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帶來的糧食增產是“結構性”增長，在主糧產量和播種面積不斷增加的同時，輔糧卻出現了大幅度下降。若把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等農產品的進口量考慮進來，我國的糧食安全形勢實在不容樂觀。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所創造的糧食豐產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現代農業發展中資本對土地和勞動的替代，源于不可再生能源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替代。為了跳出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陷阱，我國應該在財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堅持走一條持續健康發展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2012年兩會期間，數位代表對未來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表示擔憂。如當前務農勞動力多為六七十歲的老人，新生代農民斷檔，一些地方撂荒現象越來越嚴重，過去種兩季的現在也普遍只種一季，由此可能影響復種指數和糧食產量[1]。2012年2月初，農業部總經濟師陳萌山也對當前農業人才總量不足，農村勞動力和農技人員老齡化引發的農產品供給安全問題表示憂慮[2]。但同年7月份，輿論風向似乎發生了逆轉。首先是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2年夏糧產量的相關數據，全國夏糧總產量2599億斤，比2011年增產71億斤，增長2.8%。且當年糧食總產量達11791億斤，比2011年增加367億斤，在“八連增”的基礎上實現“九連增”[3][4]。有學者據此表示，當前中國農業增長的輝煌成績是在大量農村年輕人外出務工背景下取得的，由此就得出“老人農業有效率”這一結論[5][6]。面對農村勞動力不斷老齡化而糧食產量卻持續增長這樣一個哲學意義上的“悖論”，如何進行深層透視并給出合理的解釋，這不僅對于澄清當前學術界的爭論和疑惑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轉變我國農業發展方式、探尋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具有借鑒價值。

　　一、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背景下的我國糧食產量的“結構性”增長

　　（一）主糧產量持續增長而輔糧產量卻不斷下降

　　國際勞工組織把勞動年齡人口中45歲以上的勞動力劃為老年勞動力，當勞動年齡人口中老年勞動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時則意味著勞動力老齡化。2006年末，我國農業從業人員中41-50歲的占23.1%，51歲以上的占32.5%，遠遠超過了判斷勞動力老齡化15%的國際標準，“老人農業”現象凸顯[7]。但是，正是這支老齡化的農村從業人員隊伍，卻創造出我國糧食產量自2003年起“八連增”的輝煌成績(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0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持續增長，從2003年的43070萬噸增長到2007年的50160萬噸(突破1萬億斤大關)，再到2010年的54648萬噸，八年間共增長了11578萬噸，增長幅度達到26.88%，從而有力地保障了我國的糧食供給和糧食安全。但是，具體到糧食內部的各種作物來說，其產量增長幅度卻并非一致，有些作物甚至出現了減產的現象。如表1所示，八年間我國稻谷產量增加了3510萬噸，增幅為21.85%;小麥產量增加2869萬噸，增幅為33.17%;玉米產量增加了6142萬噸，增幅為53.03%。與此同時，大豆和薯類等輔糧作物的產量卻出現了下滑現象，八年間大豆產量下降了31萬噸，降幅為2.01%;薯類產量下降了399萬噸，降幅為11.36%。糧食作物的結構性增減變化不僅體現在產量上，同時也體現在播種面積上。據統計，2003-2010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共增加了10466千公頃(約1.57億畝)，增幅為10.53%。其中稻谷、小麥、玉米的播種面積分別增加了3365千公頃、2260千公頃、8432千公頃，增幅分別為12.69%、10.27%、35.03%;而大豆、薯類的播種面積卻分別減少了797千公頃、952千公頃，減幅分別為8.56%、9.81%。如果說產量的增長反映的可能是由于土地生產率的提高引致的數量變化，那么播種面積的增減更能反映出農戶種植意愿的變化。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近幾年農戶種植稻谷、小麥、玉米等主糧的積極性不斷提升，而種植大豆、薯類等輔糧的積極性卻不斷下降。

