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在《漫長的綠色革命》上篇，我們隨著拉吉·帕特爾一同回顧了“綠色革命”自萌生起便貫穿始終的政治意圖：充當遏制共產主義的工具。然而，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技術”一詞逐漸占據了有關“綠色革命”諸種爭論的前臺，大量以技術之名為綠色革命鼓與呼的觀點見諸期刊、報端。概言之，主要有以下三類：一、技術是非歧視的，大小農戶均可從中受益；二、科研人員不僅關注農場主利益，也日益關注小農需求；三、技術的普及是市場的結果。在這些論點中，我們可以逐步窺見一個有關“綠色革命”的新神話：作為貫穿上世紀全球食物生產體系重塑的主角，“綠色革命”儼然憑一己之力引領了全球糧食增產、推動了世界農村減貧，其在生物育種領域的突破，更日益成為人們交口稱贊的“技術靈丹妙藥”。

　　作者 |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

　　翻譯｜Alvin、驚雷、lancy、侯泠、侯娣、Ripple、張園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糧食問題的國際專家、學者、社會活動家。曾任職于世界銀行、世貿組織及聯合國，但隨后投身到反對這些前雇主的國際運動中，現任職于德克薩斯大學。帕特爾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糧食戰爭：市場、權力與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經濟學的缺陷(The Value of Nothing)》(被評為紐約時報暢銷書)等，為《衛報》等多家國際媒體供稿，并積極領導和投身于關于公平正義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運動中。

　　在泰米爾納德邦的Cuddalore地區，一位農民正在他的田地里灑肥料 | 圖片來源：普拉卡什·辛格/法新社

　　三、揭穿綠色革命的“神話”

　　如今，比起進一步追溯漫長的綠色革命，更重要的是提出一個關于評估的問題。本文的一個論點是，當代的“新綠色革命必要論”是建立在“最初的(original)綠色革命已取得成功”的基礎上的。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期，綠色革命的基本技術和理念已經被很好地闡述了。新綠色革命的支持者們指出，二戰后到1970年之間的時期是一個成功的歷史，可供效仿。然而，綠色革命的“成功論”也引出了一個問題：“誰的成功？”珀金斯(Perkins)的總結十分具有價值：

　　如果成功意味著糧食總體供應的增加，那么綠色革命是成功的。如果成功意味著終止饑餓，那么綠色革命是失敗的。無論居住在哪個國家，缺乏足夠的土地或收入，人們仍然會困于饑餓。(Perkins 1997，258)

　　Perkins, J.H. 1997. Geopolitics and the Green Revolution: Wheat, genes and the Cold Wa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圖片來源：網絡

　　在政策制定者心目中，人口過剩和共產主義引致的擔憂確實已經緩解。但是，成功抵御了共產主義，并通過糧食增產極大安撫了城市饑餓人口的關鍵，不是植物遺傳學(plant genetics)，而是強有力的國家。然而，爭論的領域不僅在于綠色革命是否真的消除了饑餓，或是否真的使得糧食增產。向來都有如下觀點：綠色革命充其量只忽視了農村的窮人，最壞也無非是加劇了他們原有的貧困。

　　這在今天尤為重要，因為——我們將會看到——綠色革命正是以消除農村貧困的名義受到贊揚的。而在其最初的目的中，最為首要的卻是提高糧食產量。

　　1、為綠色革命辯護的三個核心論點

　　在為綠色革命辯護的論述中(Hazell et al. 2010；Griffin and Boyce 2011)，有三類核心觀點認為其是支持小農戶的。它們是：

　　a. 規模中立說：綠色革命技術是規模中立的，既被小農戶廣泛采用，也被大農戶采用。

　　b. 科學進步說：自綠色革命早期以來，生物育種科學已取得巨大的進步，變得更適于邊緣地帶的貧困農民的需求。(Borlaug 2000)

　　c. 小農戶自身利益說：小農戶采用綠色革命技術，是因為顯而易見的好處，如提高產量，降低風險，改善自身的物質和身體條件。這也彰顯了小農業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力。

　　綠色革命的支持者至今仍在宣傳，綠色革命有利于“提高畝產”、“增加總產”和“實現印度食物自給”｜圖片來源：wegrouptalk

　　在本節中，我將先依次梳理這三個論點，再全面分析綠色革命造成的后果，并將這些后果與當代有關新綠色革命的討論進行比較。通過犧牲一點簡潔性去采用這一分析方式是有益的，不僅因為上述三個論點的傳播在當代圍繞綠色革命的爭論中造成了混亂，還因為這些論點從歷史和當代文獻中出現，本就是綠色革命企圖在當今重構其霸權的一種標志，是爭論的前沿。

　　2、反駁第一個論點

　　首先，有人認為(Mosley 2002；Birner and Resnick 2010；Hazell et al. 2010)，綠色革命技術是規模中立的，具有可分割的投入，因此對小農戶和大型農場主都有好處。確實，一粒種子并不關心種植它的土地是屬于商業農民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民。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有適當的支持，種子的產量在兩種情境下也將相同。然而，正如哈里斯(Harris 1988)和伯恩斯坦(Bernstein 2010a)所認為的那樣，規模中立并不意味著“資源中立”：

