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

——2007年6月8日在“陳云與當代中國”研討會上的發言

李 成 瑞

提 要

（一）陳云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大聲疾呼：“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里失掉。”

（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據部分資料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面數字）：2006年，我國公私經濟GDP的比重，分別為37%與63%，兩者差距還在繼續擴大。這種情況能不能說公有制經濟還占主體地位？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與私營經濟從業人員的比重，分別為32.5%與67.5%，兩者差距也在繼續擴大。這種情況能不能長期支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重大變化，導致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基尼系數1995年為0.445，2004年約為0.47，不僅超過了“警戒線”，而且超過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我國，財產最多的20%的人擁有59%的財產，財產最少的20%人口擁有不足3%的財產，兩者比例約為21：1（《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這種情況離共同富裕的目標是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

最近凸現出來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等等民生問題，僅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財政分配）來解決，從事情本身說是好事，但只能起到某種緩解作用。繞開所有制問題談公平分配和民生問題是不科學、不客觀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上，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上，是否出現了什么問題，需要加以正視和重視，而不能回避或掩蓋。

（三）陳云提出并再三強調“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問題”。近20多年來，政法機關加大了對貪污腐化行為的打擊力度，但貪污行為屢禁不止，像“割韭菜”一樣，割掉一茬又長一茬。根本原因是沒有清除貪污腐化產生的土壤——官商結合、權錢交易，即官僚與資本相結合。當前存在的“紅頂商人”、“老子大官兒大款”、“丈夫大官妻大款”以及“公產變私產、黨員變老板”等等現象，值得嚴重注意。

（四）為了做好十七大的準備工作，研究解決當前存在的某種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建議：

（1）堅持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運用陳云“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動員全黨開展一次大調研和大討論。調研和討論的內容要圍繞“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這一中心議題。既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等具體問題，也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問題；鞏固人民政權、改變工農群眾弱勢地位問題；切實端正黨風、清除產生貪腐的土壤等問題。

（2）國家領導機關特別是國家統計局，應當調查并定期公布各種所有制經濟比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全面的、準確的數字。

（3）黨政領導干部，在十七大之前，按照世界各國通例，向社會公布本人和家屬的財產狀況。以后定期公布，形成制度。

（4）在十七大準備和召開中，都要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真理，改正錯誤。陳云在1962年曾說：“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只要有勇氣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就將無敵于天下。”這些話對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和針對性。

陳云作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留給了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他遵循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從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許多觀點和主張，對于今天乃至今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

陳云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著重提出：“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50頁）。誰不知道我們是共產黨？誰不知道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為什么陳云要這樣大聲疾呼？他是不是“無的放矢”？當然不是。由于建設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從私有制到公有制，從勞動人民受壓迫到人民當家作主的偉大而深刻的變革，在它的進程中，必然長期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黨的隊伍中某些人可能由公仆蛻化為高踞人民頭上的“主人”；再加上帝國主義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推動社會主義的 “和平演變”，因而存在著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可能性，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陳云說：“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里失掉。”（《陳云百周年紀念會文集（上）》第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種語重心長的話，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

陳云強調“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是基于他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當他聽到個別同志提出 “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時，立即指出：“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嘛。”（《陳云百周年紀念討論會文集（下）》第139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他不厭其詳地反復指出：“要使全黨同志明白，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47頁）他還指出：“中國現在還很窮，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根本制度比資本主義優越很多。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有百萬富翁，但他們的財富是剝削勞動人民得來的。資本主義必然為共產主義所代替。這是無可改變的法則。”“我們可以充滿信心，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32、333頁）

我體會，陳云的這些話包含三層意思：其一，要有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充分信心，“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社會主義如實地看作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低級階段），才能正確地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前途。要堅決批判共產主義渺茫論，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和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就是現實的共產主義因素。經過堅忍不拔的長期奮斗，共產主義 “遙遙有期”，一定能夠實現。其二，不論經濟建設，還是經濟體制改革，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在上述文章中特地對“社會主義”一詞加了著重點，就是提醒我們特別注意，千萬不要偏離甚至違反社會主義道路，去搞“別的現代化”。其三，以上道理，不僅要讓部分黨員明白，而是要使“全黨同志明白”；不僅要明白，而且要 “每時每刻必須牢記”，千萬不能忘記。

（二）

新中國建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辛勞動，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從1949年到1978年，盡管由于缺乏經驗走過一些彎路，但在舊中國一窮二白和遭受長期戰爭破壞的基礎上，以平均每年增長7.4%的速度，較快地建立起我國獨立自主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后來的建設打下了基礎。在世界上一億以上人口的國家中，明顯地居于發展的領先地位，大大縮小了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進一步加快。從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長9.7%。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20.94萬億元，居世界各國的第4位。我國外匯儲備超過一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這些成就應當充分肯定。

近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適度地發展其他所有制經濟，對于加快經濟的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如果讓后者無限度地發展，以至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就會走向反面。那么，現在公私經濟比重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國家統計部門已多年不提供公私經濟比重的全面數字。據全國工商聯于2006年3月初發布的《‘十·五’期間民營經濟形勢分析報告》說：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及全國工商聯調查數字推算，2000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為42.4%，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經濟比重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為49.7%，外商和港澳臺投資經濟比重約為15%—16%，兩者之和約為65%（《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3月4日）。從2000年到2005年，民營經濟平均每年增長2個百分點。

