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的春天不寂靜

 
今年是美國科普作家雷切爾·卡遜（RachelCarson）誕辰100周年紀念，她撰寫的《寂靜的春天》（SilentSpring）被公認為是西方現代環保運動的開山之作，她本人也被公眾譽為“環保運動之母”。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她間接造成了6000萬人的死亡，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惡魔之一。

　　　　◎袁越

　　寂靜的春天

　　“從前，在美國的中部有一個城鎮，這里的一切生物看來與其周圍環境生活得很和諧。這個城鎮坐落在像棋盤般排列整齊的繁榮的農場中央，周圍是莊稼地，小山下果園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點綴在綠色的原野上;秋天，透過松林的屏風，橡樹、楓樹和白樺閃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輝，狐貍在小山上叫著，小鹿靜悄悄地穿過了籠罩著秋天晨霧的原野。”

　　上面這段文字選自吉林出版社1997年版的《寂靜的春天》（譯者:呂瑞蘭、李長生），讀者就從這里開始了一段噩夢般的旅程。接下來，卡遜寫道:“（當農民移居這里之后）一個奇怪的陰影遮蓋了這個地區，一切都開始變化。一些不祥的預兆降臨到村落里:神秘莫測的疾病襲擊了成群的小雞，牛羊病倒和死亡。到處是死神的幽靈，農夫們訴說著他們家庭的多病，城里的醫生也愈來愈為他們病人中出現的新病困惑莫解。不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現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釋的死亡現象，這些孩子在玩耍時突然倒下了，并在幾小時內死去。”

　　這兩段文字完全不像是出自一本科普著作，更像是恐怖小說的開頭。事實上，卡遜的反對者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把卡遜描述成一個沒有經過科學訓練，只知道煽情的文藝青年。

　　卡遜最初的志向確實是當一名詩人，大學選擇的專業也是文學。直到三年級時她才決定改學動物學，因為她意識到自己對大自然的熱愛要多于對文學的癡迷。

　　大學畢業后，卡遜進入著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動物學，主攻方向是“鯰魚前腎（Pronephros）的發育”。由于家庭負擔重，她拿到碩士學位后便退學當老師。暑假期間卡遜去麻省一個海洋生物研究所實習，并立即愛上了海洋。1932年，她向美國漁業部申請做了一名業余編輯，負責編寫宣傳手冊。4年后，她辭去教職，成為漁業部的一名正式雇員。為了多掙錢，她利用業余時間為報紙雜志撰寫科普文章。1937年，她在全國性刊物《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處女作——《海洋深處》（Undersea），獲好評。

　　據同事們回憶，這時期的卡遜為人謙和，極易相處。但她對文字的要求近乎苛刻，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大聲念幾遍，力求完美。1941年，卡遜出版了第一本科普著作，名為《在海風的吹拂下》（UnderTheSea-Wind）。可惜正趕上“二戰”，這本書只賣出了不到2000冊。

　　1951年，卡遜又完成了一部新書稿，名為《我們周圍的海洋》（TheSeaAroundUs）。書稿輾轉15家出版社，包括《美國國家地理》，均被拒絕。幸虧《紐約客》雜志一名編輯看中了此書，說服主編，以“海洋檔案”的名義在《紐約客》連載。第二年，該書終于出版，當年就賣掉了20萬冊，并獲得美國國家科技圖書獎。頒獎儀式上，卡遜說:“世界上沒有所謂的‘科技文學’，科學的目的是發現和揭示真相，而真正的文學的目的也是如此。”

　　有人形容這本書是“科學知識和發自內心的個人情感的神奇結合”，因為全書自始至終貫穿了一個主題，那就是對生命的尊敬。美國的宗教界人士曾指責卡遜沒有在書中提到上帝，她回答說:“起碼對于我來說，相信進化論和相信上帝創造世界，是完全不矛盾的。我把進化論看做是上帝創造生命所用的方法，這方法是如此完美，我們研究這一方法，正是為了更加尊敬上帝，更好地敬畏他所創造出來的方法。”

　　這本書為卡遜掙到了足夠的錢，讓她得以從漁業部（當時已更名為“漁業和野生動物管理局”）辭職，成為職業作家。1958年，卡遜接到一封朋友來信，訴說她家后院喂養的野鳥都死了，那個朋友猜測這是因為飛機噴灑的殺蟲劑所致。這封信讓卡遜開始關注化學殺蟲劑和農藥污染問題，并著手調查。

