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
翻譯︱大麥 子牛 Sindy
校對︱菜菜 洪嘯冰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富裕國家和富裕階層只會關心自身的安危，而不顧國際團結和醫療援助。
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這個惡魔在全世界肆虐。研究人員正夜以繼日地工作，以分析疫情的特征，但他們正面臨著三大挑戰：首先，檢測試劑盒持續短缺，要遏制病毒傳播，希望有些渺茫。這一情況使得有關人員無法準確估計病毒繁殖率、感染人群規模和輕癥感染數量等關鍵參數。結果造成數據混亂。
然而,有更多可靠證據顯示，在一些國家病毒會對某些特定群體產生影響。這是非常可怕的。特朗普掀起的“冠狀流感”對老年人群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可能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第二，就像每年的流感一樣，這種病毒在不同年齡段和獲得免疫的人群中傳播時會發生突變。美國人會感染的病毒類型與武漢最初爆發的病毒已有所不同。進一步的突變也許是微乎其微，也可能會改變當前毒性隨年齡增長而增加的情況，即嬰兒和幼兒患嚴重感染的風險很小，而80多歲的老人則面臨著致命危險。
其三，即使該病毒特征穩定，很少發生突變，在貧窮國家和高貧困群體之間，病毒對65歲以下人群的影響也存在巨大差異。還記得1918年至1919年發生的西班牙流感吧?據估計，這場流感造成全球死亡率達1%到2%。與冠狀病毒不同的是，西班牙流感對年輕人最致命，通常的解釋認為年輕人的免疫系統相對較強，對感染反應過度，會釋放致命的“細胞因子風暴”攻擊肺細胞。而眾所周知的初代H1N1病毒橫掃了軍營和戰場戰壕，它感染了那里成千上萬的年輕士兵們。1918年德國春季大進攻的失敗，以及戰爭的結果，被歸因于這樣一個事實：與他們的敵人相比，盟軍可以用新到的美國軍隊來補充他們生病的軍隊。
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全球60%的死亡率都發生在印度西部，那里干旱嚴重，但糧食要出口英國，一場殘酷的征購正在發生，而由此造成的糧食短缺使數百萬窮人處于饑餓的邊緣。營養不良降低了他們的感染免疫力，加之細菌性和病毒性肺炎猖獗作怪，他們儼然成了受害者。在另一個案例中，英國占領下的伊朗，經歷持續數年的干旱、霍亂和糧食短缺，隨后又爆發了大規模瘧疾，預估會造成約五分之一人口的死亡。這段歷史——尤其是營養不良和現有感染相互作用的未知結局的歷史——應該警告我們，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能會在非洲和南亞的貧民窟造成不同的且更加致命的影響。媒體和西方政府幾乎完全忽視了全球貧困人口面臨的危險。我所見過的唯一一篇發表的文章聲稱，由于西非的城市人口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所以這次疫情的影響應該是最小的。根據1918年的經驗，這是一個愚蠢的推斷。沒有人知道未來幾周在拉各斯、內羅畢、卡拉奇或加爾各答會發生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富裕國家和富裕階層只會關心自身的安危，而不顧國際團結和醫療援助。
高墻阻隔不了病毒——未來還會有比這糟糕的情形嗎?
一年以后再回顧這場疫情，我們可能會佩服中國控制疫情的成功，而驚訝于美國的失敗。(先大膽假設中國公布的感染人數快速下降的信息應該是準確的。)我們的體制無力應對擴散的疫情，關不上潘多拉的盒子，這不足為奇。自2000年以來，一線的醫療服務一再暴露出各種問題。比如2018年的季節性流感就讓全國的醫院都陷入崩潰，二十多年來以利潤為導向而削減住院開支(行業版的零庫存管理，譯者注：即為了利潤最大化而提高病床使用率，減少無用的“病床”庫存)，暴露了醫院病床數量急缺的問題。私立醫院、慈善醫院同樣由于市場邏輯被淘汰倒閉，護理服務也相應短缺，導致農村地區和落后社區缺乏衛生服務，醫療負擔因此轉嫁給了資金不足的公立醫院和公立的退伍軍人機構。這些機構中急診室的條件完全無法應對季節性傳染病，那么他們又將如何應對即將來臨的重癥病例呢?