該《報告》說明，其中所說的民營經濟是“除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這就是說，上述民營經濟數字包括集體所有制經濟，但不包括國有控股企業中的私資部分。如果從2005年民營經濟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體經濟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計約為8%），加上國有控股企業中的私資部分（估計至少為4%），則非公有制經濟GDP中所占比重為61%（65%-8%+4%）。相應地，2005年公有制經濟GDP所占比重為39%。按照上述每年民營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測算，2006年公私經濟GDP的比重約為37%比63%。當前，兩者的差距還在繼續擴大。

所有制結構發生了上述重大變化，從業人員的結構必然隨之發生重大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中的若干資料，結合其他有關資料測算（二、三產業），2006年公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與私營經濟中的從業人員，在從業人員總數中所占比重為32.5%與67.5%。當前，這兩者的差距也在繼續擴大。這里要說明：由于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有機構成比例較大、勞動生產率較高、重工業產品生產周期較長等特點，它在從業人員中所占比重低于其在產值中所占的比重，是合乎客觀情況的。

在公私經濟增加值比重分別為37%與63%的情況下，能不能說公有制經濟仍然占主體地位？在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與私營經濟從業人員所占的比重分別為32.5%與67.5%的情況下，能不能長期支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

公私經濟比重的上述重大變化，加重了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現象，抑制了內需的增長，削弱了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更嚴重的是引起分配關系的重大變化，形成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從國際通行的描述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看，我國1984年基尼系數為0.24，1995年為0.445，到2004年，據有關專家測算已達0.47，越來越大地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并超過了德國、英國、美國和印度、印尼、韓國等國家。在20年間，基尼系數增加一倍，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見的（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2006年8月29日該報記者文）。

又據《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提供的資料，全國財產分布的情況是，財產最多的20%的人口擁有59%的財產，而財產最少的20%的人口僅有不足3%的財產，兩者比例約為21：1。又據權威部門2005年6月調查，占人口10%的最富有人口擁有的財富占45%，而占中國人口10%的最貧困人口擁有的財富僅占1.4%（見《中國信息報》2006年8月29日該報記者的文章和《中國統計》2007第一期文章）。在當前，有些千萬富翁、億萬富翁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我國已上升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并在繼續上升。另一方面，有些人因貧窮所迫而賣血、賣臟器、賣身甚至自殺或鋌而走險。這怎能使社會和諧呢？

這樣的變化，距離社會主義要求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是越來越近了呢，還是越來越遠了呢？大家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最近時期凸現出來的醫療、教育、住房和就業等等民生問題，其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復雜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所有制結構變化導致的貧富懸殊。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即主要的、基本的分配。由政府通過二次分配（財政分配）以及所謂“第三次分配”（慈善捐款）來解決這些問題，從事情本身說當然是好事，但它只能起到某種緩解作用。如果避開所有制問題來談公平分配，是不科學的，是不可能達到共同富裕，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的。

陳云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我國應當建立“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即使絕大多數人民生活提高而不是讓少數人占有大量財富的經濟。為此，他提出了“三主三輔”的原則，其核心內容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占輔助地位（《陳云文選》第三卷，第12、13頁）。鄧小平在1985年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2頁）。用這樣的原則來衡量一下，用《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來衡量一下，我們在社會主義的改革和建設的進程中，是否與“共產黨是要搞社會主義的”這一根本要求發生了差距，須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呢？

可能有的同志對上面所舉數字的準確提出疑問。應當說，這些測算的的數字是有一定根據的、接近實際的，但它并不很準確。我們殷切期望和迫切要求，國家領導機關特別是國家統計部門，認真調查和提供有關所有制和分配情況的全面、準確的數字，并定期向社會公布。這是政務公開的重要內容，也是廣大人民知情權的重要方面。

（三）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能動的作用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權、政黨，這里對此不作全面的討論，只著重談談陳云一再強調的：“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問題。”（《陳云文選》第三卷，第273頁）。

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最突出的就是某些黨政干部違法亂紀、貪污腐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毛主席、黨中央就發動廣大群眾，開展了 “三反”“五反”運動，一方面認真清理內部，一方面打退資產階級的外部進攻。當時依法處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地委級干部，在以后的近30年中，全國基本上沒有發生大的貪污腐化案件，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清正廉潔，群眾稱頌，中外贊譽。近20多年來，貪污之風漸起，政法機關抓捕和處決的貪污腐化份子，比前一時期多得多，其中包括一些級別很高的官員，但貪污腐化行為還是屢禁不止。為什么兩個時期的情況如此不同？問題在于：前一個時期不僅對貪污犯罪進行了嚴厲的打擊，更清除了產生貪污腐化的土壤；后一個時期雖然加強了打擊力度（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未能清除產生貪污腐化的土壤，所以貪污腐化現象像“割韭菜”那樣，割了一茬又長出一茬。

