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的信仰缺失與社會道德危機

范今朝

　　7月17日，讀到早報刊載章星虹文《義與利相撞的三十年》，提及“近來在中國發生的種種事情，又水污染，又黑磚窯，又食品安全問題等等，讓人不禁想問：今天的中國到底怎么啦？”進而引出“這可以溯源到這30年來‘義’和‘利’的劇烈碰撞”這樣的思考。

　　的確，今天中國大陸各行各業，各色人等，似乎都失去了道德底線、倫理底線；愈是精英階層，愈是肩負引領社會潮流，承擔“傳道”、“教化”、管理之責的官員、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等，愈是缺德，甚至寡廉鮮恥到無法想象的地步。

　　何以至此？前引章星虹文給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分析和判斷：“一個成熟的社會也許應該是這樣的：官員也好、公眾也罷，都應上有對精神信仰的敬畏（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什么‘主義’，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下有對制度約束的顧忌。而當今中國社會，這兩個方面均極度缺失。”

頭上星空與心中道德法則

　　章文的分析無疑是深刻的。但筆者非常不理解的是，章文緣何在“上有對精神信仰的敬畏”后，特意在括號中加個說明，稱“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什么‘主義’，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作者當然有所思慮，方做此說明；是否因為作者以為“宗教信仰”在當代中國有先天的“政治不正確性”，對“什么主義”又極度失望，故而刻意回避之？然則，大可不必。

　　其實，筆者恰恰以為，這種精神層面的敬畏，就是某種“宗教信仰”，就是“什么主義”信仰。而且，這種對宗教的、主義的信仰，或者精神層面的敬畏，才是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最根本的基石；正是奠基于此，道德始成，制度乃立，而人之為人的底線方能持守。

　　關鍵就在“敬畏”二字：或畏天譴，或懼審判，或怕轉世輪回；或向往西方極樂世界，或追求共產主義理想，或相信從小康而至于大同社會。總之，有超越此生的敬畏之心，有躁動心靈的永恒歸依之所，方能壓抑人性之惡，平復內心焦灼，而結出良善之果。反之，缺乏這種敬畏，則再好的道德宣教和制度設計，也會墮成偽善，淪為具文。

　　西方社會、西方文化中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的影響盡人皆知；伊斯蘭社會更是如此。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宗教或宗教性的信仰一樣長期存在，也一樣對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巨大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中，儒、釋、道三家并存；中世、近世以來，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又斷續傳入。不論是儒家的敬天、道教的崇道、釋家的禮佛，還是對上帝或安拉（或稱阿拉）的崇信，中國大地上的不同族群、不同社區的居民，都以此為基，而形成自身的道德倫理、法律體系、制度規范、風俗習慣；并經由代代精英的倡導和身體力行，而播布于民間和平民百姓，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和公認的道德標準。

　　如此，才會有東漢號為“關西孔子”楊震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拒賄之聲。也才會有今日臺灣的司法英雄、檢查官陳瑞仁毅然起訴阿扁弊案，說：“我雖是深綠，但離開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沒有了顏色。”是的，“舉頭三尺有神明”，怎能枉法？

　　所以，康德才發出這樣的浩嘆：“有兩種東西，我們愈是時常愈加反復地思索，它們就愈是給人的心靈灌注了時時翻新，有加無已的贊嘆和敬畏——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

　　的確，沒有了對頭頂星空的敬畏和追尋，就不會、也無法持守心中的道德法則。

信仰缺失造成社會道德危機

　　中國大陸今日之問題，根源就在于缺少了這種敬畏之心，缺少了信仰體系的支撐，也就是說缺少了宗教，尤其是對精英階層而言。

　　其實，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原本并不缺乏宗教情懷；而且，相較于西方和伊斯蘭世界，還有其獨到之處，即官方所持守的儒家信仰既“畏天命”，又“敬鬼神而遠之”，對各種其他宗教或信仰采取一種相對寬容、兼收并存的態度。

　　1949年之前的時期，大多數時段里，都是呈現一種主流信仰與多元宗教并存。盡管近代以來，因為各種主義之爭，而屢屢唇槍舌戰乃至兵戎相見，但不論精英階層還是民間百姓，其信仰仍存（盡管各有不同），則就總體道德層面而言，仍持有基本規范與底線。

　　就是1949年至1979年的中國大陸，盡管政治運動、斗爭不斷，但共產主義理想和對其的信仰，依舊維系了基本的道德規范。不應忘記，大陸也有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也有過舍小我、顧大家的高尚情操，也有至今仍然讓人感動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而社會各階層，也仍然保有較高的道德操守。當然，其失也很明顯，即在強制歸于一，而杜絕了其他信仰、宗教流布的空間。只有一種信仰，一種主義，則一旦這種信仰出現問題，其主導地位被質疑、被顛覆，就無以替代，整個社會就會陷于信仰缺失的狀態。

　　不幸的是，1979年以后中國大陸就是陷入了信仰缺失、甚至信仰真空的狀況：共產主義理想僅能停留于官方宣傳，各種宗教活動又受到諸多極大的限制。尤其對精英階層而言，更是整體上由于體制的限制而無從獲得宗教信仰；而少數具備宗教情懷的精英，也難以突破體制之限而將其自由傳播于社會，故而精英與民間都隨之出現信仰缺失的狀況；則整個社會的種種無德之行，也就“良有以也”。

自由選擇與主流價值

　　當然，宗教或信仰，如果毫無節制地任其泛濫，并非幸事。這里的關鍵，是不能與世俗政權結合過于緊密，且不能“定于一”。換言之，不論是宗教崇奉，還是主義信仰，都應該是個人、群體、社區、黨派等自我選擇、自我傳播、相互競爭又相互尊重的過程。西方國家近代以來的政教分離，可為借鑒；而中國，自古就有兼容并蓄的傳統。

　　因此，首要之點，即在于允許各種宗教的自由傳播，重建中國社會的道德、倫理的基石。同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又不能沒有主流價值體系；在中國，過去的儒家思想，今日的共產主義信念，都可以作為中國社會重建主流價值的資源。

　　我們經常把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許多不一致的地方，冠之以所謂的“中國特色”，而實際上成為拒斥人類普世價值、共同文明成果的借口。其實真正的“中國特色”，可能恰恰在于和諧，中庸，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就如《中庸》所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作者在中國浙江大學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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