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之間的沖突與聯盟。
在 80 年代，當體制外精英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曾經使得體制內精英感到極不適應。懷疑和恐懼構成了雙方關系的基本內容。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事實上與這種懷疑和恐懼是有直接關系的。懷疑和恐懼減少了對話和溝通的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雙方關系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復雜的聯盟與沖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如下的幾個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 80 年代末開始形成的“穩定話語“，形成了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聯盟的基礎。 80 年代末的事件使雙方共同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于統治和權力，也不利于商業活動。因此，保持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八九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壓制私營、民營和鄉鎮企業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驅動下，一些中層政府官員立場鮮明地站在了后者一邊，于是有“幾不變“政策的出臺。由此，在地方和基層的層面上，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關系。此后，在“下海“過程中，一些官員或有極強官方背景的人變為商人，促進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親和性。第三，新保守主義的形成，則標志著一部分知識分子對這個聯盟的加入。
知識技術階層與統治集團的聯盟。
在上述精英的聯盟中， 90 年代以來，比較突出的是出現了知識技術階層與統治集團聯盟的趨勢。在任何社會中，知識技術階層與統治集團的聯盟都是社會常規運作的基本前提。當然，任何階層或集團之間的結盟都是利益驅動的，知識技術階層與統治集團常常具有顯而易見的利益一致性。然而，改革以來，中國知識技術階層與統治集團的聯盟卻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80 年代，當市場機制剛剛被引入時，最先和市場相結合的是處在社會外層、邊緣層的體力勞動者群體，而處于社會內層、核心層的知識層、技術層、管理層都還難于進入市場。體力勞動者層與市場結合的結果是他們從市場中獲得明顯的利益，知識技術層由于遠離市場，而難以獲得利益，從而產生了心理上的極大不滿。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腦體倒掛“時期。 90 年代以后，市場已侵蝕到了社會的核心群體中來，知識技術層出現了下海的浪潮。中國產業結構的演變，也使得市場向高檔產業發展。于是出現了知識技術層與市場結合的新局面，知識技術層進入市場后，立即從市場中獲得了利益。這在收入結構上表現為從“腦體倒掛“轉為“腦體正掛“。而這一階段，體力勞動者層由于無法和知識、技術、管理層相競爭而處于明顯的劣勢。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動下，知識技術層開始與統治集團形成聯盟，而體力勞動者層由于利益上的損失，產生了對于社會變遷的極大不滿情緒。知識技術層與統治集團的聯盟，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知識分子中的“新保守主義“思潮。 1994 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識分子中，流行著一種以主張民族主義、對抗西方文化為特征的“新保守主義“思潮。之所以稱之為“新保守主義“是因為：第一，流行這種思潮的主體是中青年人，而不是象舊保守主義那樣主體是老年人；第二，適應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國家留過學，了解發達國家的情況，而不是象舊保守主義那樣，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況；第三，流行這一思潮的人，在主張民族主義的同時，也積極地倡導改革開放，而不是象舊保守主義那樣往往對抗改革開放。當然，在此也應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礎研究的知識分子是難以進入市場的。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這部分人的利益由國家通過再分配給予補償。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制度還很不健全。因此，在沒有得到再分配補償的情況下，被市場拋棄的知識分子出現了走向平民主義的趨向。
總體性資本與兩極社會。
研究后共產主義轉型的著名學者撒列尼和特雷曼等人認為，對于后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精英形成來說，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三者之間可轉換性有著重要的影響。換言之，政治資本和社會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的限制是否嚴格，會對后共產主義社會的精英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對于中國社會資本轉換類型所進行的研究中，我們發現一種與撒列尼的轉換類型相當不同的資本轉換類型。對于這種資本轉換類型，我們可以稱之為“圈內轉換“。如前所述，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現象： 在國家政權層面上總體性血緣資本代際交換，強化了不同資本的可轉化性，這就是 “不落空“ 現象，換言之，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占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下他們。“不落空“ 的幾次高潮（ 70 年代末的高考、 80 年代初的出國、 80 年代中期的官倒、 80 年代末的第三梯隊、 90 年代初的下海、 90 年代中期的買文憑）成為他們總體性資本積累的重要環節。由于總體性資本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因而，它侵犯了眾多社會階層的利益。我國的中產階級之所以難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應被社會中產階級占有的資源，現在被總體資本壟斷去了。
