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易財經12月29日推出的網易解讀第204期：住房雙軌制難救中國樓市，該文圍繞重慶公租房建設問題中的覆蓋范圍、資金、土地、房價四大核心問題展開了質疑，文章看似層次清晰、有理有據，然而在戶改轉城、公租房建設計劃、香港經驗等關鍵問題上卻存在明顯的偷換概念和邏輯錯誤，筆者所學有限，僅從個人所發現之該文謬誤出發，再議重慶模式，以正視聽。　　

一、公租房覆蓋之惑？

《重慶模式：住房雙軌制難救中國樓市》一文開篇便深沉地感發了第一聲困惑：“ 十年內解決200萬人住房需求，進城農民將達1000萬 ”，表面上看這確是一對矛盾，然而該文作者卻在此犯了最基本的概念性錯誤。誠然公租房是面向以農民工為主的低收入人群，可這是否就意味著1000萬的轉城農民就等于公租房保障對象？

“第一步，2010年至2011年兩年內，不包括重慶本市的困難戶，僅轉戶進城的農民就將有338萬，重慶三年內建60萬套，只能滿足占重慶城鎮人口30%的困難戶的居住需求；”——我不知道“60萬套住房只能滿足占重慶城鎮人口30%的困難戶的居住需求”是如何得出來的，并且這位作者是否有調研過338萬轉城農民的構成，是否338萬都屬于公租房保障的中低收入群體？筆者來自農村，從本人所知的大致情況看：頭兩年轉戶進城的338萬人口，絕大部分是長期生活在城市的擁有一定穩定收入的民工及其他行業從事者，他們當中一部分人長期游離在城市邊緣，住房是亟待解決的一大問題；但同樣也有一部分人已經在城市置業、買房，只是還保留著農村的戶籍與土地，對這一部分人而言，轉戶的吸引力并非來自土地賠償金，而是長期生活城市的一種習慣和認同感需要。當然，筆者無法得出準確的兩類人比例，只是該文作者將338萬直接等同于公租房保障對象是否有些輕率？

“第二步，2012至2020年，以每年轉戶80萬-90萬的速度，最終累計轉戶1000萬人，但十年內，重慶公租房只能滿足200萬人的居住需求，其中存在很大的壓力。”——行文至此，作者又一次將轉城人口等于公租房保障對象。中國的住房問題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一些人口集中、發展迅速的大城市，正是因為日益擴張的城市規模和工業化發展，使得很多地方政府開始日益依賴土地財政，投機地產商趁機炒作，兩者共同推高了城市房價，相反在一些中心城鎮住房尚不那么尖銳與棘手。而事實上，重慶市計劃內1000萬的轉城人口中，有300萬在主城，另有300萬在區縣，400萬在中心鎮，但重慶市政府計劃建設的4000萬平米公租房中卻有2000萬平米在主城，這種分布充分考量了城市未來的發展規劃和容量空間，同時也表現了公租房建設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要義，讓人讀到了公租房建設的重點和關鍵。盡管區縣與城鎮的轉城人口的住房問題仍不容忽視，但顯然以1000萬轉城人口來等于公租房保障對象是在偷歡概念，更使得作者發出的質疑顯得極不合常識與邏輯。　　

二、資金之困？

按照重慶市政府自己的說法，4000萬平米公租房的造價為一千億，其中三成政府投資，其余70%需來自市場融資。對此，《重慶模式：住房雙軌制難救中國樓市》一文作者再次感發第二聲困惑，“4000萬㎡公租房需千億資金，七成需對外融資”，言外之意融資困難！

為了表達這種質疑，作者首先給重慶市政府算了一筆大帳，“分析認為，最近三年的公租房建設3000萬平方米總投資規模超過700億元，如果考慮到政府劃撥3萬畝土地投入建設，由此損失的土地收益金將達500億元，一加一減，已與2009年重慶財政收入1165億元相抵，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且不論700億的投資中僅有多少來自政府財政投入，單單是那句“如果考慮到政府劃撥3萬畝土地投入建設”，就可剖見那些平日標榜公共性的媒體人有著多么濫熟于胸的銅臭思維，不僅對于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習以為常，甚至對于那些“舍本讓利”回歸公共性的行為感到吃驚和質疑，試問，你們那些深沉、高尚的深惡資本、權力的正義感就是讓你們如此來估量一個政府公共決策的？

重慶的GDP總量排在全國20之后， 2009年重慶市全年財政收入也僅有1165億，，排名并不靠前，憑單獨之力大舉興建如此規模的公租房項目的確必須面對遭遇財政瓶頸的質疑。但事實上關于公租房的財政之困，早在去年八月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就曾在接受媒體采訪之時談到了重慶以“第三財政”建設公租房的不尋常路。所謂的‘第三財政’，其實就是指強大的國資增值，提供了支撐，使重慶市政府的公共建設并不依賴稅收和一般基金。 按照黃奇帆的思路，重慶建設公租房計劃十年完成，前三年先完成2000萬平米，后七年再根據市場需求投建，這顯然有助于分散財政壓力；資金構成方面則主要有三個，一是市級財政，二是國家對廉租房的補貼，兩者共占總成本的三至四成，而第三個來源也是最大頭的則是重慶市屬的國資八大集團的融資。