　　印度的綠色革命為這方面的分化提供了線索。綠色革命承諾其改良投入的生物化學包可以“規模中立”，也就是說，可以在任何規模的農場上采用，并有所收益——不像機械化，它要求起碼的規模。然而“規模中立” ——一項給定技術的屬性——并不等同于“資源中立”，后者關乎“誰擁有什么？”這一社會屬性問題，需要考慮到分化及其影響(Bernstein，2010a，105)。

　　富有的農民在采用這些種子時承擔的風險較小，因為他們更容易獲取可控的灌溉、廉價的信貸和化肥，享受到綠色革命為他們量身設計的各類服務，并在必要時雇傭勞動力。除了觀察到富有的農民更容易采用這種技術之外，帕爾默(Palmer 1972)認為，這種技術其實是不可分割的——在某些情況下，農業綜合企業將肥料和種子捆綁銷售，而這超出了小農戶的承受能力。

　　更整體的觀察需回到綠色革命歷史本身：科學育種策略并不為了滿足貧窮農民的需求，而是為了產生倚賴于灌溉和密集資源投入的種子。實際上，綠色革命品種都在遠優于大多數小農的條件底下進行試種，這導致了持續的“產量差距”，即在優渥的資本與土地條件下與貧農的實際條件下的產量差距(Licker et al.2010)。最好的農地幾乎都被富有的農民掌控，鞏固了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加劇了社會分化。格里芬總結道：“新技術是帶有歧視的……它既不在地域上，也不在社會階層上中立”(Griffin 1979，213)。

　　在更晚近的綠色革命支持者中已能聽見此類批評，國家的作用也得到了承認。技術的規模中立性只有在政府政策的適時干預下才能得到保證：“支持小農戶的公共政策的邏輯是基于理解小農戶會受到各種市場失靈的影響”(Birner and Resnick，2010，1442)。注意，這里對現有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階級結構的描述，特別是在土地所有權方面，都被歸為“市場失靈”。我們將在稍后回到這個問題上。然而，旨在維系技術的內在平衡的公共機構本身并不中立。格里芬很好地抓住了這一點：

　　推廣人員關注大農戶；信貸機構關注低風險的借款人；那些銷售化肥、殺蟲劑和其他化學用品的人則關注最具購買力的耕作者。國家機構更樂于為它們想要討好的人提供服務，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人是大地主(large landowners)。

　　除非支持“綠色革命”的機構具有“規模中立性”……除非小農在知識、金融和物質投入方面擁有平等的機會，不然任何革新都必將更有利于衣食無憂的富人，而絕非朝不保夕的窮人(Griffin 1979，236)。

　　新聞報道《“綠色革命”讓印度農民受困于債務》

　　3、反駁第二個論點

　　為了回應這一點，綠色革命的支持者提出第二個主張，以轉移對國家階級偏見的關注。他們認為，盡管圍繞著綠色革命的諸結構傾向于讓少數賺到錢的農民受惠，但參與了作物育種研究的科學家們很快就擺脫了綠色革命行動的限制，開始關注起小農戶的需求。

　　從慈善研究資金轉向公共部門機構，帶來了公共參與和問責的可能。這意味著作物育種被導向培育更強的抗蟲性和邊遠地區適應性。這一對提升均被視為有利于小農戶。例如，在斯里蘭卡，大約在1975年左右，水稻育種的重點從干旱地區轉移到被忽視的濕潤地區。利普頓認為“研究政策的回應至關重要”，這有助于綠色革命讓初期目標區域之外的貧困農民受益(Lipton 2007)。在后來的幾年里，作物科學越來越注重開發更具“防御性”的品種，即更抗蟲害的品種，因為重點是在農場一級降低風險，特別是對于較貧窮的農民。例如，國際水稻研究所最初對高產但更脆弱的IR-8品種的關注，轉向了更為強健的IR-20品種(Lipton 2007)。同時，小麥品種也被育入了抗莖、葉和紋枯病的基因，而據稱新的水稻品種能夠抵抗“多達四種疾病和三種昆蟲”(Khush 2003)。新品種也被認為對水分以及溫度和土壤條件不那么敏感。

　　綠色革命在這方面確實有可取之處。即使是綠色革命的嚴厲批評者格里芬也承認，盡管綠色革命專注于商業化推廣路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較貧窮農民的需求在作物科學家的研究議程中越來越突出：“科學家們已經回應了批評者的意見……作物育種的研究策略發生了變化：現在更加強調尋找‘偏向于農民’的技術變革”(Griffin and Boyce 2011，10)。這很重要：如今的作物育種科學家已不太可能還像綠色革命伊始那樣極大忽略小農戶的需求了。

