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以修遠報告為代表的“農村西方宗教熱”觀點認為，西方宗教在我國農村地區，尤其在北方農村占主導地位;農村地區的一些結構性因素導致西方宗教更易于傳播。本文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了當代中國農村西方宗教的發展現狀。研究發現，從農村內部傳統宗教和西方宗教發展的對比來看，傳統宗教規模更大，整體上不存在西方宗教獨大的局面，只是由于兩類宗教的管理制度、組織方式和習俗特點的固有差異，西方宗教的可見度更高，造成了“農村西方宗教熱”的印象。從城鄉對比來看，西方宗教在信徒的規模及其增長、宗教實踐活躍度、組織化水平、對宗教重視程度等方面都沒有表現出在農村的熱度高于城鎮。從廣東與河南農村宗教的對比來看，前者以傳統宗教為絕對主導，后者是西方宗教與傳統宗教平分秋色。整體而言，“農村西方宗教熱”的說法是一個迷思而非事實。

　　【關鍵詞】農村宗教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　傳統宗教　西方宗教

　　一、現象與問題

　　近二十年來，“農村西方宗教熱”成為國內各界重點關注的話題之一。在此議題上影響最為廣泛的文獻莫過于修遠基金會所撰寫的一份研究報告——《西方宗教在中國農村的傳播現狀》(以下簡稱“修遠報告”)。該報告認為，以基督教(新教)為主體的西方宗教已經完全取代傳統宗教和民間信仰，成為我國農村占主導地位且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宗教。具體而言，首先，它認為西方宗教在農村宗教中一枝獨秀，基督教信徒在農村宗教信徒中占比高達95%以上，其中70%左右為地下基督教(家庭教會和邪教)，天主教則穩中求進。在北方農村，基督教信徒占總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長趨勢。雖然該報告給出了上述看似明確而具體的數字，然而通讀該報告，我們并沒有找到其數據來源和依據，因此也無法對其可信性和可靠性做出判斷。其次，在對現象的解釋層面，該報告認為“農村西方宗教熱”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我國農村人口在面對快速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時產生了旺盛的精神性需求，而傳統信仰在歷經新中國歷次運動之后已經支離破碎，加之基層政權也從私人精神生活領域撤退，造成了“信仰真空期”，擁有強大話語體系和組織動員能力的基督教因此得以在農村迅速興起。用社會學的話語來總結，即農村地區的一些結構性因素導致西方宗教的盛行。

　　修遠報告對“農村西方宗教熱”成因的分析與近年來興起的“宗教生態論”有相似之處，宗教生態論者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將基督教這類“制度性宗教”作為“宗教”，而將民間信仰這類“非制度性宗教”作為“封建迷信”，與民間信仰密切相關的鄉村自治組織及本土的佛教、道教也遭到牽連。于是，在歷次反封建迷信的政治運動中，鄉村自治組織(如宗族組織)和本土宗教遭受重創，基督教在農村發展的最大障礙被去除。在宗教生態失衡的背景下，基督教在改革開放后迅速占據了處于信仰真空狀態的農村社會。

　　上述觀點還暗含了政策取向。比如，有學者認為不能放任基督教崛起，應扶持傳統民間信仰，保護我國的“文化安全”。還有人認為，西方宗教是滋生邪教的溫床，應對其進行直接干預，禁止修建新的教堂，并拆除不合法的宗教活動場所，取締家庭教會?？傊?，這些建議都認為，西方宗教在農村發展迅猛，應予以控制。茲事體大，我們有必要對“農村宗教熱”的提法進行細致的研究。

　　無可否認，修遠報告的問題意識很敏銳，它提出了很好的問題，但它所給出的答案值得商榷，因為它的證據無法溯源。我們認為，在進行解釋和建議之前，該報告指出的“事實”仍有待檢驗。鑒于修遠報告未能提供可供重復研究的原始數據，本文將使用更為權威且已公開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的三輪數據來回答修遠報告關注的三個問題：第一，在農村內部，是否西方宗教比傳統宗教更熱?第二，在農村與城鎮之間，是否西方宗教在農村更熱?第三，我國南方與北方的農村地區是否存在宗教發展上的差異?

