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

　　如果說郝景芳的《折疊北京》是在用冷峻的物理感受描繪了一座城市不同空間的疊加和人群的隔離，那么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和概念工具能夠提供哪些分析落腳點，讓我們更加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國家、城市、空間、歷史和人群之間的交錯尺度與互相擾動？

　　本文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當代中國中心的艾華（Harriet Evans）教授與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助理教授安德烈（Andrea E. Pia）的對談，發布于2021年6月的《中國制造》(Made-in-China)期刊。艾華介紹了疫情中剛剛由杜克大學出版社發布的新書《底層北京》，以及她對于北京大柵欄街區不同階層、性別、年齡的居民跨越多年的口述史研究。2017年冬天后，隨著“整治低端人口”一度進入新聞頭條和社交媒體話題，學者對這個概念本身代表的預設進行了審思。基于《底層北京》所關注的大柵欄街區，安德烈和艾華從為何關注“國家內部邊界”上不被看見的人們開始講起，討論了階級差異應該如何被研究，不同代婦女在“補丁式父權”中的掙扎，并最終落腳到“低端人口”話語的系統性問題所在——財富創造和城市復興的成功其實是依賴于某種劣勢（disadvantage）的創造，這些人們被排除在獲得福利的正式渠道之外。

　　原文作者 / Andrea E. Pia And Harriet Evans

　　原文標題 / Beijing from Below: A Conversation with Harriet Evans

　　翻譯 / 阿明

　　編校 / 子皓

　　在她的新書《底層北京：首都中心區的邊緣生活紀事（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杜克大學出版社，2020）中，艾華（Harriet Evans）在大柵欄——北京最貧窮的街區之一——捕捉到了最后一絲底層生活的氣息。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為籌備2008年奧運會而加速拆遷重建北京的“老城區”之間，大柵欄的居民長期生活在沒有衛生設施的破舊環境中。他們中很少人有穩定的工作。現在，大柵欄的大部分原有住戶已經遷移，隨著街區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而流離失所。艾華通過口述史展現了街區中若干家庭的回憶和經歷，以此思考個體、家庭與國家，貧窮和不穩定，性別政治和道德生活，以及對于官僚權力的抵抗和適應如何互相影響。

　　冬日的大柵欄胡同。圖片來源：艾華

　　國家內部邊界上的隱形者

　　安德烈（Andrea E. Pia）：與路易吉•通巴（Luigi Tomba）、趙文英（Mun Young Cho）、孫婉寧（Sun Wanning）和安舟（Joel Andreas）這些學者一樣，你的書強調中國研究要重新關注階級與階級認同的形成，尤其是在城市邊緣地區。你的方法也類似于嘗試重新敘述我們所謂的國家內部邊界——在這些地點，那些被認為阻礙了國家發展的麻煩主體（undesirable subjects）同時經受著暴力執法和政府放手不管的對待。“底層角度”——如你的標題所示，為什么從“底層”去思考當代中國社會是有用的？包括對于階級問題的重視，這種視角對我們目前理解當代中國有什么幫助？

　　艾華（Harriet Evans）：我比你提到的那些學者更間接性地處理階級問題，因為我不會立馬直接分析那些導致我的受訪者被邊緣化的結構性問題。另一個差別是，我更關注的是有正式戶口的大柵欄常住居民，而不像孫婉寧分析中對流動人口的關注——雖然我最情感投入的一章是關于一對北京的移民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在1997年從陜西搬到北京。所以說，我的城市底層受訪者的邊緣地位在書中所談及到的漫長幾十年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再生產和強化，尤其是在毛的時代。這就涉及到了關注同一時期的現有文獻中沒有被納入考慮的一個底層類型。

　　毛時代的底層階級問題是復雜的，需要更恰當的理論分析，在我的這本書中未能囊括。此外，在我的書中有一個人物，由于他的成長經歷、機遇和創業頭腦，他所獲得的物質生活導致他在階級方面的形象特征與我所敘述的其他人物有很大不同。在以記憶為媒介的個人經歷與底層地位之間最明顯“契合”的是高老太太（Old Mrs Gao），她在民國時期的貧困和童婚的童年，使她甚至沒有可能想象去接受教育。到了共和國時期，高老太太的文盲身份和就業技能的缺乏，又將她置于自豪的新工人階級中的邊緣。