　　4、反駁第三個論點

　　第三個支持綠色革命對小農戶有益的論點是：較貧窮的農民接受綠色革命是因為這是一個理性和明智的選擇，可以幫助他們擺脫貧困。因此，威廉·高迪能夠宣布：

　　在巴基斯坦，他們以前從未為種子支付過溢價，現在他們這樣做了。他們想要高產的品種。有報道稱，在印度發生了種子騷亂。有時候，在印度對化肥的旺盛需求足以催生出一個黑市(Gaud 1968)。

　　艾文森和戈林使用更為現代的經濟語言將農民描繪成理性的行動者(2003)：“當農民選擇采用新品種來替代舊品種時，意味著農民判斷出新品種能提供某些利益或好處”(Evenson and Gollin 2003，758)。那些沒有采用這些創新的農民，則反過來被認為保守，或者帶有“農民心理”(Yapa and Mayfield 1978)。然而，對印度新種子采用的系列研究證實了其他地方的研究(Clawson and Don 1979)：政治和經濟上的考量也影響了選擇。生產要素的獲取，特別是水，買種子和接受培訓的花費，也都限制著對新品種的采用。就采用程度而言，帕爾默(Palmer 1972)認為，這是對廉價信貸可及性的理性反應，也是政府在要素市場上有意的歧視性干預的結果。采納綠色革命是理性的，就像在桌子上放著有你名字的現金信封，你會拿走它一樣。

　　2015年印度農民和農業工人的自殺原因統計｜圖片來源：the times of India

　　2015年印度農民和農業工人的自殺數量統計｜圖片來源：the times of India

　　正如第二節中的數據所表明的那樣，綠色革命技術確實在亞洲廣泛傳播(Birner and Resnick 2010)。它已經成為“惠及大量小農戶的農業增長如何轉變農村經濟、使大量貧困人口脫貧”的代表(Wegner and Zwart 2011)。同樣，朱爾菲爾特和吉爾斯特羅姆表示，“綠色革命是基于小農戶的，即它們不是基于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的”(Djurfeldt and Jirstrom 2005，3)。在歷史修正風潮的推動下，支持者們提出的問題已經變成了“是否仍然有可能通過小農戶實現農業增長，就像綠色革命一樣？”(Wiggens et al. 2010)。

　　既然對未來農業的展望是基于對過往的這般評價，因此很值得花時間去探究一番，這一基礎是否真的牢固。旁遮普邦的證據表明，綠色革命增加了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化，最小規模的農民被迫離開了他們的土地(Griffin 1979；Evenson and Gollin 2003)。這里的邏輯是，隨著農村資本主義擴張，土地變得更加有利可圖，更富裕的農民有更大的經濟動力來采用技術（“差異采納”）和爭取更多的土地（導致“土地異化”），而這些是以貧窮的小農戶為代價的。在印度，這導致了“部分無產階級化”的進程(Byres 1981)。

　　對此，奧斯馬尼用證據回應。這些證據讓他相信“與傳統觀點相反，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增長過程增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小農的權利，盡管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對其施加了限制”(Osmani 1998，198)。他認為，綠色革命并沒有增加對小規模農民的土地剝奪，因為小規模農民采用綠色革命技術減少了因貧拋售的發生，而“發展小農戶作為低收入國家減貧的主要手段的論點仍然具有說服力”(Hazell et al. 2010，1358)。當然，發展小農戶并不等同于綠色革命，一個人可以承認——正如世界銀行最近勉強所做的(世界銀行2007a)——支持貧困農村社區的重要性，而不同意綠色革命是一項減貧的策略。

　　5、誰受益了？

　　那么證據在哪里？綠色革命的傳播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需要知道誰受益了。奧斯馬尼依賴的是舍基爾對旁遮普邦森格魯爾地區土地價格的分析(Shergill 1986)。巴拉等人認為，好處在旁遮普邦各地都得到了傳播，“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最關鍵的元素是對灌溉和電力、科學研究、推廣服務、道路、市場和其他農村基礎設施的大量公共投資”(Bhalla et al. 1990，9)。因此，“新技術首先是由有初始資源和風險承擔能力的大地主采用的，但很快就擴展到了擁有更少土地的農民”(Bhalla et al. 1990，22)。旁遮普邦似乎是綠色革命一個毫無疑問的成功案例，在不平等的采納過程后，每個人都從中受益。關于土地異化的主張，舍基爾表明，在1965-1966年之前，土地價格低，土地銷售量高；然而，在1966-1967年和1978-1979年之間，土地價格增長了三倍，銷售量下降了。這與綠色革命從大農戶開始，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向小農民轉移的想法是一致的。貧窮的小農戶很快發現，綠色革命在印度擴展后，他們坐擁了金礦，這意味著在不得已時要盡可能少拋售自己的土地。