　　（二）糧食產量“結構性”增減的原因在于老人農業中各作物機械化便利程度不同

　　農作物產量及播種面積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構性”的增減變化趨勢，除了人們普遍認為的三種主糧的產量高、價格好、利潤大，而兩種輔糧的產量低、價格低、利潤低等因素外，主糧生產過程中農業機械易于推廣和應用也是人們熱衷于擴大三種作物種植面積的重要誘因。近年來，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種田者老齡化和婦女化的現象十分突出，這支隊伍從事日常、零星的田間管理工作還能夠勝任，但一旦遇到長時段、高強度的播種收割等農作任務，則顯得力不從心。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的最佳選擇是播種最省力、不需要怎么費心照看的糧食作物，大田中生長的水稻、小麥、玉米等主糧作物就成為最優選擇。因為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這三種主糧作物生產中的機械化普及程度最高，在收獲季節甚至出現了聯合收割機轉戰大江南北，社會化服務體系深度介入的空前盛況。如在小麥成熟的季節，我國有40多萬臺聯合收割機從河南的南陽開始，一路收割到東北的黑龍江，時間橫跨了每年5月至8月近三個月的時間。[8] 2011年秋糧收獲期間，全國共完成玉米機收面積1.7億畝，玉米機收水平達到33.6%，比2007年增長了26個百分點[9]。過去“人海戰術”忙秋收的景象被機械化作業所代替。在四川、重慶、云南等水稻產區，機械化收割開始受到農民青睞，每畝地220元的農機收割成本大大低于400元的人工收割成本，老農認為既節約時間又節約成本，對使用收割機收割贊賞有加[10]。與主糧收割過程中機械化進程的高歌猛進相比，大豆和薯類生產過程中農業機械的推廣和應用程度卻不盡人意。以薯類為例，目前的紅薯機械化收獲相對落后，馬鈴薯可以進行機械化種植和收獲，不過在種植量小的情況下，機械很難發揮作用。由此可見，八年來我國糧食產量的“結構性”的增減變化確實是和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背景下農戶的理性選擇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已經在不經意間走上了一條勞動力節約型的技術變遷之路，農業機械化和人口城市化雙重推拉力量可能會加速這一進程的廣度和深度。

　　二、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背景下我國農產品供給的“戰略性”隱憂

　　（一）從進出口數據看我國農產品自給水平不容樂觀

　　糧食產量“八連增”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撐，也為我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打下了堅實基礎。雖然2003-2010年的糧食產量增長屬于“結構性”增長，主糧大幅度增產，輔糧小幅度減產，但由于增產的幅度遠遠大于減產的幅度，所以我國的糧食供給目前來看還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國內轉向國外，從糧食供給轉向整個農產品供給，就會發現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背景下我國的主要農產品供給很難稱得上“安全”，大豆、棉花、使用植物油等農產品的自給率遠遠低于安全警戒線水平。

　　表2列出了2003-2010年我國主要農產品的產量數據及進出口數據。從中可以看出，八年間我國的主糧進口量從209萬噸上升到1215萬噸，總共增長了1006萬噸，增長率為481.34%。尤其是2008年以后，我國的主糧進口量成倍增長，從309萬噸增長到968萬噸再到1215萬噸。而同期糧食出口量卻不斷下降，八年間我國的糧食出口量總共減少了1955萬噸，減幅達87.67%，這“一增一減”的趨勢值得我們警惕和重視。如果說主糧進口量和國內糧食生產總量相比微不足道，2010年所占比重僅有2.22%，那么大豆進口量的快速增長乃至超過主糧進口量的態勢，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和警戒。八年間我國的大豆進口量從2074萬噸上升到5480萬噸，進口量整整增長了一倍多，增長率為164.22%。并且，大豆進口量與主糧進口量之比八年間不低于4.2倍，最高在2007年達到19.9倍;大豆進口量與其國內生產量之比不低于1.2倍，2010年更是直線上升到3.6倍。由此來看，近年來流傳的“大豆之殤”和“大豆淪陷”的故事已不僅僅是傳言了。

　　除了糧食外，棉花、食用植物油等農產品也是近年來我國進口的重點對象。表2的數據顯示，2003-2010年，我國棉花的進口量從87萬噸上升到284萬噸，總共增長了2倍有余，達到了197萬噸。而同期棉花出口量卻不斷下降，八年間從11.2萬噸減少到0.6萬噸，減幅達94.64%，在國際貿易中幾乎變成了凈進口。食用植物油進口量從2003年的541萬噸上升到2010年的687萬噸，進口量常年保持在國內生產量的17%以上，最高點在2004年達到近55%，同期出口量卻微乎其微，2008年以來甚至出現了直線下降的趨勢。從這一連串的數據我們不難得出結論，“老人農業”不安全，糧食產量的持續增長并不能掩蓋農產品整體貿易格局的失衡。

