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理中國傳統的社會發展理路，雖然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觀點，但就其基本的思路而言，竊以為主要體現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小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湯禹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這樣兩種不同的發展思路，就分別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所堅持的。

以鴉片戰爭為濫觴，近代中國風雨飄搖，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當此國難當頭之際，毛澤東帶領一大批志士仁人毀家紓難，舍小家為大家，共赴國殤，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終于掀三山求解放，取得了空前的大勝利。建國以后的前三十年，我們在發展思路上依然是對已往社會發展大同理路的堅守，由于強大的組織動員和億萬人民的同心同德，我們書寫了新的篇章，最為顯著的成就就是國民經濟的完整體系的確立和兩彈一星等宏大敘事的促成。當然，由于本著先治坡后治窩思路發展，在國家綜合實力得到極大提高，把一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變為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新中國的同時，對老百姓的小日子是有所忽視，但這是在所難免的，這就好像一個新成立的家庭一樣，總是要從最基本的基礎設施的建設起步，在這時，孩子如果老羨慕隔壁鄰家吃的好穿得好，也要求爸媽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吃喝上，而不是發展基本建設上，我們只能說這個孩子有一些不明事理。正是毛澤東時代的以國為本的大同發展思路，才為鄧小平時代的適時轉換創造了前提條件。

不必諱言，鄧小平時代的發展思路是對毛澤東以國為本的大同思路的揚棄，這一揚棄在農村是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其先河的。于是，毛澤東時代特有的“愚公移山”一起走就變成了鄧小平時代的狼奔豕突的分步走，鼓勵一部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走到今天，已顯出了許多問題，比如，就結構性分析而言，這個“一部分人”也可能表現為生產力布局結構下的東部和南方地區的率先致富者，也可能表現為生產力部門結構維度下的第三產業等流通領域內的致富者，還可能表現為生產關系結構下的非公有制部門的率先致富者，甚至從生產力的內部結構看，也表現為資本富集者和知識富集者的管理部門的人員率先致富，但從社會的政治組織結構看，則這些首先致富的人往往是權力部門的掌權者，而且往往以家族的形式出現。國民黨時代有四大家族，我不知今天致富的有哪些家族，從數量上講，絕對是四大家族的幾千倍以上。與家族化致富相匹配的價值觀念，就只能是儒家的那一套，比如，許多腐敗分子暗自高興與得意，他們講道，他們現在根本不害怕一盤散沙的群眾，因為這些群眾已經完全讓儒家的一套理論洗腦了，這些所謂的人民群眾已經完全失去了早先的革命性氣質，都成了維護一家一姓利益的孝子賢孫，有關什么家國情懷和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他們根本就沒有，腐敗分子還說，他們最害怕的是組織來來的群眾，而這種群眾，只能在文革期間去找。由于不要國家情懷和天下大同的小康理路作怪，現在的人民已經完全成了被腐敗分子各個擊破的弱勢群體，即碎片化了。于是，在推翻了舊的三座大山后，又起來了新的三座大山，這就是老百姓的住房難，看病難和他們的子女上學難等社會問題的普遍化。

要推翻這新的三座大山，僅僅靠以家為本的小康思路是遠遠不夠的，曾幾何時，“一大二公”受到人們的嘲弄，一小二私便大昌其道，在共和國篳路藍縷的草創階段，誰要是過分強調家庭觀念，便被人病詬為婆婆媽媽，可是，到了新時期，強調分步走，發家致富變成了唯一有價值的行為。九十年代初，清華大學的一個教授下課后幫老婆賣餛燉，居然也獲得了崇高的意義。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上了節目。批評者老說毛澤東時代民不聊生，如果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其實，毛澤東時代的做法不但有其歷史必然性，而且也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比如，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事業，在做的過程中可能也有“輸出革命”的情況發生，但這是符合經典作家的教導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指出，工人階級是沒有國家的，這實際上就規定了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的國家必須把列寧所強調的愛國主義和馬恩所強調的國際主義結合起來。而不能鼠目寸光，僅僅以本民族的利益為重。也正是毛澤東時代的的付出，在今天我們才獲得了加倍的報嘗。試想想，我們今天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國內的成果，有哪一樣不是在收取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紅利，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這也就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所產生的巨大的正的經濟外部性。問題恰恰出在新時期的后一段時間里，就是抽象地，一根筋地強調以家為本的發展思路，這樣，凡是稍微帶一點公字的事便沒有人問津。比如只講經濟領域的發家致富，不要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到了后來，便就是百萬大裁軍和對國防的忽視，一直到南聯盟大使館被炸，才有了初步的清醒。現在，結構性問題成堆，尤其是社會分層方面的極不平衡已經構成了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挑戰，社會分層結構的失衡表現在資源占有上，就是窮的窮，富的富，一小部分以家族為形式，且有著強大權力背景的人暴富了，而大多數工農群眾則被邊緣化，有人的基本生活也發生了困難，當此關頭，滿足于一家一姓的小康發展思路，已經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代之而起的，就是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發展思路的整合。

那么，整合毛鄧不同發展思路后的新的發展思路是什么，一句話，就是胡錦濤所說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新思路，我把這個新思路稱之為“中興”理路，一方面，這一理路既沒有毛澤東時代的恢弘氣勢，主要特色就是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全面小康目標（全面小康也就是十三億人的共享，其實就是中興目標）上，另一方面，這種家與國一體化的思路絕對比鄧小平時代的發展思路大氣，因為這樣的發展才能真正帶來國家興旺發達和人民幸福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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