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財富分配令改革陷入兩難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到的收入估計約4.8萬億元，估計其中大部分是灰色收入。
“解決灰色收入問題，制度改革已經到了一個迫切需要全局考慮、整體推進的階段。”
可以說，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場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入
腐敗的來源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制度的不健全，比如政府對資金、資源的管理分配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監督。當然壟斷也是一個因素，有些資源本來可以通過市場自主分配，壟斷后就會造成尋租行為。
王小魯了解人們關心灰色收入問題，但還是沒想到自己的研究報告會帶來如此巨大的反響。
王小魯現在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這份名為《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報告，通過對2005年~2006年全國幾十個城市和縣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階層居民的家庭收支調查和一系列計算及驗證顯示，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隱性收入。加上這些隱性收入后，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并不是統計顯示的9倍。而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被統計到的收入估計約4.8萬億元，估計其中大部分是灰色收入。
這里的“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違規違紀收入和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不公開不透明的收入。
前兩年，王小魯做過區域差異以及收入分配的研究。王小魯愿意把這份有關灰色收入的研究與之前的研究看作一脈相承。他似乎在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不斷尋找和解讀更為真實的中國社會。
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
《第一財經日報》：高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情況是怎樣的呢？
王小魯：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沒有什么出入，但是收入越高的居民，統計收入和推算結果之間的差異越大，特別是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差異最大。
初步推算，占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約1900萬戶，5000萬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萬元，相當于原有統計數據(不到2.9萬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統計。平均而言，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達到1.96萬元，而不是原來統計的1.05萬元。
我們推算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可能達到4.8萬億元。這與實際觀察到的城鎮居民購買力能夠較好地吻合，也能夠較好地解釋統計收入與超常增長的儲蓄、投資、奢侈性消費之間的不一致。
《第一財經日報》：這些隱性收入中，高收入者占有多少呢？這樣推算的實際收入差距應該比以往統計擴大了。
王小魯：分析結果說明，統計收入的遺漏主要發生在占城鎮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戶，占全部遺漏收入的四分之三。這說明我國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使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平均而言，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也會明顯高于以前我們知道的水平。因此不但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會明顯大于原來的估計，而且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相應擴大。
《第一財經日報》：你調查的樣本收入分布和職業分布有什么聯系嗎？
王小魯：我們這次調查并不是要用調查樣本數據來推算收入分配的總體水平，而是為了計算消費特征參數。在這2000多戶樣本中，高收入階層中有企業家、個體經營者、專業技術人員、醫生、教師、文藝工作者，還有政府官員等。
但畢竟這個樣本不足以推算全國范圍內收入分配和職業分布的關系。要是作職業分布分析的話，這個樣本還太小，而且不符合統計抽樣要求。但用作推算消費特征參數，這個樣本的規模和抽樣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
腐敗是分配不合理最主要原因
《第一財經日報》：某位省級領導曾告訴我，上世紀90年代，各級政府分稅制改革徹底“分灶吃飯”后，地方各級必然要尋找新的財力支撐，所以各類城市投資公司、信托金融公司應運而生，而之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家控制嚴格，其中一些公司倒閉，后來隨著1999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土地成為可能直接獲利的方式，于是土地出讓金在很多地方成為第二財政。之后的全民工業化中項目及由此帶來的稅費成為地方政府追逐的熱點。可以看到，每一次這樣的變化中，相關人群的灰色收入都可能有一次大增加，你怎么看待這個歷史過程呢？現在灰色收入主要來自哪里呢？
王小魯：不同階段的灰色收入來源確有不同。例如上世紀80年代，在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過程中，先出現了倒賣鋼材等短缺物資，然后是倒進出口批文，再后來是炒地皮。隨著市場化的進展，一些領域的尋租空間已經沒有了，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空間。
