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占少華(Shaohua Zhan) and Ben Scully 來自: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8, VOL. 45, NOS. 5–6, 1018–1038

　　編者按

　　在19-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看來，土地問題是界定“農民問題”的核心。作為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不僅曾是農民劃分階級的重要依據，而且也使得農民具有兩重性，小生產者的保守性和反抗壓迫的革命性。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是例外)大多認為農民問題將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解決，前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農民變成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到那時，一起尋求社會主義的解放。盡管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也有不同意見，但這樣的設想相當普遍，它是一種線性發展觀的產物。

　　到了20世紀70年代，阿瑞吉等馬克思主義者分析了非洲的“半農半工”的現象，他們稱之為半無產階級。當然他們發現：半無產階級有利于資本減少勞動力成本，有利于資本的積累。從這時候開始，有些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質疑線性發展觀，不認為發展中國家會重復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徑，不認為勞動者將從半無產階級過渡到無產階級。著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家，非洲學者阿明指出，壟斷資本主義在世界體系中心和邊緣有非常不同的剝削方式：邊緣地區是原始積累的重災區;半邊緣地區經歷了“依附性的工業化”。非洲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農政學家薩姆•莫約(Sam Moyo)則指出，在廣大的亞非拉，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區和半邊緣地區，資本積累都有“外向性”，而這種外向性則造成了這些地區“半無產化”這一永久性(permanent)特征。在這些地區，小生產者雖然去城市打工，然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無法完全吸收他們。對半無產者的超級剝削——包括沒有納入市場部分的剝削——給資本帶來超經濟的貢獻。資本總是尋求把社會再生產的成本轉嫁給勞動者本身[1]。與此關聯，南非學者本•卡森(Ben Cousins)指出, 圍繞社會再生產的矛盾和斗爭是反抗資本主義斗爭的關鍵，與生產領域的斗爭有同等重大的意義[2]。

　　回到中國的情境：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半無產者”?他們與土地的聯系是否讓他們延續了某種小農的保守性?請大家閱讀下面占少華 和本•斯伽利(Ben Scully)合著的文章。相信這篇文章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與時俱進地討論土地對于今天“半無產者們”的意義。

　　占少華，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者，著有The Land Question in China: Agrarian Capitalism, Industrious Revolution, and East Asian Development (2019)。本•斯伽利(Ben Scully)，南非金山大學(Wits University)社會學者。

　　作者|占少華(Shaohua Zhan)、Ben Scully

　　譯者|侯解

　　責編|侯怡 大明

　　排版 | 童話

　　‘家’--印度農民工遙遠的夢，印度，德里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農業生產者與土地的分離、一個“自由”勞工階級的形成，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標志。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南非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發現，實際情況與這個關于完全無產化的理論假設完全不同。相反，農村勞動力在農村與城市資本主義部門之間往返流動，形成了一個“半無產化農民”階級。他們同時需要工資收入和非工資收入才能維持生計（Arrighi 1970）。為了解釋這個異常現象，Harold Wople等人提出了一個半無產化理論：在半無產化的條件下，農村居民需要結合農業收入和工資收入才能維生。這種狀況對資本是最有利的，因為農業收入補貼了勞動力再生產的部分成本，使雇主只需支付更低的工資(Burawoy 1976; Meillassoux 1972; Wolpe 1972)。

　　在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半無產化理論被用來解釋種族分離和移民控制措施。它強調種族隔離法律通過阻止黑人在城市定居，將他們維持在半無產化狀態而服務于資本。一些學者認為種族隔離制度與中國的戶口制度類似，因為后者同樣控制著人口流動和定居(Alexander and Chan 2004; Harrison and Todes 2015)。還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有意識地維系著半無產化的農民工制度，并強調“Wolpe的理論內核同樣可以應用于當代中國” (Alexander and Chan 2004, 621)。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與他的合作者們認為中國與南非不同，因為南非有“剝奪式積累”的歷史(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指殖民者大量圈占黑人土地)，這一積累方式阻礙了南非的發展。而在中國，這種剝奪并沒有出現(Arrighi, Aschoff, and Scully 2010)。這一論斷建立在Gillian Hart對東亞(尤其是中國大陸和臺灣)和南非的比較研究基礎上。Hart(2002, 209–10)指出，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是以大規模的土地再分配為前提的，并沒有將農民-工人(peasant-workers)驅逐出自己的土地。中國的農民-工人因為有土地而可以得到一份“社會福利工資”(social wage)。