　　然而，當我思考多年來逐漸熟知的受訪者之間的差異，如果要談造成“底層地位”的狀況，我所聯想到的是感覺自己被父母遺棄的美玲（Meiling），她在 1980 年代初期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最終因賣淫而被拘留，而另一個是趙勇（Zhao Yong），他的底層地位來自于繼承了自己祖父母的“小地主”政治身份和他家族“精神失常”的名聲，這是在政治和行政管控中的正式階級結構之外產生的一個被“去階級”的階層。我們清楚，在被承認的“人民”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范疇之外建立一個被排斥的階級類別的做法，是有意孤立和“懲罰”那些被認為與社會主義的改造目標相悖的階級身份持有和繼承者。但在這方面的現有文獻中，學者往往將注意力放在城市中心區的受過教育的“專業”階層（professional stratum）。很少有人關注那些因小規模創業行為而被打入“壞”階級的人，例如趙勇的祖父母。

　　對于像趙勇這樣的個體來說，文化大革命在貧困挨餓的歷史上是一個高潮時刻，他清晰地記得他的父親被紅衛兵毆打，但他并沒有像那些廣為人知的傷痕報告文學一樣，宣稱某種需被優先對待的受害者身份。他對創作文革受難敘事并沒有興趣。從他的角度來看，文革既不是一個阿甘本意義上的“例外狀態”，也不是一個打破了從民國時期資本主義到后毛時代市場改革間無縫銜接的歷史倒車。相反，文革不過是貫穿他整個人生的物質匱乏、被輕視和歧視的長時間痛苦歷史中的一個瞬間。我想點明的是，那些構成了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知識的敘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敘述者的階級背景所框定的。

　　我想展開的另一點，是關于你對我如何重新描述“國家內部邊界（internal frontiers of the state’）”的看法。是的，我所敘述的故事中的人被視為麻煩。我的被訪者的陳述和檔案記錄都說明了這一點。然而，我在書中探討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去呈現我所認識的大柵欄居民因為如此遠離國家的機構部門和話語掌控，以至于在他們構建自己的生活時，國家的時間性并不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國家內部邊界（internal frontiers of the state）”的概念也為思考邊界的模糊與孔隙開拓了新領域。在阿南亞•羅伊（Ananya Roy, 2011: 226) 的作品《重新思考底層都市主義》中，她將“貧民窟”定義為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業機會的城市空間”。雖然我認為，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這個空間可能是由兩種可能所體驗和中介，但這個概念的確能夠幫助我們將 “國家的邊界（frontier of the state）”看作是一種爭奪影響力的空間，這種空間在概念上既給城市的底層民眾賦予了認可，但同時又默許了管理者的強制性力量。這種情況在我書中主要的民族志體現便是，美玲因賣淫而被拘留，交警試圖對趙勇的一些很小的違規行為進行罰款和24小時拘留，或者城管粗暴地對待無證駕駛三輪車的農民工李富英。

　　一處拆除中的大雜院。圖片來源：艾華

　　階級差異的方法論

　　安德烈：你的書在方法論上的選擇和敘事結構很值得注意。其中，你結合了民族志田野調查、檔案研究和口述史，來涵蓋你多年不斷拜訪的大柵欄近60年的社會歷史。我尤其欣賞你對被訪者敘述節奏和調性的把握——直接對談中的那些停頓和口頭禪，口述歷史學家亞歷山德羅•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2017：31）曾出名地將這些細微證據形容為“敘述者對所述故事的參與，以及故事對敘述者生活的參與”。在閱讀有關當代中國的文字時，我們很少能接觸到如此生動的私人描述，這也加強了你的論點，即應以底層階級主體自己的聲音來代表他們。但這種嘗試也可能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正如另一位口述歷史學家卡洛•金茲堡（Carlo Ginzburg，2019: xxii）曾經說過的，“一個人無法擺脫自己階級的文化和自己所處時代的文化”。換句話說，如果不通過明確的社會正義范疇來進行分析，這些聲音似乎無法觸動中國城市的年輕一代——那些可能正在歷經一個更加破碎的階級制度和更加流動的性別關系的人們。如果生活在底層之中的人可以真正地發聲，我們如何才能確保需要聽到這些聲音的人能夠真正聽進去？

