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天工"資本運作"：幾多暗流卷空國有企業 

 
    經過檢察人員多年跟蹤偵查，武漢天工特種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資產流失案已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檢察機關已就此案向法院提起公訴。負責此案的武昌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王為民對此分析認為，與過去的國有資產流失案件相比，天工案的警示意義在于：利用對虧損企業的監管缺位，從現金交易轉為“資本運作暗流”，作案手段更加隱蔽，偵破難度相對變大，必須予以警惕。

    “資本運作三招”掏空國有企業

    據介紹，天工公司是武漢市一家國有企業。案發前的近幾年間，武漢天工公司董事長朱夢生一直不敢在單位上班，只帶著幾個身邊人在外租房辦公，且不斷變換地點。原因很簡單——天工集團包括退休人員在內的2000多名職工已多年沒有領到工資了。

    但更令職工們不滿的是，朱夢生多年來以國企改制的名義把二級單位改成經營性公司，或是在外成立私營公司，然后通過種種隱蔽手段牟取私利。盡管只掌握蛛絲馬跡的線索，不少職工還是多次向上舉報，甚至集體上訪堵國道。

    檢察人員把朱夢生等人掏空國企的手段剖析為三個主要方面：

    一是租賃國企地皮。朱夢生先任命其司機黎安新為天工公司市場部經理，然后在對天工公司所屬的彭劉揚路市場進行內部承包招標中，讓黎中標。然后，兩人又謀劃成立了一個私營公司——武漢安毅商貿有限公司，黎任經理。彭劉揚路市場招標結束后，在朱的幕后操作下，天工公司并不是與黎簽訂承包合同，而是與安毅公司簽訂租賃合同。按合同，安毅公司本來要交340萬元租賃金，但實際上沒交。朱公開講，黎為天工公司跑了一筆貸款，有貢獻，但所謂貸款實際上是用天工公司的房產抵押的，于是，天工公司與安毅公司之間的所謂租賃，就成了沒有租賃金租賃的荒唐行為。

    自2000年至2004年的4年間，安毅公司拿出了只相當于彭劉楊路市場過去一年收益約150萬元維持市場運轉，市場的其它收益，朱和黎或是用于吃喝消費，或是巧立名目據為己有。

    二是轉讓國企土地。在租賃期未到時，朱和黎又策劃土地整體轉讓，并從中制造了一個假官司：先是天工公司與2000年前已退場的武漢華晨公司簽訂了一份假的租賃經營終止合同，理由是天工在彭劉揚路有一房產租賃給華晨，其中有90平方米被天工退休職工占用，沒有清退，影響了收益，起訴48萬元，追加賠償48萬元。黎就用這份天工公司與華晨公司簽訂的假合同，制造了“自己告自己”的荒唐官司，并且打贏了。再接下來，黎與天工簽訂市場租賃終止合同，獲補償100萬元。

    就這樣，天工公司在武漢市黃金路段一萬多平方米的地皮，出租幾年間，不但沒有任何收益，反而要賠償安毅公司的“損失”。再加上補償和承擔本來應由安毅公司負責還貸，天工公司共損失400多萬元。

    三是國企的股權變債權。舉其中一個例子，武漢晨翔公司原持有天工公司200萬元股份，2001年3月，武漢晨翔公司要求股權變債權，天工公司董事長朱夢生當即表示同意。顯然，股權是共同承擔風險的，變了債權，就等于晨翔公司將兩者共同承擔風險轉嫁給天工公司一家承擔。在企業嚴重虧損的情況下，朱夢生通過賣國企地皮獲得收益并提取200萬元現金作為還欠債付給了晨翔公司，朱本人最后從中得了30萬元好處費。

    目前，檢察機關已初步查實：朱夢生先后收受賄金達72萬元，而黎安新則以“賠償費”、“補償費”等名目將天工公司的196萬元據為己有。與此同時，天工公司虧損欠貸高達6000多萬元。

    內部設置的監管機構大多成了擺設

    王為民檢察長分析說，朱夢生等人掏空國有企業的手段看似巧妙，隱蔽性比過去發生的同類案件確有增強，但事實上也是漏洞百出，有的手段甚至荒唐，最終卻屢屢成功，其背后的原因對當前國有企業改制有重要警示意義，預防國有資產流失亟需層層把關。

