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南科大何去何從？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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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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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高考又讓南科大成為關注的焦點。當全國900多萬考生都進入考場的時候，南科大45名實驗班的學生卻拒絕高考。有關方面在南科大校園里設置了考場，但是，據媒體報道，沒有一個學生進入考場領取試卷。這一事情源于南科大去年的自主招生、自主考試，他們直接從全國各地的高二學生中錄取本科生，因此，去年錄取的“首屆教改實驗班”的45名學生，今年要不要參加全國統一高考，成為一個焦點。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有人沉默，眾說紛紜。
我多次強調我的一個觀點：中國要不要改革，不是問題；如何改革才是問題。南科大作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嘗試，同樣面臨這樣的處境。南科大的學生是否要參加教育部管理的全國統一高考，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它未來的問題還會有，今后南科大畢業的學生是頒發教育部認可的文憑，還是頒發南科大自己的文憑，根本不在乎教育部是否認可？或者是兩個都頒發？或者教育部認可南科大自己頒發的文憑？自主辦學、自主招生是南科大一系列方式的背后主導思想，但是，“自主”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基礎上“自主”？卻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在目前，南科大由深圳市全額出資，因此，它也是政府辦學。所以，南科大在辦學方針上與教育部的矛盾，實際上顯示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矛盾。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未必需要完全一致，然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矛盾在何種程度上是可以允許的、可以協調的？通過南科大，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
稍稍了解了一下南科大的辦學宗旨和一些具體措施，我發現，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并沒有多少新東西，很大程度上只是倒退。例如，自主招生在民國時期就有，自發文憑也同樣。全部英文教學，在民國時期也有，從海外聘請50%的師資，在民國時期也有。國內一位著名教育專家說：如果未來南科大畢業生的“自授文憑一旦獲得國外大學或世界500強企業的青睞，卻不被國內承認，不能參加公務員、研究生報考招考，這對于教育部門來說，就是一個極大的尷尬”。
南科大所謂的教改，無非是要把南科大辦成像國外一樣的大學。如果這一大學的主導還在中國，我們可以稱之為“向國外學習”。但是，從南科大問題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來說，如果中央政府也是在“向國外學習”，那么，地方政府算什么？一種可能是，地方政府極其保守，不愿向國外學習。但從深圳來說，地方政府顯然不是。那么，深圳地方政府只有一種可能，即：中央政府向國外學習不夠、不到位，地方政府要徹底西化。目前由于南科大是地方政府出資，這種全盤西化還可以看成是地方政府主導的，未來不排除南科大的資金來源也由地方政府轉為國外或“世界500強企業”，屆時，南科大就可以看成是中國境內的一個外國教育機構的分校。
我母親在解放前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這是一個教會辦的大學。從西歷1881年起，圣約翰大學就成為中國第一所完全用英語授課的學校。除了出資方，當年的圣約翰大學在辦學理念上，與今天的南科大沒多少差別。或者說，今天的南科大實際上很想辦成當年圣約翰大學一樣純粹的西式大學。從圣約翰大學的部分校友中，我們也許能夠感受南科大的雄心：顧維鈞、林語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榮毅仁、鄒韜奮、嚴家淦、貝聿銘、經叔平、周有光、魯平、黃宗英等等。西歷1949年前，中國一共有14所教會大學。從辦學理念上說，今天的南科大并沒有超過當初那些外國教會大學。因此，我在想一個問題：如果南科大教育改革的方向與當年在中國的外國教會大學沒什么差別，那么，何必還要新辦大學？直接把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拆散了，再與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合并，重新恢復圣約翰大學，豈不簡單？
所以，南科大的教育改革，我看不到多少新東西，只看到試圖退回西歷1949年以前的努力。而且，就目前由深圳市政府出資來說，它還是地方政府主導的方向。那么，深圳地方政府直接變成當年的民國政府，豈不更簡單？這也許正是某些人的心愿吧。
把畢業生完全當成產品，多少有點不合適，但是，學校的確是培養合格人才的地方。因此，看到專家的這段話：“如果未來南科大畢業生的自授文憑一旦獲得國外大學或世界500強企業的青睞，卻不被國內承認，不能參加公務員、研究生報考招考，這對于教育部門來說，就是一個極大的尷尬”，我不禁想用這個觀點與食品安全做一個對比。如果在中國的一家食品生產企業，它的原料采購要“自主”，生產過程要“自主”，產品合格檢驗要“自主”，而這一“自主”的結果，最終是獲得外國食品檢驗、監督機構的認可，卻要擺脫中國政府食品檢驗、監督機構的認可，那么，這樣的食品生產企業在中國能夠存在嗎？如果它能夠在中國存在，還要中國政府干什么？中國政府直接變成外國政府委派的辦事機構算了。
南科大何去何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中國政府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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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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