　　艾華: 我應該在這里指出，這本書與口述史的“傳統”的慣例非常不同。我對受訪者做了匿名處理，我沒有進行非常多的錄音，我也并未進行關于生平的采訪。話雖如此，盡管我們或許無法在民族志中復制底層的體驗，但我們絕對可以找到方法將他們的經驗姿態（gestures of their experiences）展現于書面，甚至是如同攝影一般。我當然同意波特利對于直接對談時的斷續和口頭禪的強調。但是，作為題外話我有必要指出，鑒于已經有如此多的口述史致力于讓那些被歷史邊緣化的人發聲，人們很容易錯誤地把這些斷續和口頭禪僅僅聯系到階級上。波特利堅持認為，尊重遺忘和所記得的記憶同等重要，這也非常貼近于我的方法論。這也是為什么我引述了斯塔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的評論，其大意是，對于主體來說，被記住的內容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記憶與所記事實的關系。然而，我可能與波特利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當他指出檔案和二手文獻可以提供 “事實核查”的作用、且為想象提供線索時，我認為他似乎暗示了某種優劣等級。

　　那些堅持敘述者參與故事創作的想法也需要被仔細拷問。雖然波特利的論點指向了民族志關系的一種理想形式，但它忽略了這種關系中的不平等——可能研究者與被訪者在談論同一件事，但對其意義的理解卻非常不同。我的方法論和我結合不同的資料（包括官方檔案）的方式，是在我的研究的過程中有機地浮現出來。我的規劃和最終發生的一切并不對應。因此，回到波特利，在與我書中提到的家庭熟悉之后，我轉向了檔案和二手中文資料，主要是因為我想從這些史料中看到，不同權力和利益方如何敘述、闡釋過去，將其作為共同歷史的主體去加以控制。我的思考落腳于這些不同的信息來源是如何互相對話、交錯、共鳴的。這不是為了“事實核查”，而是去探索我在大柵欄的熟人的經歷如何既擾亂、又不時順應了國家利益。

　　因為與埃里克•穆爾克（Erik Mueggler）的對話，我最近開始思考資料源的一個層面，便是如何處理我在書中以照片形式描繪和可視化的客體的意義。這為研究者和對談者在充滿客體的空間中進行交流增加了另一個維度。舉例來說，我在高老太太的正房里所描述的物品，都可以被認為是在描述她生活中的許多主要特征，其方式類似于繪畫技巧，通過背景和環境、而不是從對主要人物本身的關注中建立起一個圖像。或者，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對高老太太的生活的“讀畫詩”（ekphrastic depiction）【1】，通過對她生活中的物質和視覺對象的敘述，來描述她的生活。

　　高老太太家里櫥柜上的物件。圖片來源：艾華

　　最后，通過與歷史學朋友和同事們的交談，以及同研究生對書中些許章節的討論，我決定像曼素恩（Susan Mann）在其精彩的《張門才女》（2007）中對司馬遷《史記》的使用那樣，把我的對話者“帶到生活中來”。這使得我主動地盡可能用受訪者的口吻來敘述正文章節，并在每一章后置入“幕間曲（interludes）”，試圖將我眼中的主要闡釋線索和主題總結出來。