　　第一個研究問題主要辨析修遠報告所持的基本觀點，即傳統宗教在農村凋敝，西方宗教在農村一枝獨秀。我們將重點關注農村內部的宗教構成，尤其是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宗教與以佛教為代表的傳統宗教的勢力對比，回答是否在農村出現了基督教一教獨大的局面，是否農村的基督教徒更虔誠、更活躍。第二個問題是修遠報告及類似觀點的延伸，即“農村西方宗教熱”意味著農村的一些社會特征更利于西方宗教的傳播。針對這一觀點，我們嘗試去比較西方宗教在農村和城鎮的發展狀況，檢驗西方宗教在農村的發展是否比在城鎮更蓬勃、更迅速。第三個問題依然源自修遠報告，它在文中區分并比較了北方和南方“農村西方宗教熱”的地區差異，因此我們也對南北方農村的宗教發展狀況進行了比較。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西方宗教定義為基督教與天主教，將傳統宗教定義為佛教和道教。由于CFPS的宗教模塊調查的主要是五大合法宗教，故本研究沒有涵蓋修遠報告所提及的地下基督教、民間信仰等，但我們認為這對本文的結論影響不大。首先，修遠報告夸大了所謂的地下基督教的規模。它認為我國基督教徒已超過1億人，其中地下基督教占70%，也就是七千萬人。這一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我們在另一篇文章已經指出，我國基督教徒規模約為3997萬人，其中隱藏的基督教徒約占29%，約一千兩百萬人。其次，即便我們再退一步，接受修遠報告對地下基督教徒規模的估計，承認由于數據本身的缺陷漏掉了一些基督教徒，但這同樣無損于我們的立論，因為現有的調查數據并沒有把民間信仰的實踐者包括進來，而民間信仰者在規模上很可能比所謂的地下基督教徒的規模要大得多。因此，本文忽略民間信仰者不僅不會削弱我們的立論，即反駁“西方宗教在農村地區一教獨大”的提法，甚至還會強化我們的觀點;如果能夠把民間信仰包括進來，西方宗教在農村更不可能是一教獨大。

　　本文所使用的CFPS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社會調查項目，該調查具備科學抽樣、全國代表性、內容綜合性、樣本量大等優點，適合于分析中國農村宗教近幾年的狀況。同時，CFPS的追蹤性也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農村宗教信仰的動態變化。更重要的是，CFPS是公開數據，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同樣的數據對我們的結果進行復制檢驗。相較之下，前文提到的修遠報告并未給出其立論的數據來源，人們無從判斷其數據的可靠性。

　　二、農村傳統宗教與西方宗教的比較

　　我們首先將回應“農村宗教中是傳統宗教較熱還是西方宗教較熱”的事實性問題。具體而言，我們將分析農村信徒的信仰構成，比較農村內部傳統宗教和西方宗教在組織化水平、宗教實踐活躍度和宗教重視程度上的差異，以此評價西方宗教相較于傳統宗教在農村地區的發展狀況。

　　宗教發展最直接的表現是人口中信徒比例的構成。如果認為農村存在西方宗教熱，那么應該觀察到農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比傳統宗教信徒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高。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圖1顯示，在聲稱有信仰人群(大約占農村人口的13%)的信仰構成上，農村宗教以傳統宗教為主(約占3/4)，其次是西方宗教(約占1/5)，再次是伊斯蘭教和其他宗教(共占5%)。西方宗教的信徒比重只有傳統宗教信徒的1/4左右?？梢姡r村宗教仍以傳統宗教為主，西方宗教的傳播并非如一些學者想象的那樣泛濫。

　　不過，西方宗教信徒相較于傳統宗教信徒具有一些明顯的特征。

　　首先，西方宗教信徒的組織化水平更高。CFPS 2016顯示，農村西方宗教的組織化信徒比例為56%，傳統宗教僅為8.9%。也就是說，農村的傳統宗教雖信徒眾多，但組織松散，而西方宗教雖在規模上遠小于傳統宗教，但其信徒的組織化水平更高。不過，這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兩類宗教的管理制度和組織方式不同所決定的：組織化的傳統宗教信徒一般為神職人員(僧侶)，而大量在家修行的傳統宗教信徒(居士)即便虔誠也并不認為自己加入了宗教組織。西方宗教則不同，擁有組織成員資格并不需要成為神職人員(牧師)，只要注冊入籍或對某個教會擁有歸屬感，就能成為該教會的一員。