　　1960年，卡遜被診斷出得了乳腺癌，她加快了寫作進度。1962年書稿完成，并在《紐約客》上連載，引起強烈關注。同年，《寂靜的春天》出版。這本書以滴滴涕為主要例子，討論了人造化學品對人類健康和地球環境的潛在危害。該書出版后幾個月內就賣出了50萬冊，在西方國家引發了全民大討論。卡遜的支持者來自各個領域，而她的反對者大都來自化工廠、制藥廠、農業部，以及部分科研機構，他們指責卡遜在科學上不夠嚴密，有誤導讀者的嫌疑。還有人指責卡遜沒有資格在農藥領域發言，因為她沒有受過專業的化學訓練。

　　生命沒有留給卡遜足夠的時間做出反擊。1964年4月14日，卡遜死于乳腺癌，享年56歲。她終生未婚，但她領養了姐姐去世后留下的兒子。

　　卡遜死后，美國政府仍然沒有對滴滴涕采取行動。直到60年代末期，美國相繼發生了多起由人工化學品引發的環境危機，美國民眾對政府和化工廠的信任程度降到了歷史最低點。與此同時，有多人向美國政府提起公訴，要求政府調查滴滴涕造成的危害。就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美國政府終于著手進行調查，并于1972年下令在全國范圍內禁止滴滴涕的使用。不少西方發達國家也在這一時期相繼頒布了滴滴涕禁令，這種曾被譽為“神藥”的高效廣譜殺蟲劑，從這些國家的土地上逐漸消失了。

　　但是，滴滴涕遠沒有淡出歷史舞臺。

　　喧鬧的春天

　　因為立場不同，世界上任何事情大概都存在爭議。可是，用“爭議”這個詞形容《寂靜的春天》簡直是太含蓄了，這本書引發的大討論可以用“戰爭”來形容，而且隨著時間推移，硝煙味越來越重。

　　40多年來，卡遜的支持者給了她最高級別的贊譽，《寂靜的春天》發表8年之后，美國成立了環保署，頒布了多項旨在保護環境和珍惜野生動植物的法規。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和綠色和平組織在內的多個國際環保組織相繼成立，為宣傳和推動環保理念立下汗馬功勞。聯合國也積極加入了環保大軍，多次主持召開全球環境大會，頒布了多項環境公約，其中包括著名的《京都議定書》。

　　1980年，美國政府授予卡遜一枚總統自由勛章，這是美國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2000年，美國《時代》周刊把卡遜評為上世紀最有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紐約大學新聞學院把《寂靜的春天》評上世紀最佳新聞作品之一，位列第二。今年初，為了慶祝卡遜誕辰100周年，一本名為《拯救地球的勇氣》（CouragefortheEarth）的文集在美國出版，收錄了包括美國前總統戈爾在內多位知名人士評價卡遜的文章。

　　與此同時，美國著名的《紐約時報》刊登了自由派記者約翰·提爾內（JohnTierney）的文章，批評卡遜用偽科學誤導讀者。提爾內建議任何一個讀過《寂靜的春天》的讀者一定要再讀一下鮑爾德溫（I.L.Baldwin）教授寫的文章，此人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業微生物學教授，同時也擔任過美國科學院下屬的“殺蟲劑安全評估委員會”的主席。早在《寂靜的春天》出版前，他就開始研究殺蟲劑對環境的影響。1962年，他為著名的《科學》雜志寫過一篇《寂靜的春天》書評，批評卡遜過分渲染了化工產品對大自然的負面影響。“自從人類文明誕生之日起，人就開始了對大自然平衡的破壞。”鮑爾德溫說，“《寂靜的春天》不是對殺蟲劑的利弊進行的一次全面的科學考察，更像是一個檢方律師的一次充滿激情的呼吁書。”很顯然，鮑爾德溫教授不同意卡遜在《寂靜的春天》第一段中對兩種農業方式的褒貶，在他看來，“像棋盤般排列整齊的繁榮的農場”就是人類破壞大自然平衡的確鑿證據，與這塊農場是否使用了人造殺蟲劑無關。鮑爾德溫還認為，滴滴涕的害處是很輕微的，必須平衡地看待滴滴涕的優劣，不能只盯著滴滴涕的缺點。“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無害的化學藥品。”他說，“但卻存在著無害的使用方法。”