　　不出所料，旁遮普邦成為了論辯的關鍵：76%的小麥增加產量僅集中在旁遮普邦和北方邦兩個州。一項研究顯示，在1962年至1965年和1970年至1973年期間，19種主要作物的產量增長僅限于印度17%的地區(Prahladachar 1983)。讓森格魯爾地區代表旁遮普邦，并將旁遮普邦作為亞洲綠色革命的代表性案例研究，是有問題的，這不僅僅因為案例研究的觀念是錯誤的(McMichael 1990)。森格魯爾可能并不代表旁遮普邦，而旁遮普邦肯定不代表印度。我們可以通過查看更廣闊的全國調查數據，如夏爾馬(Sharma 1994)所做的，將舍基爾的數據放入這一背景中，以進一步了解是誰采用了綠色革命，而誰沒有采用。

　　需要注意的是，夏爾馬的全國調查數據不反映土地所有權以外的土地使用權的地方安排，他在1953-1954年及其后的一輪（1961-1962年）調查中改變了調查方法。由于在后續的調查中容許統計“類似所有權的”情況，使得將這些家庭得以納入其他土地所有權類別，因而無地家庭的數量也減少了。在這些限制條件下，夏爾馬覆蓋了1953-5年到1982年的時期。他的調查顯示在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綠色革命的核心地區），1953-1954年，底部50%的小農戶擁有0.47%的土地；1961-1962年，這一數字增加到0.52%；1971-1972年，下降至0.28%；接下來的十年，這一數字增長至1982年的0.32%(Sharma 1994，A15)。在旁遮普邦，沒有土地或者土地持有量極低（小于0.99英畝，即50.99畝）的家庭數量保持著持續上升的趨勢。

　　換句話說，在旁遮普邦，無地農戶增加了，貧窮農民的土地份額下降了。但是，最大的土地持有者的土地所有權份額也下降了。在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前1%的土地持有者在1953-1954年占有土地的比例為16.86％，到1982年下降至13.95％。當然，這仍然不成比例，但它指向了一個常常被忽視的綠色革命政策贏家陣營——那些前40％到80％范圍內的“中農”，他們在同一時期內的土地持有份額從22.69％上升到34.19％。因此，農村地區最貧窮的居民——無地農戶和極度缺少土地的農戶——可能被綠色革命忽視了，但一部分其他小農戶的情況還不錯。正如拜爾斯所指出的，“（綠色革命技術）采用率與農民經濟和社會分化的加大是一致的”(Byres 1981，427)。

　　除了技術采用，還有隨之而來的增長問題。同樣，土地價格上漲對于那些能夠掌握它的人是有益的。但是擁有資產并不等于擺脫貧困。即便對傾向于做出更有利評價的機構來說，這方面的證據也是模棱兩可的。例如，亞洲開發銀行對“東亞奇跡”的一項調查認為，“雖然東亞奇跡之前，（基于綠色革命政策的）農業增長一定程度緩解了普遍貧困，但其在推動和維持快速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Quibria 2002，54)。

　　因此，在支持綠色革命的三個論點中——技術是中立的并且人人可用，技術更加符合小農戶的需求，以及對技術的采納帶來了增長——最強有力的主張可能是作物育種者開始更加關注小農戶的需求，而不僅僅是商業農場主的需求。然而，種子本身僅僅是更廣泛的政治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是公共和私人提供的資助與支持中的一部分，它伴隨著相應的贏家和輸家——輸家尤其包括最貧困的農村居民。

　　新聞報道《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導致每30分鐘就有一位農民自殺》，新聞圖片描述了印度2009年的農民自殺數量最高的幾個邦 ｜圖片來源：natural society

　　6、誰受損了？

　　這些爭論中隱含了當今對于公正問題的高度敏感，其核心是最小帕累托最優的問題(minimal Pareto optimality)：這是最弱的公平標準之一，它要求至少不應有人因變化而過得更糟，且至少有一個人過得更好。的確，有些人因綠色革命過得更好了。可痛點在于，是否同時有人因此受損？證據似乎表明，至少在無地化仍在增加的當下，有人真真切切地遭到傷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回應對綠色革命分配效應的批評時，平斯特魯普-安德森和哈澤爾提供了如是保證：

　　一些早期的研究…得出結論，認為農村貧困人口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收益。然而最近的研究已經有大量證據證明他們是錯誤的。最近的證據清楚地顯示，盡管有例外，但通常情況下，綠色革命顯著地提升了貧困人口的物質福祉。早期的研究出了什么問題呢？

　　首先，這些研究沒有區分新技術的早期和后續采用情況……其次，農民得以以更低的價格消費大米和小麥的好處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第三，綠色革命的乘數效應幾乎沒有得到任何關注……第四，綠色革命的影響經常與制度安排、農業政策和節省勞動力的機械化的影響混淆了。(Pinstrup-Andersen and Hazell 1985，8)

　　最近的模型表明，如果沒有綠色革命，大米和小麥價格確實會比2000年高出35-55％(Evenson and Gollin 2003)，盡管從他們引用的來源中無法清楚地了解消費者受影響的程度(例如Pinstrup-Andersen 1979)。然而，即使承認綠色革命對價格的影響（對于革命旨在安頓的城市聚落尤為重要），不平等和公平的問題仍然存在。對于因綠色革命失去100％收入的人來說，便宜60％的大米可謂是微不足道的安慰。盡管平斯特魯普-安德森和哈澤爾被廣泛引用，在回顧了307篇文章后，弗里貝恩發現：

