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長租公寓的“蛋殼”爆雷,留下一地碎屑。
崩潰的是租客。
有崩潰的租客與房東持刀對峙的,有崩潰的租客焚房跳樓自絕的。
我也是比較擔憂的,因為我的孩子在北京就職,也是一名租客。
我慌慌地去電問一問,孩子說租的不是蛋殼的房子,是另一家長租公司的,但自己也被房東“掃地出門”了,限期一周內搬出。孩子沒敢告訴我們,怕我們擔心。還好找到了房子,沒流落街頭,不過租金比原先的房子貴了五百塊。
雖說500塊,對孩子來說也不是個小數目。孩子在一家事業單位上班,每月工資5000多塊,過去租住的單間長租公寓每月租金3100塊,每月還能剩下2000塊用于生活,現在租金3600塊,剩下就不到2000塊了,在北京生活就比較緊巴了。孩子說象他這樣的“京漂”很多很多,跟他合租一套公寓的哥哥,碩士IT行業,每天深更半夜回家,都在北京漂了快十年了,居無定所。
孩子天真地說,通過這件事,國家應該管一管了吧。
是該管一管了,據說,從2018年至今,長租公寓陸續爆雷已經超過170多家了,多少天下“寒士”們的工資收入大部分被房租收割走了,靠自己的力量買房不知猴年馬月,租個房子也這樣不得安寧。
這事能怨“蛋殼”嗎?這事也怨不得“蛋殼”。它也是按資本的法則運作的,它背后的風投資本也都是按資本的法則運作的,都是為了盈利,惟利是圖,為了掙錢,市場經營行為,無可厚非。孩子租住的長租公寓我看過,都作了簡單的裝修,定期有人清理衛生,還算規范,也是投入了相當的本錢,有投資就要有回報,這完全符合市場經濟法則,沒有錯。
這事該怎么管?“蛋殼”爆雷后,不少人指責公寓運營方拖欠房東房租,才導致了悲劇發生,監管方對“租金貸”資金失于監管,運營方收到貸款資金后未按用途支付給房東,而是用于收購更多的房源,過度擴張,引發資金鏈條斷裂,因此爆雷。人們把目光盯在了行業規范上,涉及經營方、監管方也無不把目光放在各經營環節方面,仿佛只要強化經營和監管,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不是問題的根源。
我們都讀過唐代詩人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他辛辛苦苦蓋起來的房子,被大風卷走“屋上三重茅”,害得他“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于是他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千古慨嘆。
杜甫的理想有實現過嗎?在私有制經濟法則之下,這樣的理想是難以實現的。
“蛋殼”這個名字,也是有一定寓意的,它只是一個脆弱的蛋殼而已,它能提供給“寒士”們的也只能這么多了,它無法提供一個“風雨不動安如山”的保障。
解決房屋租賃問題的選項是什么?
如果仍然把它當成一個市場,一塊蛋糕,一個可以為資本獲取利潤的金礦,那么,無論怎么去規范,無論怎么去發展,它永遠不會成為解決“寒士”安居問題的避風港,這是惟利是圖的市場經濟法則決定的,不是什么良心發現所能解決的問題。
要解決大庇寒士的問題,其實還有另一個選項,在房屋租賃市場上引進社會主義經濟法則,采用社會主義法則這一解決方案,把滿足社會需要放在第一位,等價交換,市場法則排在第二位,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源。
過去總有些人無比迷戀市場和資本,把它們當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仿佛資本一到,馬到成功,實際上往往是用錯了藥,近幾年來經濟領域雷聲不斷,“割韭菜”成為時代語匯,讓大量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其根本原因是對資本的迷信,左一個引進資本,右一個引進資本,好象資本能把一切問題解決了似的,其實很多地方是不能引進資本的,相反引進了資本只會添亂、添堵,尤其是事關民生領域的地方,例如老百姓的安居問題,房屋租賃問題,資本只會把它當成生意來做,做生意只有一個目的——掙錢,掙誰的錢?當然是租客的了。因為是一樁生意,就會引起各方資本來爭搶,都想分一杯羮,房源成了稀缺物資,引發租金上漲,最終要轉嫁到租客身上,因此在房屋租賃市場上引入資本對租客來說絕不是什么福音。
我們自古有安居樂業的說法,安居是第一位的,有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才能樂業,人不能安居,就會內心不安,地動山搖。新中國建立之初,也曾遇到過“房荒”,例如北京,由于政府各機關買了上萬處大房子做辦公室和宿舍,賣大房子的房主又買小房子自住,就造成不少租賃房住的貧寒市民無房住,并導致房租大漲。一位小學教師將這一情況向毛主席進行了反映,毛主席閱后批示周恩來進行辦理,他說:“確實須作適當的解決。”毛主席對人民的安居問題非常重視,1951年2月18日,為轉發中共北京市委關于解決房荒計劃的報告,他寫下批語:
“北京市委所提組織公私合營的房產公司,修建房屋解決房荒的計劃,各大城市凡嚴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現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滿,必須有計劃地建筑新房,修理舊房,滿足人民的需要。”
同月 26 日, 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的批語,請他們將北京市委關于北京市第三屆各界代表會議在市政建設方面擬解決的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轉發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參考。北京市的報告提出了擬解決的幾個主要問題,其中一項是住房問題:
“組織公私力量,增建新房一萬五千至兩萬間,以減少本市房屋恐慌。”
1951年10月12日,毛主席閱鐵道部工程師韓伯林反映北京市住房緊張、房租高的來信,他在信上批示:
“彭真同志:此事請市委討論一下,找出解決辦法,并給韓伯林工程師一個答復。”
1958年3月5日,毛主席乘汽車參觀成都市容。當看見城墻邊一些棚戶時,他說:
“你們這里解放這么些年了,還不能給群眾修些瓦房嗎?群眾住在這個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講衛生?”