　　鮑爾德溫教授的看法在科學界很有代表性。事實上，有很多科學家對《寂靜的春天》提出過不同的意見。比如，卡遜認為滴滴涕會讓鳥的蛋殼變薄，直接造成了鳥類的大規模死亡。但是英國埃塞克斯（Essex）大學環境與社會學教授朱爾斯·普萊蒂（JulesPretty）曾對記者說，造成鳥類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耕作方式的變革，減少了鳥類的食物，而非滴滴涕。

　　再比如，卡遜多次在書中暗示滴滴涕會誘發癌癥，但迄今為止，只有動物試驗證明了過量滴滴涕能夠致癌，人體試驗卻一直沒有證明這一點。因此，國際癌癥研究中心（IARC）把滴滴涕列為2B類化學品，也就是說，滴滴涕“可能”致癌。

　　卡遜的支持者舉例說，癌癥的發病率在工業化到來后逐漸上升，這難道不是確鑿證據嗎？不能這么說。首先，癌癥最主要的誘因是年齡增加，這已是科學界的共識。人類壽命在工業化之后大大延長，癌癥發病率上升也就不足為奇了。其次，吸煙已被證明會增加癌癥的發病率，如果排除吸煙和壽命的影響，人類癌癥的發病率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下降，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現在。把癌癥簡單歸罪于滴滴涕的使用，缺乏科學依據。

　　滴滴涕對動物的內分泌系統會有影響，這一點在科學界已經基本達成了共識。2001年，美國國立環境衛生研究所的馬修·朗奈克（MatthewLongnecker）教授在《柳葉刀》雜志發表研究報告稱，滴滴涕的代謝產物（DDE）阻止了孕婦體內的黃體激素和其受體的結合，會造成嬰兒早產。朗奈克研究了60年代美國出生的2380個嬰兒，測量了DDE在孕婦血液中的含量，對兩者進行的統計分析證實了這一點。

　　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基本上都認同卡遜在喚起公民環保意識上所做的貢獻。雙方主要分歧在于如何正確評估滴滴涕的害處，因為滴滴涕的好處是明擺著的——它能救命。

　　抗瘧英雄滴滴涕

　　對大多數卡遜的支持者來說，瘧疾始終是他們繞不開的一個結。

　　眾所周知，瘧疾是一種致命傳染病，防止瘧疾傳染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蚊蟲叮咬，而滴滴涕當初就因為滅蚊效果好，而被稱為“神藥”。

　　2000年7月，世界著名的科學雜志《自然》（Nature）藥物學分冊發表了一篇由英美兩國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文章，呼吁在發展中國家重新使用滴滴涕。文章指出，目前全世界有3億瘧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數超過100萬，其中絕大多數是地處熱帶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兒童。作者巧妙地用了一個比喻:這個數字相當于每天都有7架坐滿兒童的波音747失事。看來，科學家也從卡遜那里學到了一點寫作技巧。

　　作者舉例說，滴滴涕的被禁是瘧疾死灰復燃的主要原因。1955年，世界衛生組織（WHO）號召全世界使用滴滴涕對抗瘧疾，全世界瘧疾死亡率迅速從原來的每10萬人死亡192人，下降到每10萬人死亡7人。瘧疾基本上從西方發達國家消失，就連巴西和埃及也和瘧疾說再見。

　　另一個例子是斯里蘭卡。在引入滴滴涕之前，斯里蘭卡每年新增280萬瘧疾患者，7300人因此死亡。使用滴滴涕后，效果驚人，1963年全國只有17名新增病人，無人死亡。印度和南美的大部分國家也取得了類似成效。可惜好景不長，1969年，在反滴滴涕思潮影響下，美國撤回了對斯里蘭卡滴滴涕防蚊項目的援助，結果該國瘧疾患病人數在一年之內猛增至50萬。印度的情況和斯里蘭卡類似。在南美國家中，只有厄瓜多爾堅持使用滴滴涕，結果該國成為唯一一個瘧疾發病率持續下降的南美國家。

　　非洲的情況更糟。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南非停止使用滴滴涕。結果僅是南非一個省的瘧疾患者數量便從8000人迅速上升至4.2萬人，死亡340人。而與之相鄰的一個省則經歷了一次瘧疾大爆發，至少造成了10萬人死亡。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滴滴涕，結果同一地區每年死于瘧疾的人數下降到50%以下。

