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社會實踐的結構劇變及其社會影響
 
 
 
 
——“嶺南大講壇·學術論壇”第十一期

主持：李恒瑞（廣東省社科聯副主席）
 主講：鄭杭生（著名社會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主題：社會實踐的結構劇變及其社會影響

　　時間：11月28日

　　地點：廣東商學院

　　主持人：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是嶺南大講壇第十一期，增加了一個非常精彩的節目，也就是商學院聘請鄭杭生教授為客座教授，感覺非常高興，廣東商學院又多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客座教授。

　　 嶺南大講壇是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廣東省社科聯共同主辦的社科公益性講座，從去年12月舉行嶺南大講壇的啟動儀式和首場講座，到今天已經將近一年，目前已經成功啟動了三個系列。第一個系列是嶺南大講壇學術論壇，第二個系列是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第三個系列是嶺南大講壇地市論壇，這三個系列的講座都產生了非常好的社會影響，逐步發展成為有知名度的平臺和品牌。

　　今天在這里舉行的是嶺南大講壇的學術論壇系列第十一期，非常榮幸邀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教授給我們做演講。他演講的主題是“社會實踐的結構劇變及其社會影響”。在座很多人可能沒有見過鄭教授，但是很多都應該讀過鄭教授的著作。鄭教授是浙江杭州人，196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曾留學英國，主要從事理論社會學及其應用研究。現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社會學學科規劃和評審組組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學科評審組成員、國家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北京市社會學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鄭教授給我們做精彩的演講。

　　鄭杭生：我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到嶺南大講壇做學術交流，首先非常感謝楊書記剛才給我頒發聘書，也要感謝主持人李主席對我做了那么美好的介紹。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叫做社會結構劇變，分為幾個問題，一個是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劇變概念怎么提出來的，第二個是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的八種趨勢，第三我們講一講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對社會的影響，對建設和諧社會的影響，最后面對這樣一個社會，社會實踐發生結構性劇變，我們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提倡要用一種積極的建設性批判態度。大家都是社會的精英，我想采取這種態度尤其重要。下面我簡要把每一個問題說一下。

　　第一個問題，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劇變概念是怎么提出來的？

　　這個概念是我的學術團隊合作的系列論文，總題目叫“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巨變與和諧社會的持續性構建”，這個系列論文有五篇文章，第一是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若干代表性的新趨勢，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第二是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視野下的改革與和諧，改革與和諧是可以統一起來的，不是說改革就不能和諧、一和諧就不能改革，其實改革是有它的背景不同，它的要求不同，所以它可以有不同方式的改革。過去，比如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那時候是一個平均主義非常盛行的國家，所以在那種框架下，改革它是要適當的擴大差距。現在呢，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差距拉開了，在和諧社會的框架下來進行改革，它就是要縮小差距，所以改革與和諧它是一個能夠統一的東西，不能把它們對立下來。 第三個就是講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視野下的社會矛盾，去年德江書記請我來給貴省廳級以上的干部講重建社會信任、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詳細情況和報告全文>>>）。這樣一個題目，后來好像網上有很多報道。第四個問題就是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與鍛鑄社會和諧監視支柱，最后一個是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對理論創新的積極作用。接下來可能還有第六篇、第七篇，我們正在做。 這個系列的論文是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叫《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構建：全球化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應用與發展》，這個課題的階段性成果。結構實踐論的提出，我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觀點，無論是在世界，還是在中國，當代社會實踐發生了結構性的劇變，這當中有兩股力量，一股力量是現代性全球化的長波進程，第二種是本土社會轉型的一種特殊脈動的力量。其實我們現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都與這兩股力量有關系，我們把研究這種結構性劇變和它兩維力量的理論，稱之為“實踐結構的社會學理論及其兩維視野和兩側分析”，任何東西一方面的分析都是片面性的。這種對“實踐結構論”，也就是關于實踐結構的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標志著我們在社會學理論方面轉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它可以看作是在以前提出的四個社會學理論，一個叫社會運行論，我寫的《社會學新編》就貫穿著社會運行論的思想。第二個是社會轉型論，第三個叫學科本土論，第四個叫社會互構論，個人和社會怎么互構，這四個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探討，我們把它叫做實踐結構論。 這是我先簡要給大家要交代的內容。

　　第二個問題，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劇變八種代表性趨勢。

　　在講這個趨勢之前，我稍微做這么兩點說明。一個就是我們的研究表明，在當代世界、當代中國，有這樣八種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代表性新趨勢，或者有新特點的主要趨勢。他們既是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的結果，又是這一劇變的表現，同時我們也是考察和諧社會和其他社會現象的一種社會學的新視角。大家在聽的時候，我希望注意所有這八種趨勢，其實都有正負兩方面的社會影響，由于我們的著眼點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響和諧社會的失諧因素，因此我們的簡要分析，可能會更多地涉及這些失諧的方面，目的就是我們研究是為了消除或者是減少這一類情況。 首先談第一種趨勢。第一種趨勢是當代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它引領著社會的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那么這一種趨勢，當然一方面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也提供了使失諧因素被激活的一種結構性條件，創造了這么一種失諧因素被激活的一種結構性條件，這樣它更容易形成社會矛盾，也更容易引發社會的動蕩。這里，我簡要的給大家說這么幾點。

