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伸冤，常有攔轎喊冤者。喊冤的人，一般來說，是在本地的官司打不贏，或遇到本地官員“官官相護”，于是想越級上訪。而恰巧在路上遇到過往的上級官員，或者打聽到有某上級官員從此路過，提前寫好狀紙跪在路邊，高喊冤枉。于是轎中坐的官員便受理此案，審查清楚后為攔轎者做主。群眾喜歡聽的戲文中，如《包公案》、《海公案》、《狄公案》等等，常有類似的劇情。　　

　　普通的群眾，一般來說不太懂法。又要請律師，又要遞訴狀，覺得著實麻煩。他們習慣于找到某個官員，讓他評評理，辨明是非。比如村民習慣于找黨支部書記或村主任評理，再往上找鄉黨委書記、鄉長說理等等。鄉村兩級實際上也有調解機構，村里有主管治安的支部委員，過去叫治保主任，鄉里有司法員，以此類推。在基層民眾樸素的心態里，還有許多人認為縣里就縣委書記官最大，其次是縣長，他們既然是當地的“父母官”，便應該當地的什么事都管起來，于是便出現了攔住縣長喊冤現象。

　　湖南省衡陽縣最近就遇到一起村婦“攔路喊冤”事件，據新聞報道，9月6日下午，湖南省衡陽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孫浩下鄉檢查工作，遇到一位戴女士攔車喊冤。此事在網絡引起軒然大波的原因，是當時縣長的車沒理這個茬，而只有當地井頭鎮的黨委書記戴湘衡與戴女士交流。這個事經過自媒體的發酵傳播，變成了湖南一縣長視察路上無視村民攔路“告狀”，而激發了網民們對官僚主義的憤怒。網民們并不關心戴女士有什么冤枉，關心的是縣長對攔路告狀者的態度。　　

　　我注意到一位律師對該事件的分析，她說這起下跪攔訪事件，是“拜錯了廟也燒錯了香”。按這位律師的說法，舉報貪污腐敗可以去紀監委，反映相關部門瀆職、不作為可以去信訪局，報案可以找公安局，打官司應該請律師去法院，千不該萬不該的就是攔縣長。而且，這位律師還重點說明：縣長作為政府部門領導是無權干涉司法公正的，“去行政化”是司法改革的重點。律師指出的“光明大道”是，應當通過正常的渠道和程序進行申訴，而不是采取攔路等“非法”或者“不合理”的方式。這位律師進一步解釋說，戴女士的攔路喊冤行為可能會“妨礙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甚至構成違法行為”。　　

　　雖然律師說得頭頭是道，但許多群眾并不認可她的說法。第一，如果如她所言通過正常的渠道和程序可以解決問題，沒有人會攔路喊冤自找麻煩。一般而言凡是攔路喊冤者，都是通過正常渠道解決不了的問題，才會出此“下策”；第二，縣委書記和縣長是當地的“父母官”，雖說不像古代一樣具體負責審案，但他們是負責“綜合管理”的，當然也包括轄下屬地公民的冤屈案件。即便縣長不親自審案，也要給攔路喊冤者指一條“明路”，給予合理的答復和解釋；第三，縣長雖然不能干預司法公正，但他有責任監督司法是不是公正，他屬下的法院、檢察案制造了冤案，他和主管的副縣長也是負有領導責任的；第四，縣長下鄉視察工作，就是去尋找工作中的漏洞去了，遇到有人攔車喊冤這么大的漏洞不管，那視察的目的是什么？咱不是去下面擺譜去了。　　

　　對縣長無視訪民攔路喊冤，我是持批評意見的，對律師依據法律條文解釋訪民攔路喊冤的“錯誤”，以及有可能“違法”的說法，我也并不認同。古代都可以攔轎喊冤，何況是現在。當然并不是我鼓勵攔路喊冤，我要指出的是，如果當地政治清明，就沒有攔路喊冤的事情發生了。誰說縣委書記、縣長替民做主就是干涉司法？我曾經歷過前任丘市委書記田金昌“斷案”的故事，任丘市有幾個“老上訪戶”，打官司打了幾十年，從任丘市打到滄州、石家莊，又到北京去上訪，法院的終審判決都執行不了。田書記召集了雙方當事人到場，法院院長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到場，電視臺直播進行“審案”，經過一天的調解，給當事人雙方寫下了調解書，市委書記親自當“保人”，斷清了此案。不但雙方當事人給他下跪表示敬服，就連法院院長也服了田書記的工作方法。田書記在任丘市官聲很好，他調離時許多人攔著不讓走，就是因為他親民愛民，給老百姓辦實事。　　

　　所以，我不認同某律師所說的攔住縣長喊冤是拜錯了廟門燒錯了香的說法，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何況訪民找的還是縣長。他如果心中有人民群眾，就要想方設法為群眾排憂解難。就是不親自審案也要給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或方向，而不是離開。據報道事情發生后，孫浩縣長第一時間約見了當事人，了解相關情況及其訴求，向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看起來，這位縣長的水平比那位律師的水平高多了，他知道該怎么對待他轄下的人民群眾，才會變不利為有利，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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