要把案子辦好，沒有代理的，最好不要再接了，凡是給“黑磚窯”受害者代理案子的，一律要向廳里匯報備案，并且要顧大局，不能和媒體記者接觸炒作，擴大影響。這位領導還透露，之所以讓律師代理此案要慎重的原因，是山西和陜西有關方面進行了協商，山西稱面臨很大的壓力。
    《瞭望東方周刊》以“黑磚窯”受害者的身份咨詢陜西省司法廳律師管理處，詢問是否可以找律師為自己維權，接電話的人士稱，陜西的受害者需要律師代理的一律找陜西省農民工維權工作總站，“工作總站的也都是律師。”
    成立于2007年6月初的陜西省農民工維權工作總站，由陜西省律師協會具體管理和指導。
    而由陜西當地影響最大的媒體《華商報》組織的黑磚窯受害農民工義務維權律師團，最終也偃旗息鼓，該報上已看不到關于律師團的任何報道。
    與山西省一河相隔的陜西省，是此次“黑磚窯”受害者的主要籍貫地之一。據了解，僅山西省芮城縣此次解救的農民工中，就有100多名陜西民工。勞動保障部、公安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工作組6月22日召開的新聞通氣會稱，山西打擊黑磚窯行動已解救農民工359人。
    《瞭望東方周刊》在陜西采訪了20多名受害者，其中只有一人因簽訂委托書較早而獲得律師正式代理之外，其它人均未獲得法律專業人士的幫助，絕大部分人因為取證以及經濟等原因，對打贏官司并未抱太大希望，有近乎一半的人只希望拿到自己該得的工資即可，并不想參與訴訟。
    西安市的民間維權者孫武勝目前已經為六名受害者做了義務代理，曾經是農民工的孫武勝因為討要工錢，一連打贏了八場官司的他一時名聲鵲起。
    孫武勝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目前山西“黑磚窯”的受害者維權存在很大的困難，幾乎沒有人簽訂勞動合同，難以認定勞動關系，還有相當一部分人連自己在什么地方干活都找不到，前幾年發生的案件大多都過了時效，另外，受害者的自身素質都比較差，維權意識明顯不強。
    另一個讓孫武勝感到為難的是，他近期去了山西兩次，但很多磚場在這次清理中都被關閉了，“政府整頓的速度過快，我們連用工主體都沒辦法找到。”
    也有律師提出，在法律方面，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指出：對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這讓山西‘黑磚窯’受害者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希望徹底破滅，他們最多只能要回自己的工資。”上述律師說。
    被騙到山西“黑磚窯”做工的陜西省商洛市的農民工牛小朋，山西方面的信息已示他已經被解救出來一個多月了，但至今，家人還沒有看到他的身影。“家里還給他留著一間房子，隨時等著他回來，家里雖然窮，但總是個落腳的地方。”牛小朋的嫂子說。
    而山西“黑磚窯”事件，帶給更多尋親家庭的只是再一次的失望和悲傷。凡是有關山西“黑磚窯”的新聞，陜西省周至縣樓觀鎮軍寨村一組的劉濤都不會錯過，他50歲的哥哥是聾啞人，2003年春節被人騙到山西打工，從此失去聯系，“人家的人活著的有人，死了的有尸體，而我的哥哥，連一點影子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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