　　表3為我國主要農品的自給率數據。如表3所示，2003-2010年，若不包括大豆，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從99.52%下降到97.83%，但仍位于95%的安全警戒線以上。[11]如果把大豆包括進來，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八年來從99.88%下降到89.49%，自給程度已經不足90%，糧食安全形勢不容樂觀。若是單獨考察大豆本身的自給率，這組數據更是顯得差強人意，八年來我國大豆的自給率從42.60%一路下跌到21.58%，自給率僅僅達到兩成，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此外，這八年中我國的棉花自給率從86.51%下降到67.78%，食用植物油自給率從74.75%上升到85.25%，但仍遠低于95%的安全警戒線水平。所以，有些專家認為，如果僅僅講谷物，我們的自給率基本上可以達到100%;如果把大豆算進來，我們的自給率不到90%;如果再把棉花、植物油算進來，我們的自給率大約是80%[12]。由此可見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日趨嚴峻。

　　（二）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城鄉居民生活模式的轉變是導致油脂產品緊缺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們這樣一個產糧大國為什么還要進口這么多的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呢?這是因為隨著人口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量，尤其是肉、禽、蛋、奶等高脂肪高能量密度農產品的需求量驟增。眾所周知，豆餅和棉籽餅是畜禽飼料的重要來源，豆油和其他植物油是食用油料的重要來源，在我國現有土地資源還不能生產出足夠多的油脂產品條件下，人們對肉、禽、蛋、奶等農產品的強烈需求必然帶動了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的大量進口。有專家估算，我國目前每年進口5400多萬噸大豆，按照我們現有畝產230市斤的生產力水平，大約相當利用了境外5億畝播種面積;加上每年進口的六七百萬噸植物油，以畝產85市斤毛菜籽油的水平，大約相當利用了別人2億畝土地;再加上每年進口兩三百萬噸的棉花，大約也需要3000萬畝土地。這樣算下來，我們現在大概相當于每年利用境外6億畝到7億畝的土地，才能保證我們現在這樣的消費水平[13]。也就是說，我國的農業現代化之路同時也是一種土地節約型的制度變遷之路，不過這里節約出來的不僅是本國的土地，而且還包括大量利用境外的土地資源。

　　除了上述原因外，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鄉居民生活模式和消費結構的轉變，也是導致我國高脂肪高能量密度農產品大量進口的重要原因。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務工后，老年勞動力無暇種植耗時較多的大豆、棉花、花生等農作物，原來的生產者變成了如今的消費者，客觀上增加了肉禽蛋奶等農產品的需求力度。另一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后，城鎮人口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他們對肉禽蛋奶等農產品需求量會相應增加。據中國居民營養與健康狀況調查小組的統計數據，2002年中國居民平均每天攝入谷物類食物402克(城市居民366克，農村居民416克)，畜禽肉類79克(城市居民105克，農村居民69克)，水產品類30克(城市居民45克，農村居民24克)，蛋類24克(城市居民33克，農村居民20克)，植物油33克(城市居民40克，農村居民30克)[14]。因此與其說是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導致肉禽蛋奶等農產品的大量消費，還不如說是人口結構的急劇調整導致了高脂肪高能量密度農產品的大量進口，伴隨著青壯年勞動力不斷流失而至的老人農業和城鄉互變，才是造成我國糧食安全隱憂的重要原因。

　　三、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與農產品供給的“政治經濟學”規律

　　（一）發達國家農產品依靠巨額財政補貼得以低價傾銷

　　在一國農產品需求量快速增加而國內生產又不能有效滿足的情況下，國外的農產品就會乘虛而入，占領該國農產品市場。這一占領過程不僅僅是自生自發、漸進漸變的，而且往往是低價傾銷、全面進攻的。據有關數據顯示，1996-2006年的11年中，國內玉米價格平均比國際市場高22%，最高時1999年達到57%;國內的大米價格平均比國際市場高36%，2001年最高時比國際市場高73.8%;11年中有7年國外小麥價格低于國內[15]。國際市場的低糧價，源于發達國家的諸多補貼和保護措施。2004年，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歐盟對農場生產的支持達1334億美元，占整個農場收入的33%;美國對農場生產的支持達465億美元，占整個農場收入的18%;加拿大對農場生產的支持為5.7億美元，占整個農場收入的21%。在高額補貼的支持之下，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傾銷它的低價農產品，傾銷比例最低的是大豆，達到了12%，而最高的則是棉花，高達48%。可見，發達國家在農產品自由貿易的框架下，已經將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綁上了同一輛戰車，要么各國比拼財力進行補貼競爭，要么讓出農產品市場，由這些國家提供低價格糧食和一整套食物體系[16]。發達國家低價傾銷的最終目的，是把糧食作為外交戰略中的一種武器，通過糧食援助或商業出口換取別國在貿易上或政治上的讓步。例如，二戰后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都接受了大量廉價的美國農產品，這使得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后來的經濟增長中，對玉米、小麥、大豆的進口依賴成為結構性存在，雖然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財政支持，日本、韓國的糧食自給率依然持續下跌[17]。在當下的中國，類似的一幕似乎正在上演，我們對大豆等國外油脂產品的過分依賴導致大豆價格暴漲暴跌，壓榨企業大面積虧損，食用油價格居高不下，飼料價格以及肉禽蛋奶價格跟風上漲，這種危險性和波動性值得我們警惕。