　　這里，我簡要的給大家說這么幾點。一個叫傳統上的時空限制被突破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時間、空間的限制在過去傳統社會里對我們的限制非常厲害，可以設想一下，過去比如說舉子要進京趕考，廣東要到京城，路上要走幾個月、半年，甚至一年都是有可能的，要經過千山萬水，有錢的還能雇一個書童給挑挑書，沒錢的就是包袱、雨傘自己都要帶著。中間順順利利還好，如果遇到哪一座山有綠林好漢，說要買路錢，給了錢有的算是活下來，有的給了錢還被殺了，甚至像水滸傳說的給做了人肉饅頭，所以古代的時空限制，要想做交流是多么的困難。那時候說實在話，面對面的互動是非常重要的，而現在更多是從特定的時空組織實體中抽離出來，社會關系與面對面的互動形式分離，1997年我不當人大副校長了，我到日本去，他們聘請我做客座教授，我去京都給他們講課一年，一門是本科生課，一門是博士生課，當時我在人大還可以帶學生，那時候他們寫什么報告或者論文，用電子郵件一下子就可以發給我了，我在日本改，如果有什么意見就可以發給他們，所以現在時間和空間往往不成為一種障礙，對生產力的推動，對各方面的發展有非常大的作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對社會的影響，當代社會生活更趨于一種迅速流變、動蕩不居，我們在理論上將這種狀況描述為“輕盈”、“靈動”“流暢”，不像過去比較固定。現在信息化、符號化、數字化和網絡化跟大家每一個人都有關系，大家現在都有身份證，第二代身份證里面有多少信息，每個人都是唯一的號碼，走在哪里都可以找到你。這說明我們在現代社會，一個一個個體是比較分散的，但是系統世界效果更強了。

　　第二，當代社會“去集體化”和“去組織化”的趨勢進一步發展，對社會分化過程形成了更強的催化作用。這個趨勢也是現在一種必然的趨勢，我們關心的是這種趨勢，它一方面也是社會進步，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它對我們社會分化形成了更強的催化作用。我強調這么幾點，一個我們今天的現代化，已經遠遠超越了以大規模集體行動和大型組織過程來鍛造歷史的那個偉大時期，過去人多，好像一個組織越大實力越強，往往是這樣的情況。我上大學，58年的時候還經歷過這些，比如說北京建造十三陵水庫，我們都參加過勞動，站在山頭看到這么多人勞動，確實感覺到渺小。但是發展到現在，大家都知道，英文有一本書，說到“小的是美好的、有力的”，現在如果有人說“大的是美好的、有力的”，可能別人會認為你是神經不正常的。現在的情況，那一種過去以大規模行動、大型組織過程來鍛造歷史的偉大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的社會組織變小了，它越來越靈活了、流動了，因為各種方式轉變了，比如說一個工廠，不要存那么多原料、不要那么大的廠房，打一個電話我要多少什么原料，這也是一種分工了。剛才第一個趨勢，因為信息化，它提供了很多方便，所以現在又出來了這一種趨勢。那本書代表了這樣一種趨勢。 這樣一種變化，一方面它確實為個人自由、自我實現、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減少了工作場所和社會當中的等級制度，但是同時企業規模不斷的壓縮，長期雇員不斷的裁減，勞動力的使用變得隨機化，社會分化也就逐漸的加深。這個話是鮑·亨利在全球社會學寫的一段比較著名的話。

　　這一種趨勢在中國怎么樣呢？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組織模式的改造和重組都在迅速的發展，過去我們是在單位，現在我們變成社會人、變成社區人，過去每個人都是非常有組織的，在那一個單位，這個單位就是我的依靠，我的一切都與單位有極大的關系。改革開放前一個人沒有單位的介紹信，要到外地去出差或者是干什么，想住旅館都是不行的，沒有單位介紹信，這個人可能就象是一個“黑人”，沒有身份，一個人的升遷，首先就需要單位的肯定，以前單位管到一切，包括夫妻的吵架等。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比如說學校哪一個老師夫妻吵架了，找到學校黨委書記，可能大家會認為不太正常。現在的人變成社會人、社區人，也形成了極大的問題，流動人口極大的增加，過去在單位，職業很有保證，但是現在的職業非常隨機化，今天在這里，明天在那里。這種持續的趨勢引起了社會的分化，大家可以看到例如農民工，他們在城里干著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最重、最累、最臟的活，這一部分人中絕大多數還是弱勢群體。

　　第三，勞動與資本傳統關系的破裂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的兩極化趨勢，導致了新的二元化現象。現在到處都可以感覺到資本的自由度是極大的增加了，無論是國際資本，或者是國內資本，自由度極大的增加了，資本到處受到歡迎，我們把引資作為政績的一個方面，在世界范圍內資本到處受到歡迎，自由度確實是大大加強了。但是與此同時，勞動的束縛度也是在增加，用不用你、能不能出來等等，所以這樣就造成了資本的自由化和勞動的屈服，這就顛覆了古典現代性時期形成的勞資相互依賴的關系。由于資本對勞動的雇傭越來越趨于流動性，我這個企業雇傭的人越來越少，雇傭流動的人是越來越多，這樣流動性、臨時性和隨機性，這樣一些趨勢的增長，促使勞動自我組織性也大大被削弱，這個趨勢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世界是這樣，中國如何呢？這個過程應該說表現的更為突出。由于勞動的過剩，供給在一個較長時期仍然會得到繼續，東莞前一段時期說出現了“民工荒”，我覺得這個提法是有問題的，并不是說民工數量急劇的減少、民工現在真正的欠缺，不是，廣東這個地方，說實在話，對農民工的一些待遇等比較苛刻，說實在話是比較苛刻。這樣這一部分人就不到這里來了，他到內地條件更好的地方，總量沒有減少，只是說你這個地方因為給別人的條件不好，所以人家不選擇你這個地方，到別的地方去了，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工荒，只是廣東某些地區招不到人。如果說民工荒，好像全中國都缺少民工，實際上不會這么一回事。 像深圳這些地方，外資也是比較多的，我們現在說的好聽一點，中國勞資雙方都沒有經驗，因為都是八十年代形成起來的，所以對農民工比較苛刻，工資標準比較低，而且是一年付一次，而且有時還不準時給人家，甚至有時還侵犯人家的人身自由，也發生過一把火燒死多少工人的事，所以有人說新資本家比老資本家還苛刻，說的好聽一點，他是沒有經驗，農民工也沒有經驗，因為他們出來，總比在農村好一些，跟過去相比好一些，所以就忍受了。當然，欠工資等他們也沒有經驗，采取過激的態度，在維權方面，樓上一站我要自殺，有人說“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