　　其次，在參與宗教實踐上，西方宗教信徒呈現出兩極分化。在圖2中，我們將符合所屬宗教習俗規定的信徒定義為“活躍信徒”：對傳統宗教，由于有農歷每月初一或十五“拜拜”的習俗，故將“燒香拜佛”頻率在“1月1次”及以上作為“活躍的傳統宗教信徒”的標準;對西方宗教，由于有“每周禮拜”的規定，故以“做禮拜”頻率在“1周1次”及以上作為“活躍的西方宗教信徒”的標準。我們看到，西方宗教活躍信徒的比重顯著高于傳統宗教活躍信徒的比重，前者為51.8%，后者為40.9%。但與此同時，在不參與任何宗教實踐的“完全不活躍信徒”一端，西方宗教的完全不活躍信徒比例也顯著更高，完全不活躍者在西方宗教信徒中的比重為23.8%，在傳統宗教信徒中的比重為12.1%。鑒于上述實踐頻率的兩極分化，我們也很難認為西方宗教信徒普遍比傳統宗教信徒更活躍。

　　其三，在對待信仰的態度上，西方宗教信徒比傳統宗教信徒更重視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圖3顯示，近2/3的西方宗教信徒認為“宗教很重要”，持這一態度的傳統宗教信徒則不到1/3，宗教信仰對西方宗教信徒的重要性顯著高于傳統宗教信徒。

　　經過對農村地區傳統宗教與西方宗教信徒的上述比較，我們看到，以佛教、道教為代表的傳統宗教在信徒數量上仍然是中國農村宗教的主流，其規模處于絕對優勢。但由于中西方宗教管理制度和組織方式不同，在信徒的組織化水平、宗教實踐活躍度和對宗教重視程度上，西方宗教要比傳統宗教更高。正是因為這些特征，西方宗教在農村的“可見度”更高，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進而給人們造成了“農村西方宗教熱”的印象。但若考慮到兩類宗教的管理制度、組織方式和習俗特點的固有差異，仍不足以證明西方宗教在農村的發展比傳統宗教更興盛。

　　三、西方宗教在城鄉發展狀況的比較

　　接下來，我們回應“農村西方宗教熱”的第二個事實性問題是，西方宗教是否在農村比在城鎮發展得更迅猛?對此，我們將以CFPS 2012、CFPS 2016數據為基礎，比較西方宗教在農村與城鎮的信徒比重及其短期變化。

　　圖4顯示，我國西方宗教的城鄉分布在2012年和2016年大致相似。從數值上看，2012年農村人口中信仰西方宗教的信徒比重比城鎮高0.5%，2016年城鎮人口中信仰西方宗教的信徒比重比農村高0.2%，這些百分比的城鄉差別并不顯著。就對應的人口規模而言，20世紀我國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但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到2010年左右城鄉人口已基本相當，而今城鎮人口已經超過了農村人口。因此，城鄉人口中，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相當，就意味著生活在城鎮的西方宗教信徒的絕對人數要高于農村。

　　從2012年到2016年的短期變化來看，也無證據顯示西方宗教在農村的發展比城鎮更快。首先，從2012年和2016年的截面(cross-sectional)變化來看，城鎮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增長了0.7%，而農村的信徒比重則沒有變化(見圖4)，可見，西方宗教信徒比重在城鎮的增長速度實際上要高于農村，而不是相反。其次，我們還可以采用另一個角度來研究信徒規模的縱貫(longitudinal)變化，即觀察同一批人在信教與不信教之間的信仰變動。借助CFPS的追蹤性，我們比較了城鄉同一批追蹤樣本在2012年至2016年間的信仰變化。對此，我們重點觀察兩類人群，一類是2012年信仰西方宗教，2016年卻聲稱不再信仰者，我們將其命名為“退出宗教者”;另一類是2012年不信仰宗教，但2016年又聲稱信仰西方宗教者，我們將之命名為“加入宗教者”，也可以理解為皈依者。圖5顯示，就西方宗教而言，城鎮退出宗教者的比例小于農村，而加入宗教者的比例則高于農村。如果將退出與加入兩者之差視為一種“凈增長”，城鎮西方宗教信徒的凈增長要快于農村，這也與圖4的截面比較結論一致。

　　上述證據皆表明，農村并沒有比城鎮更利于西方宗教的生長和發展，農村信仰西方宗教的人口比重并不比城鎮更高，也不存在數量更多的西方宗教信徒。而且，無論城鄉，西方宗教信徒都是人口中絕對的少數群體。在發展趨勢上，無論從截面變化還是從追蹤變化上看，雖然信徒比重在近期仍有所增長，但并沒有證據表明西方宗教信徒在農村的增長勢頭比城鎮更強勁，相反，城鎮的西方宗教信徒凈增長還要高于農村。