　　（二）發達國家現代農業依靠能源集約消耗得以提高效率

　　發達國家農產品的低價格既源于高額財政補貼和規模經營的優勢，更源于對土地、動力、自然資源的過度透支和利用。它們的現代農業興起的秘密就是用資本取代土地和勞動力，就是用能源集約的機械化、化學化和生物技術來提高效率，而這種效率直接建立在對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和破壞上。據有關學者的估算，發動美國500多萬臺拖拉機要花費80億加侖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產出來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樣多。美國食物體系在1963年為消費者提供一個單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個單位的原始能，并且主要是礦物質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為消費者提供的每單位食物能所消耗的礦物質燃料能則達到15個單位以上，現在這個比率還會越來越大[18]。農業能源消耗最大的是機械業，其次是農用化學業，如化肥、農藥和除草劑等。美國在1946年和1968年農用化肥和農藥的數量分別增長了534%和217%，雖然其1968年的玉米單產高于20世紀40年代，但是農作物對化肥的利用效率卻下降了5倍[19]。美國現在每年使用的殺蟲劑和除草劑在4.5至5億磅，即使最先進的過濾系統也無法完全把它從飲用水中排除干凈。此外，現代農業為提高農產品產量而采用雜交種子已經是普遍做法，為了提高玉米單產，高產雜交玉米被廣泛采用，但是雜交玉米更發達的根系和喜肥的特點加快了土壤肥力的衰竭過程。而高產玉米的蛋白質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國畜牧業蛋白質不足的問題，這就要依賴在飼料里補充大量的魚粉和動物血粉來補救，而動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瘋牛病的根源[20]。現代農業中的轉基因革命放棄培育當地的品種，改種少數高產抗蟲害作物，正把世界至于危險的邊緣。如果新品種受到病原體的危害，后果將是全球性的災難，因為屆時再培育新的品種可能已經來不及了[21]。

　　（三）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資本替代土地和勞動的特征開始顯現

　　反觀我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背景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它似乎也走入了資本替代勞動和土地的怪圈。2003-2010年，我國的大中型拖拉機數量從980560萬臺增加到3921723萬臺，增長了299.95%;聯合收割機數量從365041萬臺增加到992062萬臺，增長了171.77%;農用機械總動力從6038.7億瓦增加到9278億瓦，增長了53.63%。而同期我國的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才增長了5.42%，糧食總產量才增長了26.88%。農業機械和農業用能的增量遠遠大于土地及其產出的增量，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資本替代勞動、能源集約替代勞動集約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此外，2000-2010年我國的化肥施用量從4141.4萬噸增加到5561.7萬噸，增長了34.13%;農藥使用量從128萬噸增加到175.8萬噸，增長了37.34%;農用柴油使用量從1405萬噸增加到2023.1萬噸，增長了43.99%;農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從133.5萬噸增加到217.3萬噸，增長了62.77%。如果說機械用能和化石能源的消耗直接相關，那么化肥、農藥、農膜的大量使用則和化石能源消耗間接相關，它們都是以天然氣、石油、煤炭為最主要的原料來源。所以，不管是土地節約型的技術變遷也好，還是勞動節約型的技術變遷也好，它在本質上都是以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消耗來代替土地和勞動投入的過程，并且這里節約出來的都是優質的土地、年輕的勞動力，所剩余下來的僅僅是遠離城市喧囂的一群老人，侍弄著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黃土地，守望著自己寧靜的精神家園。

