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的中學，在西歷1949年以前，曾經(jīng)是清華大學的預科，也就是說，我的中學母校，在民國時期，畢業(yè)生基本可以保送清華大學。到我讀中學的時候，早沒了這個待遇。學校老師說說這個歷史，我也只是聽聽，沒感覺與自己有多大關系。后來知道了清華大學的歷史，我覺得，一個靠庚子賠款建立的大學，更多體現(xiàn)的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勿忘國恥、奮發(fā)圖強才是正道。
    因此，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熱熱鬧鬧，對我來說沒有多大興趣。用孫中山的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不論對中國還是對中國的教育，甚至具體到清華大學本身，未來都還有很長的路，還有很多重要的、急迫的事，現(xiàn)在遠沒到慶功的時候。當然，換一個角度看，借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展現(xiàn)一下國家對教育、知識、人才的重視，也未尚不可。但是，清華大學的百年校慶轟轟烈烈，讓某些人更不爽。有些人直接批評，有些人則拐彎抹角地冷嘲熱諷。最典型的就是，搬出歐洲某著名大學，說歐洲大學歷史900年，培養(yǎng)了無數(shù)精英也沒有炫耀。很明顯，這是向清華校慶射去的冷槍。我不想去說這種言論的心態(tài)，只想對世界各國的大學歷史簡單說幾句。
    說起大學的歷史，現(xiàn)代公認的說法是，大學起源于歐洲中世紀，歐洲一些著名的大學，歷史非常悠久，有的說是900年，有的甚至超過1000年。大學起源于歐洲的說法，印證了歐洲教育發(fā)達、歐洲以外其他地方教育落后、所以一切都落后的觀點。同時，因為大學起源于歐洲，更證明了歐洲文化、思想、學術的先進和領先，歐洲之外的國家，因為沒有歐洲那樣的大學，便只能跟在歐洲后面，向歐洲學習。因此，像清華大學這樣的高等教育機構(gòu)，也立志要在不遠的將來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這個立志追趕的“一流”標準，完全是西方的標準。
    從善解人意的角度，當歐洲人自豪地宣稱“大學起源于歐洲中世紀”時，我愿意很仁慈對他們笑笑。因為，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他們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拋開歐洲中心論，換一個角度看問題，作為中國人，我們完全有資格說，全世界最早的大學起源于中國。在與中國相同的歷史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大學”，與中國古代的大學相比，只是小兒科。
    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該理解一個社會背景。歐洲長期都是等級社會，直到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才打破等級制度，漸漸變成平民社會。而中國早在戰(zhàn)國時代就完成了從等級制度向平民社會的轉(zhuǎn)變?？鬃又詡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為全世界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有教無類”的主張。這個教育主張是孔子之后中國二千多年平民社會始終貫徹執(zhí)行的教育方針，也就是說，不分貴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人人都有通過教育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我們用最心平氣和的態(tài)度看待歐洲教育史，也會發(fā)現(xiàn)，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在歐洲出現(xiàn)、并且貫徹，其歷史最多只有200年。這樣一個平民社會教育理念，與大學的出現(xiàn)有什么關系？
    由于中國2000多年一直貫徹“有教無類”的平民教育理念，因此，教育早就形成了普及化。在與歐洲中世紀同時期的宋朝，由于教育理念和紙張、印刷等技術條件，教育極為普及。平民教育普及的結(jié)果是，全國形成啟蒙教育、初級教育、高等教育的分級制度。如今的蘇州有一所中學，名叫“景范中學”，這個名稱來自于宋朝名臣范仲淹，因為范仲淹當時在蘇州開設了“府學”，成為“景范中學”的前身。范仲淹的確是宋朝普及教育的一個重要人物，在那個時候，宋朝形成了從私塾等蒙學，到縣學、府學中等教育，再到太學、國子監(jiān)、民間書院這樣的階梯式教育體系。最為徹底的時候，宋徽宗曾經(jīng)短暫地取消科舉，全部官員都由學校系統(tǒng)提供。宋徽宗的這個決定為何沒有執(zhí)行下去，本文不多論述。在這里只想指出，宋朝已經(jīng)形成了遍及全社會的蒙學系統(tǒng)，類似于今天的小學。在其之上是縣學、府學等初級、中等教育系統(tǒng)，它的生源來自于廣泛的蒙學基礎。而在此之上，則是現(xiàn)代人所說的大學，太學、國子監(jiān)、民間書院，就是全世界最早的國立大學或民辦大學。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普及化的初級、中等教育，大學這樣的高等教育也無從談起。
