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成為仇富替罪羊
《商界評論》
中產階層是直接和社會底層接觸的群體，一個律師打官司獲益5萬元，或一個醫生收了3000元紅包，這些顯然要比富豪的一個商業行為賺百萬千萬更易被草根所覺察。在草根階層看來，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們對中產階層不滿、抱怨的原因。
文/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
一種培育中產的現實可能性
和諧社會不是沒有貧富差別的社會，更不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但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在最低水平上，這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至少包含這樣幾層意思：中產階層占有一個相當的比例；社會的下層有一個過得去的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
中產階層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被看作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體，這在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共識。在近幾年調整貧富差距過大的利益格局時，我們又看到，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也是緩解貧富差距過分懸殊的重要措施。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個較大的比重，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將會是不可避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也是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
但客觀地說，中國的中產階層發育得還相當緩慢。除了在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之外，中產階層還是蹤影難覓，中等收入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比例還很小。從根本上說，中產階層的發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有關，比如產業結構、受教育水平等。我認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是，可以考慮將技術熟練工人，作為支撐一個以中等收入者為主的社會結構的重要因素，這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結構空間。有資料顯示，我國現有技術工人7000萬人，其中高級工只占3.5%，即使是全國最大工業基地的上海，高級工的比例也不足7%，與發達國家高級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遠。因此，如果在技術熟練工人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將會對我國社會結構的優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在惡化的中產政策
但是，在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要防止社會上層過多地占有資源，從而限制中產階層發展的空間。在當前，尤其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調整貧富差距的犧牲品。
近年來，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頻頻出臺。重要措施之一，是規范收入分配、強化稅收調節。而中產階層的收入往往是規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現一種可能性，即富人群體因為收入高度非規范化而逃避調控時，中產階層卻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在諸如不久的將來可能開征的物業稅、燃油稅等調控措施中，中產階層都可能會首當其沖。社會保險繳費率偏高，以個人為單位且未考慮購房貸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納稅政策，都有可能對中等收入者產生很大壓力。
與此同時，一些關于中產階層生存狀況的負面評價不斷見諸報端。“掠奪式經濟使中國中產階層迅速消失”、“中產階級的無產化”、“中產階層不堪重負”、“中產階級成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經常出現的字眼。其原因不排除中產階層能夠更易在媒體上發出聲音，但其生活狀況在最近幾年中發生的一些變化，無疑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隨著前些年大學擴招期間入學的大學生陸續以低薪進入職場，這不僅會拉低中產階層的收入水平，而且會對原有白領階層的工作穩定性形成沖擊，使他們提高薪酬的難度加大。近兩年，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一個社會性問題。當大量低薪大學生進入職場時，特別是再過幾年，當這些低薪大學生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之后，這個問題將會更為突出。
其次，生活負擔的加重。過去幾年中，這個社會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同時背負著房價飛漲、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們通常所說的“房奴”也主要指這個群體。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有人這樣描述：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象征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
在目前情況下，還需要防止中產階層成為所謂仇富心理的替罪羊。中產階層是直接和社會底層接觸的群體，比如律師、醫生、公務員等，底層的人要打官司、看病、辦事，要接觸這些人。一個律師打官司獲益5萬元，或一個醫生收了3000元紅包，在草根階層看來，都是直接造成他們對中產階層不滿、抱怨的原因，這些顯然要比富豪的一個商業行為賺百萬千萬更易被草根所覺察。而真正的精英寡頭化現象，草根未必能夠迅速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產階層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
以上傾向無疑是值得警惕的。但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中產階層要成為安身立命的一個階層，需要以整個社會結構的優化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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