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2期。】

　　【內容提要】推進農業產業化是當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減貧的重要手段。許多學者關注了農民在產業流通領域受到的利益壓榨，提出農戶“縱向”合作的需要。本文以涼山彝族自治州苦蕎產業發展為例，由生產與流通面向切入，討論農業產業化對農村發展的影響。論文以民族志的形式呈現農業產業化的具體實踐、當地的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分析苦蕎產業的收益分配，各方力量對市場利益的爭奪。其中涉及了意識形態、政府政策、本土家支組織、全球化經濟體系在經濟過程的角色。研究表明，農戶的困境不僅來自市場結構下工商資本的利益侵占，同時也有家庭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局限性。農業生產的“橫向”合作是必要的。

　　[關鍵詞]涼山彝族農民    貧窮    苦蕎產業    農業轉型

　　2015年8月，涼山彝族小學生木苦依伍木寫的作文《淚》在網上熱傳，被網友稱為“最悲傷的作文”。 父母的相繼病逝讓木苦依伍木姐弟仨成了孤兒。作文以簡單平實的語言傳遞了女孩心底無盡的悲傷：“飯做好，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課本上說，有個地方有個日月潭，那就是女兒想念母親流下的淚水”。20世紀90年代以來，涼山的貧窮、毒品、艾滋病、孤兒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問題，“最悲傷作文”的出現重新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涼山彝族貧困問題的關注與熱議。中國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末如火如荼地開展扶貧運動，對“老少邊窮”地區投入數額巨大的扶貧款。可是為什么涼山今天還是貧窮落后，原因在哪?如今政府更是提出了“全面消除貧窮”的決心與目標，檢視貧窮問題尤顯其現實的意義。

　　一、貧窮的解釋與反貧窮策略

　　在“最悲傷作文”的熱傳期間，一些人通過網絡發表議論，認為涼山彝族農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貧窮的根源，他們思想閉塞、不思進取、不重視教育，國家的幫扶徒增了他們的依賴性。這種文化本質主義言論遭到了另一些人在主流媒體上的撰文批評。文化不是固定不變的，差異亦非先天性，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強調教育脫貧的重要性，提出應該加大教育投入來提高人口素質，讓居住在地理相對隔絕的彝族農民群體盡快適應主流的市場經濟文化，最終完成現代性轉型。(吳顯昆，2015;侯遠高，2015)在這種論述中，市場制度不被反思，卻往往被看作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貧窮被認為是“人”本身的問題，是文化調適的問題，那么扶貧就要通過教育來提升個體競爭力以獲得發展機會。這種由文化和個體因素來解釋人群生存狀況的論述不在少數，如“當前農村的貧困問題的根本與關鍵不是收入與就業問題，更非農業問題，而是觀念和文化問題，最終是教育問題”(賀雪峰，2016)。在涼山地區流行著一種類似的對貧窮的解說：“彝族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一步跨千年，人的思想觀念還很落后，文化素質低，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所以窮”。這一帶有進化論色彩的話語所輸送的信息是，彝族的貧窮是由于自身社會文化發育不良，經濟能力缺失的結果。這里面，知識、文化差距與貧富差距被置于理所當然的因果關系中，其邏輯與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是一致的：收入差距反映了個人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這樣的敘事合理化了貧富差距問題，卻回避了從政治經濟制度層面對貧窮的檢視。

　　雖然山區少數民族被放在了“落后”的進化序列，但政府同時認為通過扶持和發展，其落后的狀況是可以改變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將市場作為了“關鍵性的資源配置手段”。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中，一個人的貧窮是市場競爭力弱從而市場參與度不夠所造成的，那么政府扶貧要做的是創造條件以推動他們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事實上，為山區農民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推動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已成為扶貧工作的重要一項。(《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15)在涼山州，勞動力作為資源輸出成為地方重要的產業。(《我州118萬多農民工掙回160億多元》，2016)由此，彝族農民在市場中的一個主要角色是為城市工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并成為工業部門靈活調動的勞動力儲備。(劉東旭，2013;吉吉衣石，2013)他們的另一個角色是為工業提供原料。1979年的農業改革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之前的集體農業，形成了農村社會小農經濟的局面。然而個體小生產日益顯現其局限性，農村經濟增長低緩。政府亦將小農生產看作農業發展的障礙，決心以現代化農業改造小農經濟。通過龍頭企業來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被作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即將分散的農戶生產與加工、銷售進行縱向整合，以此為農戶帶來市場機會，讓農戶從商業種養中增收，從而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998;《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2001)。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開始扶持龍頭企業，截至2013年，龍頭企業已有12萬家，40%的農戶為之覆蓋。(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統計局，2014：241)引入市場往往被看作促成經濟活力的通途，然而作為原料的提供者，農戶是否可以與企業實現雙贏?依靠市場經濟的手段能否脫貧致富?還是會進一步讓財富分配不平等，加大貧富分化?

