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某些政府經濟學家的職業操守
  

巫繼學

  
   如今“吃里扒外”在經濟學家中特別是著名的政府經濟學家中極為盛行。他們置身政府職能部門，吃著優厚的政府“皇糧”，掌握更多的信息，參預經濟政策的制訂，卻在公開場合，在各種媒體上站在不同于政府立場甚至站在對立面發表言論，指責、抨擊政府的某些經濟政策，以似乎“崇高”的學術道德自居，表現得比政府還高明[1]      ，時下比如常常落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吳敬璉可謂十分搶眼。我必須指出，這是公然從根本上違背作為政府經濟學家的職業操守。這種表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是聞所未聞，恐怕只是中國特色的政府經濟學家的行徑，它甚至超過了新自由主義自由的邊界。相反，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倒是堪稱典范，諸如駱耕漠、薛暮橋、袁寶華等，他們在任時，盡管有時現行政策與自己的學術觀點不同，但卻從未在公開場合發表與現行政策相悖的言論   ，當然這可能也有時代語境不同的關系。

  
   如果以服務對象為標準，經濟學家則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服務于政府的經濟學家，他們置身于國家全額供養的政府職能部門的經濟研究機構、經濟政策研究機構，以及政府全額供養的其它經濟研究機構；第二類是服務于企業的經濟學家，他們置身于企業的經濟研究機構，或者受聘于企業，或者主動服務于企業；第三類是服務于社會公眾的經濟學家，他們大多置身于高校，置身于理論經濟學研究機構，比較超脫于政府的政策導向與企業的盈利訴求，這類學者也有一部分來源于業余研究。[2]

  
   既然有既定的服務對象，就一定會站在既定的立場，所謂吃誰的飯辦誰的事，這是必須要遵守的職業道德。但是作為學者，無論哪一類的經濟學家，都必須實事求是，必須追求真理。政府經濟學家如果對于所要制訂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必須在制訂之前提供研究報告，并在制訂過程中據理申辯，一俟政策塵埃落定，你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必須為這些政策進行詮釋以至辯解，決不能做兩面人，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當然，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如果你有實證案例或者調研資料證明政策必須進行修改，完全應當及時提出意見，但這是內部的、機密的，決不可能是外部的、公開的。某些吃著“皇糧”的政府經濟學家，經常站在政府經濟政策之上，要么義憤填膺地予以批評，要么高深莫測地進行點評，要么另起爐灶地抒發政見，這種在公開場合批評自己可能直接參預制訂的經濟政策的行為，實在驚詫世人！

  
   甘蔗沒有兩頭甜。盡管不是經常的，一旦當你的學術良知與職業道德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時，你可以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遵守職業道德，就要與學術良知分手   ，尊崇學術道德，就要與職業道德決裂，并且要接受由此而必然帶來的某種懲罰。在這一點上，我倒十分欣賞魏杰教授，他能在自己的學術良知與企業行為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關頭，及時宣布辭去“新疆屯河”獨立董事一職是明智的。盡管有人對此不以為然，但至少他懂得學者的職業道德。盡管學術道德與職業道德的沖突并不是經常的，通例的，有時兩者的矛盾也是可以調和的，有時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但誰都不能擔保，兩種道德不會出現冰炭不能同爐的情況。去年的“郎顧之爭”中，為什么北京幾位被稱之為有份量的學者在應對郎君時，其言論令人大跌眼鏡？兩種道德的自相矛盾無疑是深層原因。

  
   沒有人懷疑，這三類經濟學家中，有權力的人話語權更強勁，其影響范圍也巨大，從而他也就顯山露水。權力可能源于政治，也可能源于經濟。有權有勢，在市場關系中有錢也可以有勢，所以，政府經濟學家與企業經濟學家總有更多的光環，有更多的贊譽，有更多的獎利，也有更多的晉升機會，一句話有更多的權利。這就是我們的媒體通常將諸如美國政府經濟學家格林斯潘[3]、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即企業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恩、變換過多重經濟學家身份的蒙代爾、中國政府經濟學家吳敬璉等人的見解大書特書的原因。有時，他們對于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某些見解，國內學者早已說過或者正在說，但是，媒體可以視而不見，可以聽而不聞，但這些人縱令出一口氣，也會在各大媒體吹出一片痕跡。

  
   我并不反對站在真理的立場上批評政府的某些經濟政策、批評企業的某些經濟行為，相反，我認為這種批評是經濟社會進步的希望所在，應該大力提倡，大力弘揚，大力獎勵。問題是，這種批評是有區別的。你是企業經濟學家，就不能在公開場合批評你服務企業的政策、舉措；你拿了企業的銀兩，就應恪于職守，為該企業服務；就是為企業做項目，也不能與該企業推行的政策違背，并有義務在你承諾的期限內為其保守商業秘密。在這個意義上，我能夠理解我國有個經濟學家為電信企業做過項目后為其搖旗吶喊的表現。你是政府經濟學家，就必須表面如一地為政府經濟政策服務，有不同意見請到內部去說。反倒是社會公眾的經濟學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業余學者，既與企業沒有利益上的瓜葛，也與政府的“皇糧”扯不上關系，他們話語的自由度就要大得多   ，他們當然可以也應該更多地在公眾場合對政府的某些不當政策、對企業的某些不當經濟行為提出批評。盡管媒體的注意力并不在他們身上，有時可能還會刻意不理會他們，但是蒼天有眼，互聯網給予了任何人發表見解的國際性平臺，社會公眾經濟學家特別是業余學者們的真知灼見與互聯網與時俱進，真是大快人心事。可憐厲以寧教授，不知那根筋出了錯，   許是因為不諳互聯網或是為網民們對他的若干“高論”入木三分的批評耿耿于懷，居然對劃時代的國際互聯網說“不”，號召經濟學家們“頂住”互聯網的    “壓力”，這不是有意在“娛樂”網民，活脫脫的一個新經濟時代與風車作戰的互聯網版本！

  
   還有一點也是不言自明的規范：做企業就不能做政府，做政府也就不能做企業；做了政府或者企業，就不必有時悲天憫人式地站在政府或者企業的對立面，干起為貧窮大眾說話的活，恰似蝗蟲吃過界。誰都知道，這三類經濟學家的利益是不盡一致，道德規范也不盡一樣。從方舟子“新語絲”網站[4]      披露的大量案例證明，一些學者的腐敗，正是從兩者兼做開始的，或者說，兼做是腐敗的溫床。你既是當地政府的顧問，又給該轄區某企業策劃，你在政府獲得的信息直接又用于該企業，這無異于甲乙雙方通吃。

  
   既然我心“狂野”，也無法將不平之“火”息滅，謹以上述文字忠告各類經濟學家，切勿吃里扒外，也切勿多方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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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黃煥金：《吳敬璉：政府不會比市場更聰明》，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5147。        

                    [2]     參見拙文《話說顯學經濟學及經濟學家》，http://www.wayee.com/writing/onecon&econer.htm。        

                    [3]          曾經有一篇報道，說格氏兩個噴嚏，令中國某富翁一夜間變為窮光蛋（《格林斯潘打兩個“噴嚏”     中國期貨富豪一夜破產》，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6/52/article219955230.shtml）。        

                    [4]     新語絲網站：http://xys.dx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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