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經驗，重點討論其摧毀鄉村社會形態的“拔根”過程。討論拔根的城市化所塑造的與鄉村迥異的全新的社會形態及其社會后果。接著，論文簡要討論了中國曾經嘗試的發展小城鎮的城鎮化道路。這是一條以城鄉合作取代城鄉對立的城鎮化模式。論文的主體以湖南瀏陽為個案，詳細描述了當代基層城鎮化的地方實踐，重點討論其作為一種扎根的城鎮化的特點和可能性。論文指出，是邁向扎根的城鎮化，還是走向拔根的城鎮化，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中國社會有邁向扎根的城鎮化的基礎性條件，那就是中國社會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點（強烈的鄉土觀念和家鄉意識，以及集體制度及其遺產）。珍惜這一獨特的基礎性條件，通過發展地方產業和均衡教育資源，就能規避西方的拔根的城鎮化模式，讓扎根的城鎮化成為現實。

　　【關鍵詞】扎根的城鎮化　拔根的城鎮化　社會形態

　　一、前言

　　“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孟德拉斯，2010：3）。半個世紀前，當享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做出這一判斷時，中國農民正在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之下，一方面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為中國的工業化做出貢獻，另一方面自身卻被整體屏蔽于工業文明之外。這一狀況直到四十年前推行改革開放之后才得以改變：全球最大規模的農民群體，因應中國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的變化，不斷地走出村莊，成為城市中操縱機器的工業勞動力。今天，歷經四十年的發展，這一從農村走出進入工業文明中心地帶的被我們稱作“農民工”的群體，已經壯大到將近3億人的規模。

　　在西方現代化歷程中，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同步發生的，或者說就是同一個過程的兩種表現，隨著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的非農部門就業，他們也就遷移到城市定居生活，成為城市人口。但是在中國，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當城市接納農民工時，只是將他們視為促進經濟增長所必需的工業勞動力，住房、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保障等集體消費的提供都不在考慮之列。而農民工自身，大多也只是將這份工作看作改善農村生計的途徑。對于走入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因為缺乏在其工作地長久居留的機會，工業化和城市化仍是兩個高度分離的過程。造成這種差別的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原因當然是中國的戶籍制度，如果說工業化導致的二元經濟制造了農村對于農民的推力和城市對于農民的拉力的話，那么戶籍制度產生了反向的推拉效果。對于遠離家鄉進入特大城市和沿海相對發達地區打工的農民工來說，哪怕是已經在務工地長期穩定地就業，還是會持續不斷地感受到城市的推力和農村的拉力。

　　如此規模龐大的來自農村的勞動力，接力式地參與到工業化和城鎮建設中，自身卻無法轉化為城市人口，這是世界歷史上非常罕見的現象。進入21世紀以來，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非農勞動力的主體，與其父兄輩相比，這些接受過更高教育，受到城市文化更多影響的年輕人不再將回到農村老家作為自己的歸宿，農民工的城鎮化問題成為再也無法拖延的任務。也正是在2000年之后，中國政府開始加大戶籍改革的力度，從逐漸放寬中小城市的落戶條件，到全面削減絕大多數大城市的落戶限制，更于2016年將1億農民工的市民化明確為“十三五”期間要完成的任務。嚴重滯后的城鎮化不僅讓農民工這一群體自身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也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出現諸多失衡問題。目前，推動農民工的城鎮化已經成為學界和政府的共識。不管是在吸納勞動力的城市（除了一些特大城市外）還是在原籍地的中小城市，國家都在極力破除進城落戶的限制，為農民工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務，鼓勵農民進城。也就是說，在實現人的城鎮化方式上，“市民化”成為目標和解決方案。然而，在社會各界對于“市民化”的熱烈討論中，西方的城市化經驗和模式成為一個潛在的參照標準，中國從制度層面的城鎮化阻滯，到大力倡導人口城鎮化，似乎不過是一個從“歧路”向“正途”的回歸。而對于作為“正途”典范的西方城市化經驗，學界仍然缺乏足夠充分的反思，因而也就事實上壓縮了中國基于自身的歷史、文化和制度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的空間。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經驗，重點討論其摧毀鄉村（鄉村社會形態）的“拔根”過程，討論拔根的城鎮化所塑造的與鄉村迥異的全新的社會形態及其社會后果。接著，本文簡要討論了中國曾經嘗試的發展小城鎮的城鎮化道路，這是一條以城鄉合作取代城鄉對立的城鎮化模式。最后，本文以湖南瀏陽為個案，詳細描述了當代城鎮化的地方實踐，重點討論其作為一種扎根的城鎮化的特點和可能性。

　　二、西方城市化的“拔根”過程

　　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西方“現代化”轉型中的一體兩面。經過長時段的城市化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占到國家總人口的75%以上，部分發達國家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90%。更重要的是，西方城市化不僅導致生活方式的變化，而且造就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會形態——城市社會。回顧西方城市化之路，可為我們思考和探索中國城鎮化提供借鑒。

　　從城鄉的角度看城市化，西方城市化走的是一條城市崛起、鄉村衰亡的道路，亦可概括為“拔根的城市化”，而其動力正是來自資本主義運行機制。韋伯指出，資本主義有兩方面的運作特征：其一，是圍繞盈利取向的工業企業及其制度性要素，其二，是企業家的資本主義精神，即視追求財富本身為人生的最大價值（韋伯，2006，轉引自毛丹，2010）。資本主義所期待的制度設置和精神要素，在各種細節上都與村莊的運行傳統、結構、制度處在不同軌道上，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能不對村莊的經濟和社會產生否決性的沖擊（毛丹，2010）。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直接指出資本主義市場力量瓦解村落共同體的內在動力和過程。首先，只有將勞動力、土地、貨幣都變成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市場機制才得以適合工業生產（波蘭尼，2007：62）。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資本主義將傳統的社會制度基礎摧毀——從農民手中剝離土地；將農民從農戶和村落共同體中分離，變成自由勞動力個體——最終使得工業生產的每一個要素都形成一個市場，而且每個市場相互勾連，最后形成一個總體市場（one big market）。波蘭尼指出，這個過程是將勞動與生活中其他活動相分離，受市場規律支配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以往生存的一切有機形式遭到毀滅，代之以一種原子化的個體主義組織。而此破壞首先依賴于契約自由原則的推行，契約關系將其他非契約關系，諸如親屬關系、鄰里關系、同業關系和信仰關系等消滅掉，因為這些關系要求個人忠誠并限制了個人的自由（波蘭尼， 2007：140）。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在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繁華城市的同時，也在摧毀村莊的社會紐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也指出，工業社會將勞動力視為財富的源泉，為此它摧毀土地、人類勞動和財富之間的天然聯系，使得土地上的自耕農“無事可做”，從而成為現成的“勞動力”的容器。并且，為了達到對勞動力的高效利用，未來的勞動者必須首先被改造成“大眾”：消除所有舊的共同支持的習慣的環境，分解共同體的模式設定和角色設定的力量（鮑曼，2003：29）。韋伯、波蘭尼和鮑曼共同提示了一條線索：市場力量在農村的沖擊焦點是村落共同體和農戶家庭，目的是把農村勞動力和土地全部納入作為價格形成系統的市場，同時，使勞動力脫離家庭和鄉村有兩個目的：為資本主義生產廉價商品，成為廉價勞動力本身（Brass， 2005，轉引自毛丹，2010）。