1958年3月14日,毛主席主持成都會議,要求改變農村住房面貌,他說:
“農村房子很不衛生,在十年內應改為磚瓦房,不要茅草房。房子樣子可搞好一點,因地制宜,搞些標準設計。苦戰七年到十年,基本改變農村房子的面貌。”
1961年9月23日,毛主席會見來訪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毛主席主要考慮哪些問題,毛主席說首先是國內問題,其次才是國際問題。蒙哥馬利又問國內問題是不是糧食問題、住房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毛主席回答說:
“就是這些,無非是人民的吃飯、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1964年5月18日,毛主席會見蘇丹共和國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阿布德一行,他說:
“我們人口很多,解決吃飯問題是個大任務,還要解決穿衣、住房問題。我們計劃用五個或七個五年計劃,大約三十五年的時間,就是到本世紀末了,來解決這些問題。”
毛主席解決人民住房問題堅持的是社會主義法則,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他采取的措施是多方位的,例如將老房子分給人民、政府財政直接投資蓋房、機關工廠學校建房等,又以福利分房的形式分配給需要住房的人民,使人民群眾的住房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年輕人參加工作,由所在單位解決住的問題,結婚前住單位宿舍,成家后住單位分配的房子,只交象征性的房租,很好地解決了安居問題。那時候,房子是一種福利,而不是一種生意,人們很少在房子上動什么腦筋,房子也不會成為一種負擔,成為一座大山。
中國住房體制從毛主席時代的福利化向市場化轉變之后,一方面由于資本的推動極大高了房屋資產價格,加速了社會貧富分野,尤其是大中城市,天價房屋成為年輕一代安居樂業的攔路虎,難以擁有自己住房的他們,只能擁有一個租客的身份,在都市里漂蕩,可即便如此,除了承受高租金的盤剝,還要承受象“蛋殼”爆雷一樣的無奈和苦痛。
繼續依賴資本,只能收獲一個易碎的蛋殼。
怎樣給年輕人“風雨不動安如山”的避風港?
從毛主席的住房福利體制中是否可以找到解決方案?不僅可以,而且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對住房租賃市場實行國家干預,國進民退,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進行改造,實行國家經營。一方面利用國家財政資金進行新建公寓建設、對現存的閑置或其他用途建筑物進行用途變更改造,增加公寓投放量;另一方面,國家采取購買的方式,從居民手中收購多余的房產,并進行公寓化改造,同時對進入租賃市場的私人公司進行公有化改造,借鑒建國之初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做法,通過贖買方式進行公私合營或一次性股權并購,逐步實現全部國有化。對國有性質的公寓,由國家機構進行公益化運營,通過國家財政補貼等方式,大幅度降低租金價格,以滿足不同低收入無房群體,尤其是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的需要,解除他們不能安居的境況。房屋租賃市場,要“多談點主義,少談點生意”,要讓資本走開,讓生意走開,讓“房子是用來住的”成為一種落地的現實,而不只是一句口號。
這樣做是可行的,而且可以讓年輕人感受到國家是在為他們做好事、辦實事,讓他們在高房價面前不再那么絕望和崩潰,讓他們真正體會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樣子,讓他們增強對于社會主義這個詞匯的親切感和認同度。
建國初期,毛主席曾在批評“確保私有”這一思想的談話時說:
“‘確保私有’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反對‘五多’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必須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當前的房屋租賃市場,就是一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樣子,言不及社會主義,只言及資本,把資本主義舉的高高,把社會主義踩到腳下。這種現狀必須改變,不改變就會傷及年輕一代,就抓不住年輕人的心,就會失去年輕人的信賴,就會失去未來。要讓房屋租賃市場高揚起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旗幟,讓它成為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地方,而不是讓資本糟蹋社會主義名聲的地方。
一聲聲“爆雷”,是敲響的資本的喪鐘,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它將使人們明白,“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夢想,靠資本是靠不住的,資本萬能論是荒謬的,而只有“言及義”,社會主義的“義”,這個夢想才能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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