　　不僅在信徒比重和規模上西方宗教在農村的發展并沒有高于城鎮，而且從宗教生活的特征上看，也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西方宗教在農村比城鎮更活躍，或者農村信徒對信仰的重視度比城鎮信徒更高。

　　在宗教實踐活躍度上，城鎮的西方宗教信徒比農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更活躍。圖6顯示，在完全不活躍一端，城鎮不活躍信徒的比重(12.9%)顯著低于農村(23.8%);在活躍的另一端，符合每周做禮拜一次以上的活躍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在城鎮(63%)也要顯著高于農村(51.8%)。

　　從宗教實踐活躍度的變化來看，也無證據表明近年來農村人越來越熱衷于宗教活動。CFPS追蹤了西方宗教信徒從2014年到2016年間宗教實踐的變化。按宗教實踐的變化，我們將城鄉西方宗教信徒各分為三類人：實踐增加者、實踐減少者和實踐不變者。經比較發現，城鎮信徒做禮拜頻率增加者的百分比(19.1%)略大于農村(15.2%)，而實踐減少者的百分比(36.1%)略小于農村(37.8%)，這進一步肯定了城鎮信徒的宗教實踐活躍度要高于農村信徒。據此，我們很難認為農村西方宗教信徒更熱衷于宗教實踐，而且也無證據表明農村信徒比城鎮信徒越來越熱衷于做禮拜。相反，CFPS數據表明，城鎮西方宗教信徒的實踐活躍度要高于農村信徒。

　　從觀念的維度上，我們比較了城鄉信徒對宗教重視程度的差異。圖7顯示，城鎮信徒選擇宗教“很重要”及“有點重要”的比重都略高于農村，而選擇宗教“不重要”的比重則低于農村。由此可見，農村西方宗教信徒并沒有比城鎮的信徒更重視自己的信仰，反而是城鎮信徒體現出來的對宗教重視程度更高。

　　不過，在組織化的維度上，農村西方宗教的組織化水平(56.0%)要略高于城鎮(51.9%)，但這一比例上的城鄉差異在統計上并不顯著。

　　總的來說，通過上述對西方宗教信徒規模及其近期增長、宗教實踐頻率及其變動、對宗教重視程度、宗教組織化水平等多方位的城鄉比較，我們認為，農村西方宗教的發展既不比城鎮水平更高，也沒有比城鎮速度更快，且不比城鎮更活躍。因此，即便真的存在“西方宗教熱”，我們也很難得出“西方宗教熱”出現在農村而不是城鎮的結論。

　　四、農村信教狀況的南北比較：以河南和廣東為例

　　我國宗教的分布具有區域性的特點，接下來本文將比較我國南北地區農村宗教的發展差異。在CFPS中，廣東與河南是兩個具有省級獨立代表性的子總體，我們以這兩省作為南北方的代表，分析農村宗教發展的區域差異。我們的數據表明，宗教的發展在不同地域的農村之間存在極大的差別，從廣東與河南的比較可見一斑。

　　首先，在信徒比重以及信仰構成上，廣東和河南農村的宗教與全國總體情況存在較大差異。圖8顯示，廣東農村的傳統宗教信徒占農村人口比重為16.6%，遠高于河南的7.5%，西方宗教的狀況則相反，廣東僅有0.5%的農村人口信仰西方宗教，遠低于河南的8.1%，經統計檢驗，兩省上述差異顯著。若進一步分析兩省農村的宗教構成，廣東農村信徒是以傳統宗教信徒占絕對主導(95.7%)，河南農村則是西方宗教信徒與傳統宗教信徒平分秋色，分別占50.9%和47.4%?？偟膩碚f，廣東農村的傳統宗教信徒比重、河南農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比重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宗教構成的差別也影響了不同地域可見的宗教實踐活躍度。圖9顯示，在西方宗教實踐上，兩地的活躍信徒比重相差無幾，廣東農村的完全不活躍信徒比重(33.4%)高于河南(19.1%)，但可能由于廣東的西方宗教信徒數量較少，上述差異在統計上不顯著。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雖然廣東農村西方宗教信徒占比很小，而河南該比例較高，但兩地西方宗教的實踐活躍度是相似的。在傳統宗教方面，廣東農村的活躍信徒比重(63.9%)高于河南(53.8%)，而完全不活躍信徒比重(2.4%)則顯著比河南更低(9.0%)。這表明，廣東農村的傳統宗教信徒的實踐活躍度可能更高一些。