　　在資本主義市場力量的席卷下，鄉村的原有生計方式、社會組織、社會關系破壞殆盡。此過程的另一面是傳統農民向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轉變。不過，此轉變不只體現在職業上，也逐漸深入到人的文化心理層面。在《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中，托馬斯（William Thomas）等學者關注的主要問題就是農民從波蘭移居美國之后轉變為講求經濟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過程，即人們將一種結合緊密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傳統文化拋到身后，進而去努力適應一個更為個人主義的，更具競爭性的世界（托馬斯、茲納涅茨基，2000）。也就是說，鄉村移民進入城市后，原有人際關系解組，不斷個人化，被城市生活席卷而失去原有文化特征和社會關系，統一地融入現代文化中（Kearney， 1986）。

　　隨著工業化而來的城市絕不僅是許多單個人的集合體，也不是各種社會設施（街道、建筑物、電燈、電車、電話等）、各種服務部門和管理機構（法庭、醫院、學校、警察局）的聚合體（帕克等，1987：1），而是一種特有的生活方式、社會秩序、心理狀態、文化類型。在帕克（Robert E. Park）等人筆下，城市有以下特征：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具有親密性的鄰里解體；勞動分工使得原來基于家族紐帶、地方情感的社會組織，以及基于文化、種姓團體、社會階層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日益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職業利益和行業利益的新型組織；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際關系以利益和金錢為轉移；次級關系取代首屬關系，從而也導致基于首屬關系的道德控制被成文法律的社會控制取代（帕克，1987：1-47）。沃思（Wirth， 1938）進一步將城市社會的特征和狀態概括為一種“城市性”（urbanism）：首先，人口眾多導致個體的變異性，進而帶來親密關系的相對匱乏以及以匿名性、表面性、短暫性和關聯性為特征的人際關系的片斷化；接著，人口密集又帶來個體的多樣化與特殊化，進而產生近距離的身體接觸與遠距離的社會關系的重合、強烈的反差、正式社會控制的支配，以及對沖突的強調等；最后，人口的異質性趨向于破壞剛性的社會結構并產生不斷增強的流動性、不穩定性，身處其中的個體依附于各種相互交叉卻沒有關聯的社會團體，具有很強的不安全感。

　　連根拔起的城市化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早在經典社會學時期，“現代化”轉型帶來的社會后果就已成為西方社會學反思批判的主題。最經典的莫過于滕尼斯關于“共同體”和“社會”的討論。在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理論中，“共同體”（Gemeinschaft）和“社會”（Ge-sellschaft）這一對劃分古今的經典范疇，呈現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在心態、情感關系、結合樣式、組織結構，以及整體秩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共同體”是在親屬關系、鄰里關系、友誼等本質意志之上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狀態，最典型的形式是家、村莊、莊園，在這種結合的關系中，即使有相互阻礙、相互否定的行為發生，占主導的還是相互肯定、相互慰藉、相互履行義務的親密行為（滕尼斯，2019：67-90）。而“社會”是由充分理性化了的現代人組成：每個個體都是獨立、自由、平等的，彼此之間劃分了嚴格的行動區域和權力領域的界限；每個個人都追求著自身的利益，在達成協定和契約之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潛在的敵對狀態（滕尼斯，2019：129-162）。在“社會”里，原有的“共同體”形式都被夷平，出現一個總體性的商業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的共同體中人們的自然聯系，如親屬關系、友誼關系等淡化甚至被舍棄，交換關系和契約關系成為人們最普遍的聯結方式。滕尼斯將“共同體”擺到“社會”的對立面，并非空虛地懷古，而是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化”轉型背后人情疏離、人人為敵的困境（張巍卓，2016）。換言之，滕尼斯看到快速現代化帶來的危機：傳統的社會紐帶喪失，抽象的個人主義興起，生活高度私人化，每個人成為只關心自己生活的孤獨的個體。齊美爾（Georg Simmel）更是從城市人的心理狀態展開了反思。他指出，都市和現代城市通常是現代貨幣經濟的棲身之地，由于貨幣交易只關心交換價值，城市里的人形成了對待人和事物的純粹客觀的態度，從而對一切獨特的東西都漠不關心；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帶來的社會孤立和聯系紐帶的缺失，提供了“一種更大道德規范的自由”，也導致了關系的多種多樣以及變動性（弗里斯比，2013：95-105）。在此狀態下，為了獲得自我保護，“保持距離、冷漠、輕微的嫌惡、相互的疏遠和排斥、互動的短暫性和表面性”成為城市人的互動方式。最后，在持續的城市生活中，產生了城市人特有的“神經衰弱癥”：個人內心的安穩喪失，取而代之的是“緊張和朦朧期待帶來的暈眩感”、秘密的煩躁、忙亂和刺激的無力的急迫感（弗里斯比，2013：95-105）。

　　進入后工業社會，高度現代化使得城市社會更加個體化（鮑曼，2002；貝克、貝克-格恩斯海姆，2011）。保羅·霍普（Paul Hopper）強調，后福特主義、反傳統性和全球化推動個人主義進一步深化，銷蝕了共同體生活賴以存在的重要先決條件——如互信、友誼和協作關系等社會資本，使得公共精神喪失，公共生活日漸退化（霍普，2010）。在《在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中，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指出美國社區生活正在衰落，其重要表現是公民參與和社會資本——社會關系網絡和由此產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賴的規范，以及公民美德、社會合作、集體歸屬感和集體行動——逐步衰減（帕特南，2010）。