　　超過80％的已發表研究……都得出了不平等加劇的結論。盡管有這種壓倒性的證據，從地方到國際的運營機構仍普遍認為，改進的技術提供了解決農業和農村發展和增長問題的最佳方案。實際上，大量學者持有這種新技術對農業和農村地區有積極影響的觀點。(Freebairn 1995，277)

　　換句話說，綠色革命時期的研究顯示不平等加劇，綠色革命擴散和采納后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但人們仍然堅信綠色革命不會導致不平等。也許平斯特魯普-安德森和哈澤爾的意思是窮人得到了一部分(a share)而不是公平的份額(a fair one)。如果他們所說的“窮人”不是指最貧困的無地和半無地戶，而是指受益的中農階層，那么他們的論點可能會稍微站得住腳。然而“公平(fair)”一詞的使用確實表明事關平等(equality)的觀念并不被數據支持。

　　這引出了一個問題，即社會科學在制造綠色革命中的作用。請回想一下，作為一個關于技術戰勝饑餓的故事，綠色革命已經成為神話——它很大程度上隱去了國家這一支持角色；它對新產生的無地人口——因而也是更饑餓的窮人視而不見；它避而不談增產是否就能夠減少饑餓的問題。即便如此，在某些發展機構那里，綠色革命仍然被視為成功。福柯的知識論在這里很有啟發性。他認為：

　　真理是這個世界上這樣一種東西：它只是通過多種形式的限制才能產生，它也會引發權力的常規效應。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真理體制(regime of truth)，其“真理的一般政治 (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即它接受和作為真實運作的的話語類型；使人們能夠區分真假陳述的機制和實例，以及每種陳述被制裁的手段；在獲取真理方面賦予價值的技術和程序；以及那些負責說什么算真實的人的地位……真理的“政治經濟學”是……（它）只在少數幾個（如果不是完全獨占）主要的政治和經濟機構（大學、軍隊、寫作、媒體）的控制下被生產和傳播；最終，它是整個政治辯論和社會對抗的問題（“意識形態”斗爭）。(Foucault 1980，31)

　　圖片來源：AZ Quotes

　　圍繞綠色革命的真理制造涉及到一系列機構，包括大學、基金會、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綠色革命有自己的“真理體制”。由此可見，可以說圍繞綠色革命存在著一個“知識戰場”(Long and Long 1992)和知識的政治經濟學(Jessop 2005)，這不僅包括最初贊助作物育種研究的基金會，還涉及援助機構、種子公司、接收國的非政府組織和農業部門(Kloppenburg 2004；也見Glenna et al. 2011)。

　　7、別再拿“市場失靈”忽悠人了

　　目前為止，我們之所以采用“揭穿神話”這種討論方法，首先旨在顯示，即便從對方角度來看，圍繞綠色革命的論點也是漏洞百出的，并且在關鍵點上毫無根據。其次，綠色革命的支持者所慣于借以支撐其觀點的大量學術文獻和歷史記錄與實際數據的脫節，表明“真理”是某些機構人為地制造的。第三，按照捍衛者設定的條件對綠色革命進行討論，意味著拒絕對各類干預發生的情景進行歷史、生態或政治經濟分析。

　　請回想一下，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無法為貧困人口提供農業服務的術語是“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然而，當市場無法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提供商品時，當然就是“市場成功(market success)”，如果市場以市場出清(market-clearing)價格以外的任何方式配給稀缺商品，這在理論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譯者注：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理想狀況，市場可以有效調節供需關系，商品價格由供需關系決定，當供給與需求達到平衡時，價格也就達到最佳點，即市場出清價格。然而，市場經濟中的價格并不總是公平的，窮人可能無法支付市場出清的價格，從而導致市場無法為貧困人口提供服務。這并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市場成功地實現了出清價格，符合了經濟學原理——市場成功了，窮人的配給卻被排除市場參與之外。因此，需要一個社會在市場出清價格以外配給稀缺產品】。然而，淡化農村貧困、階級和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是綠色革命語言推廣的核心，而對該語言的系統運用反過來構成了“漫長的綠色革命”的合法性結構的一部分。

　　當我們能夠不再以綠色革命支持者所設定的條件去討論綠色革命時，我們才更容易看清真理的政治經濟學。由于技術變革的收益主要歸于供給曲線中最不靈活的生產要素——土地【譯者注：即對價格變化反應不靈敏的生產要素。由于農業生產的空間和土地資源有限，土地供給不夠靈活，難以快速適應土地需求的變化，新技術的實施往往會使土地價值上漲。】，在綠色革命政策下，上漲幅度更大的是土地價值而非工資。

