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鵬是誰?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很確定的、很自信的一個結論是什么呢?在一個公開會議上，他曾這么說：“我一直認為我國的醫療改革只有當民營機構市場份額超過七、八成的時候才可以成功，只有公立醫院的醫改永遠不可能成功。”這是他很確定、很自信的一個結論。

　　市場化是中國改革的政治正確。一個人對任何問題發表意見，只要說應該市場化，那他就是正確的。如果持有不同觀點，就是錯誤的、反改革的、逆歷史潮流的、“左”的。因此，朱恒鵬認為民營機構市場份額超過七、八成醫療改革才可以成功，并不算什么驚世駭俗的言論。甚至不需要什么邏輯和論證。而許許多多像他這樣的位居高位的所謂市場派，實際上是自由派，主導了中國的改革。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個怪圈：改革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改革。

　　朱恒鵬的經歷是挺有意思的。他本科是學工的，后來去了中國人民大學學經濟。，然后在社科院拿了博士學位。他是山東萊蕪人，就是那個2016年10月3日發生駭人聽聞的陳建利殺醫事件的地方。后來陳建利被判處死刑，并于2020年6月12日執行。從《新京報》的有關新聞報道(《山東萊蕪暴力襲醫案：醫患糾紛如何釀成悲劇》，http://sd.sina.com.cn/news/2019-05-16/detail-ihvhiqax9137073.shtml)來看，醫院對陳建利女兒的死持有的敷衍態度導致矛盾激化，而醫生劉寶華充當了替死鬼。

　　朱恒鵬對醫患矛盾發表過意見。那是2019年，北京民航總院醫生楊文被殺之后。朱恒鵬發表意見說，

　　好多醫生說我們的患者不理性，我們的老百姓要求太高，治不好病他就打我。其實不是這樣，中國人都知道一句話：“生死有命”，“盡人事、聽天命”。醫生最多是盡人事，但是健康和生命很大程度上是聽天命的，就像剛才王院長的PPT展示的，先天基因的作用也超過醫療。老百姓是懂得這個道理的。醫生盡心提供服務，能夠治愈當然最好，但是如果不能治愈，只要你盡心了，也能讓患者對你心存感激，這是醫療行業很關鍵的一個特征。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醫療行業公有制主導以后，這個職業開始嚴重走偏，忽略了它本來是一個服務行業的事實。現在我們把它當成是一個簡單的投入-產出關系，我投入了人力、物力、財力，就要得到一個確定的結果。現在國內很多公立醫院的院長和醫生拒絕承認醫療是個服務行業。我在一個大三甲醫院講課，講到醫療是個服務行業時，有老大夫站起來反對說，我們怎么能是服務行業，我們怎么能成為端盤子的?這是多么深的誤解。但實際上醫療的本質特征真的是服務，做健康產業，服務是核心。

　　平時我們對于醫療的討論大多都是圍繞技術展開的，我們當然希望技術在促進健康、延長壽命的方面越做越好，但是普通醫療服務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醫療技術進步對于健康與壽命的貢獻是有限的。如何減少患者的痛苦、提高其生存的質量、讓人走得有尊嚴，讓人走得不那么痛苦，也是非常重要的。還是那句話，偶爾是治愈，常常是緩解幫助，永遠是安慰。

　　聽起來也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人們還有點記憶，就知道去年的民航總院殺醫事件，與服務不服務、痛苦不痛苦、尊嚴不尊嚴，根本沒有關系。當時是90多歲的魏某因病入院，后家屬從急診病房轉入住院部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最終孫文斌將醫生楊文割喉死亡。朱恒鵬的借題發揮，未免離題萬里。

　　朱恒鵬起勁攻擊公立醫院和公立醫院的醫生。在朱恒鵬看來，全民醫保加公立醫院，拉大了老百姓的收入差距，加劇了社會分層，讓收入高的群體收入更高，讓收入低的群體收入更低，事實上擴大了社會矛盾。這么清奇的結論是如何得出的呢?他舉了個例子：

　　舉例來說，沒有全民醫保之前，收入人民到醫院看闌尾炎，1000元要全部自費，農民給醫院貢獻1000元。有了新農合以后，新農合報銷55%，實際上達不到，農民為闌尾炎付了2500元，其中1300元由新農合支付，1200元由農民支付。農民自費1000元，現在自費付1200元，全民醫保建立帶來的結果是農民多付了200元，當然公立醫院以往從農民手里拿到1000元，現在從新農合和農民手里拿到2500元，其中50%落到醫院職工手里，形成個人收入。

　　這么隨意編造的例子，當然是要舉多少就可以舉出多少。而且這種例子怎么也看不出來“讓收入高的群體收入更高，讓收入低的群體收入更低”這種神奇的結論。而且，即使他的這個例子是真實的、有代表性的，那么結論也應該是控制治療疾病的費用。但是他的思緒卻異常精彩地像個兔子一樣跳躍起來：

　　“我們發現凡是公立醫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公平性是較差的，對于我們國家來說，由于公立醫院沒有改革且比重沒有大大下降，讓全民醫保的成果被侵吞掉。公立醫院改革步伐緩慢，全面醫保的建立更加降低了他們改革的動力。”朱恒鵬指出，我們改革有問題，當年應該優先改革公立醫院，先發展民營醫療再推進醫保。