    最為關鍵的是，宋朝的各級學校，對全社會都是平等開放的，人們不分貴賤，誰都可以接受教育。范仲淹出身于一個低級小官員家庭，他2歲時，父親死了，母親改嫁，范仲淹因母親改嫁而改姓了“朱”，后來才改回原姓。范仲淹從小愛讀書，離開繼父家后，23歲時進入應天書院學習，經(jīng)常喝粥，他說喝粥容易肚子飽。在應天書院學滿四年后，范仲淹考中進士。應天書院是當時四大書院之一，其實就是由政府鼓勵的民辦大學。范仲淹在這里通過刻苦讀書，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成為名垂青史的名臣，日后也為推動中國的普及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至今依然尚存的岳麓書院等古代教育機構(gòu)，很多都創(chuàng)始于宋朝，那是世界范圍內(nèi)真正的民辦大學，其歷史，比歐洲的所謂“大學”早得多，其大學的特征也純粹得多。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什么情況？當時歐洲屬于等級社會，教育是高等級子弟的權利，低等級的人，基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此，歐洲中世紀的“大學”與中國古代的“大學”的差別在于：歐洲當時根本沒有蒙學、初級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體系。由于貴族人少，有資格受教育的人也就很少，因此，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雖然被稱為大學的起源，其實就是將蒙學、初級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合并在一起。那時候，歐洲大學的入學是10歲左右的少年，在“大學”里連著學習將近20年，等于是小學、中學、大學連讀。強調(diào)一下，這是因為等級制度下只有貴族能享受教育，所以，“大學”沒有廣泛的生源，只能是貴族子弟從“小”到“大”的連讀。
    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除了承擔一部分小學、中學的職能外，的確也有大學的成分，但與同時期的中國相比，由于中國實行廣泛的平民教育，初級、中等教育已經(jīng)同高等教育分離，真正的大學才得以出現(xiàn)。而歐洲是在沒有小學、中學的基礎上，將大、中、小學合在一起。歐洲真正將大、中、小學分開，是在啟蒙運動以后，平民社會開始出現(xiàn)，普及教育也開始出現(xiàn)以后的事情，大約到18世紀才形成系統(tǒng)，大學才與中小學分離開。歐洲完成這件事情比中國晚很多年。因此，歐洲中心論將他們小、中、大學混在一起的連讀稱為大學起源，那是他們的驕傲。按照中國古代小、中、大學分離的制度，那時候的歐洲大學，的確只是小兒科。
    歐洲中世紀等級制度下小、中、大學混合的“大學”，典型特征之一是，學生學習并不認真努力，因為貴族天生就是貴族，永遠是貴族，學不學都無所謂，學好學壞一個樣。只有幾種人可以借助教育改變自己。一類是立志做僧侶的人。由于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大都是教會辦的，因此，小、中、大學混合的“大學”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yǎng)教會人才。如果說貴族等級是通過爵位和財產(chǎn)劃分，個人努力沒多大作用，那么，在走向教會權力高層的道路上，僧侶個人受教育的機會，的確可以改變某些原先社會地位不高的人的命運。另一類是低等級貴族和少數(shù)有錢的平民。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也有限度地開放，原因是教育經(jīng)費問題。不管是教會辦學還是國王辦學，歐洲那時候很窮，拿不出多少錢辦學，因此，少數(shù)有錢的平民子弟入學，可以彌補一部分教育經(jīng)費的缺口。這些有錢的平民，就是后來的資本家。因此，歐洲的大學，或者說整個教育，從源頭上說，就是為特權階級服務的，與中國廣泛的公立、民辦教育相比，在教育宗旨上完全不同。