　　關于半無產化的這一爭論將人們對土地和農村經濟的關注引向了對農民工和農村居民生計的關注。農業收入在補貼了城市資本主義生產的同時，也為農民工及其家庭提供了一種生計來源。農地和農村經濟的雙重功能——為資本補貼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和為農民工提供生計保障——是同一進程的兩個面向。它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并維系了一支靈活的農民工勞動力大軍。然而，關于半無產化的文獻盡管認同這雙重功能，卻傾向于強調土地對資本的補貼功能。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兩個國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自1986年解除人口流入限制、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后，南非不再對人口流動或城市化實行法律強制限制。在中國，不僅農民工可以攜家帶口進城，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鼓勵或強制農村居民和農民工進城定居。然而，兩個國家的半無產化趨勢都沒有出現弱化。1994年以后，南非半無產化的流動勞工體制繼續延續著，在一些部門這一體制甚至擴大了(Hendricks, Ntsebeza, and Helliker 2013; Scully and Webster 2018)。在中國，農民工不愿意進城定居，并反對放棄土地——因為這會讓他們徹底無產化(Andreas and Zhan 2016; Chuang 2015; Zhan 2017a; Zhang 2015)。

　　我們認為，今天半無產化理論的關鍵命題已經不是農村經濟如何補貼了資本主義生產，而更多是在一個就業日益不穩定、土地掠奪大范圍發生、資本主義大肆擴張的時代，農民和農民工家庭是否還能保留住一塊土地。盡管農業收入依然在補貼資本主義積累，然而，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城市資本越來越“自由”，不需要通過將農民工束縛在土地上的方式來降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例如，由于非正規經濟的發展，資本可以依靠城市的非正規就業部門來靈活地獲得廉價勞動力。這也是為什么在過世二十多年中，大資本和包括南非、中國在內的南方國家可以大規模地進行土地掠奪，將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和農民工驅逐出土地的原因之一(Edelman, Oya, and Borras 2013)。同時，土地對于農民和農民工生計保障的重要性卻在不斷增加。我們在南非和中國的研究發現，農民工往往將土地權利視為失業、工傷和其他災禍后的安全網。因此，盡管討論半無產化理論的學者們有必要繼續關注土地的補貼功能，但更需要的是關注土地對農民生計保障的重要性。

　　……

　　在南非和中國，農業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斷下降。2015年，僅16.9%的南非家庭從事農業生產(Stats SA 2016, 61)，農業收入僅占其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一小部分。2015年，在中國農村家庭平均年收入中，農業收入僅占27.6%，工資收入和非農產業收入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占52.1%(NBSC 2016c, 287)。

　　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既然農業收入如此低、對家庭收入的貢獻如此小，為什么農民工不愿意放棄土地和與農村的聯系?要理解這個矛盾，就需要把注意力從現金收入上轉移到勞動條件和生計策略上，從農民身上轉移到半無產者身上。如亨利•伯恩斯坦(2007, 28–29)所提醒的，“在討論‘農政的勞工問題’(agrarian question of labor)時，需要重新評估土地的重要性，因為當代資本主義無法為南方國家人數眾多的貧困勞工提供充足的、有保障的就業機會。”

　　我們的研究發現，土地為半無產者及其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生計保障，也使他們的就業可以更靈活。擁有一塊土地可以減少生活成本，讓農民工可以使用農村社會資源，同時還是他們失業、生病、工傷期間的安全網。此外，中國的小規模農業和農村的非農產業(在南非這些機會更少)可以為一部分農民工(注：特別是年紀相對較大的)提供城市打工機會以外的其他就業選擇，盡管這些就業機會并不能替代城市打工機會。