　　總而言之，西方的經驗表明，現代性的根本動力就在于掃除一切過往的群體形態，而將一切的社會關系納入大工業的經濟結構中。而城市既是工業運轉的結果，也是其運轉的載體。城市將農村人口吸納進來，重新鍛造出完全不同于農村的社會關系、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心理。在這個過程中，村莊共同體被摧毀，原有的社會紐帶和文化傳統消失殆盡，以鄉村為主體的傳統社會轉變為以城市為主體的現代社會。同時，這種轉變也帶來許多不良的社會后果。

　　三、 小城鎮模式：離土不離鄉

　　面對西方國家城市崛起、鄉村衰敗的城市化模式，費孝通基于中國國情，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提出走鄉村工業化，發展小城鎮的城鎮化道路。雖然這一道路作為國家戰略最后被放棄，但其所蘊含的思想仍值得我們討論，尤其是對于討論中國城鎮化道路多樣性仍有很大啟發意義。

　　在費孝通看來，“小城鎮”是比農村社區高一層次的社會實體的存在，由一批并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口為主體組成的社區（費孝通，1984）。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小城鎮發展與鄉鎮企業的興起密切關聯。在蘇南地區，“社隊企業”自70年代中后期開始逐漸成長，衰落的市鎮逐漸復蘇（費孝通，1984）。看到這一變化后，費孝通開始將小城鎮作為一個大問題來研究。公社解體以后，社隊企業轉變成 “鄉鎮企業”（費孝通，1996）。從8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在全國遍地開花，成為拉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異軍突起的力量。1980年鄉鎮企業的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2.7%，到1993年就占到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0%，幾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這個過程中，小城鎮得到極大的發展，也成為當時城市化的主流模式。

　　小城鎮之所以成為一個大問題，是與費孝通的核心關懷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如何在龐大的農業人口基礎上實現現代化（沈關寶，2014）。工業化是現代化的開端，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費孝通最關心如何通過發展工業解決廣大農民的生活問題，他主張避免走西方國家工業發展、農村破產的老路（費孝通，1984）。他指出西方的“工業-城市”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工業擴散已經成為一個趨勢，中國的工業化應該是“大中城市幫農村”，將就業機會和工業利潤擴散給農民（費孝通，1984）。早在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討論鄉土重建時就主張“工業下鄉”，接續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走與歐美工業化不同的鄉村工業化道路。如此一來，既能推進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又能帶動農村的現代化，滿足農民非農化需求。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地考慮隨工業化而來的城市化等現代化因素對社會變遷的影響，并立足國情，把小城鎮視為社會快速現代化中的減震器。費孝通在20世紀初對小城鎮研究做總結時曾說到，“為什么花那么多時間關注小城鎮建設問題，是因為中國現代化的起步和發展是一個從‘鄉土中國’向現代化都市逐步發展的過程。鑒于中國的歷史、人口、城鎮規模、發展速度等因素和條件，我們不得不經歷從農村小城鎮開始，逐步城市化的過程，必須自下而上地建立多層次的猶如金字塔形的經濟中心，以此來最大限度減少高速現代化和都市化對整個社會的沖擊和震蕩，保證中國改革開放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變遷平穩進行”（費孝通，1999：37，轉引自沈關寶，2014）。費孝通（1996）認為隨著農業經濟水平的提高必定會釋放龐大的剩余勞動力，如果農村人口一下子涌入城市，勢必會出現顯而易見的社會惡果，而發展小城鎮恰好可以成為截留人口流量的蓄水池，讓城市化分階段推進，人口逐級進城。費孝通關于小城鎮的研究，得到了中央的關注和認可。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央采取了“限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和大力發展小城鎮的方針”。

　　不過，小城鎮在后來發展中出現不少問題。由于地方政府普遍通過財政擔保貸款“大辦企業”，在越來越開放的市場環境和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的競爭下，鄉鎮企業的經營效益和利潤率呈現迅速下降的態勢，同時，資產負債率也不斷上升，縣、鄉兩級政府因此累積起巨額的債務（周飛舟等，2018）。另外，隨著鄉鎮企業“村村點火，處處冒煙”，不少學者批評小城鎮發展模式造成污染擴散，浪費土地資源，無法產生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后來，“以大城市為主體的城市化模式”（李迎生，1988；王毅平，1989；王小魯、夏小林，1999）或者“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李春林，1987；李云，2002）的主張被提出，他們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發展現代化大工業，而現代化大工業必須依托有生產要素集中優勢的大城市。結果就是，“小城鎮大問題”變成了“問題小城鎮”。學界對于對小城鎮的批評與反思，被中央高層所接受。2002年，中央政府開始調整城市化戰略。此后，城鎮化模式的選擇逐漸由發展小城鎮轉移到發展大中城市。不過，究其背后，更為關鍵的是城鎮化的動力發生了根本變化。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制造業企業的增值稅增量大部分歸中央所有，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地方政府興辦企業的動力，鄉鎮企業紛紛倒閉、轉制。小城鎮失去了發展動力，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也急劇下降。另一方面，建筑業營業稅和土地出讓金成為新的財政收入來源，地方政府開始從“經營企業”轉向“經營城市”——建立大量的開發區、工業園區，發展房地產，以及投資和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周飛舟等，2018）。

　　鄉鎮企業衰落后，沿海外向型工業發展起來，中國的勞動力遷移模式和數量發生重大變化：內地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跨省份、跨地區進入東部沿海地區打工（劉守英、王一鴿，2018）。經此轉變，在總體上農民與土地、村莊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改變——從鄉鎮企業時代的“離土不離鄉”發展到打工經濟時代的“離土又離鄉”。與之相伴，社會學研究的熱點變成勞動力遷移、農民工市民化等相關議題，其中討論最多的就是農民工的遷移動力、身份認同、城市適應和社會融合（田凱，1995；蔡昉，1995，2001；李強，2003；王春光，2001，2006；朱力，2002；劉傳江、周玲，2004）。反觀這些研究，其問題意識無不限制在“農村-城市”“農民-市民”“傳統-現代”等二元轉型框架中。而作為聯結城鄉、服務農村的城鎮，其存在的方式、可能性、問題，所蘊含的社會經濟效益，不再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鄉鎮企業”在改革浪潮中消失，并不意味著產業在鄉鎮中消失，相反，在很多地區，尤其是東部地區，產業以私營或民營的方式在縣域范圍內甚至村莊里落地生根并蓬勃發展。毫無疑問，這對當地城鄉關系和社會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少有討論。即使在缺少產業的中西部地區，小城鎮作為農村中心地的作用一直存在。總而言之，小城鎮并沒有隨著鄉鎮企業的消失而失去作用，而是構成了城鎮化重要的部分。