　　在印度旁遮普地區1960年至1978年間，克爾和科拉瓦利對比了農業工資和土地價值，發現工資率幾乎保持不變，而土地價格則增長了四倍以上(Kerr and Kolavalli 1999)。這符合綠色革命地區的一般趨勢，即“勞動力就業有所增加，實際工資并沒有大幅上漲，而土地的收益（價格、租金）大幅上漲，可能減少了勞動力在收入中的份額”(Lipton and Longhurst 1989， 110)。在大多數綠色革命地區，勞動力在農業收入中所占的份額都有所下降(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1974；Conway 1997；Kerr and Kolavalli 1999)。

　　然而，我們應該保持謹慎，不能自以為已對勞動力和土地市場的行為方式了如指掌。市場并不是自然的(Polanyi 1944)。在勞動力方面，大量無地人口并不一定導致工資水平下降。

　　在比較旁遮普邦和喀拉拉邦1956-1957年和1964-1965年的農業工資時，巴爾汗(Bardhan 1970)發現兩個地區分別增長了17%和92%。這些工資增長發生的同時，“30.90%的喀拉拉邦農村家庭沒有土地，而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的無地農戶僅占12.33%。”(Bardhan 1970，1242)。換句話說，盡管喀拉拉邦的無地勞動者比旁遮普邦更多，但農業工人的工資在喀拉拉邦的上漲幅度遠遠高于旁遮普邦。巴爾汗將這歸因于喀拉拉邦農民運動的力量比旁遮普邦更強，政府在支持這些運動方面的反應也近似。換句話說，重要的變量不是供給或需求，而是社會運動能夠阻止國家強制執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對勞動力的影響程度。這就是說，勞動力的市場是爭奪而來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在綠色革命的核心地區，市場系統地傾向于勞動力的購買者，即土地所有者。國家將這些市場作為其推動綠色革命的一部分。

　　類似的邏輯也適用于土地的政治經濟學。土地價格并非“自然”上漲，而是被政府對土地所有者的補貼、政治保證、土地市場內獲取土地的資本，以及從法院到警察等財產法執法機制共同推高的。通過培育一個可以將貨幣變成商品再變回貨幣的環境，并通過平息勞工抗議和限制工資率來增加剩余價值(Araghi 2003)，綠色革命不僅提供了抵制共產主義的框架，還堅定地推進了資本主義進程。這個進程一部分便是潛移默化的市場化和商品化。基于比較要素稀缺性解釋土地價格較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需要進行深入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分析。然而，只要還在綠色革命的贊頌者們設定的條件下批判綠色革命，這種分析的嚴謹性便是無從想象的。

　　四、性別被排除在討論之外

　　如果說綠色革命的成功借助了“小農”等自然化術語造成的邏輯混亂，或許其最有效的自然化在于其話語中使用的分析單位：家庭。將分析基礎讓給那些支持綠色革命的人提出的術語，最根本的損失之一就是喪失分析社會再生產關系的能力。

　　巴克(Bakker 2007)重新闡釋布羅代爾的理論，以幫助理解這種自然化如何成為可能，同時他也指出了有助于我們理解綠色革命何以“漫長”的思考方式。雖然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起源是在圈地時代工人與自己的勞動力異化的時刻，但布羅代爾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自歷史誕生以來就可能可見的力量……多年來一直在發展和延續”(Braudel 1982a，620)。它把自己嵌入到生產和再生產的層次結構的頂端，并寄生其上。

　　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

　　物質生活/文明

　　當人們在馬克思描繪的歷史中失去某些東西時，恰恰也獲得了對剝削的歷史關系的理解，以及對貫穿其一生的生產和再生產結構的覺知。布羅代爾認為，剝削關系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持久，因為其被正常化了：

　　我認為人類幾乎已快被日常生活所淹沒了。無數世代傳承的行為，日復一日地積累和重復，直到今天，成為了使我們得以生存、遭到禁錮、不斷做出各種決定的習慣。(Braudel 1977，7)

　　Braudel, F. 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圖片來源：網絡

　　正常化的剝削讓資本主義通過社會的日常運作續命。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事實上，馬克思對勞動商品化的理解指出了當代資本主義從經濟基礎中汲取價值的寄生機制，尤其是如巴克指出的那樣：通過在家庭內部不斷重組社會關系。(Bakker and Gill 2003；Bakker 2007；Federici 2004)。

　　這對于以多種方式分析綠色革命非常重要，綠色革命帶來的變化是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庫拉瑟指出，“農村生活和工作中出現了肆無忌憚的貪婪價值觀，要求拖拉機和管井作為結婚嫁妝，并與租戶嚴格執行合同關系”(Cullather 2010，241)。正如日常的抵抗形式一樣，綠色革命也采取了日常的形式(Scott 1985)。

　　但正如哈特(Hart)有力地論證的那樣，即使這些轉變正在發生，抵抗的根源在綠色革命的文獻中卻被隱匿了。對農村地區變化的分析自然而然地將家庭視為一個單位，但：

　　……更有用的是，家庭被視為一個政治舞臺，由特別密集的規則、權利和義務構成，規范著男與女、長輩和晚輩之間的關系。界定產權、勞動義務、資源分配的諸種規則可能會引起爭議，因此必須不斷強化和重申。(Hart 1992，811)