產生貪污腐化的土壤是什么？最主要的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這里面不僅有毛主席早在建國前夕提出的必須警惕的“糖衣炮彈”問題，而且有后來進一步出現的官商一體問題，形成了官僚（本人或家屬）與資本相結合的社會群體。“紅頂商人”、“老子大官兒大款”、“丈夫大官妻大款”以及“公產變私產、黨員變老板”等等，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

早在1985年，這種現象剛剛露頭的時候，陳云就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他嚴肅地指出：“一說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有些黨政軍機關、黨政軍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擁經商。僅據十幾個省市的調查，從去年第四季度以來一下子就辦起了兩萬多個這樣那樣的公司。其中相當一部分，同一些違法份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結，相互利用。鉆改革的空子，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弄虛作假，敲詐勒索，逃避關稅，制造和銷售假藥、假酒，謀財害命，以至販賣、放映淫穢錄相，引誘婦女賣淫等等丑事壞事，都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在嚴重地腐蝕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我們搞社會主義，一定要抵制和清除這些丑惡的思想和行為，要動員和組織全黨和社會的力量，以除惡務盡的精神同這種現象進行堅決的斗爭。”（《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55、356頁）。在陳云的積極建議和親自參與下，1985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發布了《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關于禁止領導干部的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關于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等等一系列文件。

陳云的講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上述一系列文件，其核心內容就是防止官商勾結，即官僚（包括其家屬）與資本的結合，以防止和清除產生貪污腐化的土壤。能否有效地、切實地實現這一要求，關系到執政黨的作風和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問題，實際上也關系到黨所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生死存亡問題，關系到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就是以官僚的腐化和官商勾結為突破口的。許多黨政官員腐化了，變質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當然也就變質了。陳云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上述講話和中央領導機關頒發的上述文件，至今已過去20多年了。今天回頭看一看，我們在清除貪污腐化的土壤方面所做的工作如何呢？實際情況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有哪些重要的經驗教訓值得汲取呢？在當前我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在十七大召開的前夕，對這些問題多下些功夫加以研究總結，是很有必要的。

（四）

總的看來，我國建設社會主義事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都出現了某種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如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呢？從思想方法上講，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堅持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作風，還要運用陳云倡導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

陳云倡導的這15個字，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前9個字是唯物論，后6個字是辯證法。它具有實踐性、通俗性、可操作性的特點，是我們解決各種難題的一把金鑰匙。

陳云同志說：“不唯上，并不是說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并不是說文件、書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1頁）為了做到“只唯實”，他提倡：“用90%以上的時間弄清情況，用不到10%的時間決定政策。”

為了把黨的十七大開得更好，建議按照陳云“用90%以上時間弄清情況”的觀點，動員全黨開展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作為中央決策的基礎。調查的內容，應當圍繞“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這一中心議題，不僅包括群眾最直接，最切身的問題，如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等問題，而且要包括密切關系群眾利益的最根本的問題——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及由此而產生的貧富懸殊問題，以及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農群眾的政治地位問題。應當責成國家統計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對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執行情況，進行深入的調查，并把關于各種所有制經濟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全面、準確的數字向社會公布；還應當動員一切有關機構，并發動廣大群眾對官商勾結、官商一體等違背憲法和黨章的行為，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

建議黨政領導干部，在十七大之前，按照世界各國的通例，向社會公眾公布本人和家屬的財產，以利于群眾行使知情權和監督權，以利于中央采取必要的對策。以后領導干部要定期公布財產，形成制度。

關于“交換、比較、反復”，陳云說：“交換，就是相互交換意見。”“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1、372頁）。

要落實毛主席的實事求是作風和陳云倡導的上述方法，避免認識和決策的片面性，有必要發動全體黨員開展一次大討論，并且充分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工農群眾的意見。討論的中心，仍然要圍繞“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這個中心議題，讓大家對于如何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發展社會生產力，走向共同富裕，同時切實搞好二次分配，標本兼治地解決各種民生問題，提高廣大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如何堅持和加強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改變當前工人農民的弱勢地位，切實整頓黨風政風，清除貪污腐化及其產生的土壤等等問題，充分發表意見。要允許不同意見的發表和爭論。有比較才有鑒別，真理愈辯愈明。

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和運用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是與發揚民主作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真理、改正錯誤密不開可分的。陳云在1962年說：“發揚民主，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我們黨的老傳統。只是這幾年把這個傳統丟了。現在要把它恢復起來。同志們！如果共產黨不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見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們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也不會愿意當這樣的共產黨員了。”他還指出：“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只要有勇氣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就將無敵于天下。”（《陳云文選》第三卷，第187、190頁）。這些話雖是40多年前講的，但對今天仍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可說是久而彌新呵！

胡錦濤總書記在陳云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號召我們學習陳云同志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始終忠于黨和人民的精神，堅持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的精神。胡總書記最近又指示我們加強憂患意識。我這個發言，力求體現上述號召和指示的精神。發言的內容，除了供大家參考之外，也希望能作為黨中央做好十七大準備工作的參考。

（2007年6月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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