　　盡管發展小城鎮已經不再是國家城鎮化戰略的重點，但是它所蘊含的思想值得我們討論。就人口城鎮化而言，“人口落地”是核心要義，而良性的“落地”，必然需要產業作為支撐。費孝通的小城鎮思想包含了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即通過發展鄉土工業，讓人口留在鄉鎮范圍內，實現農村城市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就是對這種城鄉關系的經典概括。不過，在更深遠的意義上，“離土不離鄉”還預示著一種社會形態的可能性。遺憾的是，限于當時的特定發展階段，費孝通對小城鎮的思考更多體現在策略性和經濟性上——經濟性指的是通過鄉村工業化模式來改善農民生計，策略性則是指通過發展小城鎮來緩解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對社會穩定的沖擊——并沒有對可能出現的社會形態做更多的討論。換言之，在當時的條件下，費孝通更多關注的是通過何種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模式，在社會不發生劇烈動蕩的條件下，能夠讓農民“吃飽飯”和“富起來”，因而導致他的小城鎮的研究沒有更多地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和制度條件去討論中國轉型的可能形態及社會后果。

　　本文就是在發展小城鎮的思路的基礎上，繼續探討未來城鎮化的一種可能性——基層城鎮化。不同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下的城鄉交通基礎設施已極大改善，縣城與鄉村之間的時間距離大大縮短。因此，在本文中，基層的范圍并不只包括鄉鎮，也包括了縣城。也就是說，在縣域范圍以內，都可以視作“鄉”的范圍，縣域范圍內的城鎮化都可以稱作基層城鎮化。下文筆者以瀏陽（縣級市）為個案，對基層城鎮化實踐、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的社會形態的意涵進行討論。

　　四、 基層城鎮化的實踐：瀏陽的經驗與問題

　　瀏陽是湖南省長沙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位于湘贛邊境。2018年，全市年末戶籍數為41.85萬戶，總人口為149.38萬人。全市總面積為5007平方千米，目前下轄4個街道、28個鎮（鄉），323個村（社區）。全市有4個園區：國家級瀏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瀏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兩型產業園、大圍山國家森林公園。2018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達1342.1億元，在該年全國縣域經濟100強排行榜中位列第14名。2018年，瀏陽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9608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為31791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為46410元。

　　（一）產業就地吸納：人與“鄉”粘合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系討論中，一般認為，城市的發展主要由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在城市聚集及其帶來的人口集聚所帶動。不過，產業是否在城市集聚還與產業本身的性質以及當地產業的發展歷史相關。因此，分析產業結構對就業結構的影響時，除了考慮產業的人口吸納能力，還應考慮產業的分布狀態。產業在城鄉之間的分布狀態最終會影響人在城鄉之間的位置以及人和城、鄉的結合狀態。下面我們具體來分析瀏陽產業結構及其分布對于城鄉關系的影響。

　　1. 工業為主，現代農業為輔的就業結構

　　第二產業是瀏陽的支柱產業。從圖1可見，瀏陽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1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70%以上， 2018年下降到64.4%，不過，仍在經濟結構中占據絕對比重。與其相比，第三產業在瀏陽經濟中的比重一直較低，2011年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比僅為20.4%，2018年才上升到28.5%。

　　瀏陽三次產業的構成如下：第一產業主要是糧食煙草、水果蔬菜、花卉苗木等；第二產業則主要由生物制藥、電子信息、機械制造、鞭炮煙花、材料能源、健康食品等行業構成；第三產業主要由批發零售業、餐飲業、運輸業、旅游業、房地產業等服務業構成。需要說明的是，第一產業增加值雖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很小，但已不再全是傳統農業，現代農業在其中占據了較大比重，并吸納了大量勞動力。根據瀏陽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調查，2019年瀏陽農村勞動力約有76萬人，目前已有65萬名農村勞動力實現轉移就業或者兼業。其中，鞭炮煙花生產、銷售的傳統產業集群吸納的農村勞動力為25萬人左右；花卉苗木、水果蔬菜，以及煙草加工新型現代化農業產業群，吸納的農村勞動力為15萬人左右；生物制藥、機械制造、電子信息、材料能源、健康食品等工業制造業吸納的勞動力達8萬人左右；市區、城鎮中的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吸納了8萬人左右的農村勞動力；分布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長沙市周邊的務工人員、個體工商戶等農村勞動力有6萬人左右；未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在村務農人員），約有10萬人（見表1）。綜合來看，園區工業和傳統工業（花炮）吸納的農村勞動力數量最多，達33萬人，其次是以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煙草木材為主的現代農業，吸納了15萬名農村勞動力，如果加上其他在村務農的勞動力，農業勞動力達到25萬人左右。

　　2. 集聚與分散結合的產業分布

　　從瀏陽的產業發展歷史和現狀來看，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產業聚集方式和分布狀態，它們對城鄉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種，園區工業：集中式。從20世紀90年代末，瀏陽市就開始致力于發展工業，先后建成了三個產業園區。1997年，瀏陽市建立國家級瀏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前瀏陽工業園），經過20余年的發展，現已開發面積為18平方公里，注冊企業有1100余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有124家，上市企業有9家，形成了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為主導產業，以健康食品為特色產業的產業格局，例如，有全球觸控功能玻璃面板最大制造商藍思科技、中國藥用輔料領軍企業爾康制藥、中國休閑食品龍頭企業鹽津鋪子。1999年，瀏陽市又創建了“兩型產業園區”，聚集了80家入園企業，初步形成以健康食品為主導、關聯配套產業為輔的產業格局。2003年創建瀏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成區面積達17平方公里，是國家再制造產業示范基地、中國新能源汽車十大產業園區，現有企業570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131家，形成了智能裝備制造、再制造“一主一特”的產業格局。2017年，三大園區規模工業總產值已分別達到1210.28億元、394.38億元、65.99億元。從空間分布來看，瀏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瀏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分別位于洞陽鎮和永安鎮范圍內，緊挨長沙市，交通十分發達。在整合兩個園區以及周邊四個鎮（永安鎮、洞陽鎮、北盛鎮、焦溪鎮）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正在建設新的中心城區——金陽新城；兩型產業園則位于瀏陽東郊古港鎮和沿溪鎮兩鎮交界處，距離老城區二十公里。根據瀏陽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的調查數據，三大園區，除吸納8萬名左右的本地農村勞動力外，還吸納了5萬名左右的外地勞動力，共吸納了約13萬名的勞動力。這當中瀏陽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瀏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吸納了80%以上的勞動力。其中，僅藍思科技一家，吸納的農村勞動力就達5萬人以上。產業園區之所以能吸納如此多的農村勞動力，與其不錯的工資待遇有關。據瀏陽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的調查顯示，園區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在4000元以上，與湖南省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工資4234元相差不大。

