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縣鄉村的治理中，有兩種權力在治理中有越來越普遍化的趨勢。

　　第一種權力，叫“合法加害權”。

　　什么叫”合法加害權”呢？是指合法暴力機構的執法人員，倚仗其執法者身份、地位和權力，對公民（被加害人）故意實施“設陷阱”、“無自由”、“無透明”、”無幫助”下的傷害，讓社會籠罩上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懼情緒。而這種作為，在體制內僅僅被視為“工作積極性高、工作有魄力、但只是工作方法不當而已”，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和后果。“合作加害權”本質上是一種官本位特權。

　　“合法加害權”，在鄉村社會的使用有越來越普遍化的趨勢。例如：有人三十多歲了，結了婚、生了子，既沒有承包地，又沒有宅基地，且長期得不到解決，因此越級上訪。鄉村干部受“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三十年不變、又順延三十年不變”“不再新增宅基”等政策的限制，既沒法解決上訪者的承包地，又沒法解決其宅基地。但上面對基層干部有“上訪一票否決權”的緊箍咒。鄉村干部兩難，一方面解決上訪者的訴求，難；另一方面，阻止上訪者上訪，難！

　　怎么辦呢？對上訪者使用“合法加害權”，如：……此處省略一千字。大多數上訪者都被加害過，對上訪者使用“加害權”卻是“合法”的，不僅不會受處分，反而會受到激勵！

　　第二種權力是“非法激勵權”。什么叫“非法激勵權”呢？

　　如：用財政的錢“擺平”無賴，用政府下屬單位的就業崗位“擺平”潑皮，這樣“激勵”無賴潑皮其實是不合法的，就叫“非法激勵權”。“非法激勵權”有越來越頻繁使用的趨勢，應用也有越來越廣泛的趨勢。例如，對合法上訪者使用“非法加害權”有效，止訪了，使用“非法加害權”者會得到表揚提撥等激勵，這種激勵是非法的。再如，一個無賴，因為他老婆外出打工了，不愿回家，他要求政府幫他找回老婆，政府覺得他無聊，懶得理他。這個無賴因此上訪，為了避免“一票否決”，不得不止訪，政府就會給上訪的無賴特殊救濟金，甚至給他安排輕松的就業崗位。這也是非法激勵權的濫用。

　　這種“合法加害權”和“非法激勵權”在八十年代是基本沒有的。從九十年開始就有了，例如：九十年代農民進城打工，是可以視為“盲流”隨意被抓收容遣送的，2001年底發生的大學生孫志剛在南方被當成農民工“收容”折磨致死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合法加害權濫用案例。再如：2000年前后，公安、城管、拆遷等部門大量使用臨時工或編外人員，以執法的名義濫用“合法加害權”就很普遍了。

　　“非法激勵權”和“合法加害權”是一對孿生兄弟，相輔相成。有多少“合法加害”就有多少“非法激勵”。特別是財政越來越困難、工資福利下降的大背景下，很多有權有勢的單位，會不會濫用“合法加害權”創收，以“非法激勵權”把創收福利化呢？例如：警察和律師聯手搞錢，交警裝攝像頭創收等等。

　　我的困惑是：依法治國搞了幾十年了，法律法規越來越健全了，為什么“合法加害權”和“非法激勵權”會呈現普遍化趨勢呢？！為什么要對很正常的上訪，要行使“一票否決”呢？我對四個自信是深信不疑的，但對鄉村有效治理卻越來越不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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