　　勞動的供給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仍將繼續，這個趨勢沒有改變。同時，勞動對資本的依賴遠遠超過了資本對勞動的需求，這樣使得勞動要素對資本的吸引力進一步下降，也使資本的違約更加頻繁，所以勞資關系更容易出現緊張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對峙的局面。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現在勞資關系應該說還是很緊張的，要建設和諧社會，這其實關系到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關系。 由于資本越來越多地依賴于抽象的非物質性勞動過程，如思想、符號以及象征和意義系統，所以現在世界上最富的是誰呢？不是搞實際產業的人，是搞計算機的人，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比爾·蓋茨，錢多的實在數不清，但是實際上錢太多了也沒有用，他已經決定留10%，其他90%要做捐獻。在西方這些老總的名片上大約有兩種頭銜，第一個是某某集團公司的總裁，第二個是某某基金會的董事長，這種名片體現了什么呢？我取之社會回報社會，你如果要將錢移交給兒子也可以，但是遺產法規定，大約60%拿走了，只能留下40%。所以國外富翁一般成立基金會，你搞基金會免稅，然后基金會也是可以經營的，但是經營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使得做好事的本錢能夠增值、能夠保值。現在非物質性勞動，像思想、符號以及象征和意義系統的價值越來越高，這個我們也是有體會的，為什么大家要念書？其實也是這樣。非物質性勞動過程獲得高額利潤，這種情況也直接導致了勞動世界本身的兩極分化。
 
　　第四，有形勞動的社會地位急劇下滑，失去了過去的軸心地位，形成了社會分層的一個消極動力。有形勞動地位的下滑，我覺得也是非常明顯的，大家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都能夠體會到。這個趨勢我想指出這么幾點。一個是社會勞動體系現在輕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了，勞動體系沒有那么笨重了，過去是要大而全，現在是你的核心部分自己搞，其他比如說周圍的支持系統都可以是別人來搞，打幾個電話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只要可以周轉開就行了，你周轉不開當然不行了，你就要破產了。這種輕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為一種趨向，那么這種體系性的變化，對于有形勞動產生了很強的排斥力，現在輕松化、小型化、微型化的組織選用的人才一定是非常精干、實用性非常強的，有形勞動對這些組織來說可有可無，我要你也可以，不要你也可以。 這樣一種有形勞動，傳統社會地位的喪失，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社會弱勢群體的形成和固化。在我們國家，這個趨勢的發展特別體現在傳統工業和農業的衰落過程當中。因此，在這一種部門中從業的群體和它的人員，基本上可以說是“經濟體系中最為廉價、最可變更、最可任意處理的部分”。這個話就是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書中所寫到的。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還不是大規模的產業農業，現在的農民工將來不是大量的在產業部門工作，他們將來要大量的進入第三產業工作，所以我不同意一些人寫文章所說的，我們這么龐大的農民工，將來會變成一支龐大的產業大軍，這個判斷我覺得好像要成立比較困難，因為發展的趨勢不是這樣，將來絕大多數是要到第三產業。
 
　　現在我們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現代職業體系。我對武漢比較熟悉了，武漢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們就去訪問過一個大隊。這一塊地方過去是圍墾形成的，移民主要是哪兒來的呢？主要是安徽過來的。現在武漢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這樣的設想，也已經在做了，就是說把這一塊安徽移民比較集中的區域，成為一個農家樂的基地，采取了很多具體的政策，一個是房子變成灰色的，怎么改造呢？農民自己出60%、政府出40%，房子里面至少要比較干凈，才能吸引人來住和吃，政府還投入這個村的公共設施，另外土地的利用方法也改變了，變成什么樣子呢？比如說我有一畝五分地，我把一畝五分地分解為15份，吸引城里的人來報養，比如說我報養了兩份地，種出來的菜我可以星期六、星期天過來吃，也可以送到城里我的家里，這兩種方式不要的話，也可以把賣掉的菜錢給你。農民就是說這一塊土地不是為了自己的生計了，而實際上表明了一種轉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際上是這樣那樣創造一種現代職業體系，把原來這一部分的農民納入到現代服務業的范疇里。
 
　　不管是建設新型的城市社區，或者是農村的什么，它最主要致富門道要明確，能夠這樣那樣為創造現代職業體系做出自己的某一種貢獻。現在因為矛盾這么尖銳，不僅是地方政府進行創新的好機會，你能解決那一個方面的矛盾，那你就是進行了某一種制度的創新。現在農業，或者是傳統工業，傳統工業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有很多人下崗了，這些弱勢群體就形成而且固定了，這些群體的人員在勞動體系當中弱勢地位是帶根本性的，是不可逆轉的。有的單位領導說你先下崗，我們情況好轉了再回來，這不可能，過幾天他也下崗了，因為這個行業、這些調整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這樣一種弱勢地位，會繼續對他們其他的社會地位帶來傳導性的影響，這一點弱勢了，他馬上在社會分層、收入分配、資源、機會等占有方面處在非常被動的趨勢，這樣進一步成為遠離主流社會的邊緣化部分。現在有人講社會斷裂，也出了書，講的很熱鬧也很吸引人，但是其實這是不科學的，一個社會不可能斷裂，斷裂也不可能成其為社會，可能性就是邊緣，更遠的邊緣，邊緣化有不同的層級，但是斷裂是不可能的。
 