　　第二種，特色產業：分散式。與園區工業相比，地方特色產業才是瀏陽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產業。其中，花炮一直是瀏陽經濟的支柱產業，為縣域經濟發展、農民就業增收做出了巨大貢獻，也是瀏陽所有產業中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產業。瀏陽有著非常悠久的花炮手工業傳統，新中國成立后，花炮產業經過曲折發展，逐漸壯大。到2009年年底，瀏陽共有花炮生產經營企業1048家，整個“十一五”期間（2006年—2010年），實現花炮銷售額411.81億元，實現稅收44.49億元。經過調整，瀏陽花炮企業數量在2017年減少到558家，不過，其總產值仍在增加，達228.2億元。與園區工業產值相比，花炮產業的生產總值并不算高，卻是富民產業。比如，工人從事簡單的裝箱和搬運工作，月工資有3000多元，從事一般的技術加工類工作，月工資有6000元—7000元，而從事危險性最高的藥物生產，月工資至少有10000元以上。2014年，瀏陽從事花炮行業的人員仍有30多萬人，占2014年總人口（145.3萬人）的五分之一以上。

　　花炮產業雖然屬于工業，但它的空間分布要求與園區產業不同。花炮生產是一項危險系數極高的工作，因而不能集聚在園區，只能分布在人煙稀少的山地溝壑中。瀏陽四面環山，以山地丘陵為主的自然條件，為花炮生產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很長一段時間里，花炮都是在家庭作坊中生產完成，后出于安全原因，地方政府禁止了此種生產方式，花炮生產被轉移到附近山地的工廠中。不過，花炮工廠采取的并不是統一管理的“工廠 + 工人”的模式，而是將不同工序以及相應的生產車間承包給農戶，由他們自行購買機器安排生產，并按件供貨，形成“工廠-家庭”聯合生產制。換言之，工廠制下的承包生產與家庭作坊制并無太大區別，農戶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單位，并有相當大的自主性。在某些情況下，農戶仍可以把沒有危險的環節帶回家中。在走訪中，筆者就看到，不少農婦在自己家扎煙花炮筒。

　　由于自身特性的緣故，花炮企業在縣域范圍內分布十分廣泛。據瀏陽市鞭炮煙花管理局統計，全市32個鄉鎮、街道，除市區四個街道和四個鄉鎮無煙花爆竹生產企業外，其他24個鄉鎮基本都有煙花爆竹生產企業。不過，花炮企業主要還是集中在南區和東區煙花爆竹專業化組團空間范圍內，其中，大瑤鎮以花炮為中心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和產業集群，成為著名的煙花小鎮。

　　除花炮產業外，瀏陽本地其他特色產業也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具體而言，西鄉以柏加鎮為中心形成了花卉苗木種植和銷售的特色產業，東鄉圍繞大圍山鎮形成了竹木加工和水果蔬菜種植的特色產業，北鄉則形成了以煙草加工和木材加工為主的特色產業。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煙草木材等行業雖然屬于農業，但經過產業化和規模化發展后，已轉變成現代化農業，其附加值以及帶來的收入遠超過傳統農業。為此，全市有近15萬名農村勞動力從事特色產業的生產和銷售。以西鄉幾個從事花卉苗木生產的鄉鎮為例，其村里幾乎沒有人員外出，都以種植、買賣花卉苗木為生。其中，柏加鎮是全國花卉生產示范基地，全鎮2.6萬人中有2萬人從事花木的生產和銷售，種植的花木銷往全國，2018年銷售額達40億元，2017年全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突破3萬元大關，穩居全市前列。

　　3. 人與“鄉”的粘合

　　依托集中式的園區工業、分散式的特色工業、本地服務業以及現代化農業，瀏陽市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實現了縣域范圍內的就地轉移，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比例非常低，約為8%。受其影響，瀏陽的基層城鎮化表現為一種村莊-城鎮-中心城區的梯形狀態。

　　從總體上看，良好的產業基礎——不管是園區工業還是地方特色產業，留住了本縣域的大部分人口，這為中心城區的人口城鎮化提供了基礎和可能，進入城區的人口構成了基層城鎮化的頂端部分。尤其是園區工業，因有集聚效應，在吸納大量勞動力的同時，直接推動了新城區的建立——比如金陽新城。不過，地方特色產業比園區工業（8萬人）和市區城鎮服務業（8萬人）對勞動力的吸納力更強，鞭炮煙花、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煙草木材等產業，吸納近40萬名農村勞動力，是前者的2.5倍。特色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吸納，使得鄉村成為基層城鎮化的底盤和主體。例如，在大瑤鎮NS村，有28家從事花炮及原輔材料生產、建材生產的企業。其中，8家花炮廠就吸納了近兩千多名本村勞動力，占本村勞動人口的絕大部分，此外，一批來自云南、四川、江西等地的農民工也被吸引至NS村務工。官渡鎮ZL村的7個花炮工廠，除了吸納全村兩千多名勞動力外，也吸納了近一千多名外地農民工，使得村莊常住人口多達五千人。宏觀上城鄉的人口分布也印證了這一點——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瀏陽主城區四個街道戶籍人口達22萬人，常住人口約為35萬人，后者只占瀏陽戶籍人口（148.37萬人）的23.6%。盡管另一中心城區——金陽新城，在2019年常住人口也達到了35萬人，不過這個人口數包括了永安、洞陽、北盛、蕉溪四鎮的人口，除去鄉鎮人口金陽新城吸納的人口并不多。

　　地方特色產業為鄉鎮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例如，大瑤鎮共有11個村4個社區，2017年戶籍人口達到9.4萬人，2018年總人口達到了14萬人。其中，花炮產業集群直接就業人數達6.7萬人，2018年規模以上花炮企業總產值達105.8億元。同時，在花炮產業的帶動下，城鎮建成區不斷擴大，2011年開始建設大瑤新城，目前大瑤鎮建成區已經超過12平方公里，人口超過5萬人。鄉鎮經濟一直是瀏陽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根據區域布局與產業特色，瀏陽已培育出七個特色小鎮，正在發展一批園區開發型城鎮、現代鄉村型城鎮、旅游導向型城鎮以及商貿帶動型城鎮。《瀏陽市新型城鎮化建設“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實現大瑤鎮、永安鎮兩個特大鎮居住人口達10萬人以上，鎮頭鎮、沿溪鎮兩個中心鎮居住人口達5萬人以上，一般鎮人口規模達2萬—3萬人的目標。