目前尤其應當注意的是總體性資本對政治和社會決策的影響和左右。總體性資本的精英集團雖然人數少，但對于社會決策的影響力頗大。因為，這個集團同時占有政治、經濟和權力資源。在最近幾年有關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如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有關政策的討論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影響。如 90 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產過熱和當時經濟緊縮的影響，相當一些房地產商被套。當時曾經召開許多有關經濟、貨幣和房地產政策的研討會，呼吁放松銀根，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然而，由于這個階層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集團，社會利益狹隘，很難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因而，該集團對于社會決策的影響不利于協調社會各階層的關系，相反卻容易激化社會矛盾。我們知道，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管理上具有多元參與性。在社會決策過程中，多元參與表現為社會各階層都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別是社會中間層，由于它處于中間地位，易于協調上下之間的關系，因此，中間層的參與決策往往是多元參與的核心問題。總體性資本影響決策是對于中間層參與決策的最大威脅。
國家機器的日漸鈍化。
改革后出現的四種基本社會--政治力量，即國家、壟斷集團精英、民間精英與社會大眾及其它們之間的關系，都處于不停頓的變動、演化之中，從而產生了形成各種組合的可能性。國家自主性的降低是改革以后令人矚目的趨勢之一，其突出地表現在國家機器的日漸鈍化和總體性壟斷集團的迅速膨脹這兩種現象的結合上。國家自主性是指相對于社會而言，國家本身是一種獨立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獨特的活動、利益和運作手段。但是，當社會學家主張“把國家帶回分析框架“的時候，他們的意念中的國家絕不僅僅包容“國家能力“的概念，尤其是那種從社會中抽取財富的國家能力；國家自主性還特別包容著“國家的責任倫理“的概念，即作為整個社會的治理機器，國家理當承擔起它的責任。國家的能力和國家的責任密不可分。但是，國家是具體的，是由它的各級代理人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員構成的。國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它的各級官員的行動才能化為現實。然而，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在過去 20 年中出現了國家機構中各級責任承擔制的形同虛設，以及金錢對于決策的操縱的趨勢。這就使得國家行使威權的能力極大地鈍化了。各級官員的推諉塞責、文牘主義；公檢法機構的公開或半公開地追求部門利益；以及在政策制訂上明顯的有利于富人的取向，使國家在公眾心目中日益喪失其成為社會公平代表的象征符號意義。人們可以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地區，在那些最需要國家登臺的地方，如在教育、扶貧和各項社會公益事業中，往往看不到國家的身影；而在國家最不應該出現的地方，如謀求市場利益和各種高消費場合，它的官員卻經常出沒于其中。從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官員腐敗就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社會問題；而從 1992 年以后，官員腐敗則干脆演化成一股強勁的社會趨勢，雖有嚴刑峻法而不得根治，大小規模的社會動蕩無不與此相關。但是，由于“主義話語“的崩塌、對官員收入偏低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塑造了大小官員獨特的機會成本計算方式，使得官員階層的各種經濟犯罪和生活腐化等現象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成為轉型期的官僚集團肌體上的一個痼疾，非簡單、局部的手術處理所能根除。簡單地說，官員的腐敗和不負責任導致國家機器的鈍化和失靈。國家的鈍化和失靈，使國家日益喪失作為全社會代表者的角色。在實際生活中，它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不是作為自己的獨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為壟斷集團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動。國家政策制訂更多地受到壟斷集團的影響，產生了以犧牲下層利益和整個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政策制訂過程；其發展結果將是對轉型期社會的失控。
政府行為市場化、企業化。
有一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在過去十幾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雖然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是一直作為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來推進的，但實際的結果是，政府機構和人員不僅沒有精簡，反而在進一步膨脹。無論在機構的種類和數量上，還是在人員的數量上，今天中國的政府規模，都遠遠超出了改革以前。但是，在另一個方面，一般通常是要由政府來承擔的那些功能和責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人負責的狀態。政府行為的經濟化和企業化主要表現為如下的幾個方面：政府機構直接參與贏利性的經營活動；用行政權力牟取部門或個人的經濟收入；以“為企業辦實事“的名義介入企業活動；層層下達經濟增長的指標，將經濟增長速度作為衡量政府官員的基本標準；政府官員與企業的私下結合。在目前的中國，凡是與政府直接有關的功能，幾乎都在處于衰敗之中：基礎科學和尖端技術投入不足，教育陷于困境。