　　可以在哈特對慕達農業發展局(Mud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的研究中看到對家庭關系的出色分析。她研究了傳統上由婦女完成的收獲和插秧任務對機械的采用。在20世紀70年代勞資沖突不斷升級的背景下，這些婦女工作團體集體動員起來，抵制大地主通過解散這些團體以實行按日結薪的企圖。對工作變得不穩定和工資減少等前景的擔憂，使這些婦女團結起來反對這些計劃，并提出了不會“吃先令”(eat shillings)的口號【編者注：意思是拒絕打發叫花子的錢】。

　　哈特認為，正是這解釋了勞動力價格的上漲，而非勞動力供應缺乏彈性或愛好閑暇等原因。男性之所以不曾以這種規模組織起來，是因為他們在各種形式的政治、社會和宗教庇護體系中享有更有利的地位。有鑒于婦女團體的這種抵制，綠色革命在后期發生機械化取代人力的轉變，可以視為一種意在降低農民動員能力的手段。同樣，一味地將市場奉為天經地義，即假設供需總會神奇地達到平衡，則可以掩蓋這些持續的關系。哈特的結論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機械化不僅是價格引發的對要素相對稀缺的反應，也可以作為大土地所有者和掌握灌溉資源的官方控制婦女反抗的一部分”(Hart 1992，810)。

　　然而，對家庭的封閉認知使得“很多事情都被視為客觀的社會經濟研究和技術的發展……基于先驗假設：研究的界域是由研究人員的觀察領域和對記錄重要內容的感知決定的”(Jiggins 1986，7-8)。通過系統地將性別排除在綠色革命的討論之外，使女性成為“隱形農民”(Satyavathi et al. 2010，442)。在印度，74%的女性勞動力從事農業。叟哈(Sobha 2007)詳細描述了女性在綠色革命活動下背負了不成比例的繁重勞動，以及如阿加瓦爾所說的，因其性別承擔起修復環境的任務(Agarwal 1992)。

　　森林砍伐意味著打柴的路程更遠，或者使用無法充分燃燒的燃料而導致呼吸道疾病的發病率更高。農業殘留物對婦女影響更大，她們經常負責取水和做飯，這兩項活動都會導致化學品接觸。接觸DDT等殺蟲劑的女性會患上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兒童白血病和帕金森病也與高農藥接觸有關。此外，有證據表明孕婦可以將子宮內的毒素傳給孩子，導致嬰兒體重較低和頭圍較小(Sobha 2007，也見Behrman et al. 2012)。

　　婦女的農業知識也被低估和貶值(Feldman and Welsh 1995)。“知識、科學和技術促進發展國際評估”指出了此類知識對于創建可持續糧食系統的重要性(IAASTD 2008)。對損失的純粹工具性評估表明，如果沒有任何生態女性主義的訴求(Shiva 1989)，如果沒有這些知識，培育可持續的糧食系統可能會更加困難。

　　2022年，“農民之路”報道了印度婦女農民為反對莫迪政府對自然資源的私有化、爭取婦女農民地位和權益的斗爭運動｜圖片來源：La Via Campesina

　　五、未言明的生態成本

　　布羅代爾的邏輯也讓我們思考資本是如何剝削利用自然世界的。事實上，有關可持續性和環境的問題的確是綠色革命最初言論的特色。諾曼·博洛格最有力的主張之一，即所謂的博洛格假說(Angelsen and Kaimowitz 2001)，是綠色革命使得土地免于落入電鋸和犁下。博洛格認為，由于1950年至1998年間生產技術的改進，超過12億公頃的土地免遭砍伐(Borlaug 2000，Borlaug and Dowswell 2003，22)。

　　認為需要用現在使用土地的三倍來養活世界的說法是很夸大的，而且值得評估。我們當然能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措辭充斥馬爾薩斯式(Malthusian)的稀缺和需求話語，符合最初的綠色革命的修辭輪廓。但這個說法堅持認為，由于激勵措施、投資、國家暴力、改良種子和工業化學品，森林被破壞的程度比其他情況下要少。

　　這里有三種回應方式：首先，人們可能會注意到，即使這確有其事，綠色革命的生態代價也被大大低估了。其次，不妨評估綠色革命拯救的土地數量。第三，人們可以徹底顛覆反事實。博洛格聲稱，如果沒有綠色革命，環境災難就會隨之而來。

　　適當的應對方式是估算綠色革命的機會成本，從而表明綠色革命的替代方案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行動。