    首先是國有企業改制進行資產評估時，一定要嚴格按照程序來辦，防止少估、漏估。1992年12月，天工集團注冊資金是2001萬元。1999年，陽光會計事務所評估其資產擴增至5649萬元，到了2004年9月30日，另一家會計事務所出具的驗資報告仍是5649萬元。

    檢察人員吳華清補充說：“實際上，這個時候天工公司已經是一個空殼，而且還欠銀行貸款數千萬元。可以看到，沒有這些評估機構的‘幫助’，朱夢生的很多陰謀是很難在陽光下進行操作的。我們多年辦案發現，資產評估機構與一些國企內部人員勾結，已經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環節。”

    其次，要防止國有企業一些負責人通過公開的司法程序來達到自己的違法目的，特別是要防止一些行政主管部門和司法部門受個人利益驅動，或者工作不到位，為侵占國有資產的行為披上“合法外衣”。武漢大學法學博士甘勇分析認為，對涉及國資的案件必須嚴格把關，否則，案件可以重新審理，但國有資產卻已大量流失，損失難以彌補。

    第三，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要在注重選擇好負責人的同時，必須加強監督。據武漢市國資部門介紹，現年57歲的朱夢生曾經是一位優秀企業家，他剛被抓時，上級主管部門曾有人懷疑是否抓錯了。據朱夢生交代，他自己為了退休后的吃喝玩樂有保障，就想在位時乘機大撈。而對于瀕臨破產邊緣的改制企業，內部設置的紀委、監察委員會、理事會等機構大都成了擺設，這些國企負責人往往是一個人說了算，天工職工就說朱夢生是“一手遮天”。

    另外，當前很多國有企業的干部都有這樣的僥幸心理：資產流失不要緊，只要不查出自己往腰包里撈錢就行了，于是鉆法律空子的也就越來越多。

    偵破國有資產流失案件面臨四大難關

    武昌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劉群說：“從我近十年查辦的國有資產流失案件來看，現在侵吞國有資產往往不再是通過虛報冒領達到個人占有的目的，而是已發展到了‘資本運作暗流’，這給檢察機關偵破案件增加了不少難度。”

    一是辦案過程時往往會遭遇一些外部阻力。例如要查某個人，他的上級領導不支持，就會以種種理由不讓查賬。像天工案，武昌區檢察院2005年就搜查了一次，因有關部門以改制為由拿走了賬，被迫2006年初開始重新查。劉群說：“反反復復查一個案子，就像吃‘夾生飯’一樣，是我們最不愿意碰的，因為被調查對象已經有了準備，取證更難。”在查湖北省工商銀行科技部經理吳為鋼利用自動取款機招投標貪污受賄一案中，一些負責人對辦案就不是很配合。

    二是國有企業負責人綜合素質大都比較高，反偵查意識強，掩蓋犯罪事實處心積慮。湖北省某燃料企業分公司的一位負責人利用國有資產在外炒外匯、期貨，把兩三千萬元一下敗光；但由于這位負責人的父親是主管會計師，在一定程度上給查清賬目帶來了困難，最終量刑相對這位負責人對國有資產造成的損失也要輕得多。

    三是偵察手段亟待提高，沒有一定技術裝備支持，檢察人員很難收集證據。現在罪犯的反偵察意識和能力都不斷提高，要靠整個社會、政府來支持。一旦有風吹草動，這些涉案人員就會溜走，如何找到行賄人缺乏手段。同時，由于調查程序復雜，需要層層審批，辦案效率不是很高。辦案經費有時也得不到保障，如為防止通風報信，檢察機關把涉案人員不斷轉押的花費很大。

    四是適用法律法規滯后。劉群分析說，在天工案中，黎安新到底是貪污罪還是侵占罪目前界定模糊，因為我國法律對國家工作人員量刑重些，而對公司法涉罪人員量刑則較輕。再如近期開展的全國性反商業賄賂行動，如何界定商業賄賂在我國法律法規適用也沒有跟上，這就難免出現量刑不一的狀況，如醫務人員收紅包，有的地方說是犯罪，抓了不少人，可有的地方卻說這不是犯罪。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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