　　這里我要說社會政策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不是在于改變趨勢，而是說社會政策的重要性可以改變這種趨勢造成的負面影響、減輕這種負面影響，要改變這種趨勢是不可能的，這一點是必須要認清的。但是好的社會政策一定是會減輕這種趨勢的消極影響。我們現在建設新社區，像廣東建設友好新社區，還有比如說勞動服務型社區、勞動保障型社區，等等這些社會政策，包括進了弱勢群體，減輕了他們這種弱勢地位對于他們的負面影響。社會政策確實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但是夸張到可以改變這種趨勢是不對的，它真實是減輕這一部分趨勢的負面影響，你不采取這種社會政策，或者是采取一種壞的社會政策，就會加重這種趨勢所帶來的負面后果，所以社會政策的重要性體現在它是不能違背社會的趨勢，但是它要搞好了，能夠減輕這種趨勢的負面影響。這是第四個趨勢。

　　第五，現在經濟活動性質的轉變使社會風險不斷的擴大和加深，對經濟與社會的安全基礎都形成了極大的銷蝕。在這里我要說一下虛擬經濟的事，現在世界上虛擬經濟的力量是在膨脹與升級，2000年底的時候，全球虛擬經濟的總量已經達到了160萬億美元，而當年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只有約30萬億美元，這就是說虛擬經濟的規模已經達到了實體經濟的五倍。這里有很多數字，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介紹了，大家可以有這么一個概念，虛擬經濟其實是一種錢生產錢的游戲，投機性質是非常厲害的，這種虛擬經濟使資本與勞動相互關系更加的弱化，它所造成的趨勢使資本的實力性、寄生性更為突顯和普遍化，這對整個社會生活和價值體系的負面影響是空前的。虛擬資本的超時空轉移、支付和兌換，使不同形態資本的運作進一步脫離了有形轉移的限制。大家看《喬家大院》電視劇就有這個印象，我有十萬兩銀子，比如說從廣東轉移到山西，這個任務太艱巨了，所以我要雇好的鏢局，不要在路上被人劫了而顆粒無有，而鏢局保一次鏢成功一次我的名聲就上去了，而喬家就想到了用票據的方式，在另外一個地方可以兌付，這是現代銀行的一個雛形了。
 
　　現在虛擬資本，十萬兩銀子，就相當于現在多少錢吧，比如說一百萬吧，現在可以用一種無線的辦法轉移，發過去就行了。所以這樣使不同形態的資本運作進一步脫離了有形轉移的限制，這就使得虛擬經濟本身具有的不確定性、波動性極易發展成為失控，使經濟社會風險成為事實。東南亞經濟危機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虛擬資本一下子把你掏空了，整個國家破產了，很多國際資本是使用這樣的手段，對沖基金等等之類的，所以虛擬經濟的膨脹與升級，對社會的安全構成威脅。我們說的是經濟活動性質的轉變，現在這種實體生產的地位，量是在急劇的減少。
 
　　第六，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所帶來的雙重社會壓力，使得社會矛盾的根源更為深刻、表現更為復雜。大家都知道，在西方這兩件事情，它是有一個時間差的，一個社會先面對的是一個財富分配的壓力，咱們是一個短缺的社會，要變成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把蛋糕做大之后，怎么能夠把它分配的更加公平，主要是這么一個。過了很長時間之后，現在是面臨一個風險分配的壓力，財富分配的壓力逐步讓位于風險分配的壓力，是西方現代性經歷的一種演變進程。正如有的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古典現代性階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級現代化階段的理想則是安全”。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的觀點，英國人看來平等是天方夜譚，現在安全問題上升為西方主要的，有這么一個過程。
 
　　我們看看中國社會的情況。可以看到現代化在我國社會的一種特殊情勢，即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與后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的復雜扭結與重疊，西方是富起來之后老齡化，而我們還沒有富起來老齡化問題也擺在面前，兩個問題一下子擺在你面前，既要對付財富分配的壓力，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貧富差距、弱勢群體等等，其實講的就是這么一個問題。而風險分配的壓力，也同時到來，人家是有時間差的，我們是同時到來兩個問題，而且復雜的扭結、重疊在一起，造成更加負責，這使得我們不得不同時面對財富分配、風險分配這種雙重的社會壓力。

　　我們社會對后面一種社會壓力沒有精神準備，應該說缺乏準備，所以我們關注和研究的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風險化趨勢的迅速發展，這造成我們在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理解等方面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說我們現在最大的一個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在什么地方？理論上講社會進步的代價應該由全社會來分擔，應該是這樣，但是實際上怎么樣？實際上我們社會進步的代價，幾乎全由弱勢群體在承擔，或者絕大部分由他們在承擔。我們在保險、社會保障這一些方面，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怎么使得弱勢群體在分擔社會風險方面，也就是分擔社會代價方面，還沒有考慮，現在幾乎都落在弱勢群體身上，這是我們很大缺陷。從理論上講，社會進步的成果應該由全社會來分享，但是現在社會進步的成果有一些與弱勢群體沒有多大關系，說實在話就是這樣，比如說據我們的調查，河北定縣，這些農民到北京回龍觀建筑工地，基本上都是他們包了，他們造了很多游泳池等等設施，可是他們能享受一次嗎？比如說到游泳池游一次泳嗎？不可能，他們享受不到。我們調查中也知道的，這個地方大約有十萬人左右，每年能上大學的四五十人，99%都是在復制他們父輩的生活。所以中國現代化的任務是非常的不簡單。
 
　　也就是說，在風險承擔方面，社會還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或者幾乎可以說沒有采取什么措施，社會風險都讓弱勢群體在承擔，造成的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理解和對策方面的局限性，我們還在考慮怎么將蛋糕做大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很重要，但是后面這一個問題，對于我國所面對的這種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雙重社會壓力加強認識和研究，建立起關于社會分配的內涵和性質的動態性觀念，像這一種風險，將在很大程度上扭轉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適應。
 