　　“公司 + 農戶”模式的實質為資本主義生產與非資本主義生產的聯結(articulation)，其聯結機制往往是市場紐帶。許多研究表明，在聯結關系下，資本主義生產獲得了所需求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保證了資本的連續積累，然而家庭農業經濟發展卻受到了結構性的抑制，陷入低度發展。(Foster-Carter， 1978;Wolpe， 1980;柯志明，2003)潘特(Painter， 1986)在對秘魯南部的研究中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與前資本主義生產在市場交換中的結構性不平等關系：由于小農經濟產品投入的勞動時間必然多于高生產力的工業化生產產品，而在市場競爭下，小農產品價值卻只能向工業化產品的勞動時間看齊，換言之，小農經濟產品投入的勞動大，實現的價值小，而工業化產品則相反，因而兩者在市場交換之下，其發展差距不斷擴大，農民日益貧窮。另一方面，一些學者指出，家庭農業生產的存在事實上成了工商資本支付低水平的雇工工資和農產品價格的基礎，因為家庭農業的保留使得農民可以通過消費自身的農產品來彌補收入的不足，從而維持了勞動力的再生產，換言之，在半工半耕的經濟結構下，資本主義經濟對農民勞動力的剝削更為深重，與此同時，農業勞動時間被貶值。(伯恩斯坦， 2011：142;Bernstein， 1977：72;Goodman， 1981：78)在資本主導的農業發展模式下，農戶不僅在農產品市場受到工商資本的利益壓榨(鐘真、孔祥智，2010;鄭風田，2011;武廣漢，2012;黃宗智，2012)，他們同時還承受不斷提高的農資成本，加之近些年農地流轉速度加快，農戶生存空間日益受到擠壓，呈現被擠出農業生產的趨勢(黃瑜、郭琳，2015;陳航英，2015;嚴海蓉、陳義媛，2015)。

　　以黃宗智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對家庭農業持樂觀態度，認為當前高附加值農產品市場的出現為家庭農業帶來了發展的契機，強調市場機遇最終可以促成農業的經濟活力，政府努力的方向應當在于減少中間環節對利潤的盤剝，由扶持龍頭企業轉為扶持農戶，推動農戶合作組織開展自身的“縱向一體化”農業經營。(黃宗智，2006，2016)黃宗智的觀點和上述的聯結理論(articulation theory)均著力分析了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在流通交換中的分配問題，然而家庭農業在生產領域面臨的困境卻沒有得到關注。如一些學者提出個體農業生產缺少組織化的協作與分工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胡靖，2003，2015);缺乏必要的公共設施及相應管理如大倉庫、晾干設施等，使得家庭農業更多地受制于工商資本，農產品也因此容易降低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馮小，2015：74);單家獨戶的家庭農業在生產風險面前更顯其脆弱性;分散經營的家庭農業在逐利的商業種植中帶來環境發展可持續性問題(張慧鵬，2016);等等。顯然，制約小農經濟發展的因素不僅在流通領域，還有其本身在生產組織結構上的諸多固有的內在弱點。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到，在今天資本主義成為支配性力量的社會形態下，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互動關系以及小農經濟的命運成了關注和爭論的核心，與其緊密相關的是農民的生存境況。本研究討論的問題是，什么因素制約了小農經濟的發展?當前主推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業產業化給農村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最終的問題是，中國農業發展往何處走?本文以涼山州苦蕎產業發展為考察對象，由生產和流通的面向切入，以民族志的形式呈現農業產業化的實踐，當地的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分析苦蕎產業的收益分配，各方力量對市場利益的爭奪，在此基礎上，討論涼山彝族農村地區的貧窮與發展。論文同時涉及了意識形態、政府政策、地方家支組織、全球化經濟體系在經濟過程的角色。論文的討論基于筆者于2013年—2016年期間在川、滇的大、小涼山地區為期16個月的多點田野調查資料。