　　另外幾種依靠蚊子傳播的疾病情況類似。美國科學院發表過一份研究報告，稱滴滴涕使用20年來，在全世界范圍內至少拯救了5億人的生命。

　　面對滴滴涕支持者的宣傳攻勢，卡遜的支持者迅速做出有力反擊。他們指出，卡遜當初并沒有否認滴滴涕的殺蟲功效，她只是警告人類，昆蟲很容易產生抗藥性。事實上，許多熱帶國家（尤其是非洲）一直沒有禁用滴滴涕，因為熱帶蚊子繁殖速度快，再加上滴滴涕的濫用，使得瘧疾的發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不過，在抗藥性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其實是一致的。滴滴涕的支持者們也同意，滴滴涕的使用方法必須改變，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在農田里大規模噴灑，而應該限制在居民的房間里。《自然》藥學分冊上的那篇論文指出，按照以前的施用方式，每公頃棉花每個月需要消耗11公斤滴滴涕，但是如果只是利用滴滴涕防蚊子，每平方米的墻壁只需2克，每年噴涂1～2次即可。即使有少量滴滴涕逃逸出去，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也只相當于從前的0.04%。

　　對于已經產生抗藥性的蚊子，滴滴涕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因為滴滴涕對這些蚊子仍然具有很強的排斥作用，噴灑滴滴涕依然可以防止蚊蟲叮咬。

　　即使如此，某些環保組織仍然沒有放棄。他們改變了思路，在承認滴滴涕防止瘧疾傳染十分有效的前提下，強調它對人體的危害，包括致癌，或者導致內分泌紊亂等等。但你面對的是非洲每年幾十萬新的瘧疾病人，曾經多次去非洲考察的北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胡建信深有體會。“非洲的基礎設施實在是太差了，任何一種方法，必須既廉價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胡教授對記者說，“我聽到過很多聯合國援非組織做的報告，大家一致認為滴滴涕是目前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驅蚊劑。因為滴滴涕既便宜又穩定，每年只要噴灑兩次就行了。”

　　“非洲的瘧疾問題和全球變暖也有關系。”胡教授補充說，“比如在埃塞俄比亞，原來海拔超過1000米的地方是很少有蚊子的。現在氣候變暖，蚊子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大，對驅蚊劑的需求量也就相應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寂靜的春天》剛出版的時候，反對卡遜的人主要來自化工企業。如今滴滴涕早已沒有了專利權限制，很多已經開發出高價替代品的化工企業調轉槍口，反對重新使用滴滴涕。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中曾寫道:“這是一個工業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任何掙錢的方法，無論其代價有多大，都很少遇到挑戰。”看來，這句話直到今天仍然適用。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006年9月15日，WHO發表聲明，修改了實行多年的防治策略，公開號召非洲國家重新使用滴滴涕來防止瘧疾流行。對此，不少環境NGO（非政府組織）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不少組織仍持保留態度。他們認為，滴滴涕畢竟具有某些潛在的危險，不如花錢開發廉價替代品，這才是解決非洲瘧疾問題的最佳方法。

　　這個擔心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斯德哥爾摩公約》的中國應對

　　《寂靜的春天》絕不僅僅指出了滴滴涕的問題，還列舉了很多有害的農藥，包括狄式殺蟲劑（Dieldrin）、對硫磷（Parathion）、七氯（Heptachlor）和馬拉息昂（Malathion）等等。許多這類化學殺蟲劑都屬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它們的降解速度緩慢，危害持久。還有一些脂溶性的化學品，比如滴滴涕，能夠在動物的脂肪組織中進行富集，即使每次攝入的量很低，時間長了也能累積到很高的濃度。這兩點正是卡遜當年反對使用化學農藥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類對自然和生命的科學認知是漸進性的。”北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講師劉建國對記者說，“商業社會的某些技術開發行為具有盲目性，隨著科技的進步，很多以前認為無害的人工化學品后來被發現有問題。”劉建國舉例說，早期工農業曾廣泛應用的滴滴涕、多氯聯苯（PCBs）和氟利昂等，后來都下了禁令。近期的不粘鍋涂層材料，紡織品及各類生活制品中廣泛應用的全氟辛烷磺酸類化合物（PFOS）、在家用電器及家具中廣泛應用的各種溴化阻燃劑（BFRs），以及在各種塑料制品及兒童玩具中普遍應用的鄰苯二甲酸酯類化合物等等，也都出了問題。