如今的醫療行業正處于崩潰的初期階段。盡管多年來一直有關于禽流感和其他流行病的預警，但是像人工呼吸器這樣基本的急救設備的庫存仍然不足以應對重癥病例。加州和其他州的軍事護士工會正在努力宣傳，以確保大家都了解N95防護口罩等必要的供應品短缺而造成的嚴峻形勢。但是還有成千上萬領低工資、加班加點工作的家庭護理人員和養老院工作人員被大眾所忽視，因而更加脆弱。
雖然養老院和老人護理行業(譯者注：專指老人院或醫院不管的等死的病人)覆蓋了250萬美國老年人群體(其中大部分依靠醫療保險過活)，但早已臭名昭著。《紐約時報》的數據顯示，由于養老院機構沒有安裝最基本的傳染病控制設備，每年老年病人的死亡數量高達38萬。很多養老院(尤其是南部的州)與其選擇額外聘請并培訓工作人員，不如直接違反衛生規定交罰款來的便宜。如今，西雅圖的案例就是一個警示，幾十甚至幾百家養老院將會成為冠狀病毒的溫床，再加上機構的員工領著那么低的薪水，理智一點的員工都會選擇呆在家里，優先保護家人。這樣的條件下，體制已經靠不住了，依靠國民自衛隊來服侍病人更是妄想。
疫情很快暴露出醫療衛生領域的階級鴻溝：擁有良好健康計劃，可以在家工作或教書的人，只要遵循謹慎的防護措施，就可以舒服地呆在家里，與外界隔離。而政府員工和其他有工會的職工不得不作出艱難抉擇：是掙錢糊口，還是安全至上?同時，數百萬低薪服務工人、農場工人、沒有防護措施的特遣隊工人、失業者和無家可歸者也處于極其危險的境地。即使華盛頓最終可以實現讓每個人都能檢測病毒，也提供了足夠多的醫護工具，但未投保的人仍不得不向醫生或醫院付費才能接受檢測。數百萬計的工人還將失業，同時也將失去老板為他們繳納的醫療保險，家庭的整體醫療費用也將飆升。
那么，有沒有能覆蓋全民的、更好更應急的醫療保險呢?
但是，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保健體系僅僅是第一步。在民主黨初選辯論中，桑德斯和沃倫都沒有強調大型制藥公司在研發新型抗生素和抗病毒藥物上嚴重失職的問題，這至少可以說是讓人失望的。不僅如此，18家最大規模的制藥公司中已經有15家放棄了對這一領域的開發。畢竟，只有心臟病藥物、含成癮物質的鎮靜劑和治療男性性功能藥物才是有利可圖的，而那些預防醫院感染、突發疾病和傳統的熱帶高死亡率疾病(譯者注：如瘧疾)的藥物則不是。預防流感的通行疫苗，即一種能夠攻擊病毒表面不易突變的蛋白質的疫苗，其研發在幾十年來都是一種可能的選項，但從來不是收割高利率回報的首選。隨著抗生素革命的退潮，舊疾病的復發將會隨著新型感染病一同席卷而來，醫院將有可能成為停尸所。在這樣的時期，連特朗普都能不失時機地聲討藥方的離譜高價，但是，此時的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更加大膽的期望，一種對打破藥品壟斷、促進救命藥物生產公共化的設想。(曾經確實如此，二戰期間的軍方曾招募約拿斯·索爾克(Jonas Salk)等研究專家進行第一個流感疫苗的開發。)正如我在十五年前的《惡魔來敲門：禽流感的全球性威脅》(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寫道：
能夠普遍地免費接受到包括疫苗、抗生素和抗病毒藥物等一系列救命性藥物的治療，應該成為一種基本人權。如果市場缺乏動力進行低價生產，那么政府和非盈利組織則應該承擔此類藥物的生產和分配責任。因為無論何時，窮人的生存境況都要比大型制藥公司的利潤收入更加重要。
如今，全球性傳染病的爆發擴展了這一觀點：在國際性公共醫療設施缺位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全球化到今天已經在生物學意義上難以為繼。而除非人民的運動和呼聲將打破大型制藥公司和盈利性醫保的權力體系，全球性公共醫療設施將永遠無法建成。
麥克·戴維斯(MIKE DAVIS)，《國家》(Nation)雜志的特約編輯，作家，歷史學家和政治運動人士。他的下一部專著《將夜晚點亮：六十年代的洛杉磯》(Set the Night on Fire: L.A. in the Sixties)(合著者喬恩·維納Jon Wiener)，將在四月份出版。
原文鏈接：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mike-davis-covid-19-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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