　　第七，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不平衡關系為世俗事物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對社會信念和價值觀造成了深度腐蝕。系統世界比如說政府的力量、市場的力量。現在社會生活當中，神圣事物是世俗化，是這樣的一種趨勢，而世俗事物又有了神圣化的趨勢，也就是說在現代生活當中，神圣和世俗的這種置換替補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并且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成為了一種主導性趨勢。也許太學術化了，但是大家回憶一下“超女”現象，這就是世俗事物神圣化最典型的例子，這實際上是一種新的造神運動，我們創造了一位姓李的這樣一位神。神圣事物，過去認為神圣的，現在都走下了神壇，世俗事物現在被大眾、被媒體炒成了一個新的“神”。
 
　　現在大家在預料，什么時候也出現一個“超男”，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世俗事物神圣化，這個趨勢是起主導的傾向。過去大家可能會說我要當拿破侖，現在估計很少有人這樣說了，從學術的反應來說，像過去尼采說“上帝死了”，帶著平常的心面對過去神圣的事物，但是現在某些世俗事物又神圣化了，有一種新的造神運動，這成了一種主導趨勢。很難想象，這么一個比賽，有那么多的人來參加，這當中大家看到有很多商業操作的成分在里面，可以看到市場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其他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的力量是多么強大，系統世界的力量是大大加強了。
 
　　現代社會兩大趨勢不可避免，一個是日常生活的公共化，日常生活公共化是什么意思呢？我們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些東西，越來越依靠公共部門所提供的資源，比如說水，在過去社會里水怎么來解決？天下雨、井水、河水，自己沒有勞動力雇人挑兩桶在水缸里放明礬，但是現在河里的水你敢喝嗎？十條河里九條半是污染的，井水你敢喝嗎？不知道什么化工廠的物質來到井水里。天下雨你敢喝嗎？可能是酸雨。現在水基本上都是靠自來水廠提供的。大家注意，你利用公共系統所提供的東西，沒有一個是免費的，都是要錢的，少一分錢也不行，你手機打錢不夠了系統會提醒你，有錢的日子真好過，沒有錢的日子真難過，日常生活這樣一種趨勢，隨時隨地都在教育你，所以這樣你對錢越來越看重。那么這個趨勢，就是人際關系的疏松化，比如說在家庭里，親子關系、夫妻關系，什么都疏松了，所以現在看電視劇，很多小孩都在說我爸爸媽媽真不怎么樣，夫妻之間也是各忙各忙的，朋友之間也是各忙各的，如果沒有業務關系就不聯系，最多過年的時候給你寄一個過年卡。現在隨著社會的進步，賀年卡也不寄了，電子賀卡給你發一個。業務關系保持聯系，業務關系說到底是金錢起到作用，一個家庭里為什么要送小孩上學？將來賺更多的錢。為什么上好的學校？都是這樣的一種。所以人日常生活的公共化，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日益被系統世界所支配，這是無情的規律，沒有錢不行。

　　現在社會領域的日常性生活事件，第三部門發展明顯的滯后，導致生活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意義和價值，建塑功能嚴重的萎縮。生活世界和系統世界這樣一種失衡，使得神圣事物魅力的去除再度升級，并助推了新一輪的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形成新一輪的造神運動。在生活世界本身當中怎么樣呢？由于這樣的趨勢，人們逐漸習慣于用利益博弈的模式來理解和處理人際關系，而比較忽視培育價值認同、相互信任、資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所以現在要建造和諧社會，要培育價值認同、相互信任、資源共享，這一種意愿能力。由于這樣，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興趣日益流失，這對社會合作過程中權利義務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壞性影響，社會信任逐漸的缺乏。
 
　　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關系，現在社會學界對此高度關注，因為兩者的整合和平衡涉及到許多方面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當中存在著現代社會的難題和危機。《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這本書也在中國很流行，這個問題確實在現實生活當中應該說反應還是比較強烈的。
 
　　第八，社會中的傳統性與現代化、古典現代化與現時現代化、舊式現代化與新型現代化、全球變遷與本土社會轉型、各種因素和傳統之間的關系更加盤根錯節。這種影響仍在不斷助推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復雜癥侯。比如說生活體系中的錯位，現在這個例子很多了，比如說現在的歌星，他的出場費，唱一首歌有的25萬塊錢，有的身價20萬塊錢，有的15萬，等等，這個現象現在只要出場就是這樣。可是他唱的歌曲，那個作者，所得到的報酬，寫一首歌200、300、500或者600，所以我們說嚴肅的勞動被戲劇化，娛樂的勞動被嚴肅化，這種社會生活當中的錯位現象，該值錢的不值錢了，不值錢的現在顯得那么值錢，這種錯位現象甚至很明顯。
 
　　另外社會性狀“只要暫時、不求永久”，生活策略中很多都要暫時，不要永久。現在在一個單位，說簽兩年合同，兩年時間內你不能走，意思就是說你兩年之后就可以走了，至少有這個權利了。過去最應該永久的結合，婚姻，現在也臨時化了，離婚率急劇上升。所以這樣一種生活策略，越來越成為大家的一種選擇。像我在人民大學整整有五十年了，能夠達到五十周年“金婚”慶祝的人已經很少了，能到二十五年“銀婚”的已經不錯了。

　　至于說政治形塑力量的轉變，整個社會的重心往下移，要過日子了，這是一個必然趨勢。大學生一開始眼睛向上，大概是不行的，現在需要首先眼睛向下，然后你才有可能向上，就是說你到基層經受鍛煉、增長才干，處理像社區的問題，先當好“村官”、“社區官”、“街道官”，今后可能會上去，如果現在就把眼睛往上大概就不行，只有向下才能向上，如果老向上下也下不去、上也上不去，應該說社會工作的潛力很大，現在六中全會也講到社會工作，當然它是說廣義的社會工作。我想社會工作的前途無量，現在形塑的力量是在往基層。
 
