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曄琴|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租售同權”，即租房居民與買房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早在2017年，國家住建部就表示將通過立法，明確租賃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建立穩定租期和租金等方面的制度，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與買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然而，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肆虐的當下，全國多地城市道口、小區相繼出現以升級管控、防范疫情為由，對租房者與買房者、外地人與本地人實行差別對待，把外來租客排斥在本地疫情防控體系之外。在疫情面前，誰來保障租客享有的穩定租住權和房屋使用權?“租售同權”能否經得起疫情的大考?顯然，2020年初春的新冠肺炎疫情為城市“租售同權”進行了一次全面體檢，也成為我們反思“租售同權”落實機制的一次契機。

　　房產證成了進城的通行證

　　自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被確認具有人傳人的風險之后，各地紛紛采取嚴防措施，號召大家減少外出，出門戴口罩，以降低被感染風險。在應對節后返城高峰帶來的疫情防控挑戰中，有無房產證、是不是本地人，卻成為了切斷病毒的一個攔截點。為了控制人流，把病毒攔截在城外，近日，全國不少城市相繼出現了以防范本地疫情為由，對無論是否來自病毒高發疫區、身體是否健康的租客實行禁入、勸返等事件。也有一些城市在進城的高速公路道口設立卡口，直接勸返“在本地無房產者”。一時間，各種道口阻截、勸返的圖片、文字在朋友圈廣為流傳，評論無數。

　　如杭州市濱江區要求租戶不得在企業復工前提前返杭。余杭區的多個村社發布通知，來自湖北或是浙江溫州等疫情嚴重地區，業主經過醫學檢查合格，可以進入小區回到家中自我隔離，而普通租戶如果來自疫情嚴重地區，則無論身體情況如何一律勸返。江蘇省昆山市要求對無自有房產的湖北、浙江、河南等7省人員全部遣返。同屬江蘇的揚州則規定，沒有揚州戶籍、房產的人員，以及外來務工人員一律暫緩來揚。成都市龍華社區要求所有小區不再放行市外返蓉租戶進入。如果租客要進入小區，則須出租方和租賃方各交50萬保證金。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唯一的超大城市，人口導入量巨大，面對此次大規模的節后返城潮，市政府也在高速公路道口方面啟動一級響應，對“雙無”人員，即在上海沒有居住地的，沒有明確工作的人員，原則上加強勸返力度，暫緩入滬。

　　以上這些皆是各地為防控本地疫情采取的管控措施，不一而足，對此我們不予置評。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一輪嚴防管控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公開的”進城身份認證，即業主。業主身份成為獲得城市居住資格的重要依據。疫情當前，一紙房產證成為租客與業主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房產證成了返城的通行證，有房產證也就意味著可以優先獲得返城權，因而被理所當然納入本地疫情防控體系之中。

　　住房、階層分化與居住權利

　　疫情之下，為何租客與業主之間的權力結構不對等出現如此明顯的分化?我想，這不僅是各地在嚴防疫情擴散、加強本地防疫體系下采取的無奈之舉，更重要的是對城市“居住權”(housing right)的一次無形的解讀與操演。透過各地的種種舉措，我們發現其中圍繞的一個核心命題就是“住房”。

　　社會學對住房與階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1967年，英國社會學家雷克斯和墨爾通過對伯明翰一個內城斯巴布魯克的住房與種族關系的經驗研究，提出了住房階層(housing class)的概念。根據雷克斯和墨爾的研究，有多少種獲得和使用住房資源的途徑就有多少種潛在的住房階層，社會關系的結構取決于不同就業狀況和住房狀況。盡管由住房來區分階層的標準存在諸多爭議，但住房作為一個重要變量之一，這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學階層研究者的基本共識。

　　與60、70年代福利分房時代不同，1998年以后，隨著我國城市住房體制的轉變，中國人也進入了一種新的基于財產或住房權利的分層秩序之中。在今天中國的城市中，房產已經成為個人/家庭基本的生活資料和最重要的財產來源。住房直接嵌入階層結構、親密關系和代際互動之中，合兩代、甚至三代人之力買房也成為中國城市家庭購房的基本策略。是否擁有住房被認為是轉型時期城市“地位群體”的一種標志和符號。基于此，有學者提出以住房來劃分城市階層，如無產權房、有產權房、多產權房的三階層和福利性產權房、商品性、繼承性、無產權、多產權的五階層等等。也有學者認為，以住房為基準進行社會階層的分析，可以比較準確地抓住一個家庭的階層特征。因為在家庭財產結構上，房產在全國家庭平均財產中占到了3/4。另有研究表明，住房與自我的階層認同和幸福感密切相關，在對幸福感和公平感的解釋力上，住房階層均高于職業階層。顯然，在當前中國，住房已經成為家庭財富、階層認同、城市身份的重要衡量標準。

　　伴隨房產的私有化，業主身份作為中國城市居民的一種新身份，在日常生活實踐中被不斷確認和強化。業主不僅意味著有房子可以住、有家可以回，更與群體身份、階層認同和社會關系等相聯系，而這些意義背后延伸的是一系列與住房息息相關的權利，如城市落戶、子女上學、社會保險等等。

　　不要讓“租售同權”成為一個偽命題

　　關于無產權房者的境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修·德斯蒙德在《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力》一書中就有淋漓盡致的展示。他借助民族志的描寫方式記錄了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威斯康星州的貧困社區中瀕臨被驅逐(evicted)群體的日常生活和一個個被驅逐的悲慘故事。這一切的不幸遭遇只因為沒有“房產證”。在馬修看來，一張“房產證”就意味著安全、尊嚴、自我和意義，意味著可以放松地去參加同學會，而不至于聚會結束后發現已經無家可歸。馬修通過講述一個個無房產者的掙扎、惶恐、無力和多舛的命運，試圖抨擊美國社會中隱含的居住正義、都市貧困和社會不平等等諸多議題。或許，我們可以從他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啟發。

　　面對肆虐的病毒，無產權房的租客也成為疫情管控下被“驅逐”的尷尬群體。由于租客的身份，他們或多或少被排斥在本地疫情防控體系之外。當前，全國上下眾志成城、共抗疫情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問題。由于新冠狀病毒具有極強的人傳人風險，所以為保護易感人群采用各種方式嚴防死守，這點無可厚非。但是，各地在采取相關措施時，需要多從增強社會凝聚力的角度思考，以有/無城市房產、本地人/外地人這樣的簡單劃分而進行有差別的對待，實不可取。居住在同一社區，卻有不同待遇，同樣為城市建設出汗出力，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病毒疫情時，卻遭到不同的待遇。這樣的做法，不僅割裂了社會的整體性，也會加劇社會群體內部的分化與裂痕。

　　“租售同權”政策的出臺是為了促進房屋租賃市場的發展，緩解住房市場的泡沫，同時滿足人們多樣化的居住需求。在保障每個人都有房子住的同時，也需要確保承租人享有同房屋所有者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權利。因此，“租售同權”，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住房市場改革問題，更是一個復雜多元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其中涉及住房制度、居住權利、公共治理和社會公平理念等諸多方面。

　　疫情是一塊試金石，我們不能被打回原形。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需要我們加強社會整合力，促進平等的居住賦權，這是增進社會凝聚力的底線，也應該成為社會的基本共識。我們相信，防控疫情、共克時艱，事關生命，無關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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