　　（二）向城的教育吸納：城鄉關系的失衡

　　人口在城鄉間的分布并不只是受到產業分布的影響，隨著整個社會對教育愈加重視，教育資源的分布正成為影響城鄉關系的重要因素。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全國性的大規模撤點并校，打破了“一村一校”的農村教育格局。大量小學從鄉村退出，上移至鄉鎮和縣城（程天君、王煥，2014）。少數鄉村保留了小學，但師資力量和辦學條件無法與城鎮學校相比（聶洪輝，2019；李濤，2015）。最后的結果是，優質教育資源擴大了中心市區的優勢地位，使得城鄉關系趨于失衡。下面進行具體的分析。

　　1. 城鄉教育差異與農村子女進城

　　在全國撤點并校的大背景下，瀏陽市普通小學的數量也經歷了一個銳減過程，直到2013年撤點并校被叫停后，小學數量才有所上升。從圖2可以看到，1992年瀏陽城區和鄉鎮的普通小學共有1087所，到2019年，只有230所（城區小學30所，農村小學200所）。此外，還有教學點78個。也就是說，過去27年里，瀏陽共減少了779所小學和教學點。減少的小學和教學點絕大部分是農村小學。相反，近幾年市區和城鎮的小學數量卻不斷增加，例如，根據瀏陽市教育局的統計，2016年—2018年，城區增加了5所學校，擴建了6所學校（未來三年還要新建5所學校），這兩者之和多于農村恢復或新增的小學數——在廣大的鄉村地區，只重建或新建了6所小學。

　　教育質量的直接體現是升學率，在這點上，瀏陽城區遠優于瀏陽農村。父母讓孩子接受好的中小學教育，目的是希望他們考入好的大學，最終實現階層的躍升。一般而言，進入好的大學需要進入好的高中，所以，進入好的高中是父母讓子女進城區中小學就讀的重要原因。從瀏陽的情況來看（見表2），城區的初中畢業生升入優質高中瀏陽一中、瀏陽田家炳中學（以下分別簡稱“一中”和“田中”）的機會遠高于鄉鎮初中的畢業生。2018年瀏陽城區和鄉村初中畢業生分別有3469人和10388人，上公辦普通高中的比例分別為50.4%和55.8%，鄉村略高于城區（高5.4個百分點）。不過，城區初中的畢業生進入優質高中（一中、田中）的比例要遠遠高于農村初中的畢業生——城區初中的畢業生進入一中和田中的比例為25.2%，意味著4個城區初中畢業生就有1個能進入，而鄉村初中畢業生進入一中和田中的比例僅為6.5%，意味著約16個鄉村初中畢業生才能進1個。需要指出的是，這個結果是在實行高中升學“指標到校”的情況下算出的。如果不實行“指標到校”，城區初中的畢業生進入優質高中的比例還會更高。

　　由上可見，在城區初中就讀升入優質高中的機會，要遠遠高于鄉鎮初中。鄉村的農民未必掌握城鄉升學率的準確數據，但對于城鄉教育質量和升學機會的巨大差距有著非常強烈的感知。在筆者的訪談中，問到父母們為什么讓孩子來城里上學時，他們給出回答幾乎是一致的：“鄉下的老師差”，“鄉鎮沒有好的小學和初中”。一些農村家長甚至從小學開始就將小孩送入城里。一位家長的做法非常有代表性：該家長的老家位于瀏陽南鄉的一個小鎮，原本兩個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學就讀，后來他覺得村里的老師水平差，便將兩個孩子轉到文家市鎮的里仁小學（瀏陽市首批示范性學校）。等孩子們讀了兩年后，他發現文家市鎮沒有好的初中，于是又在瀏陽市里買了一套房，把兩個孩子接到城區上學，大兒子在城區初中上學，小女兒在城區小學上學。

　　此種趨勢在瀏陽的教育數據中得到印證。從表3可以看到，2016年—2018年瀏陽城區中小學各學段學生數都有大幅度增長。2016年，城區中小學共增加1506名學生，其中小學增加1050人，初中增加456人，分別占當年小學和初中總人數的4.57%和4.2%，以班來計算，分別增加21個班和10個班；到2018年，城區小學生新增人數上升到2170人，城區中學生新增人數上升到937人，分別占城區小學和初中總學生數的8.12%和7.64%，以班來計算，分別增加44個班和20個班。分小學和初中來看，不管是在增加人數和占比上，小學都要多于初中，這也說明，父母越來越重視子女的教育。

　　不過，獲得城區的入學資格并不容易。據瀏陽市教育局工作人員介紹，城區中小學新增學生的入學資格一般都是通過父母進城買房獲得。這在購房的數據上也得到反映——鄉村人口購房面積占比一直維持在較高比例并不斷增長——從2009的48%增長到2018年60%。

　　2．“制度捆綁”與農民進城購房

　　為什么要通過買房才能享受城區教育資源呢？其中一個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將教育資源與房產進行制度性掛鉤，使得在城區購房成為享受城區教育資源的前提。

　　據瀏陽市義務教育招生政策要求，城區中小學按照“劃定學區、房戶一致”的原則就近入學。具體來說，在劃定學區的框架下，按下列生源排序接收學生：第一序列，有房有戶，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房屋所有權證與戶籍所在地一致，并在房產所在地實際居住的；第二序列，有戶無房（第一類），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戶籍一直屬于瀏陽城區，其父母在瀏陽就業但無房產，以及孩子的父母因組織部門或人事部門批準的工作調動落戶在瀏陽而無房產的，概括起來包括父母為本地居民、機關事業單位員工以及工作調動、部隊轉業、人才引進的工作人員；第三序列，有房無戶，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在瀏陽城區購買住房并實際居住，但戶籍沒有遷入房產所在地的；第四序列，有戶無房（第二類），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戶籍遷入瀏陽城區，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在瀏陽城區就業但無房產，租住私人房產的；第五序列，無戶無房，主要指戶籍不在城區的本地進城務工人員和外來務工人員。公辦初中與公辦小學的招生規則基本一致，只是劃片方式不同——公辦初中實行“單校劃片”，即以畢業小學的學籍為依據，每所小學對應一所中學，但“房戶一致”優先原則并未變化。