　　四、余論及建議

　　（一）“保主糧、棄輔糧”的糧食安全策略不可持續

　　也有人說當前我國糧食安全的戰略是“有保有壓”、“保主糧、棄輔糧”，即盡可能地多種植一些稻谷、小麥、玉米，確保這些主糧的產量年年增長，基本自給;對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農產品則可以有所放棄，供給不足時依賴進口予以解決。這是因為大豆等油料作物少了，人們無非是做菜少放點油或者少吃點肉，但如果主糧少了，就要出大事。這個觀點看起來頗有道理，也獲得了數據上的支撐，如2003-2010年我國稻谷、小麥、玉米三類主糧的增產量(12521萬噸)甚至超過了糧食總產量的增量(11578萬噸)[22]，其中玉米的增產量(6142萬噸)又占到三類主糧增量的49.05%;從播種面積上看，稻谷、小麥、玉米三類主糧的播種面積增量(14057千公頃)比整個糧食總播種面積增量(10466千公頃)還多3591公頃，其中玉米的播種面積增量(8432千公頃)占到了整個糧食總播種面積增量的80.57%，同期大豆、薯類、棉花、花生的播種面積卻分別減少了797千公頃、952千公頃、262千公頃、530千公頃。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的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確實存在著“豆退苞進”、“薯退苞進”和“棉退苞進”的現象。但是，這一“有保有壓”、“有進有退”的糧食安全策略是否合理健康，是否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卻值得推敲。以“豆退苞進”為例，玉米的畝產遠高于大豆，玉米的價格近年來節節攀升，市場之手促發的這場種植結構調整短期內可能會帶動我國糧食產量的增加和農民收入的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它卻會造成我國耕地肥力的下降和農產品安全格局的失衡。因為大豆是一種固氮能力很強的作物，美國農業部農業調整局為了應付美國中部耕地上的沙塵暴，曾對栽種大豆進行土壤保護的項目給予強力支持，由此也造就了大豆種植面積和產量的提高[23]。而當前我國的黑龍江、吉林等大豆之鄉，卻出現了大面積的大豆、綠豆改種玉米的現象。長遠來看它不僅會造成地力的衰竭，而且會使大豆的加工、壓榨行業受制于人。又以“棉退苞進”為例，它的直接原因是近年來棉花收購價格過低，產量增長趕不上小麥，同時種棉收棉的人工成本不斷上漲，但它的間接原因則是棉鈴蟲和盲蝽蟓等病蟲害的肆虐。為了應付害蟲，河北、河南等地于1995年開始試種孟山都公司研發的轉基因棉，并在兩年之后進行大規模商業化種植[24]。轉基因的bt抗蟲棉雖然很奏效，棉鈴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它也極可能會引發抗轉基因害蟲的逆變、對地力要求的苛刻、農作物單產的下降和成本的不斷增加。再以花生等油料作物播種面積的減少為例，它直接引起中國食用植物油供應數量的不足，為此我國每年要從外國進口六七百萬噸植物油來滿足國內的消費缺口。但在這些進口的植物油中，約有60%是棕櫚油，那我們為什么要進口這么多的棕櫚油呢?這首先是因為棕櫚油的價格比較低，1980-2005年世界油料市場上棕櫚油的平均價格是425美元/噸，而同期豆油、花生油、棉籽油、葵花油的價格分別是487美元/噸、843美元/噸、558美元/噸、594美元/噸。其次是棕櫚油在食品加工上的需求量比較大，國內方便面以及餅干等食品加工中大部分用的是棕櫚油。再次是國內食用油市場比較混亂，伴隨色拉油等桶裝油市場大規模形成和激烈競爭，再加上桶裝油又沒有明確標明各種植物油的比重，從追求利潤的角度出發，食用油廠家就有可能在桶裝油中提高棕櫚油的比重[25]。我們知道，經氫化處理的工業用棕櫚油會產生人造反式脂肪酸，長期食用由這種“氫化植物油”烹炸的食品，可能會影響到人們的身心健康。