　　二、歷史背景：涼山彝族社會的農政變遷

　　大小涼山位于四川南部與云南北部的交界處，屬青藏高原與云貴高原的過渡地帶，境內多為高原丘陵山地。該地區是今天涼山彝族(自稱“諾蘇”)的主要聚居地。涼山彝族大多居住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山谷地帶，傳統生計為旱地農業與畜牧結合。我初次到涼山是在冬天，所見盡是高山深壑、層林孤村。村落附近的半坡上斜掛著一塊塊人工開墾的黃土地，這些土地在開春后會種上當地主要糧食作物苦蕎。當地人稱苦蕎為蕎子，彝語為“額”(mgep)。苦蕎抗寒、耐旱、耐貧瘠，是能夠適應當地高寒山區環境為數不多的糧食作物，它與清代傳入的馬鈴薯和玉米共同構成了今天涼山彝族地區的三大作物。在高山區，苦蕎與馬鈴薯、燕麥輪作;在中山區，苦蕎則與馬鈴薯、玉米輪作。林耀華先生在1943年率團到涼山腹地考察，回來后在他的著書中對當地苦蕎的“火耕法”作了介紹(2003[1947]：58)。這種燒山肥地、隨手撒播的耕種方式后來逐漸為新政府糾改。傳統上苦蕎是涼山彝族的重要口糧(朱圣鐘，2006)，但由于農具簡陋、出產低，過去蕎面并非人人可以均等享用：“娃子出力氣，黑彝吃籮篩粑粑”(嚴汝嫻、劉堯漢，1984：95)。并且，苦蕎還是彝族社會的禮儀物品，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重要的文化地位。當本土學者嘉日姆幾博士得知我要做苦蕎的研究，稱苦蕎之于彝族就如同魚骨架之于魚，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撐了人們生老病死的各階段。因而，由苦蕎切入可順其脈絡了解彝族社會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

　　在1956年的民主改革前，涼山彝族社會主要由各黑彝家支割據統治，這些黑彝家支之間多為競爭對立狀態，冤家械斗不斷，他們以家支組織和習慣法維系內部嚴格的血緣等級秩序。(《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編寫組，1982：131-155)家支被認為是具有共同祖先的父系紐帶血緣群體，分屬各黑彝家支的農民沒有遷徙的自由，他們一部分人對主人是交租納貢服勞役的關系，還有出人出力“打冤家”的義務;另一部分人則人身完全被占有，被迫終年為主人無償勞動。(《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編寫組，1982：91-130)20世紀50年代新政府的社會歷史調查資料顯示，涼山彝族地區70%的土地為占人口總數7.4%的奴隸主階級占有(包括90%的黑彝及2%的富裕白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1957：29，附頁;伍精華，2002：111;秦和平，2009)奴隸制生產方式以及家支之間的冤家械斗嚴重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始于20世紀初的鴉片商業種植卻進一步強化了奴隸制度。(潘蛟，1987)有關涼山奴隸階級生存狀況的文獻很多，今天我還能在田野中聽到一些當事人的回憶：

　　如果交不起地租，明年要翻倍，再交不起，兒子姑娘就會被拉走到主人家做娃子(意思指鍋莊奴隸，即呷西)。

　　我父親給劉家放牛，劉家管飯。就跟現在的打工一樣，只是過去不給工錢，只管吃的。把洋芋和圓根切成小塊一起煮了吃，蕎面吃不上。有時活太重，或早上起不來，主人家會給一點鴉片，抽了就有精神去干活。不聽話要打罵。很難逃跑，到處是他們家支和跟他們家支開親的人。

　　民主改革的核心是解放奴隸、廢除奴隸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秦和平，2009)顯然，新政府對涼山彝族社會的改造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進行的，即改造舊有的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消除不平等。與此同時，黑彝家支的政權功能被廢除，確立了“以奴隸群眾為主體的統一的基層人民政權”(伍精華，2002：149)。在新政府看來，家支組織雖然起到對外御敵、對內部成員扶助的作用，但它同時也維系了奴隸制生產關系和社會等級制度。隨著，家支組織對個體的控制力量被削弱，人們的生產生活事務轉由大隊、公社等集體單位進行組織和管理。(鄭成軍，2000;張德元，2003)在我的田野調查當中，75歲的老黨員巫嘎和86歲的洛嫫在民改前是奴隸，她們至今懷念公社化時期“當家做主”的尊嚴和“光榮”：

　　以前生活條件沒現在好，現在吃的不愁了，但以前精神生活好，光榮，在隊里說話有分量，在家里地位也高。我經常教育孩子，黨員的后代要帶頭做好，我們家現在7個孩子從沒有吸毒販毒。