　　因此，我們來看看金茲堡的這句話。金茲堡討論的是跨越空間的時期，在這些時期中，地方和體驗被明確劃分的文化邊界所限制，尤其是羅馬帝國后期，并且時間和階級在某種意義上是相互構成的。然而，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即使在大柵欄“封閉”的邊界內，“所屬時代的文化（culture of one's time） ”亦已將全球財富和機遇納入眼界，還包括對它們可能意味著什么的幻想。無論是在社會學中還是在主觀的層面上，階級都不是一個不變的范疇。如果對我的大柵欄對話者進行社會學分析，他們都會被歸類為“社會底層”（underclass），但是，從記憶和經驗的角度出發去分析，則能看到他們在這個范疇之中活法的顯著差異。不過貫穿全書的一個主題確實涉及到“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概念，對于那些想要主張它的人來說，這就算不是一個明確的結構性范疇，也無疑是一種情感上的表達，因此隱含著政治意涵。我的觀點是需要區分關于階級差異的內在切身思考和針對產生這些狀況結構性因子的外在分析，并且前述這個立場揭示了向他人問詢“階級差異”的多重困難。

　　補丁式父權中的掙扎

　　安德烈：你的許多對話者是不同社會階層的北京婦女，她們被困在不斷變化的家庭義務和性別不平衡的環境中，同時，也在竭力保持某種表面上的自主性。在閱讀她們的故事時，我想起了另一位重要的意大利口述史學家、反法西斯主義者努托•雷韋利（Nuto Revelli）的作品。在他的其中一個項目中，雷韋利（2018）與皮埃蒙特的農民婦女交談，有趣的是，她們的遷移背景與你書中提到的李富英相似。重要的是，雷韋利注意到這些婦女在表達渴望更大自主權時的矛盾心情：自主的實現只能通過依附甚至深情投入父權制權威。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在中國，作為一個女人意味著要受到多重形式的支配。你在書中講述的故事，在哪些方面為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辯論增加了復雜性，提供了更多材料？

　　艾華：對父權制權威的情感投資這一概念當然是一個接近我內心的主題。但首先，我想指出，這些情感投資既是良善的，也是工具化的，兩者不可分割。此外，它絕不僅僅是貧困和不穩定條件下的產物或反應，雖然很多主流中國社會學家所偏好的現代化論點或許會如此展開。我在其他地方討論過，對某種被改造過的父權制形式——我稱之為 “補丁式父權制（patchy patriarchy）”——進行情感投資，也是許多富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的性別化立場特征，正如謝凱玲（2019年）所論述的那樣。如果我們把 “補丁式父權制”理解為婦女依然承認男性權威、但也開始聲索自立時的各種不連貫和對沖的方式，那么這必然會在社會、歷史和文化的邊界上以不同形式被媒介和表達。我認為，盡管早期毛時代的基進政策對婦女的生活產生了變革性影響——尤其是在開放就業和教育機會方面，將婦女定位為公共主體的一部分——但無論是婦聯還是其他的國家機構，都沒有關注家庭和家族領域的問題。恰恰相反，此時的預設是，直到國家在財政上有能力負擔起提供托兒服務和其他家庭及福利服務的事務之前，這些任務自然會落到婦女身上。此外，若婦女沒有完成這些任務，還會被視為對社會主義事業不負責任。該立場的基石是一種社會-生物學主義的性別差異觀點——婦女因其生理結構自然地被約束進母職這一身份，并承擔其他照護職責。

　　隨之而來的是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這對許多的中國婦女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特別是對于受過教育的職業婦女來說，她們有史以來第一次能夠直接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婦女接觸，特別是全球南方的婦女。她們在討論中介紹了其他地區的婦女組織如何在父權制主導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下應對貧窮、健康、教育和性別歧視等棘手問題。中國女性還接觸到了對性別的新理解，這在她們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生物性別差異定義中不曾存在。當婦女們開始辯論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并可能被改變的性別概念的解放性可能時，她們很明顯感到激動。盡管對這種日益增長的“女權主義”聲音，婦聯的態度舉棋不定，但它仍然展現了與國際女權主義對話的活躍創造力。

　　進入新世紀后，中國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日益強大的參與者，導致了更深的社會分化和不斷變化的就業結構，使許多婦女有機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實現和認可，但也觸發了越來越多的性別歧視行為和愈加嚴重的性別差異，以至于2017年，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中，中國在144個國家中排名第100。在近幾年，政策和主流話語明確轉向贊頌婦女的家庭美德，“性別平等”被放逐到包括婦聯的國家話語中愈發邊緣化的位置。