　　半無產化工人同樣也會努力爭取在城市的工人權益，對于大部分工人來說，城市里的工作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中國的勞工學者擔心農民工的半無產化狀態會減少他們的抗爭行動（Lee 2007; Pun and Lu 2010），但與南非對比就會發現，這種擔憂是沒有根據的。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南非的移民工人是在爭取平等就業和平等公民權利的斗爭中最活躍的一股力量。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這些抗爭——經常有移民工人卷入其中——又開始增加。到2007年，這類抗爭的數量已經超過了種族隔離時期的最高峰。2012年，一波新的抗爭浪潮在馬里卡納(南非西北省)大屠殺前后達到頂峰(Alexander 2013; Schierup 2016)。【編者注：2012年8月，英國公司在南非的鉑礦工人舉行罷工，罷工期間警察開槍射殺罷工工人，10人死亡，78人受傷。】

　　在中國，農民工同樣是過去十年工人罷工事件中的主力(Chan and Selden 2017)，每年群體性勞資爭議有幾十萬起。盡管其中有多少是農民工發起的還不清楚，但毫無疑問他們占到相當大的比例。當下的經濟下行激發了更多的勞資沖突。群體性勞動爭端的數量從2007年的325,950件增長到2015年的813,859件(NBSC and MHRSS 2016, table 8-1)。在與雇主和政府的協商中，當他們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時，農民工會罷工，并走上街頭。富士康，世界最大的電子制造公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自2010年以來，富士康在中國的工廠中反復爆發工人罷工和抗議，還發生了臭名昭著的工人連環跳樓案(Chan, Pun, and Selden 2013)。

　　總結而言，南非和中國的半無產階級既為保有土地而抗爭，也為勞工權益而抗爭。城市的工資收入是他們家庭收入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城市打工機會的不穩定性促使他們為保有農村土地而抗爭。因此，從半無產者的角度來說，圍繞土地的抗爭也是更廣泛的勞工抗爭的一部分。就當代的勞工運動而言，這意味著城市工人運動和農村居民、農民工對土地和住房的抗爭運動有聯合的可能性。

　　結        論

　　南非和中國有著非常不同的歷史，在土地、人口流動、發展歷史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但兩個國家的比較有助于我們理解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關于完全無產化工人的狀況一定比半無產化工人好這種傳統觀點是不對的。隨著就業的非正規化、不穩定化，資本支付給大部分無產化勞工的工資都無法使其完成勞動力再生產。在南非和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城市貧民既沒有穩定的工作，又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障，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處境比有土地的半無產化工人更糟糕。

　　第二，半無產化工人之所以要保有土地權益和與農村的聯系，一個重要原因是要保障自己的生計，因為城市就業已經越來越不穩定。因此，他們會在土地被剝奪時毫不猶豫地為爭取土地權益而斗爭。南非和中國為了推動農業、礦業、房地產業的發展，正在發生越來越多的土地掠奪，因此兩國的土地抗爭都在不斷上升。這些圍繞土地的斗爭應當被看做更廣泛的勞工斗爭的一部分，因為這些斗爭之所以會發生，至少部分原因是對城市就業不穩定的回應。

　　最后，中國的農村土地對于勞動者家庭收入、就業的重要性遠遠高于南非。農業和農村的非農產業吸納了2.5億農村人口的就業。假如這些就業機會因為土地集中或土地征收而消失了，中國的失業率會提高到與南非一樣的水平(約30%)。這不僅會影響農村居民，還會產生更廣泛的負面影響。因此，要解決失業及其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我們不僅需要關注城市勞動力市場——政策制定者已經對這一領域給予了足夠多的關注，還需要關注農村的勞動力密集型就業，這個領域目前受到的關注還太少。穩健的農村經濟也有利于勞動力市場上的半無產者，因為這可以為他們在農村地區提供更多的就業選擇，而不是被迫到城市去務工。

　　參考資料：

　　[1] 參見：嚴海蓉. 2015. “萬隆會議留給我們什么?——談中國在非洲，兼批大衛·哈維的西方中心主義”, 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68; Sam Moyo, Paris Yeros, Praveen Jha. 2012.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181–203,

　　https://doi.org/10.1177/227797601200100203

　　[2] Ben Cousins,Alex Dubb,Donna Hornby &Farai Mtero, 2018. “Social reproduction of ‘classes of labour’ in the rural areas of South Africa: contradictions and contestation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5-6): 1060-1085, https://doi.org/10.1080/03066150.2018.148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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