　　過去我們非常受苦受難，共產黨來了解放了我們。后來我還當上組長、生產隊長。我有一次看到張家的人在地里干活偷懶(張家以前是敘事人的主人家——筆者注)，遠遠聽見他吆牛的聲音，等我走近后卻發現他在草地上躺著，牛在旁邊吃草，只是他嘴里在吆喝，讓其他人以為他在干活。我就批評了他，以前都是他們罵我們。

　　在農業生產上，新政府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開始著手對涼山地區的發展扶持工作，“傳授新農技、加強農田基礎建設、植樹造林、開展生產組織合作化、實施救濟……等等”(張望，2005)。1956年成立合作社，1958年擴大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大規模生產協作、有組織的分工合作適應了農業自身特點的要求，它的社會化經營方式(與其他部門包括農業內部各部門的分工協作關系，如工農聯盟、農技服務系統)，顯示了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優越性(Bramall， 2008;金寶瑜，2006)。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種組織形式下，兼顧了社會公平。(Bramall， 2008)此外，在對資源的開發利用上集體經濟也顯示了組織化勞動和管理的優勢。在我調研的幾個彝族村落，當地大部分平壩耕地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辟出來的。涼山地區山體連綿，在山巒之間有一些很小的盆地，當地稱壩子。根據當地老人的敘述，這些壩子過去是爛泥巴，或是季節性被水淹著，不能種莊稼。50年代政府組織了村民去挖溝、修渠、排水、整地，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壩耕地。“過去我們祖先住在山上，壩子開發后就搬下來住了。”

　　不少老人依然記得以前生產隊的口號：“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帶子，山腳穿襪子”。“戴帽子”指保護森林，綠油油的;“拴帶子”指堰渠通水;“穿襪子”指土地改造，搞條地溝，把幾個大隊的溝連在一起。

　　平壩耕地的開發擴充了耕地，成為今天的基本農田。“到1978年，全州建穩產、高產農田35萬多畝，有效灌面38萬畝，噴灌6萬多畝。” (涼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編撰委員會，2002：1295)集體經濟時期涼山州社會經濟逐年增長(詳見表1)。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農村在地工業被提倡，鼓勵社隊企業利用本地資源、集中農業剩余發展加工業和小型工業。1970年全國社隊企業共實現產值66.6億元，到1978年，產值493億元，吸納了2800多萬農村工人，近30%的公社和大隊收入來自于社隊企業。(潘維，2003：70-71)這是吸納農業富余勞動力、縮小城鄉差距、地區經濟不平等的有力舉措。(邁斯納，2005：332-333)

　　1979 年的農業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國家對農業的投入減少(楊藍舉等，1999：75)，經濟重點轉向了發展城市和工業，農村增長低緩，城鄉差距拉大，青壯年農民涌向城市尋找發展機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三農”問題突出。大量農田灌溉系統因得不到維護而遭淤塞損壞(Vermeer， 1997;Hinton， 2006)，土地灌溉面積持續縮減(陸學藝，2002：5-6)。土地細碎化和個體化經營制約了生產力的提高，外出打工造成了家庭勞力的不足，農田產出依靠大量的化肥農藥，帶來了環境健康問題(Smil， 2004;Lora-Wainwright， 2009)，這一系列問題使得農業發展的基礎進一步惡化。

　　經濟基礎的變革同時影響了村落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化。集體經濟組織解散后，涼山彝族農民轉向了尋求家支和鄰里的互助合作，以至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小涼山地區出現了一股搬遷潮，人們通過相互調換土地的方式，與自己的家支成員聚居在同一村子，形成了今天以一個或少數幾個家支構成村落主體的局面。(蔡富蓮，2008)通過聚居和家支聚會，村民增強了本家支的力量(蔡富蓮，2008)，得到了必要的生產支持、加強了社會保障及相互間的利益維護(陳業強、陳浩，2015)。然而，傳統血緣政治力量的恢復和加強同時也帶來了其他的問題，甚至呈現為一種倒退。血統等級婚姻和習慣法仍被遵循(嚴文強，2008：88-144);出現了以家支為紐帶的販毒運毒團伙，放高利貸，強勢家支掌控村落政治事務和利益分配(許恒，2010：38-45);以前的奴隸家庭因為沒有家支而不得不投靠過去的主人家支以求得被接納和保護(馬爾子，2013[1999]：58-59;蔡富蓮，2008;嘉日姆幾，2010);以家支為紐帶的工頭制度使得企業得以順利實現以靈活雇工的方式獲取廉價的彝族勞工(劉東旭，2013)，廣大彝族農民成了工頭組織“新的干活奴隸”。從我的田野觀察來看，彝族工頭已經成為當地的新富，并往往憑借經濟實力讓自己或家支的人當選為基層干部，從而影響了地方的政治權力形態。