　　首先，是未說明的環境成本。皮爾門特和皮爾門特(Pimentel and Pimentel 1990)引用了一份報告指出，盡管農藥使用量增加了七倍，但由于種植了更多易受害蟲影響的水稻，因害蟲所受損失仍保持在27%(Subramanian et al. 1973)。皮爾門特和皮爾門特還引用一項研究指出，用2,4-D【譯者注：2,4-D是2,4-二氯苯氧乙酸的簡稱，屬于一種除草劑和植物生長調節劑】處理植物會產生一個奇怪的后果：水稻螟蟲在經過處理的植物上長得大了45%(Pimentel 1971，179)，螟蟲毛蟲消耗的稻米也增加了45%，蟲災的爆發也較難控制，因為害蟲的天敵已被殺蟲劑殺死。此外，綠色革命技術的傳播導致的土壤侵蝕率從10 噸/公頃/年到100 噸/公頃/年不等，“超過土壤形成率至少十倍”(Pimentel et al. 1987，277)。席瓦指出，綠色革命作物的缺水程度約為傳統系統的三倍，導致地下水位每年下降 1/3 米(Shiva 1991)。1992年，人們發現近四分之一(24%)的灌溉土地遭受鹽堿化(Otero and Pechlaner 2008)。1961年至1998年間，全球化肥消耗量每年增加4.1%(Otero and Pechlaner 2008)。當化肥進入湖泊和溪流時，會發生富營養化，導致水生植物和動物死亡(Pimentel and Pimentel 1990)。

　　這對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適應能力也產生了深遠影響。為提產量使用更脆弱的綠色革命種子，而犧牲傳統農作物的韌性(agronomic resilience)，作物與環境之間的平衡就破壞了(Pistorius 1997，Kloppenburg 2010)。正如弗里森指出的，“農業生物多樣性能夠緩沖不同季節的產量并提供改善的營養，并且在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農業生物多樣性也許正是在那些由最貧困的農民棲居的邊緣和脆弱的環境中最有用。”(Frison 2008)。對綠色革命優點的主張遵循農業生產力的狹隘定義，基本不考慮可持續性。

　　環境短視是綠色革命的系統性特征。休·坎貝爾(Hugh Campbell)認為，支撐綠色革命的糧食制度無形中對生態產生了影響，從而產生了馬克思曾經描述的“不可彌補的新陳代謝斷裂，日益擾亂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Campbell 2009，312)。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使人類與其行為的生態后果保持距離。這似乎與薩克斯的說法相似：

　　只有通過將這些成本（自然的耗竭）外部化，然后假設它們不存在，一些農業經營才會被描述為成功的故事，而實際上它們應該被視為一場災難(Sachs 1987，196)。

　　然而，坎貝爾的觀點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外部性論點，他所認定的食物制度的社會/文化合法性可以影響這種外化過程。環境退化發生在發展和現代化敘事所提供的合法性外衣之下。“無源之食”的食品體制(‘Food from Nowhere’)，例如支持綠色革命的食品制度，“在全球范圍內對社會和生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通常對消費者來說除了價格之外無需承擔任何后果”(Campbell 2009，315)。正如克羅彭保指出的，在整個過程中，生物領域通過剝奪而積累的過程日益商品化(Kloppenburg 2010)。全球種子供應的所有權變得越來越集中，使得四大公司控制著全球一半以上的專有種子供應(有關工業化農業集中度的更多信息，請參見 ETC Group 2008；Bernstein 2010b；Moore 2010；Weis 2010；Wield et al. 2010)。

　　全球食物體制不僅包括食物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也包括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圖片來源：businesstech

　　換言之，博洛格假說會從不同立場上受到爭議——完整的生態和社會影響尚未統計，但部分計算結果顯示，情況比博洛格的主張所暗示的更令人擔憂。此外，有證據表明，博洛格所進行的技術創新不如政府管理環境的特征重要：在威權主義下，環境的退化更為嚴重(Kaimowitz 1996；Utting and UN 1993)。

　　此外，還有對博洛格假說的第二種回應，即檢查因綠色革命而空閑出的土地量。魯德爾等人 (Rudel et al.2009) 發現土地利用的增加會導致產量的增加。艾文森和戈林(Evenson and Gollin 2003)指出，1960年至2000年間，如果沒有雜交種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土地使用量將增加2.8%至4.9%，如果沒有CGIAR（國際農業研究咨詢組織）系統，人均土地使用量將增加1.6%至1.9%。同期，如果不使用雜交種子，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卡路里消耗量將下降13.3%至14.4%，如果沒有 CGIAR，人均卡路里消耗量將下降4.5%至5.0%。這些數字雖然很重要，但肯定比博洛格的假設要保守。但這不是綠色革命的機會成本，這只是對假如沒有應用綠色革命部署的資源可能會發生的情況的檢驗。

　　更好的回應是接受博洛格的邀請，考慮反事實，不要問如果綠色革命沒有發生會發生什么，而是問如果綠色革命中使用的重要資源以不同的方式部署可能會發生什么。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將研究新綠色革命的興起，將其定位為原始綠色革命的完成而非替代。只有對綠色革命的持續性進行評估，我們才能對博洛格的假設進行深入反駁。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原標題：The Long Gree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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