　　（二）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背景下農業健康發展的路徑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保有壓”、“保主糧、棄輔糧”的糧食安全戰略其實是不長久的，也是不可持續的。正是由于放開了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的進口管制，我國此類農產品的價格才暴漲暴跌，廣大青年農民才自發退出這些利潤率不高、競爭性不強的領域，而留下一大批老年農民看管那些不需要費神費力的小麥、玉米等大田作物。這不是一種理性的退卻，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它客觀上背離了我國人多地少、資源承載力較低的現實國情，促使我們走向了一條勞動和土地雙重節約的農業現代化道路。老人農業雖然可以在短期內保證主糧作物的持續增產，但長期看輔糧自給率的不斷下降將會影響到人們的吃穿質量。所以，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現象是農業開始衰落，農產品競爭力不強表現，它是一個“陷阱”而絕不是一個“光環”。為了跳出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陷阱，增長農業發展的后勁，我們還是得“內外兼修”，即在財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同時也是一個公共品行業，它生產的農產品供給是否充足，直接關系到人民的生計和國家的安危，所以應像對待城市公共設施建設一樣，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投入和農民種植的補貼力度，不僅要補貼水稻、小麥、玉米，也要補貼大豆、馬鈴薯、棉花等小品種農作物，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增加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農業比較效益低也源于它千篇一律、不優不特，在全國農民齊上陣大面積種植主糧作物之時，它客觀上也就形成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完全競爭市場，價格上升的空間很小并經常處于蛛網模型的困擾之中。今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飲食健康意識的增強，我們在追求農產品“高產”的同時，更應該追求“優質、高效、綠色、生態、安全”，實行農產品地理標志制度和質量可追溯體系，切實把好質量關，做出綠色生態的品牌來。當前農村的人才回流面臨著歷史性契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過后沿海地區制造企業的成本不斷上升，它們紛紛選擇了內遷辦廠的道路，由此也帶來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大量回流。我們要抓住這一契機，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吸引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職業農民，從而彌補我國農村勞動力老化匱乏的缺陷。[26][27]。

　　注 釋：

　　[1]皮曙初、李鵬翔、楊依軍：《明天誰來種田》，《陜西日報》2012年3月10日。

　　[2]董峻、于文靜：《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重大部署——農業部總經濟師、新聞發言人陳萌山解讀中央1號文件》，新華網，2012年2月1日。

　　[3]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關于2012年夏糧產量數據的公告》，國家統計局網站，2012年7月10日。

　　[4]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關于2012年糧食產量數據的公告》，國家統計局網站，2012年11月30日。

　　[5]賀雪峰：《老人農業有效率》，愛思想網，2012年7月8日。

　　[6]賀雪峰：《誰來養活中國》，《發展》2014年第4期。

　　[7]李瀾、李陽：《我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問題研究——基于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的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9年第6期。

　　[8]陳錫文：《當前農業形勢與農村政策之四——土地改革問題復雜》，新浪長安講臺第61講，2011年11月11日。

　　[9]劉玉：《農業部就2012年玉米收獲機械質量調查答記者問》，中國農業機械化信息網，2012年7月16日。

　　[10]何莉：《水稻機械化收割正受農民青睞》，榮縣人民政府網，2012年8月30日。

　　[11]1996年李鵬總理在第一次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宣布，中國糧食基本自給的含義是保持自給率不低于95%。

　　[12][13]陳錫文：《當前農業形勢與農村政策之一——我國糧食供求偏緊》，新浪長安講臺第61講，2011年11月11日。

　　[14]翟鳳英、何宇納等：《中國城鄉居民食物消費現狀及變化趨勢》，《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5年第7期。

　　[15]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課題組：《國際市場糧價演變與國內糧價關系分析》，《中國物價》2007年第8期。

　　[16]周立：《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食物商品化、食物政治化以及食物帝國的形成和擴展》，新浪網共享資料，2012年5月9日。

　　[17][20][21]呂新雨：《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駁秦暉先生對“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的闡述》，《視界》2007年第13輯。

　　[18][19]\[美\]R.D.羅得菲爾德：《美國的農業與農村》，安子平、陳淑華等譯，農業出版社1983年版。

　　[22]這是因為大豆、薯類等糧食作物減產，增產產量+減產產量=總產量增量。下文中的三類主糧播種面積增量超過糧食總播種面積增量的道理相同。

　　[23]\[英\]拉吉•帕特爾：《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郭國璽等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

　　[24]袁越：《棉花戰爭》，《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37期。

　　[25]陳永福：《世界棕櫚油生產貿易現狀與中國棕櫚油進口增加的原因分析》，《農業展望》2007年第6期。

　　[26]紀志耿：《資源與親情雙重張力下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四川模式”及其挑戰》，《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27]紀志耿：《城鎮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調研——以西部農業大省四川為例》，《現代經濟探討》2012年第2期。

　　(作者系四川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四川大學黨委教師工作部副部長，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政經青年智庫”，原刊于《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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