黃奇帆自2002年起擔任重慶市副市長，分管經濟、金融等事務，作為上海浦東新區的設計師和締造者，他將“空轉啟動，滾動開發”浦東模式帶到重慶。八年來，黃通過估算國有土地出租收入，以此作開發公司國有股，以此股份向銀行貸款，再吸引外資，此為首輪，之后土地價格上升，國有股分紅，滾動開發的模式，注資、重組、重振搞活了重慶的國有經濟，國有資本在市場競爭中全面增值，2010年，重慶市國有資產總量突破1萬億，并且不良信貸率僅為0.9%，而這些資本為重慶政府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建設提供了的強大資金后盾，并且也成為投融資的最佳載體。

很顯然，重慶4000萬平米的公租房即所需一千億的資金并不是一年到位，并且1000億的投資也不是市級財政所獨力承擔，重慶市政府通過分期建設和第三財政有效分流了財政壓力，使得看似龐大和艱巨的資金難題逐步化為實際可行的方案。而《重慶模式：住房雙軌制難救中國樓市》一文作者，如此匆匆地將重慶市2010年1156億的財政收入與十年到位的1000億投資杠上，焉為何？

三、土地之困？
4000萬平米的公租房需3萬畝土地，這對于現階段無限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而言無疑都是挑戰，《重慶模式：住房雙軌制難救中國樓市》一文作者顯是看到了這一點，于是“土地之困”“雙軌制對一線城市不具普適性財政、土地儲備壓力大”的認定三聲而出。
土地即資本，起碼在中國高速城市化發展的當下是如此的。土地之困與資金之困其實很類似，文章作者無非是質疑重慶市政府乃至更多效仿者難以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由此可以看出，重慶的住房雙軌制從土地儲備增加到公租房建設資金，都要依賴農村建設用地復墾而產生的轉增土地。”但這種說法顯然忽略一個本質，那就是支撐城市長遠發展的不是土地，而是人口資源。因為城市發展的規模不是無止境的，因而土地可以轉化的資金是有限的，但人口可以創造的價值則是無限的。
某種程度上，重慶的戶籍改革與公租房建設相輔相成，城市化的本質在于生產的城市化、消費的城市化。若按照重慶市政府的構想，在農民轉城和興建公租房之期，重慶將引進一大批新興項目并承接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由此而創造的就業機會和生產價值，以及拉動的相關人口的巨大消費才是公租房建設的源源動力，遺憾的是，很多人并未意識到一點，或者說出于鼠目寸光抑或是一己之私不愿意看到這一點。
四、房價之惑？
興建公租房究竟能不能影響房價？筆者不敢妄下定論。而對此問題，《重慶模式：住房雙軌制難救中國樓市》一文作者是這樣說的，“雙軌制度參考新加坡、香港經驗，仍難打壓房價”，既是參照，那“香港經驗”的結果一方面是公屋解決了中低收入的住房問題，另一方面才是自由經濟和城市環境造就亞洲最高房價，不知作者為何始終不愿承認香港經驗的成功之處。
房價應該與一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一個健全、合理的住房制度是保障不同收入人群共享住房福利，讓“居者有其屋”，香港地狹人多、寸金寸土，但卻通過公屋解決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這種經驗無疑是值得參考和借鑒的。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香港的公屋政策的另一面是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這與我國時常伸出有形之手“宏觀調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同的。而就在1月10日，重慶宣布開征高檔商品房房產稅，成為國內首個征收房產稅的試點城市，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干預決心顯然不止在公租房這一塊。
中國現階段高房價的根源在于各級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和由此與地產商結成的既得利益共同體。重慶大規模興建公租房，以劃撥土地而非投標的土地的形式，首先就打破了這種依賴，盡管這種依賴是以犧牲重慶市政府巨額的土地出讓金為前提的。
另外，重慶模式也不是對香港經驗抑或是新加坡模式的簡單模仿。香港的公屋政策始于50年代，該政策的出臺背景是當時內地移民大量涌入，因為幾次大火災后眾多人口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但港英政府處置不當引發了罷工和民族矛盾，是一個由濃重殖民色彩的社會問題引發的決策，帶有很強的被動性。并且這個決策一出臺就維系了近半個世紀，而后出于公眾示威之因香港政府一直攝于改變租金，使公屋政策顯示出極強的“固定性”，完全與市場脫節，這也造就了公屋政策的另一面香港房地產市場自由、放任下的高開走勢。當下我國處在復雜的轉型時期，各項社會矛盾也日益凸顯，百姓住房問題也較為棘手，但相比港英政府面對罷工和流血沖突的被迫決策，今天的重慶的公租房政策顯然要積極、主動很多。更重要的是，相比香港的公屋制度，重慶的公租房在規定房租要定期調整的靈活性方面更強，這對于市場的影響力無疑也更有力。因此，僅僅以香港經驗來斷定公租房對房市無影響力是缺乏事實根據和說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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