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生態斷裂致劣官驅逐良官

李景平

　　在現行的學科體系中，官場不是一個規范的概念，但在大眾俗文化的表達中占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實際是指黨和國家機關工作的場所。官場生態則是指黨員領導干部與所處的社會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的一種息息相關、和諧共處的狀態。和自然生態一樣，它遵循“人——社會——經濟——政治”平衡與協調發展的規律。一旦人們違背生態運行規律，將導致生態失調、破壞以至斷裂，必然受到應有懲罰，結果將是災難性和毀滅性的。

　　近年來，檢察機關查處的大量腐敗案件折射出斷裂的“官場生態”現象，令人觸目驚心：

　　案例一：2001年6月，河南省盧氏縣原縣委書記杜保乾因濫用國家扶貧款，收受賄賂賣官被查處，包括該縣19個鄉鎮黨委書記在內的80名干部牽連其中。杜保乾賣官的“官價”為：3萬元掛個號，5萬元能考慮。2003年3月，杜保乾因受賄罪、報復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案例二：福建省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林龍飛受賄案涉案金額達600多萬元，占該縣一年財政收入的1/5強。在周寧，林龍飛獨霸干部任免權，當地群眾稱其為“三光書記”：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1996年至2003年，林龍飛共提拔調整干部1000多人，收受賄賂230多萬元。

　　案例三：舉世震驚的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案中，共有265名官員涉案，僅該市各部門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一些腐敗分子在干部選拔任用上大肆賣官受賄，致使當地“官場生態”惡化，形成斷裂的、頹廢的、荒蕪的風氣，嚴重污染黨風、民風，給黨和國家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因此，治理斷裂的“官場生態”，是當前反腐敗斗爭中一項緊迫的重任。

　　特征與后果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斷裂的“官場生態”有如下三個特征：

　　第一，官位貨幣化、市場化。在賣官(“一把手”)供給與買官(下屬)需求具備的情形下，通過官位與貨幣交易，使官位實現了貨幣化。同時，特定的“官市”隨之形成。

　　第二，賣官規模化、期權化。由于賣官出售的不是一次性權力，而是一個任期，這導致了買官者可以在一個時間段內享受官位收益即期權收益，也就是事實上的官位期權化。

　　第三，賣官穩固化、一體化。賣官規模和范圍的擴大、跨期交易的形成降低了暴露的可能性，只有所有的下級官員都是通過買官獲得晉升，則買賣雙方會構成利益共同體而不是利益對立體。在利益共同體博弈中，攻守同盟、沒人舉報是穩態均衡解。賣官市場規模越大，利益共同體越穩固，相互掩護的可能性越大。因而，“賣官鏈”一旦形成便會自我復制，并達到相當龐大的規模。

　　斷裂的“官場生態”踐踏的是黨紀國法，毒化的是黨風政風，喪失的是人民信任，損害的是公眾利益，所帶來的嚴重危害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造成“貧困——腐敗”的惡性循環。事實證明，越是貧困地區，行政權越可能成為最主要的經濟與社會資源配置權。在體制轉型和市場機制形成過程中，由于缺乏監督，從供給看，賣官成為最便捷的生財渠道；從需求看，買官成為最便捷的掌控資源并以此獲利的投資手段。官員的目的是為了賺取買官投資收益或賣官以尋租，因而沒有真正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任何積極性，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進一步停滯，從而形成“貧困——腐敗——再貧困——再腐敗”的惡性循環怪圈。

　　其次，使“劣官驅逐良官”。官員是公眾的代理人，“賣官鏈”一旦形成，進入買官賣官行列的人便不可能具備稱職官員的基本素質，良官沒有任何可能進入“官位市場”，這不僅表現在無能或無德者身居高位，還表現在本來正直的官員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選擇退出。

　　最后，毒化社會。干部任用這一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環節出現權錢交易，它所帶來的危害絕非一般經濟活動中的腐敗能比。賣官惡習一開，萬般腐行前來。那些買官者一旦達到目的，念的是一本萬利的權錢交易生意經，往往膽大妄為，總要變本加厲地把“投資”撈回來。

　　治理路徑

　　筆者以為，對于斷裂的“官場生態”，只有從源頭上治理，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而有資格發生用人腐敗的通常是黨政領導“一把手”。因此，遏制“一把手”在用人問題上的腐敗，除了要不斷加強制度建設，更重要的是強化對“一把手”的有效監督，形成對權力的全方位制約，也就是說，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

　　第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也是黨內監督的基礎。“一言堂”、“家長制”、“個人說了算”、“瞎指揮”等現象的出現，使黨內民主流于形式，最后也因為監督制度的缺失讓個別干部走向犯罪。因此，要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切實貫徹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和監督機關的規定，定期召開黨代會，進一步完善代表大會的議事規則，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認真落實《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真正發揮組織部門監督、黨員互相監督和專職紀檢機關監督的作用，將腐敗消滅在萌芽中。

　　第三，建立權力制衡機制。以權治權，在黨員領導干部權力獲得、運行及后果等方面，形成制約制衡機制。通過選舉制、考試制、任期制來獲得權力，就能使權力獲得在最初受到制約，以抑制權力的濫用；通過管理交叉、崗位輪換，強化權力運行各個環節上的互相制衡；提高權力運行透明度，不僅要公開權力運行過程，而且要公開權力運行的結果，使權力運行始終置于大眾的監督之下。

　　第四，建立國家預防腐敗機制。通過相關數據、統計信息開展腐敗的監督與預警，在日常工作中要對可能發生的腐敗事件進行監督，并及時發出預警。對可能出現的趨勢和問題進行預警。當腐敗案件發生時由具體部門啟動預案，使腐敗案件得到及時、準確的處理。

　　總之，“官場危機”、斷裂的“官場生態”等現象已經受到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只要我們從制度、體制、法制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治理，“官場生態”就會良性發展。只有維持官場生態平衡與和諧，社會資源的利用率和生產率才能得到保證和提高，整個社會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進一步推進。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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