　　這些發展，再結合社交媒體行動，觸發了新一代千禧年女權主義者的成型。她們擁有不同的背景，包括LGBTQ+行動主義。與她們的女性前輩們相比，她們在探索女權主義思想時，明確向婚姻和家庭責任開炮，這標志著與早先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運動時期在原則上的徹底不同。正如洪理達（Fincher）在《背叛老大哥》（2018）中所討論的，雖然這種行動主義被認為威脅到了中國男性所主導的政治體系的現狀，但這并沒有遏制在線平臺上女性賦權交流的爆炸式增長，在當下市場環境，女性在管理婚姻和家庭關系方面擁有相當多籌碼。

　　總地來說，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在改變婦女生活條件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補丁式父權”仍然在婚姻家庭關系上持續塑造性別化的預設。跨越著階級、世代和行業的差異，中國的父權制結構早已擺脫了其“經典”的樣貌。盡管如此，從毛時代到全球化市場經濟在政治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這些結構一再以新的方式重現，同時也吸收了過去的實踐行為。長期以來，這些實踐一直由婚姻、生育、家庭、親屬關系、女德和家庭分工為中心的性別差異話語所維持著，盡管論域不限于此。充斥于流行文化、校園教育、商業廣告，婦女可以占據來探索性別的替代可能性的批判性空間受到了嚴重限制。因此，我們需要等待更深入的研究：挑戰異性戀婚姻主導地位的女權主義所吸引到的年輕都市女性，和那些似乎屬于同一社會學范疇、對異性戀現狀做出了妥協的女性，有什么不同呢?

　　但是，在結束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還是要回到大柵欄的婦女身上，我的分析讓人同時看到改變的障礙和可能性。我對我僅認識的兩位年輕婦女——美玲的女兒和李富英的兒媳——所展開的討論，揭示了年輕婦女在世代和文化上轉變的故事，她們把個人的欲望和愿望放在首位，無論在她們長輩看來這要付出多大代價。在這過程中，她們用鮮活、具體而又充滿情感的方式演繹出了與她們母輩不一樣的真正轉變。

　　因此，我在思考我的書如何為當代中國的女權主義辯論增添復雜性和材料時，我會從兩個方面總結前述觀點。第一，我會重申，盡管在過去60多年來婦女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這些變化并非來自婦女對性別和性別關系意識的增強本身。在這幾十年不同的時代和階級中，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婦女對男女平等的觀點的熟悉程度超過了她們對性別本身的理解。第二點則是，我的書清楚地描繪了女性在同時肩負著巨大的就業和家庭照護負擔時，這種掙扎的謀生對其身體和情感產生了多重影響。如果吳曉和董一格（Wu and Dong）所歸納 的“中國特色女權主義（made-in-China feminism）”（2019）能夠超越到社交媒體領域之外，對那些沒有或不能接觸類似辯論的婦女的生活產生影響的話，我的分析讓她們的觀點更深化，通過展示民族志材料，揭示婦女對異性戀婚姻、生育和孝道的依賴是一種交換，其中工具性、情感性功能和倫理因素密不可分。

　　2008年春節，高老太太的大雜院門口。圖片來源：艾華

　　劣勢的創造與排除的邏輯

　　安德烈：請允許我問您最后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與《中國制造/ Made in China Journal 》雜志社有關，我們的談話會被收錄在這期雜志中。沿著多蘿西•索林格（Dorothy Solinger）（1999年）所開創、以及最近索菲亞•伍德曼（Sophia Woodman）和郭忠華（2019）延續的思路，你的書表明，北京的底層民眾雖然在城市居住，但并沒有完全獲得完全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最近，在北京發生的有關所謂低端人口的驅逐事件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在一個近期宣布成功消除絕對貧困的國家，盡管有繁花似錦的聲明，但社會排斥仍在延續，你書中的故事對社會排斥的這些復雜方式有何結論？