　　在組織化水平上，廣東和河南農村的宗教組織發展也有很大差異。如圖10所示，廣東農村宗教組織成員僅占農村總人口的0.4%，而河南農村宗教組織化程度則顯著較高(4.1%)，但這很可能是由宗教構成不同所導致的。我們看到，兩地的傳統宗教組織化程度都不高，而西方宗教組織化程度都較高，由于廣東農村以傳統宗教為主，河南農村以西方宗教居多，因此可以認為兩地宗教組織化水平的差異主要來自宗教構成的不同。

　　總之，若以廣東和河南粗略代表南方、北方農村宗教發展的興盛之地，我國南方農村宗教的特點是傳統宗教占主導地位，而北方農村宗教的特點是西方宗教呈興起之勢，這與修遠報告的一些描述較為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河南農村西方宗教的發展遠高于全國農村的平均水平，如果僅以河南農村為例將“農村西方宗教熱”的結論推廣至全國農村，則無論是從方法上還是從事實上都是不正確的。當然，就西方宗教在北方農村的發展比南方興盛這一點，其具體原因和區域內部差異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五、討論與結論

　　在過去二十年里，學界對“農村西方宗教熱”有過諸多探討，或是探索引發這一現象的原因，或是推測這一現象的后果。無論是哪種取向，這些研究都隱含“農村西方宗教熱”是無須加以確認之事實的結論。但本文認為，“農村西方宗教熱”的說法本身需要斟酌。實際上，“宗教熱”本身是相對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宗教凋敝而言的。改革開放后，帶有極左色彩的宗教政策被糾正，宗教活動開始恢復正常。若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算起，我國宗教信徒的人口比重并沒有太大的提升。“宗教熱”的提法往往意味著宗教的發展有些過度，需要降降溫。但到目前為止，多個權威抽樣調查表明，我國聲稱有宗教信仰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百分之十幾，宗教在我國仍然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只不過相較于從前宗教一度在社會生活中銷聲匿跡，現在它的能見度確實有所提高，因而“宗教熱”的提法是否嚴謹值得探討。

　　“農村西方宗教熱”的說法認為，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宗教在我國農村的發展超越了傳統宗教，以至于在農村出現了一教獨大的局面。誠然，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在我國發展迅猛，根據“19號文件”、第二次“宗教白皮書”和最新的研究，我國基督教徒人數從1982年的三百萬人增長到2018年的近四千萬人。但是，基督教的發展有地域上的差異。在局部地區如河南農村，它已經成為第一大宗教，但從全國范圍來看，就規模而言，其發展仍遠不如傳統宗教。那些認為西方宗教在農村已經一教獨大的觀點顯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且即使在河南農村，西方宗教與傳統宗教的規模也相差無幾。造成“西方宗教在農村更熱”這種認知偏差的原因或許是西方宗教比傳統宗教在農村更為“可見”，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兩類宗教的管理制度、組織方式和習俗特點的固有差異所致。

　　“農村西方宗教熱”的說法還暗示了農村的社會環境相較于城鎮更有利于西方宗教的發展，但本文的數據分析并不支持這一觀點。通過對比城鄉之間信徒規模及其近期增長、宗教實踐頻率及其變動、宗教組織化程度和對宗教的重視程度，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宗教在農村的發展既沒有比城鎮水平更高，也沒有比城鎮速度更快。在西方宗教信徒的凈增長等方面，城鎮甚至還要高于農村。隨著我國城市化的推進，西方宗教在城鎮的發展反而更值得關注和研究。

　　綜上所述，有關“農村西方宗教熱”的提法有待商榷。首先，宗教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依然處于邊緣地位。其次，盡管西方宗教的主要代表——基督教過去四十年里在中國發展迅猛，但是整體而言還是弱于傳統宗教。所謂“西方宗教在農村地區一教獨大”的認識完全不符合事實。西方宗教在農村的發展也并沒有比在城鎮更興盛。簡言之，“農村西方宗教更熱”的說法，與其說是一個事實，不如說是一個迷思。

　　吳越：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張春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盧云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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