　　他還認為，非公醫療機構不要跟公立醫院比規模，要比服務，這是對的。但是要差異化競爭，在未來十年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因為在過去的十年，公立醫院幾乎進入了所有的領域，即便現在公立醫院現在什么也不做，想跟它差異化發展，能差異的地方也只有服務態度。

　　所以想要提高就要改變理念，過去醫療是治病救人，但是今天，整個醫療服務譜系和健康譜系絕不是有病治病。“能夠治愈的僅僅是小病，大部分醫療健康需求需要的是幫助和安慰，民營醫院恰恰要在幫助和安慰兩方面占優勢，因為公立醫院做不好。”

　　從這些弊端中非公醫療要發現機會在哪里，在過去十年中，每一家民營醫療機構發展過程中都希望能夠納入醫保，但其實過去四十年的經歷告訴我們，如果沒了醫保，民營醫院的春天才真正到來。

　　朱恒鵬認為，2003年到2013年是民營醫院發展的黃金時代，因為進入經濟新常態之后，是經濟困難時期，政府意識到民營經濟是重要力量，因此大力扶持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今年1到6月份，三明公立醫院收入相比去年同期(12.8%)增長率8.9%。在福建南平，今年醫療費用增長速度只有3.4%。鎮江鎮江醫保費用增長只有3.3%，實際這些數字反映出三明的醫改并沒有太大成效，公立醫院增幅下降是大勢所趨，并不是醫改的原因。

　　政府要解決機關事業單位的五險一金，醫保控費，取消藥品加成，而且財政沒錢補貼，但公立醫院支出占比仍然很高，導致的醫院成本居高不下，老百姓的怨聲越來越大，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營醫院的黃金時期真的來了。

　　雖然黃金時期到來，但大家仍然覺得民營醫院好難，競爭不過公立醫院，想挖他們的醫生也很難。朱恒鵬建議，醫療服務之間需要分工協作，民營醫院可以與公立醫院形成互補關系，這種互補關系可以不通過醫院內部而是通過醫院之間，例如患者的互補、設備的互補等等。民營如何挖公立醫院的醫生?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讓醫生相信，離開了公立醫院不但有更自由的執業環境還可以與更豐厚的物質獎勵。醫院很大程度上是個平臺，一定幫助目標醫生打造個人品牌的意識。當然，不同的醫院有不同的模式，有些專科的確醫患之間很難長期接觸，例如眼科，這時醫院品牌就很重要;但是口腔專科醫院醫患之間是長期接觸，高品質服務醫生個人品牌就容易形成。

　　朱恒鵬總結，民營醫院需要做的是：

　　第一，不完全依賴機構聲譽、高水平的外科大夫以及后面團隊支撐，這兩種風險都較高。

　　第二，打造優質的服務態度， 這也是優先要做的事情。

　　第三， 2010年以后新建的大型醫院，沒有老院支撐基本上很難支撐。不建議民營資本新建大型醫院。

　　最后，審時度勢，關鍵時刻準備好資金，做好醫院的管理，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朱恒鵬教授預測，未來三十年肯定是轉型的。因此，民營醫院應選準方向再努力，這這個很關鍵。

　　如果朱恒鵬教授的論文是這種水平，本科估計都不能畢業。荒謬的邏輯就不去說它了。按照朱教授的意思，醫院和醫療機構的目的不是治病，大多數病是不能醫治的，只能幫助和安慰。安慰我們知道是怎么回事，幫助是什么呢?這就得參考前邊的引文了，朱教授說的幫助的意思是減少患者痛苦，尊嚴啊，質量啊，等等。一句話，全國的醫療機構都轉型為臨終關懷中心。

　　我覺得，在朱恒鵬教授的心目中，最理想的醫院就是莆田系了。因為莆田系的醫院，真真正正的“幫助和安慰”，就是不治病，反倒是時不時的送條命。可惜的就是，莆田系的醫院收費可一點也不便宜。

　　近日，國家衛健委信息統計中心公布了截止到2020年6月底的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全國醫療衛生機構101.6萬個，相對去年同期增加了11164個，其中醫院增加1368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增加11609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減少1993個。醫院一共有3.5萬個，其中公立醫院1.2萬個，民營醫院2.3萬個。與2019年6月底相比，公立醫院減少38個，民營醫院增加1406個。也就是說，三分之二的醫院是民營醫院。

　　而同期的醫療服務情況，卻是只有17%的診療人次發生于民營醫院。醫院總數三分之一的公立醫院承擔了83%的診療人次。病患用自己的雙腳做出了選擇。他們還是要看病，想活下去，而不是“常常幫助、總是安慰”，或者一點小病也準備有尊嚴的、無痛苦的去死。在這樣巨大的看病需求面前，不斷地減少公立醫院的數量，限制公立醫院的規模，打壓公立醫院的發展，醫改不是去加強對醫院的資金投入、減少行政人員、提高一線醫護人員的收入和待遇，而是沒完沒了的折騰，——這是加劇醫療資源的不平衡、加劇醫患矛盾，是對中國人民的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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