　　艾華: 一個簡單的回答是，從廣義上來講，關于消除貧困的宏觀論述可能是真的。然而為了澄清歷史事實，我們必須承認，這不是由于改革后的制度本身，更不是由于當下情況，而是建立在毛時代已經引入的非凡變革之上。也可以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多元化的大國，富裕和貧困區域和空間的差距也裹挾著世代、性別和種族的多重其它差異。一個在政治上更審慎的回應——就像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很久以前所表述的——是強調財富創造和城市復興的成功其實是依賴于某種劣勢（disadvantage）的創造，用我的術語來講即是一個底層階級——你愿意的話也可以稱為不穩定型無產者（precariat）——這些人被排除在獲得福利的正式渠道之外。對我來說，“低端人口”的殘酷悲劇證明了這個論點的邏輯。當然，這個論點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也正以不同的規模上演著。

　　然后是“公民身份”的問題。這是一個我在書中沒有涉及到的概念，但我確實涉及到了“承認”（recognition）這一概念。我的對話者痛苦地意識到，她們并沒有被承認為完整的人，而是被視為最底層的社會垃圾。在我書中提到的大多數中年人已是全然的都市人，她們在北京出生和成長，并擁有正式的北京戶口文件作證。她們聲稱歸屬于大柵欄及其周邊地區，并將自己與“老北京人”這一話語稱謂聯系起來。她們也意識到，中國的“底層”一詞和在英語中一樣，都被鐫刻上了一種道德形式的蔑視。最后，不管怎樣，這本書是為了給那些長久以來持續不被承認的一群人以認可。我很遺憾她們將無法閱讀這本書。

　　譯注：

　　【1】關于“ekphrastic depiction”，翻譯參考：《符號修辭視域下的“圖像化”再現——符象化（ekphrasis）的傳統意涵與現代演繹》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view/index/theory/3644

　　引用文獻:

　　芬奇，麗塔洪。2018. 背叛老大哥：中國女權主義的覺醒。倫敦：Verso Books。

　　金茨堡，卡羅。2019. 奶酪和蠕蟲，第 3 版。米蘭：阿德菲。

　　曼，蘇珊。2007. 張家才女。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

　　亞歷山德羅·波特利。2017. Oral Stories: Storytelling, Imagination, Dialogue [Oral Stories: Story, Imagination, Dialogue]。羅馬：東澤利。

　　雷維利，努托。2018. 強鏈接。女人：農民生活的故事[強鏈接：女人——農民生活的故事]。都靈：埃諾迪。

　　羅伊，阿南亞。2011 年。“貧民窟城市：重新思考次級城市主義”。國際城市與區域研究雜志 35(2): 223–38。

　　索林格，多蘿西。1999. 爭奪中國城市公民權：農民工、國家和市場邏輯。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

　　伍德曼、索菲亞和郭中華（編輯）。2019. 在當代中國實踐公民。倫敦：勞特利奇。

　　吳，安吉拉肖和董一格。2019. 什么是中國制造女權主義？后社會主義中國的性別不滿和階級摩擦。批判亞洲研究 51(4): 471-92。

　　謝凱玲。2019.“婚內母性的歸化及其對中國學術女性的影響”。英國中國研究雜志 9(1): 59–84。

　　原作者簡介

　　采訪者

　　安德烈（Andrea E. Pia）是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人類學助理教授。自2007年以來，安德烈一直在對中國正在發生的水危機進行長期多點民族志研究，特別關注環境正義、社會控制和預言性農村政治（prefigurative rural politics）等問題。他的下一個項目是研究中國水工業的國際化影響，以及正在影響湄公河沿岸跨界河流社區的政治生態轉型。他的作品曾出現在《政治和法律人類學評論/PoLar：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皇家人類學研究所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和《文化人類學/ Cultural Anthropology》等。他的第一本書即將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

　　被訪者

　　艾華（Harriet Evans）在中國的性別和性的政治、毛時代的政治海報和視覺文化等方面有大量的著作。一本題為《中國的草根價值觀和地方文化遺產/ Grassroots Values and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的新書（與Michael Rowlands合編）即將由列克星敦出版社出版。她的工作側重于在學術研究、政治和女權主義行動主義，與世界之間架起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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