　　對于沒有城區戶籍的本地農民，要想獲得城區入學資格，最優的方案是買房遷戶（成為第一序列），其次是買房不遷戶（成為第三序列），最后是遷戶不買房（成為第四序列）。結合購房數據和遷戶數據分析，農民遷戶意愿并不高，遷戶人數不足購房戶數的2.6%。絕大多數農民通過“買房不遷戶”（第三序列）獲得子女在城區入學的機會。

　　3. 向城教育吸納對城鄉關系的影響

　　綜上可知，地方特色產業使得農村人口在鄉鎮范圍內就可以實現安居樂業。但是，由于教育資源的城鄉配置與地方產業的城鄉分布之間有較強的偏離，在對教育愈加重視以及地方房地產制度的捆綁下，許多農村父母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得不進城買房。因此，在瀏陽的城鄉關系中，出現了“產業在鄉，教育在城”的趨勢。向城的教育吸納將原本可以留在農村的人口不斷吸納到城區中，產生一個不斷強化的人口向城流動的循環——大量農村子女選擇進入城區就讀，留在村莊上學的子女減少。相應地，政府增加對城區的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的房地產化，同時減少對農村的教育投入，最后，農村的教育質量無法提升甚至變得更差，從而激發更多農民進城購房。

　　五、 邁向扎根的城鎮化

　　西方的工業化開啟了一個全面系統的社會轉型過程：非農就業比例不斷提升，居住和生活設施等生活條件不斷現代化，公共服務由無到有不斷豐富。在西方，這一伴隨工業化而來的城市化過程體現為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不斷集聚，如前文所述，這同時是一個摧毀鄉村傳統要素，將過去的群體狀態破壞蕩平的“拔根”過程，其后果是塑造出“城市社會”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過去的幾個世紀中，西方人受惠于工業先進生產力帶來的豐富物質成果，享受著城市帶來的巨大生活便利，但也無時無刻不在精神和社會關系層面經受“城市社會”的煎熬。事實上，這一可以表述為“現代性及其后果”的主題，是涂爾干、韋伯、齊美爾以來西方社會理論家持久不衰的關切。

　　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中國正經歷著現代化先行者西方曾經經歷的一些變化，西方城市化中一些類似的現象和趨勢也陸續在中國出現，但是，瀏陽案例也讓我們看到中國城鎮化的自身特點，尤其是走出西方拔根的城市化道路的可能性。

　　首先，瀏陽走出了一條沒有鄉鎮企業的小城鎮發展道路。費孝通倡導的小城鎮模式，是以鄉鎮企業為前提條件的。20世紀90年代之前瀏陽鄉鎮企業的發展雖有一定基礎，但無法和蘇南一帶相提并論，90年代中期之后，瀏陽的鄉鎮企業和全國一樣走向衰落。90年代以來，以民營企業、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為主體，瀏陽當地的工業化得到進一步發展，尤其是以花炮為代表的廣泛分布于鄉村的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就地非農就業提供了堅實的產業支撐。廣大的農村人口根據自身條件和意愿，選擇在市（縣）域范圍內的工業園區、鄉鎮或村莊的現代經濟部門就業，在沒有鄉鎮企業的時代實現了新型的“離土不離鄉”。這些在本地實現了非農就業的農村人口，或選擇進入中心城區安家，或選擇在本鄉鎮安家，或仍然在村莊居住生活，形成了一種梯度的基層城鎮化模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把那些非農就業但居住生活在村莊的農村人口也納入城鎮化的討論中，是因為在今天瀏陽的很多鄉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了過去只有在城市中才可能有的“現代生活條件”。在瀏陽，與全國一樣，得益于最近十多年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支持，我們看到所有被訪村莊與鄉鎮、城區都有水泥路或柏油路連通，4G網絡信號全覆蓋，一些村莊正在進行給排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和改造。絕大部分農戶建起了樓房甚至是別墅，內部生活設施方便完善，不少家庭還購買了小轎車。從住房和生活環境等硬件條件來看，鄉村逐漸具備了與城市接近的“現代生活條件”。換言之，作為“后發型”的國家，在現時代的物質和技術條件之下，過上“現代生活”并不是只有進入城市一條路，在鄉村中過上“現代生活”也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

　　進一步，瀏陽的案例表明，即便過上現代生活，也不必然要和鄉村的傳統決裂。在這個意義上，基層城鎮化，與西方拔根的城市化相比，實現了一種“扎根的城鎮化”。西方的城市化，雖然將人們帶入一種現代的生活方式之中，卻是以破壞鄉村和村莊的社會基礎為代價——將原來的人地關系、組織形式、社會紐帶、情感聯結等一切摧毀。在瀏陽，依托于產業基礎，人粘于“鄉”，使得原有的社會基礎得以維持。首先，鄉土產業的發展在根本上將人留在村莊，有效地化解了村莊空心化和村莊衰敗的問題。其次，相比“離土又離鄉”的異地打工，地方的園區工業和鄉土產業帶來的“不離鄉”較好地維持了家庭結構的完整性，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的問題難以出現。即使那些在中心城區安家的鄉村人口，在短距離和便利的交通條件下，也很容易和老家、村莊保持緊密聯系，甚至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演進呈現城鄉兩棲的特點（王春光，2019）。在留住人的基礎上，村莊內原有的社會紐帶、群體狀態、風俗活動、文化傳統也得到了延續。例如，在調查中，我們就看到許多村莊都集資重修了祠堂。據多位管理祠堂的村民介紹，每到清明，整個祠堂的人（包括在城區、外省市的人都會回來）在一起祭祀會餐，根據村民的不同規模，少則幾十桌，多則上百桌。村民之間還保持著較為緊密的聯系，特別是在紅白喜事上，村民互相幫助，保持人情往來，進城的村民也會回村參加。例如，一位進城的村民對筆者講，他和妻子、兒女隔一到兩周回一趟老家（父母還在村），如果遇到村里紅白喜事，在條件和時間允許的情況下，自己或妻子也要回家參加。還有，我們也了解到，不少村莊自愿籌建戲臺等公共設施，供村民自娛自樂——一些村民自發組織節目，在重要節日時為全村表演。由此可見，村莊內社會聯結仍然緊密，人與人并未疏離，能夠維持一種相對整合的狀態，總而言之，人與“鄉”的高度粘合，使得原有的社會紐帶以及在此基礎上地方公共性得到保存和延續。也就是說，村莊還可以保持一個共同體發揮作用。從社會形態上看，瀏陽的基層城鎮化既讓人們享受現代生活條件，又接續了傳統的社會文化基礎。也就是說，依托于鄉土產業，作為一種現代生活方式的城鎮化扎根在傳統的社會基礎之上。