嚴肅的文化和藝術處境日益艱難，社會生活正逐步喪失其人文基礎；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規則受到破壞，法律的執行效率極低，社會公平得不到應有的保證；政府對經濟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分對自己承擔的獨特功能的專注，一些本來就應當是由政府承擔的功能，不得不推給企業，如打擊假冒偽劣的問題，本來是需要由政府來做的，但現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推給了企業；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保護生態和自然環境的種種努力，都會在追求經濟增長的沖動面前顯得軟弱無力。政府行為經濟化和企業化的傾向，所帶來的消極后果是非常明顯的。第一，政府功能的畸變，政府從事贏利性的經營活動，將導致對其掌握的權力性資源或壟斷性資源的濫用。利用權力資源的，我們可以稱之為腐敗，利用壟斷性資源的，我們可以稱之為行業不正之風。但無論是屬于哪一種類型，都是對公共資源的一種濫用。而在公共資源被濫用的情況下，不僅會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平，而且會造成社會功能的紊亂。第二，政府功能的失效，社會生活的失序。從這幾年的實際情況來看，政府的“下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府行政經費緊張的問題，但同時也嚴重地損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個社會生活的調節器，政府功能的畸變，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這個調節器的喪失作用，于是便導致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紊亂現象的發生。第三，公共事業的衰敗。在一個功能配置正常的社會之中，絕大多數的非贏利性的公共事業都是由政府來負責的。特別是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就更是如此。然而，在近些年來，凡是由政府所負責的公共事業幾乎是無一例外地處于衰敗之中。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第五，政府官員的腐敗機會的增加。
各個精英集團之間在社會轉型方向上的利益沖突與分歧。
如同我們在第三部分中所分析的，在 90 年代初期，各個主要的精英集團在“穩定共識“的基礎上形成了結盟關系，但當改革（特別是轉型方向）涉及到進一步的利益分配的時候，在國家和壟斷集團之間，以及特別是在壟斷集團和民間精英之間，由于利益的沖突，在制度選擇的共識上出現了裂痕。國家在壟斷集團這個它親手培植起來的怪胎面前日漸顯得束手無策。壟斷集團這個以某種天然的血緣關系為紐結而聚攏起來，集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資本于一身的特殊社會群體，由于善于從體制和市場兩個領域中動員和吸納資源，因而能夠在短時期內迅速地聚斂巨額財富，占據經濟生活的命脈，并且開始對政治生活形成重大的影響。最近，我們甚至在關于國家的產業政策的討論中也可以時常聽到他們的十分強有力的聲音。他們正在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實際主宰者，正在企圖把整個社會的轉變扭轉到最能保障他們的利益的方向上來。在壟斷集團之旁，我們看到的是天生發育不夠健全的民間經濟精英，是一大批“長不大“的個體戶。二十年的改革歷程賦予他們以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機遇，使他們能夠憑借各種自致手段脫離原有的社會位置，通過經營小型的、簡單的企業而積累起小額資產。這就使他們能夠從普通大眾中脫穎而出，進入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經濟精英的行列。但也僅此而已。國家和壟斷集團的聯手抵制封殺了他們在社會階梯上靠著自己的力量進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在經濟生活中，除非變成壟斷集團的附庸，否則他們注定要駐足于現有的位置，難以再圖發展。在一大批涉及國計民生的經濟生活領域中，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使他們不得其門而入；而當國家采取緊縮政策時，他們也和平民一樣飽受經濟蕭條之苦，并且隨時有可能被拋入社會的底層。而在政治生活中，除非和平民聯手，否則他們自己微弱的聲音也難以引起任何社會反應。
隨著社會張力的蓄積，新的抗拒形式出現了，并有繼續演化的趨勢。
這些形式包括：隨著勞資糾紛的大量出現，城鄉企業中的雇工為了發泄不滿，采用了焚燒廠房、毀壞機器、對管理人員的人身傷害等多種破壞手段，此類現象在南部經濟發達地區已屢見不鮮；各種有焦點的社會運動，如請愿和罷工。大中城市企業職工以要求基本生活保障為口號的請愿、罷工運動日漸增加，彼伏此起；此類消息盡管出于穩定的目的而絲毫不見諸于報端，但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此外，還有日常生活領域中的“夜晚政治“形式，即犯罪。在一個社會中，會議室里的“圓桌政治“、公開表達的“街頭政治“和所謂“夜晚政治“，是利益表達的三種基本方式。在中國社會，由于制度缺項或不配套，前兩種利益表達的形式并沒有得到制度化的允許，甚至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利益要求會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而付出太大的代價，這樣就使利益表達和社會抗拒更多地采取了“夜晚政治“即各種刑事犯罪的形式。城鄉犯罪率多年以來居高不下，各項惡性犯罪率迅速攀升，有組織犯罪在迅速蔓延，造成了極大的不安全感。可以預見，由于城鄉地區失去社會保護和無以為生的人群的增加，以及底層民眾不滿情緒的加劇，城鄉治安狀況就總體而言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觀；日增的刑事案件透露出底層民眾訴諸于實際行動的強烈抗拒意識和反社會情緒。這種情緒發展到極端，就是近年來已現見端倪的城市恐怖活動。
（《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與隱患》節選，全文載《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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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ye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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