　　在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的這些趨勢當中，我們說有一些是當代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最新動向，有一些盡管持續已久，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發生了轉移，形成了與古典時期完全不同的特征。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這些都是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代表性的趨勢。
 
　　第三個問題，我們說一下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的影響。這種結構性劇變造成了當代社會不同于過去社會的特點，世界上的社會學家對此做了種種描述，比如說美國的理論學家提出不穩定性，我們現在的社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德國的理論學家提出不可靠性和風險社會，說我們進入了高風險社會。意大利的理論家提到了不確切性，我們社會的不確切性是越來越明顯，今天這樣，明天有可能會怎么樣。英國的理論家提出了不安全性，但是所有這些，鮑曼的概括，都考慮到全世界以各種形式在不同名義上經歷的人類困境這些方面，就是說所有這些說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不同名義人類所經歷的人類困境相同的方面，盡管說法不一樣，但是人類困境方面是相同的。
 
　　與此類似的，我們中國的理論家也常常提到非協調性、突發性等等，所以這些特點告訴我們，當代社會和諧不同于傳統和諧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和世界性的人類困境聯系在一起的。就是說傳統的和諧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東西，在傳統社會里我們過去所說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為這個社會的同質性很強，你插秧我也插秧，沒有那一個傻瓜說你插秧我偏不插，過了這個農時你就可能顆粒無收，那時候是一個自然社會。現代社會是一個人為社會，是人規劃的社會、是人構建的社會，但是在構建的過程中，人給自己造成了困境，總之我們這個社會進入到這樣一個風險社會。

　　現在我們建立和諧社會，是面對這些非常不和諧的因素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注意，它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這種結構性的劇變，也使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古典現代化階段的社會實踐過程，有它特定的框架，表現出一種剛性而固定的結構特征。那時候社會的各個領域曾經邊界很分明、線條很清晰，當時社會的利益結構、關系結構、權力結構以及階級階層、群體組織、行業或部門，還有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都顯露出這個特性。比如說我們社會改革開放之前，城是城、鄉是鄉，58年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之后，農村是藍本、城市是紅本，權利義務是非常不一樣的。而現在我們發現這種傳統的結構調整在消失，比如說現在我們有城中村，城中有村，村中也有城，這一種特性現在都在被改變。那么社會實踐的各個結構領域都在流變，變得柔軟和有彈性，他們自身的中心、邊界和等級不斷的擴展、收縮和相互交疊。在這些變化著的結構領域之間的地帶，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隱若現的網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實踐過程中筑成起了一個一個停靠點，現在正在融合。
 
　　這種結構性劇變造成舊式現代化的衰落、新型現代化的興起。二十世紀后期，特別是八十年代末以來，古典時代的舊式現代化揮別了過去的輝煌，走向了衰落，表現之一是它的兩難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鴻溝隨處可見：富裕與貧困、發達與落后、繁華與凋敝、興盛與破敗等等。前年我們考察了印度、北朝鮮、俄羅斯等，情況也是一樣。今年我剛從巴西和阿根廷回來，安全大成問題，我們的總領事就被搶過兩次，美國也是這樣，有富人區和窮人區。在這樣的巨壑匯成的背景之下，突顯出了對和諧的追求——這是古典現代化留給我們的未竟之業，也凸顯出了我們構建和諧的時代意涵，就是說這是一個需要付出持續的艱巨努力才能達到的目標，不付出努力和諧是不會自動到來的。這也標志著，從我們學術來看，以克服舊式現代化缺陷為己任，以和諧協調為標志的新型現代化的不可抑制的興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基本上都是舊式現代化，后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種現代化不行，它是不可持續的，舊式現代化走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有呼聲，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不能現在就消費了子孫的資源。新式現代化它是這樣一種現代化，就是說它是以人為本，推動自然和人的和諧發展、人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從而把社會和自然的代價減少到最小限度的現代化，這種叫做新型現代化。
 
　　最后，我們如何對待這個問題呢？總的來說，應該有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批判態度。在當代中國，社會改革不斷推動著社會轉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會實踐活動的方方面面——活動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經歷了急劇變遷，目前也走進了一個新的轉折期。這個偉大的、充滿生機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會進步又付出沉重社會代價的過程，使我們能夠從經驗上更直接地體驗到上述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和它具有的兩種力量，體驗到面對社會實踐發生了并且正在發生結構性劇變的社會，那種社會矛盾多發活躍的必然性，構建和諧社會的艱巨性，采取建設性態度積極對待。
 
　　所謂建設性的態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實事求是肯定我們取得的巨大進步，又指出我們付出的沉重代價和存在的問題，但是我們更強調要研究如何減縮代價、解決問題的辦法和途徑。你說問題說了一大堆，到底怎么來解決呢？所以要更好的研究解決。那么這種建設性態度是建設和批判、肯定和否定的統一。這里，批判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的那種“積極性批判”，而不是為批判而批判的“單純性批判”，更不是為毀滅而批判的一種“消極性批判”，甚至是“毀滅性批判”。這種建設性態度，內在地包含了一種批判性精神，但是批判確有一個站在什么立場、為什么而批判的問題。現在國際國內的形勢是非常復雜的，我們周圍現在老是聽到顏色革命之類的復雜情況，美國非常不甘心于中國強大起來，用各種方法來限制，所以要考慮，如果中國現代化失去這一次機會，以后這樣好的機會就不會再來了。因此，我想這樣一種建設性態度，不贊成兩個極端，肯定一切，或者是否定一切，因為它們都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實際，也不利于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學者的學術責任是一種理性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這是一種學術責任，學者的根本責任是什么呢？他是促進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社會代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可避免是不是我們無所作為呢，不是的，我們確實可以研究如何來減縮這一種代價，讓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這是可以做的，這是學者的根本責任。那么學者的社會責任是什么呢？他是要推進健康的社會心態和思潮，就像是六中全會決定的引領社會思潮，而不是迎合不甚健康的東西，這樣的迎合可以取得廉價的贊美，可以熱鬧一陣，但是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學者的悲哀，學者不能只解構不建構，不能務虛不務實，不能只求異不求真。這是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的。學者也不能像“憤青 ”那樣行事，不能把自己降低為“憤青”。我覺得單純的發泄于事無補，只會于事有害。我想面對這樣復雜的矛盾，中華民族正在復興的過程中，我們采取積極的建設性批判態度極其重要，特別是對于大學、研究所的知識精英，采取這樣的態度是尤其重要的。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下面的時間交流提問。不是說大家提的問我都能解答，如果大家提出的問題我有所思考的我講一講，如果我有一些回答不了的問題，我也老實地跟大家說，這個問題不是我所能回答的。謝謝大家。
　　主持人：感謝鄭教授生動活潑也非常嚴謹的演講。下面哪一位同學有問題，可以舉手。
 