　　瀏陽案例既有自身的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也與其他縣域一樣具有中國社會的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點。對于瀏陽而言，良好的產業基礎是農村勞動力就地非農就業的前提條件，中國的其他很多地區，尤其是中西部的偏遠縣域并不具備這一條件。中西部的很多縣域，本地工業基礎薄弱，第三產業不發達，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無法實現就地就業，需要到遠離家鄉的地區打工，呈現一種“離土又離鄉”的狀態。當然，產業基礎和就業機會在程度上存在差異，不同的縣域因其在產業基礎和就業機會序列上所處位置不同，其農村人口也在“離土不離鄉”和“離土又離鄉”這兩種狀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就目前的觀察，即便是在本地工業基礎特別薄弱，就業機會特別稀缺的地區，“離土又離鄉”的農村人口選擇的主流城鎮化模式仍然是回到本地安家。這就是前文提及的中國社會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點在發生作用。

　　第一個要強調的就是中國社會強烈的鄉土觀念和家鄉意識。傳統中國是建立在農耕經濟基礎之上的鄉土社會，鄉土社會的基本單位是村莊，農民在村莊勞作生活，組建家庭、繁衍后代，形成綿延數千年之久的中國農業文明和村落文明。對于廣大中國農民來說，村莊是他們生計的所在，是他們生活的家園，也是他們寄寓人生意義的最重要的社會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基于血緣、地緣關系的互動所形成的社會紐帶、道德倫理、文化心理構成了中國文化中的“深層結構”，在情感和觀念上體現為對土地的珍視，對家鄉的眷戀，對祖先的崇拜，對家庭、親屬關系和人情的重視等。一直以來，這一套“鄉土觀念”構成了人們生活的意義系統，維系著鄉村的社會整合。即使在城市中穿梭和流動，土地和深層次的“鄉土觀念”也構成了從土地上走出去的人們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上的“根”，它在歷史上維系著羈旅異鄉的商人和官員與家鄉的聯系，即便是客死他鄉也追求葉落歸根，在今天它維系著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工和家鄉的聯系，即便是常年在外地穩定就業，在做安家落戶的選擇時也將家鄉放在首位。

　　第二個要強調的是集體制度及其遺產。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農村集體制度，將村莊這一社會和文化意義上的共同體進一步打造成命運休戚與共的經濟共同體。20世紀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之后，村莊的經濟共同體色彩淡化，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得以恢復重現，但是集體制度留下了幾項重要的遺產，時至今天，每個農民在老家都有一塊宅基地，都有一片承包地，在村集體中還有成員權。除了少數經濟發達的地區，這些資產和權利并不能給村民帶來可觀的現實收益，但要做出徹底放棄的選擇則異常艱難。集體制度的這些遺產使得文化意義上的鄉土觀念和家鄉意識得到強力的支撐和強化。

　　在這些缺乏產業支撐的地區，“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選擇回到家鄉安家，與西方拔根的城市化相比，當然也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扎根的城鎮化。但是他們將在很長一個時期無法在本地就業，不得不承受家庭分離等代價，整個社會也不得不面對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社會問題。與瀏陽相比，這是一種缺乏產業支撐的“瘸腿”的城鎮化，制度和文化相互強化，產生出一股強大的力量，生生將“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拉回家鄉安家，但這種狀況可以維持多久，是要打上問號的。我們不妨將瀏陽看作扎根城鎮化的一個相對理想的標桿，缺乏產業支撐的中西部地區如果能夠在國家政策支持下，因地制宜，逐漸夯實產業基礎，那么將更加靠近瀏陽這一標桿。

　　瀏陽案例還表明，要實現健康持久的扎根的城鎮化，必須很好地解決教育資源均衡問題。在瀏陽，產業在城鄉之間均衡分布，鄉土產業為人們在村鎮就地城鎮化提供了條件，但是，由于優質教育資源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區，很多農村家長為孩子前途著想，即便在村鎮工作，也選擇在城區安家。在這里，教育吸納產生了與產業吸納相反的作用，它將本可以留在鄉土的人口吸納到中心城區來。

　　教育在農民城鎮化中發揮的作用，是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討論小城鎮問題時沒有考慮到的，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出現的新變化。對于溫飽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的中國農民來說，孩子的教育成為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通過教育讓孩子有一個美好前程成為人生目標中的重中之重。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縣域的產業發展可以為農民就地城鎮化提供條件，如果縣域的教育資源與附近的中心城市有明顯差距，仍然難以阻止有能力的農民向中心城市流入。就瀏陽而言，前文描述的瀏陽城區（縣城）與村鎮之間的教育資源不均衡狀況固然造成很多本可以在村鎮安家的農民進入城區，但考慮到縣城仍然具有很強的在地性，居住在縣城仍然可以與家鄉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系，縣城與村鎮之間即便嚴重失衡，扎根的城鎮化也不會受到致命的威脅。目前，瀏陽城區有兩所高中保持著較高的教育水準，每年都有較高比例的畢業生考入知名大學，與附近長沙的“四大名校”相比雖然有差距，但并不明顯，除了少數有能力并愿意支付高昂經濟代價的家庭外，大多數瀏陽人仍然安心地選擇在本地完成高中教育。但是，可以預見，如果教育資源在瀏陽和長沙之間的失衡進一步擴大，中心城市將產生強大的磁力，源源不斷地吸引有條件的農民離開縣域進入中心城市安家。

　　當農民大規模離開縣域進入地級市以上的中心城市安家，哪怕鄉土觀念和家鄉意識再強烈，哪怕集體制度的遺產再堅韌，農民與鄉土的聯系恐怕也難以長久維系，扎根的城鎮化也必將成為泡影。

　　是邁向扎根的城鎮化，還是走向拔根的城鎮化，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中國社會有邁向扎根的城鎮化的基礎性條件，那就是中國社會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點（強烈的鄉土觀念和家鄉意識，以及集體制度及其遺產）。珍惜這一獨特的基礎性條件，通過發展地方產業和均衡教育資源，就能規避西方拔根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讓扎根的城鎮化成為現實。反之，一味強調市場力量和效率原則，在產業政策上不斷加大對中心城市的扶持力度，在教育政策上放任教育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那么再獨特的基礎性條件也會被揮霍，拔根的城鎮化的前景也就難以避免。

　　盧暉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粟后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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