根據公開資料分析，現在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是公共資金的流失。近年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數額巨大(2006年4.5萬億元)，不少投資項目層層轉包、工程款層層剝皮、營私舞弊現象嚴重，漏失巨大。此外財政資金通過“條條”(部門)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和各地的預算外資金收入，都存在嚴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資金脫離了財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濫用和漏失嚴重。第二，金融腐敗普遍存在。有研究表明，全國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收取額外付費已成為一項“潛規則”。第三，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例如各地黨政官員入股煤礦，和藥品審批與流通環節的混亂，給權力部門和相關領域某些人帶來了較高灰色收入。第四，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價出讓國有土地16.3萬公頃，其中“招拍掛”出讓面積只占三分之一?！罢信膾臁迸c其他方式出讓的平均地價相差4~5倍，差價每公頃500多萬元。這成為房地產開發商暴利和權力相關者灰色收入的來源。第五，壟斷行業收入。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其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性壟斷。以上內容中有數量依據的項目，包括金融腐敗、土地收益流失、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壟斷行業灰色收入等，數額已接近3萬億元，占了4.8萬億元遺漏收入的大部分。
《第一財經日報》：這些問題的核心你覺得在哪呢？
王小魯：最關鍵的是腐敗，它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最主要原因。腐敗的來源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制度的不健全，比如政府對資金、資源的管理分配方面的制度不健全、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監督。當然壟斷也是一個因素，有些資源本來可以通過市場自主分配，壟斷后就會造成尋租行為。可以說，目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場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入。
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兩個基本原因，一個是隨著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這部分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時期內是難以避免的。過去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色彩非常重，現在市場條件下，不同要素的貢獻要得到合理的回報，這是得到廣大居民認可的。現在問題嚴重的，是出在非法收入，灰色收入，通過非正常渠道分配的收入。這帶來的收入差距大于我們的想象。
《第一財經日報》：是否可以說你研究中得出的這些數字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統計數字？
王小魯：對，這些數據不是統計的結果，而是估算的結果。因為第一，這個課題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做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統計調查；第二，即便可能去做，也會遇到和以前一樣的問題，即一部分數據是統計不到的。所以，即使能夠做和統計局一樣的大規模調查，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同樣也解決不了偏差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問題。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采用一些新的方法，對這部分按常規方法調查不到的數據進行估計。
《第一財經日報》：人們很少愿意對外說出自己的真實收入，尤其是灰色收入，你為什么要調查這個問題呢？又是用什么辦法獲得這些隱秘數據呢？
王小魯：居民的收入調查一直有很多困難。某些類別的居民不愿意接受調查，或者接受調查也不愿意提供真實的全部收入情況。所以，常規的調查會產生很大的統計遺漏。這導致一些統計數據互不銜接。比如，高收入人群的消費和儲蓄能力明顯與他們公開的收入水平不相符。對這些情況進行深入研究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不了解這些情況，就對我國目前國民收入分配的實際狀況缺乏真正了解，無法準確判斷目前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也難以正確應對。
這項研究還是初步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但在方法上進行了不少新探索，力求做到盡可能嚴密。簡單來說有四個步驟：一是借鑒了社會學的調查方法，進行關于居民收入和消費的調查；第二步是用這些調查取得的數據來計算居民消費的若干基本特征參數以及它們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第三步用這些有經濟學理論支持的消費特征參數，來檢驗過去我們的各階層居民收入數據是否可信，可信度如何，如果不可信，是向哪個方向偏離？偏離的程度有多大？從而對現有的分層居民收入數據進行調整。最后是通過其他幾種不同的方法來檢查這些數據調整的結果是否可信。比如，我們推算有多少居民有汽車？有多少居民買了商品住宅？什么樣的收入水平能支撐起這樣的消費力？還有銀行存款是怎樣分布的？銀行存款和收入分布之間的關系是否經得住推敲？
經過幾方面推算，得到的結果都比較接近。這說明研究結果基本上是可信的。
王小魯 56歲，經濟學博士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員
●1985年5月，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員、《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雜志主編
●1986年5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發展研究室主任
●1997年，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學位
●1998年，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1984年，獲第一屆全國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主要著作：
《第三產業與生產勞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矛盾》(課題組長、第一作者)，《中國農村工業化與經濟增長》(英文學術專著，即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專業領域：
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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