　　現場提問1：鄭教授，首先歡迎您到商學院來。我是社會工作系的學生，現在大四了，面對找工作的問題，現在班里很多同學都希望找到對口的工作，但是我們實際上發現很少這樣的崗位提供給我們，我們就非常的矛盾。另外一個方面，也像您剛才所說的，從基層做起，但是社會卻沒有提供這樣的崗位給我們。所以我希望您給我們一些建議，包括我們的師弟師妹，讓我們更好的去融入這個社會，或者說更好的完善自身。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現在大學擴招，同時又存在著大學生畢業之后找工作難的問題，您怎樣來看待這樣的問題？謝謝。
 
　　鄭杭生：感謝你提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說現在沒有這樣的崗位，據我了解，好像不能完全這么說。比如說你們廣州市的殘聯，它曾經找到廣州大學社會學系，定了一個合同，每年六萬塊錢培養三十個人出來包分配，這方面的人是非常缺乏的。現在需要這一方面的人，但是中間的渠道可能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必須承認，在立法、觀念方面，現在關于社會工作確實有很多的問題，我剛才說了職業體系不完善，像社會工作師這樣的定位，遲早會有職稱，將來還要分級，肯定要考試。今天我們到社區里，那些社區工作者已經在擔心，說將來要這么考試的話，我們肯定考不過現在大學里受過正規訓練的人，自己會不會被你們這些人所淘汰。社會工作者，像在香港、美國等地，已經比較制度化了。當然，將來中國制訂的，也會有中國的特色。
 
　　現在找工作，我的建議，你要積極地去找，多找幾個進行比較，那一個好你就到那兒去。總的的趨勢，我剛才說了社會的重心會往下移，這些工作遲早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部門。這段時間我在廣州社區工作的調研，發現確實社區確實需要專業的工作者，廣州有很多做法還是很超前的，有許多制度的創新，比如說居委會將來要成為監督機構，現在的社區工作站這是執行機構，當然現在的法律支持力度還沒有，現在還是在試行。這個制度創新，使得容易得罪人的地方，它代表民意，同時還有一個社區工作站是政府聘請一些人，與選舉沒有關系，因為你得罪了老百姓將來不投你的票就沒有關系，你想工作也得不到承認。我說觀念問題，現在人們不太承認，只承認他在政府里面才是正當的或者怎樣，社會工作師協會算什么，現在在觀念上還沒有形成，看法上還有一些問題。現在社區里有很多制度創新的問題，將來這方面需要專業的人員，不像過去沒有專業知識也可以，越來越需要有專業知識的人來執行社區的各種事務。我想前途還是非常廣闊的。
 
　　第二個問題現在說大學擴招，社會又不能提供那么多的職業，畢業就失業，這樣的情況在社會中也出現了。我想這是一個事實。這個問題我想這么看，大學的擴招設想很好，但是對一個社會究竟能提供多少職業，這個估計不足，這是一個方面的問題。但是就業者本身也有一些問題，就是我所說的眼睛向上，眼睛向大城市，非大城市、大機關不去，這樣缺人的地方沒有人去，而不缺人的地方偏偏要擠進去。現在說要減招大學生，現在大學城造的那么大，就空著那兒？這也是一個系統問題。但是我相信中國社會是一個自我調節能力極強的社會，這些問題也只能在過程中慢慢的消化，比如像是就業問題、生源問題等等吧，將來會采取一些過渡性的辦法，像西方博士后是一個過渡性的辦法，博士畢業了沒有找到工作，好吧，你搞一年的博士后吧，但是在中國就變成了比博士高一級的東西，所以我在搞外事工作的時候，要向外國人做很多解釋，外國人才能夠明白。我們的博士后是歸人事部管的。將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提供類似這樣的過渡辦法，比如說碩士，碩士一年沒有找到工作，學校說你做一年碩士后，類似的，不是說一定要搞一個碩士后，我是說比如說可以找到一些這樣的過渡辦法，以解決社會就業崗位供給不足的情況。
 
　　現場提問2：鄭教授您好。我的第一個問題，您是怎樣理解和諧社會“和諧”兩個字，為什么政府部門不會說公平、平等社會？ 第二個問題，您最后講到學者責任，我是非常認同，但是面對中國這么多社會問題，僅僅靠學者的良心我想可能遠遠不夠，因為越是學者提出來呼喊一些要有什么良心的時候，更多人是投入到物欲的大海中。如果要想有更好的一個效果，要不要聯合像一些很優秀的公民，或者說一些NGO，像是很好的基金會、企業單位，甚至于政府，把這些聯成一條線，會不會有更好的效果呢？謝謝。
   