　　“比如大家都聽說過的冷卻劑氟利昂，原來認為對人體毒性很弱，可后來發現它會破壞地球的臭氧層，改用HFC-134a。可后來人們又發現HFC-134a是強溫室氣體，其效力是二氧化碳的1300倍，于是只好又開始研發新的替代品。”

　　作為代表團的成員，劉建國博士代表中國參加了《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簡稱《斯德哥爾摩公約》或《POPs公約》）的談判，這項公約旨在全面禁止具有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全球遷移特性的POPs類有毒化學品在全球范圍內的使用。首批列入黑名單的有12種化合物，作為簽約國，中國對其中4種殺蟲劑申請了豁免，其中就包括滴滴涕。事實上，《斯德哥爾摩公約》只是限制了滴滴涕在其他領域中使用，在疾病防治這個方面，《公約》沒有規定停止使用滴滴涕的日期，但是公約締約國每3年必須遞交一份滴滴涕使用情況的報告。

　　“其實，對于《斯德哥爾摩公約》已經和正擬議新增列入的許多POPs類化學品，目前人們也未能掌握百分之百的科學證據證明其確實對人體健康有害，但是，正是因為人們普遍認識到了其潛在風險，才決定采取全球統一控制措施的。”劉博士補充說。

　　既然如此，中國為什么申請了滴滴涕豁免呢？“中國早在2001年就停止使用滴滴涕對付瘧疾了。”北大的胡建信教授對記者解釋說，“我國有能力采用更加安全的替代產品對付瘧疾，比如菊酯類殺蟲劑等。現在中國只有船底漆等極少數地方還在使用滴滴涕（為了防止水生生物附著）。”胡建信教授還告訴記者，天津化工廠去年生產了1000噸滴滴涕，絕大部分出口非洲，幫助當地居民對抗瘧疾。我國目前正在和埃塞俄比亞商量合作事宜，幫助他們自己生產滴滴涕。

　　滴滴涕的問題解決了，那么其它POPs呢？卡遜在《寂靜的春天》第一章里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人類經過多年的進化，已經學會了適應自然界產生的天然有毒物質。但是對于那些人造的化學物質，人類一時無法適應，因此她建議用天然產品代替化工產品。事實上，卡遜的這一理論是很多反對她的人的攻擊目標。

　　“按照目前的情況看，人類是不可能完全使用天然產品的，我們只有依靠科技的進步，學會如何準確地檢驗化工產品的安全性，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清華大學“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研究中心”的于剛教授對記者說。

　　北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謝紹東也同意這個說法。“我們現在使用著幾千種人工合成的化學物質，不可能完全代替它們，重要的是盡早發現危害，及時采取對策。”謝教授認為中國在這一領域具有其它國家沒有的優勢：“只要政府下決心，中國就可以迅速做出反應。比如1997年北京市突然下令用無鉛汽油代替含鉛汽油，很多車主都準備不足。但是為了環保，他們必須做出犧牲，這一點在國外就較難做到。”

　　“但是，中國在有毒化學品的科學研究和環境管理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和問題，”劉建國博士對記者說：“比如，我國在POPs類有害化學品的危害測試和風險評估等方面還比較落后，相關數據和信息還主要參照國外，對國內正在廣泛生產和使用的許多POPs類有毒化學品的環境和健康風險缺乏基本認知。”據劉博士介紹，我國現在對有毒化學品的管理涉及多個政府管理部門，政策和管理上缺乏協調與統一是當前一個主要問題。比如，化工產品主要由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負責管理，農藥被分給農業部，健康產品歸衛生部。相比之下，環保部門在化學品管理上的職權非常有限，這與發達國家已逐漸形成的由環保部門主導化學品管理的局面大相徑庭。

　　“中國正困擾于傳統的‘三廢’環境污染治理，環保部門的職能和機構人手嚴重不足，管理‘看得見’的‘三廢’還管不過來呢。”劉博士無奈地說，“POPs類有害化學品屬于‘看不見’的污染，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不過，我相信中國政府會重視起來的，因為POPs類有害化學品不但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具有潛在的危險，而且正嚴重威脅著我國相關化工產品的出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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