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北五環路五元橋出口進入京順路,沿該路向北偏東方向走3公里左右可以到北京一個叫索家村的偏僻地方。1998年之前這里是一片荒涼的農村,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基本沒有一點城市的氣息；當時河南的5位建筑包工頭來到這里，與當地村委會簽定了土地承包合同，共承包村集體土地74.5畝，約定合同期限為10年，除國家正式征地情況之外，承包人有權利提出續簽要求，雙方不得中途單方廢止合同。就這樣，五位鄉土企業家在異鄉的土地上開始了自己的事業，他們在承包過來的土地上建設房屋和廢品回收點，然后出租給來自河南的老鄉，經過將近10年的發展，本地已經成為頗具特色的廢品集散中心，還因為從業和居住者大多以河南人為主而被當地人稱為“河南村”。

據一位土地承包者（五位企業家中的承包土地最多的）介紹，他們來到這里創業之后，本地很快就變得繁華起來，商業繁榮，在此定居者不斷增加，當地人的土地出租收益成倍增長，目前這里已經成為流動人口聚居的大本營。更重要的是，幾年前這五位企業家共同投資100多萬改善本地交通基礎設施，修建了一條寬闊的柏油路，不僅方便他們自己事業的發展，也為當地人的出行和生活提供了方便。從內心里講，這些外地的企業家對自己的事業成功是驕傲的，對自己對本地的經濟貢獻也是充分認可的，所以當他們提及幾年前發生的故事十分氣憤；當時該地區的城管部門提出這位企業家承包土地上的建筑是違規的，要進行強制拆除，他們當然不服，動員了1000余人進行抗爭，險些出現暴力沖突，后來河南家鄉縣鄉政府派干部前來調解，才算化解了這場危機；因為沒有得力的證據和理由，當地城管部門不得不最后做出妥協，這些簡陋的建筑得以保留。

通過對當地那些廢品回收點承包人的采訪，我們得知：他們基本都是從河南等地來北京謀生的，出于生計所迫只能以每年向房東（五位企業家）交納2萬多元租金的代價來從事廢品回收生意，前幾年利潤不薄，收入還可以接受，但這兩年廢品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一斤廢品只能看1分錢的利潤，所以在交納攤位租金之后所剩不多，只能艱難度日；有的攤位主干脆打算轉行去做其他工作。從當地極端簡樸的生活條件特別是刺鼻的氣味可以看出，這些廢品回收中心承包人的生活的確不同于我們印象中的“老板”生活，他們的苦楚應該不是夸大出來的。這些不用走街串巷的廢品“攤位主”都是如此的艱辛，那些整日沿街叫賣的廢品回收者又該如何地生活呢？我們可以想象。這些攤位主還強調：現在的錢都被有資本的人賺去了，象他們的房東就有的是錢，不用象他們這么艱辛也能吃香喝辣的；這個社會已經不能再給這些后來人機會了，誰占了先機誰就發了。他們的這些言論是如此樸實有如此的深刻，不能不讓調查者感到吃驚和敬佩。

北京索家村的變遷過程雖然是平淡的，但卻蘊涵著我國城郊地區發展的一些規律；大城市邊緣的農村被城市人忽略了，卻被遙遠鄉村的人們發現了，那些有經濟頭腦的鄉村精英們來到這里進行創業，把當地的土地資本與外地的人力資本進行粗糙的組合就創造了經濟奇跡，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會形成城市產業鏈條末段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抽象的經濟發展角度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成績；但從社會結構角度看，又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擔憂：土地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結成的強大聯盟已經把“后來者”徹底邊緣化了，廣大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為了艱難營生已經費盡了心思，但這個人群的數量仍舊在增加，這樣的形勢下如何減少“城邊村”的犯罪率呢？又如何保證經濟增長與社會和諧的統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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