　　鄭杭生：你的第一個問題，和諧我認為它是一個包容度比較大的概念，而且從中國的情況來說，因為過去很強調斗爭，中國歷史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所以用和諧，我想更能夠表達，一個是它本身的包容性比較大，能夠將你所說的這些東西包容在其中。和諧社會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和諧社會是一個誠信的社會，和諧社會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包容性非常大，你說的都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用我們學術來說它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必要充分條件，和諧本身包容性比較大，又有一個歷史原因，跟中國的國情有很大的關系。
 
　　你的第二個問題，社會部門、社會一些非政府組織，其實社會三大部門之間的關系，部門結構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一個總體性的框架，你把三大部門的關系理順了，那么和諧社會的建設就會房子的藍圖一樣，好的藍圖，按照這個圖紙就能夠蓋起房子來，如果結構性的東西不好，蓋的房子就會有問題。第三部門的擴大，第三部門對第一部門來說是非政府組織，對第二部門來說是非盈利組織，民間組織為主體的社會組織，我想這一大塊的發展是我們社會建設的應有之意。政府的力量、市場的力量是越來越大，但是第三部門沒有相應的增大，就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你剛才所說的我也很贊成，在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組織之中，最切實的是像各類基金會的迅速發展。比如說中國有二十萬大企業，每個企業搞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大概需要三個人，這就是六十萬的職位，這是現代職業體系里很重要的一塊。將來像基金會工作人員，也是社會工作者的一部分，這些人的地位會越來越高。要把社會多余的財富引向這里，這一點我有切身的體會，過去我當人民大學副校長的時候，公開宣布不用學校的錢到國外去，我每次到國外去都是國外基金會資助的，這樣出去順便為學校辦點事。比如說德國有一個基金會，本金是七千萬馬克，每年的利息、其他收入大概有三百萬馬克到四百萬馬克，所以它一年就召開24個，兩周一次，24個學術會議，像社會學就委托給福瑞寶大學的一個教授，由他邀請世界上二十名比較有名的社會學者去開會，條件都挺好，一個人5000馬克，不用交稅，本金還在增長，家族的名字永遠刻在基金會上，有名有利多好啊，確實有利于社會進步。這樣的基金會成立之后也減輕了政府的負擔，這種事情由第三部門去做，比如說政府采取買服務的辦法提供公共產品，政府部門也就解脫出來了。現在什么都是政府行為，當然你什么都要負責，現在政府就好象是在引火燒身，把矛盾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所以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忙于應對，疲于奔命，特別是地方政府，那一個突發事件發生，第一把手必須趕到現場，如果不趕到，第二天也許不是他了。
 
　　這種是體制性的，三大部門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第三部門不發達，這種體制性的原因造成了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的原因，當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尋租、出租等等。體制性的原因與自身性的原因，三大部門的關系理順為和諧社會打下了一個結構性的基礎，部門結構的基礎，這是非常重要的。謝謝。
 
　　現場提問3：鄭教授你好。剛才您在講座中說到社會實踐結構性劇變，但是有學者提出從整體來說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但是社會流動已經開始減弱，而且社會結構已在不斷的定型化，社會不平等也在不斷的定型化。請問鄭教授，您對這個觀點是怎樣看待的？
 
　　鄭杭生：我知道你講的意思，一個轉型社會，就表示它的變化性很大，有一些方面定型了，但是并不是說一切都定型了，如果一切都定型了，也就不能轉型了，邏輯上是這樣的。剛才我說到社會斷裂，也是同一個人的觀點，對他們這些觀點，慢慢的我們會進行一些學術的爭論。我們主張的社會轉型，是從傳統到現代到更新的現代，是這樣一種，這是世界社會學和中國社會學的主流。這位作者主要說轉型是什么呢？它是一種特殊的轉型，講的前蘇聯、東歐怎么一步步變成資本主義，這樣一種轉型。他認為，一般廣義的轉型論好像過時了，只有他們是對的，這是很不對的，這是一種誤導。所以這些觀點，我想我們會進行一些學術的爭論。 現在確實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我最近參加了好幾個國際學術會議，新布達佩斯學派，就是一些匈牙利學者的研究，后來一些美國主流社會學者也加入到研究隊伍當中來，這樣形成了新布達佩斯學派，基本的主張是這么一個主張。所以他們的名言，“打造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就是說蘇聯這些國家的轉變是什么啊，它沒有資本家，是以前的像共產黨員這些精英導致了社會的轉型，所以這是叫打造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不管怎么說，現在國際上的會議都在論證中國成為新資本主義成員，現在成為一種國際的時髦，這是很不對的。最近中央六中全會的決定講，我們的核心價值體系里面，第二個就講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那么我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它新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它利用資本主義的一些特色東西來壯大社會主義，最后取得戰勝資本主義。我們社會主義有兩個層次上的理解，第一個是目標層次上，第二個是手段層次上，我們利用市場，我們允許資本主義存在，我們允許有雇傭勞動，等等，但是這是手段，但是不要忘記了自己的目標。現在我們的問題，確實有很多人忘記了目標，這是不對的。六中全會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就要加強這一個方面的努力，使大家能夠統一在共同的價值觀上，達到共識，這樣對中國現代化的推進會產生很大的作用。 謝謝。
 
　　主持人：今天有幸主持這個講壇，我最后要說三個感謝。 第一，我代表主辦單位和聽眾，衷心感謝鄭教授給我們做了一個深刻、生動、解渴的學術演講。 第二，感謝廣東商學院的領導、老師和同學們對這次論壇的高度重視、大力支持，提供這么好的條件，我代表主辦單位向廣東商學院的領導、老師和同學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第三，要特別感謝各位同學，今后你們可以更多地向鄭教授請教，現在是資訊時代了嘛。 今天的講壇到這里結束，謝謝各位。
 
　　以上內容根據現場速錄整理，如有疏漏，敬請諒解！如轉載須注明稿件來源！

（編輯：莫凡）
 
 
稿件來源：南方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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