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劉云杉四年前做過一個訪談，研究對象是一位從農村考入北大的孫學商同學(化名)。孫同學在大學期間非常努力，也掌握了就業所需要的各項專業技能。可他仍然沒能如愿進入投行工作。
原因聽上去挺簡單，他不清楚如何去社交，如何拿到實習機會。
孫學商告訴劉云杉，臨近畢業，他才明白，實習和校園學習如同兩條腿，哪兒短了，都是跛足。視野的差距令人絕望，“因為這不是我自己造成的，而是我的出身造成的。”劉云杉在她《自由選擇與制度選拔：大眾高等教育時代的精英培養——基于北京大學的個案研究》的論文中分析道：
孫學商們對個人努力的確信遭遇到文化資本(指見識、趣味，辨別力與判斷力等)排斥，后者如同一扇玻璃天窗，看似透明敞亮，只有用身心去撞擊，在失敗的疼痛中才體會到排斥來的多么不露痕跡。
階層流動性是近年來中國輿論所聚焦的熱點， “寒門難出貴子”的說法甚囂塵上，985廢物的說法也被用來自嘲“教育未能改變命運”的現實。不過在劉云杉看來，雖然以孫學商為代表的農家子弟的階層躍升之路比其他出身優渥的同學更艱辛;可故事的另一面是，他已經超越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了蛻變。
“難道一定要和其他同學比嗎?那會把自己逼到一個高度焦慮和絕望的地步。如果不能接受自己的出身，壓力瞬間就增加了。”她的觀點也和人類學家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中談到的“認命但不認輸”的看法異曲同工。
以下內容基于澎湃新聞對劉云杉的專訪，原題為《專訪|北大教授劉云杉：教育不應異化為逆襲的杠桿》，雖然在當時“教育內卷”的說法還未浮出水面，但實際上劉教授所談到的教育中的過度競爭現象已經呼應了今時今日我們對“教育內卷”的關切。
有篩選無培養的“教育內卷”
在我那一代人(指七零后)的成長故事中，社會結構是開放的，有一個比父母更好的未來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現在，更年輕一代要超過父母成為一件困難的事情，當下中產階層焦慮就是在這里，需要防止后代的跌落，害怕被甩出去。
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有一個很精準的比喻，在他的故鄉俄亥俄州，1959年的那一代人就好像踏上自動上升的扶梯，站上去就能自動往上升;但是半個世紀過去，當他們的孩子踏上扶梯時，它卻戛然而止了。
現在的中國和19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但也不是“固化”，如果真的固化的話，今天的家長這么努力“推娃”反倒是沒有道理的。大家依然愿意投資教育，是因為大家認為還是有希望憑借此來改變后代的命運。
之前大家都在自動上升的扶梯上，但這種上升的狀態不可能總在持續，我們的下一代會面臨更復雜的問題，面對更多的不確定性。
底層在教育中有實現平等的訴求，中產階層則要投資與經營，防止地位下滑，而精英群體則要嚴格地維持自身的地位。這些訴求都在教育場域之中展開博弈。
然而問題的癥結在于“教育內卷”(即過度或者不當的競爭)的出現，教育的篩選功能與培養功能完全脫節，有篩選無培養，或者說圍繞篩選而進行訓練，這就把教育內在的育人邏輯侵蝕了。
“教育內卷”之下，教育本身已經被扭曲成了各方利益博弈的賭場，賭資是孩子的成績和成就，其后是家庭的投入、經營以及相應的社會資源。
中國今天已經嵌套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框架之中，中國精英階層的子弟同樣也希望到投行、律所和咨詢公司就職，這一群大學生很清楚地規劃好了自己未來的每個步驟：如果他們的就業目標是香港投行，就要規劃暑期拿到什么樣的實習機會，本科畢業時直接入職頂尖機構。
另外，頂尖專業職位的招人標準、常春藤大學的招生標準同樣在強勢影響著中國的教育，無論是爬藤的“西城家長”、鄙視鏈條上端的“順義母親”，當然還有設立在中國的海外留學機構，他們傳遞的都是這樣的標準和視野。同時，這種選拔標準也會影響中國高校的選拔，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大家對于“英才”的績能的預期。
美國式精英往往分不同的場域，比如經濟精英、學術精英、政治精英……這些場域彼此區隔，有不同的實踐邏輯，因此他們有不同的成長路徑和選拔規則。
但相較而言，中國目前的各個場域發育還有待更充分，仍有一家獨大和贏家通吃的危險。
此外，在具體的選拔層面，美國的客觀化考試權重比較低，越精英的學校越重視招生官的主觀判斷，譬如，候選人的個人履歷篩選的是人格資本(personal capital)，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素質，譬如進取心、好奇心勇氣、持久力等性格特征;而在中國，還是客觀性考試占絕對主導，無論是高考改革的謹慎放緩，還是自主招生的小心剎車，都是在重申考試的客觀性。
這樣看來，我們會覺得教育有一些功利，但現代社會通過教育來培養和選拔人才，教育的篩選功能使其成為社會崗位分工、社會地位分層的代理機制，因此，一定的競爭和功利是正常的。
但我必須強調教育的有限性，教育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從某種角度如同月亮從屬于太陽一樣，是社會結構決定了教育制度，教育很難去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所以也不應該被異化為利益分配的工具、階層逆襲的杠桿。
換言之，教育解決不了社會結構問題。
家庭育兒焦慮背后是公立教育的“降格”
教育的終端是競爭激烈的社會，那么作為成功者的競爭力從哪兒獲得呢?
