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層出不窮，不僅遍地開花，而且花樣繁多。
初次聽聞時，小巴覺得這是單個老師的人性扭曲或道德淪喪。
再次聽聞時，小巴開始擔心這是不是行業常見現象。
又雙叒叕聽聞時，小巴已經確定這背后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了。
于是，我們開始調查……
“2016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7.10萬所，比上年增加8253所，其中有民辦幼兒園15.42萬所，比上年增加7827所。”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謝煥忠如是說。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民辦學校都是幼兒園?
“2016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3.98萬所。”《2016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如是說。
所以，現在多數的幼兒園都是民辦幼兒園?
在小巴蹣跚學步、牙牙學語的時候，情況可不是這樣。當時的幼兒園大都由教育部門、機關單位、國有企業或街道興辦，還一度被指冗員、低效、累贅。而如今呢?公辦園一個入學名額有多難搶，為人父母的讀者們應該比小巴清楚。
接著，小巴又查到……
“十二五”期間，按照各級各類學校的生均經費標準折算，舉辦和發展民辦教育，每年約節省公共財政2500億元左右。
哦，所以我們省錢了。
可是這每年省下的一大筆錢，會和虐童事件有什么幽微的關聯嗎？學前教育，到底該不該交付給市場?對此，小巴認真做了一番功課，想克制地給大家講一講。
一、學前教育“民進國退”
根據教育部近20年來發布的統計公報，全國幼兒園數量經歷過一波戲劇化的起落。
1998年-2001年，幼兒園數量持續縮減，并于2001年驟減6.41萬家，甚至公報也有點不好意思，加了一句“由于適齡幼兒減少，幼兒園及在園幼兒數比上年有所減少”。
(2001年全國范圍內農村學校大規模撤并，農村幼兒園銳減4.05萬所)
就在2001年教育公報發布半年后，《民辦教育促進法》得到通過，隨后諸多相關法規條例紛至沓來。
小巴耐心讀了讀這些法律法規，抓取出影響深遠的幾點：
1.民辦教育分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
2.民辦教育不利用財政經費，非營利性學校可享受稅收優惠和地方財政補貼、基金獎勵、供給土地;
3.義務教育（小學+初中）階段不得設立營利性民辦學校，但幼兒園、高中、高等教育可以；
4.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收費標準由市場調節，學校自主決定。
如果你是想在教育市場大展拳腳的民間資本，會選擇辦一家什么呢?我們親眼見證了問題的答案。
從2003年起，教育公報上多出“民辦教育”板塊，那么結合民辦幼兒園的數量，我們再來看看前文的那張趨勢圖。
在全國小學、初中、高中數量持續減少的當下，幼兒園數量卻逆勢上漲。2003年到2016年，民辦園數量翻了三倍。學前教育毛入園率也從2009年的50.9%提升至2016年的77.4%。
這下好了，教育的數字好看了，財政的數字也好看了，這是學前教育市場化的益處，我們認可。
然而，問題是……
二、園子多了，老師沒多
還有些數據好像不那么美好。
例如，最最關鍵的老師數量，就沒有隨著幼兒園的增多發生井噴。
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發的《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暫行)》規定，全日制幼兒園的教職工與幼兒的比例需達1:7至1:5，一個老師最多管七個孩子。
但實際上呢，截止2016年，中國在園教職工幼兒比約為1:12。同時照顧乃至教導12個幼兒的狀況，大家可以自行腦補一下……
粗略計算，若要達到1:7的目標，需新增幼教職工248.8萬——這幾乎是全國11年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的總和。換句話說，由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在幼教領域簡直不可能。
比這更扎心的是幼教工資數據。
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2016屆“幼兒與學前教育”職業類的本科畢業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僅3504元，比全國各行業本科生平均水平低872元。
無論本科生還是高職高專，收入低已成為幼教行業跳槽或轉行的主要原因。
但目前這樣的低薪水平，仍有不少民辦園嫌貴。一位曾臥底北京四家不同類型幼兒園的記者表示：為了獲取更加便宜的勞動力，有些幼兒園壓根不在乎學歷，甚至沒有上崗證都能入職，只要足夠“廉價”。
這些“老師”自身的生存環境也是相當惡劣，他們大多數是20出頭的年輕人，在這種工作強度、壓力和薪酬下……
師資力量不足，專業素質堪憂，為了“管好”孩子，幼教圈便開始流行一些不擇手段的教學方式。攜程幼兒園事件后，有人向小巴透露，在幼教圈，芥末是一種十分常見的“教學工具”，但求迅速有效，誰管是否科學合理。
小巴不想偏袒誰，但事實是有媒體統計，曝出的虐童事件大都發生在民辦幼兒園。
不擇手段的背后，恐怕有企業的默許和縱容。畢竟，正如我們看到的三種顏色應對危機的方案，他們似乎首先對投資人負責，而不是家長和孩子。
在市場中，唯利是圖本不算錯，但在教育里……這不是在拿全社會的未來開玩笑?
三、學前教育適不適合拿來營利？
難道政府當初不明白市場化存在弊端?肯定不會。
前文也提到，涉及義務教育的民辦機構就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而義務教育體系正是我國現存教育類法律法規和制度設置中，最完善成熟的一套。
政府選擇“淡出”學前教育領域，除了財政考量，更多的是基于一種傳統的認知。
在傳統觀念里，孩子的起跑線從小學開始，所以九年義務教育是機會平等的保障。而學前教育，則更像是一種個體選擇，由家庭“自負盈虧”。如前文所述，直至2009年我國學前毛入園率剛過50%，一半的小朋友不在幼兒園里長大。
可是，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克曼的測算，學前教育相較于義務教育，其實有更高的投入產出比，對社會有更大的正外部性。我們更該重視。
比經濟學更現實的是，如今中國的年輕父母，在工作之余幾乎沒有余力經營這一關鍵階段，更別提二胎家庭了。這也是為什么，學前毛入園率在近年飆升至接近80%——不得不交給幼兒園。
那么，小巴在此發問：是不是現實條件已然變化，學前階段還適不適合拿來做營利性教育，究竟該由市場主導還是政府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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