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中國社會如何建設誠信？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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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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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近年來，中國社會的誠信危機造成一系列嚴重的后果，不用一一羅列。社會各個層面，從政府到企業，從學者到民眾，都意識到缺乏誠信的危害，都認為應該盡快在全社會樹立講誠信的風尚。但是，當有人問：如何才能讓人們盡快牢固樹立誠信意識，人們往往拿不出什么辦法。在我看來，積重難返，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在全社會重樹誠信，并不是件簡單的事。
誠信曾經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典型特征之一。當今中國社會誠信的喪失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西方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價值觀的輸入并占據上風；二是教育。我們現在的教育已經同傳統文化相去甚遠，重視功利超過重視道德，教育的目的更多是為了找一個待遇高的好工作，而非培養人的基本素質。當今教育的偏差是誠信缺失的重要原因，要改變它，也非一朝一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沒有立竿見影的好辦法，從根本上說，還是要從教育抓起，這是百年大計。如果我們一切以西方為榜樣的觀念不改變，改變教育觀念和方法，恐怕還要等很長時間。
然而，這并不是我們不需要努力建設誠信的理由。如果說從教育開始抓誠信是一項長期的工作，那么，我們也可以有一些短期的做法。所謂短期見效的做法就是從反面開始，抓不誠信的典型，嚴懲那些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不誠信行為和人物，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這是一種法制的做法，用嚴刑峻法，狠狠打擊當前各種后果嚴重的不誠信行為，尤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
儒法結合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常態，因此，除了嚴厲的法制行為外，我們還可以有一些儒家的方式。教育是儒家最擅長的，教育面對的是整個社會，效果穩固，但是見效比較慢，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為了應對當前較為嚴重的誠信缺失，還有可以有一些局部的做法，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職業，例如，教師、醫生和官員等。這些職業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有必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率先提高其誠信和職業素質、道德修養。
古希臘希波克拉底誓言是針對醫生職業的，它采用宣誓的方式，清晰地彰顯醫生的職業道德。雖然宣誓并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是，它是有借鑒價值的。中國自古就是禮儀之邦，所謂“禮”，其實就是在道德原則下固定的行為規范。它的價值是：對于很多較少思考大道理的人來說，只要遵守“禮儀，一般來說，品行就不會有太大的差錯，它是簡便化的道德。我覺得，當今中國在緊急挽救誠信的時刻，針對上述特殊職業，可以將這兩種方式結合一下，創造一種新模式。
比方說，針對教師，可以設計一個神圣莊嚴的就職儀式。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教師的就職儀式可以略有不同。就職儀式包括向孔夫子致敬，向教書育人的優秀教師致敬，宣讀教師職業道德規范。這一儀式可以在每年教師節舉行，也可以在教師轉換工作崗位時舉行，并可以通過媒體大力宣傳。經常性地舉行，一方面可以給教師較大的榮譽感，也可以時常提醒他們教師的本分。儀式要力求莊嚴神圣，用儀式的氣氛感染每一個人。同時，提高教師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例如，教師看病、購物等活動可以優先。總之，在給予教師崇高的榮譽感和部分便利的同時，促使他們產生更多的道德自律。同時，教師還可以有明顯的職業服裝，服裝也是禮儀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只要穿上這一服裝，就是一種提醒。雖然這個辦法未必能徹底解決教師的職業素質問題，但可定會有效。
中國古代的官員也有區別于平民的職業服裝，它的好處是，不讓官員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穿上職業服裝，既是一種行為規范的提醒，也是給百姓一個容易監督的機會。現在要恢復官員的職業服裝，我覺得不是很容易，這個觀念的轉變難度較大，只能是一個長期的籌劃。但是，另外一些辦法是可以采用的。北宋初年，宋太宗親手寫了十六個字：“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個字稱為“誡石銘”，放在每一個官員辦公場所顯眼的位置，每天都能看到。如果說中國古代的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官”，事實上，“誡石銘”是在提醒每一個官員，百姓是官員的“衣食父母”。換句話說，官員與百姓互為父母。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題寫的一句話，曾經是中國政府和每一個官員的基本道德規范。相比“誡石銘”來說，本質上基本一樣，但是，在具體效果上，“為人民服務”是一種提煉，“誡石銘”更為直接地反映了官民關系。我覺得，對于現在的官員，可以恢復或提倡使用這種辦法。比方說，如果官員的職業服裝較難很快采用，官員佩戴“為人民服務”的胸牌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在上班時間，和與百姓直接接觸的時候，每一個官員都應該像周恩來那樣，佩戴“為人民服務”的胸牌。與此同時，“為人民服務”還應該在每一個政府部門，莊嚴地擺放在顯眼的位置。除此之外，政府官員還可以在每年的特殊日子，例如新年第一日，舉行以“為人民服務”為主題的官員儀式，宣讀官員基本道德規范。
這種辦法都是利用“禮儀”將職業道德融入日常行為規范，它是思想教育、講大道理的輔助方式，既是對本人的經常性提醒，也便于群眾監督。建設誠信，既需要長期籌劃，也需要短期法制手段，再加以局部的強化，中國社會的誠信建設，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出現一定程度的改觀。從根本上說，我認為，教育群眾，要求群眾誠信，其效果遠不如社會精英階層率先成為講誠信的實踐者。中國人說“上梁不正下梁歪”，教育群眾，首先需要社會精英的以身作則，否則，再怎么教育群眾，社會精英不道德行為頻繁出現，一切教育都付之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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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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