不加區分的平等和減負并不能直接培養孩子的學習主動性，學校減負與課程改革之后，仍然要面對競爭性極強的選拔性考試，那么核心的教學究竟在哪兒發生?在哪兒習得?(難道由學生自主探索獲得，由孩子率性成長、自然生出嗎?)
核心的教學最后還是會轉嫁給校外輔導和家庭。也就是說，減負一面拴住了公立教育的手腳，另一方面則壯大了校外教育市場，學校教育與校外培訓嵌套在一起，學校教育降格為學習資源的供給方，不再負責學生德智體美的整全發展，不再是一個家長把學生交給它就可以放心的專業機構。
市民和家庭開始成為教育的主角，“家長群”變得越發重要。學校教育僅僅縮小成一個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個部分。
在精英家庭的父母眼中，孩子是需要精心培育、妥善照顧得以成功的“項目”。他們積極參與孩子的學校教育，直接與學校行政人員交涉，為孩子爭取更好的成績、更優秀的老師、進入學業發展的快車道。在教育的每一個環節，家庭都全面參與其中。
學者楊可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了一個概念：“母職經紀人”，即母親需要有效地把學校的資源、校外的資源整合在一起，成為孩子學習、成長的經紀人，成為在充足的課程、項目超市中精明的CEO。
與中產階層教育孩子的焦慮一體兩面的是家庭關系淡漠缺失的農民工家庭，比如留守兒童他們生活在各種經驗的碎片化以及關系的缺失中，有很強的不安全感，渴求關愛和陪伴等情感上的支持。
工作的強度、競爭的壓力吞噬了城市和鄉村的父母，所以現在既有“母親經紀人”，也有大量完全忽略孩子的“失職”父母。
要點石成金，還是做有尊嚴的普通人？
基礎教育治理中有這樣幾個關鍵詞：義務教育均衡化、減輕學業負擔，人民對優質教育的期待。
過去在一個縣的教育生態中，有一兩所實力相當的中小學，彼此展開良性競爭，良好的生源、負責任的教師，好的考試、尊師重道的社會風尚;現在義務教育均衡化，學校按片區招生，好生源不再集中，學校執行減負政策，不再上晚自習;同時淡化考試，教師的教學投入難以考察。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空疏化。
另外一方面，高一級學校卻在“掐尖”，我曾在西北一個地級市做調研，中考600分以上的學生全部被省城的優質高中“掐尖”，而地區一級中學的生源則在550分到580分之間。
在我們考察的縣里，你會發現只要是還有“精氣神”的家庭，都搬到縣里了，為了把孩子送進縣城的小學;除此之外，稍微富裕一點的家庭，因為對縣中質量不放心，直接把孩子送到了省城中學去讀書。這些父母們輪流請假“值班”，每一個人花一個月去照顧孩子，一到周末，飛往省城的機票非常緊張，因為家長們都要去看孩子。
因此到了鄉一級的學校，師生比可能達到了1:1，30多個學生有30多個老師，甚至在有的教學點，學生都沒有了，教師還在，均衡化就是這樣在“托底”。
一方面是政策主導的義務教育均衡化，另一方面是高一級私立教育機構的“掐尖”，這背后則是基礎教育的減負和高等教育的“拔尖”機制。
民眾對于教育平等的訴求被解讀成了“均衡”，而在均衡化以后，起“托底”作用的公立教育完全被捆綁住了;與此同時，校外機構和私立教育開始做大。高中的公立教育里每個學生學費不過八百塊錢，但是現在培訓機構一節課就要收五百到一千。那么，現在的“教育篩選和區分”到底在哪去完成?如果學校里面老師講得不夠透徹，那孩子只能是到外面去接受補習的教育。
我一直強調，教育有它獨特的功能，教育能夠培植人性、安頓人心、奠定社會基本的秩序。教育也是專業領域，如果它不再有專業的門檻、專業的權威，而成為一個各種力量均可博弈的場域，聽任各種輿論、意見、沖突的民意，只會把教育內部的邏輯搞亂。
教育需要在多重訴求、多重張力之間維持一個“謹慎的平衡”。追求教育平等，不是要出一份人人都能考到一百分的簡單試卷，也不是把不同資質的孩子都卷入到全面競爭當中。
而如果要以教育的平等去實現其他方面的平等，更無異于螳臂當車。
(實習生王一凡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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