    在歐洲中世紀大學里，有限度開放的結(jié)果是，除了低等級貴族外，還有一些有錢的平民可以接受教育。但是，他們即便受了教育，也難以擺脫等級制度的貴賤差別。為了彌補這個遺憾，很多低等級貴族和有錢平民子弟在“大學”學習的，相當多的一部分，就是法律。這些人成為歐洲最早的律師，他們學習法律的目的就是為更高等級的貴族服務，以便用法律知識換得報酬。因此，歐洲的律師傳統(tǒng)，從中世紀開始，就是特權階層的附庸，根本談不上正義，只是為了維護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換得特權階層的賞賜。當今中國教育的問題是，我們拋棄了自己真正的普及教育傳統(tǒng)，以歐洲中心論為唯一正確的榜樣，盲目地向西方學習。結(jié)果，范仲淹那樣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平民教育精髓被丟棄，相反，歐洲為特權階層服務的貴族教育被視為先進。于是，少數(shù)人占有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有錢有勢的，就能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像EMBA這樣虛幻的高等教育，幾十萬的學費，其實學不到什么東西，只是為了建立一個特權人士的關系網(wǎng)。這種狀態(tài)恰恰是歐洲中世紀貴族教育的特征。這一特征在歐洲延續(xù)到今天，只是不那么明顯而已，實質(zhì)上始終存在。而我們因為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把西方教育當成先進，無形中把他們的糟粕都學來了。
    有些中國人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很不情愿地面對中國的大學是比歐洲更純粹、更規(guī)范、更早的大學這一事實，但又無法抹殺中國古代的歷史，只好說什么：真正的大學，要看大學的理念、精神，不能只看形式。其實，在這個角度上，中國依然是領先世界的。前面說了，歐洲中世紀是等級制度，大學或者說所有的教育就是為特權階層服務的，根本談不上獨立、自由的精神。相反，在中國古代，大學的確是自由思想的園地，是自由學術的發(fā)源地，人們可以自由討論、研究任何事物。離開高等教育機構(gòu)后，通過科舉成為國家管理者，也同樣是各種意見競相自由表達。說起宋朝，人們常常說“黨爭”極為嚴重。由于“黨爭”發(fā)生在中國，因此，在“丑陋的中國人”的“劣根性”描述下，就成為“窩里斗”。實際上，宋朝延續(xù)300年的激烈“黨爭”，就是知識分子自由表達觀點的體現(xiàn)。這種觀點、意見的自由表達和爭論，一直延伸到對皇帝的評價，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公開爭論。它恰恰是思想自由的體現(xiàn)，而絕不是什么“劣根性”。回到宋朝的大學那里，那時候就有太學生發(fā)動的學生運動，這些學生運動甚至可以影響朝廷對宰相等高官的任命。
    寫到這里，我有點不想寫了。因為，站在歐洲中心論的立場，像我這樣解讀歷史，在被西方洗腦的某些人看來，根本就是無知，就是違背常識。如果拋棄歐洲中心論，客觀地、實事求是地比較中國和歐洲的古代教育，那么，我們完全可以得出公正的結(jié)論說：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精神的確是在中國確立的。歐洲不過是在啟蒙運動之后，學了一點中國古代教育的的精華，沖淡了他們等級教育的色彩。在他們器物勝利的同時，把他們的觀念也當成絕對先進的東西傳播到世界。而我們?nèi)缃窠邮芪鞣降慕逃砟睿瑢τ谥袊鴼v史來說，其實是一種倒退：把我們古代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精神拋棄了，接受了西方半吊子的大學理念，實際上把隱含著的西方貴族教育的傳統(tǒng)請了進來，致使我們今天的教育慘不忍睹。所以，世界大學史應由中國人重新改寫。
    順便再說幾句。當今大學流行答辯，為什么？因為歐洲中世紀沒有紙，書很少、很貴，沒有考試。成績?nèi)绾?，只能靠嘴說。在歐洲中世紀，答辯之日就是學生的節(jié)日。歐洲的大學由于是小中大學連讀，因此，師生關系其實就是師徒關系，幾乎沒有一個師傅會讓自己的徒弟不通過答辯。即便請幾位非師徒關系的其他老師來參加答辯也一樣。道理很簡單：如果你不讓我的徒弟過關，將來你的徒弟也別想在我手下通過。再說，等級制度下，受教育的是少數(shù)特權階層，教育就是為他們服務的，不讓他們通過答辯，這個教育怎么可能辦得下去？因此，由于沒有紙張而采取的答辯，等于是學生滿師的節(jié)日。歐洲直到很晚以后，才發(fā)現(xiàn)中國還有考試這種東西，他們引進了中國的考試，依然保留了答辯。就我來說，我參加過的所有答辯，都是走過場，純粹是形式主義。不說了，本人即將出版的新書《超越利益集團》，有專門的章節(jié)講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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