　　三、苦蕎龍頭企業的興起與產業化推進

　　涼山彝族自治州總人口487萬，其中彝族人口245萬。全州耕地面積623萬畝，苦蕎常年種植面積在90萬畝以上(《涼山彝族自治州志：1991～2006》，2011：676)，年產量10萬噸。苦蕎產業的發展在2008年后較為顯著。幾年間，西昌、成都、昆明等西南城市涌現了數量眾多的以苦蕎茶為主的苦蕎產品專賣店，市場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大城市的超市。在網絡上，苦蕎茶的保健功效被傳播：“富含蘆丁”、“降三高”;苦蕎的生長環境亦被強調：“生長在高海拔山區”、“綠色無污染”。這無疑契合了當下人們對安全食品的想象與追求，使得苦蕎產品在市場上熱銷，苦蕎產業獲得蓬勃的發展，成為當地重要的農業產業。到2014年僅在西昌市注冊的苦蕎公司就有48家。地方政府決心把涼山打造為“苦蕎之都”，州農業局主持成立了由各企業組成的苦蕎協會，并協助企業對外宣傳及開拓市場，推動行業的發展。在這個產業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采取的發展策略是“招商引資”，與“科學技術”和“民族特色文化”相結合，具體是通過扶持龍頭企業為農戶的苦蕎產品開辟市場渠道。這與中央政府的發展思路是一致的。2001年中央政府明確提出了產業化扶貧(《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2001)，2005年國務院扶貧辦要求各省區市把扶持國家扶貧龍頭企業的發展作為重要任務(《關于大力支持國家扶貧龍頭企業發展的意見》，2005)。有關統計數據顯示，在2000年—2005年間，中央政府投入了119億元扶持國家級的龍頭企業(黃宗智，2010)，這個數據還沒有包括對省級、縣級龍頭企業的扶持資金，也沒有包括地方政府對龍頭企業的投入。2006年—2010年，全國各級財政扶持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資金共達697億元(農業部農業產業化辦公室、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2012：14)。沈洋(2013：82)在湖北J縣做的調查研究表明，農業產業化扶貧資金主要用于支持龍頭企業的發展：一個340萬元的扶貧項目，其中300萬元補貼給了當地12家企業，而只有40萬元給了64家農戶。在我調研的國家級貧困縣萬格縣，王先生的新綠苦蕎廠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成為縣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

　　王先生四十多歲，不是本縣人，二十多年前來到萬格縣城“做生意”，包括開辦小型的蕎面加工坊，2010年成立了現在的新綠苦蕎公司，從事苦蕎粉加工及苦蕎產品生產。王先生將自己的成功歸因于“國家政策好”，還有朋友的扶助：“我以誠待人，講義氣，所以朋友們都很幫忙”。根據王先生的講述，他當初的起步資金是110萬，其中建廠房用了七十多萬，30萬交了購買土地的押金(余款等土地證辦好后才支付)，剩下的3萬用作定制生產設備的訂金，“是朋友給我面子，收了這么少的訂金”。后來通過辦低息貸款和朋友借款，王先生付清了設備余款并運回安裝，工廠生產的啟動資金也通過低息貸款以及“老客戶”預付貨款得到解決。由于新綠公司屬于縣里的招商引資項目，因而廠房的土地獲得了縣政府批的優惠價7萬元/畝。此外，農業企業可以獲得稅收減免，只需繳納營業額4%的稅，而常規稅收是17%。在新綠公司建成后兩年(2012年)，政府派人驗收了廠房和設備，王先生順利拿到了四川省財政局撥付的新建廠房補貼九十多萬元。2013年新綠公司擴大產能，產能由2600噸提升為5000噸，新添置的生產線拿到了政府75萬元的產能提升補助。

　　上述可以看到，新綠公司的發展得益于政府的扶持政策，該公司成立總計得到了政府將近175萬元的補貼，從而解決了高資本投入后資金周轉的瓶頸問題。此外，企業享受了優惠土地價、低息貸款、低稅收扶持。新綠公司在當地逐漸取代了地方糧站和中間糧商的位置，成為苦蕎市場的主要力量，并且陸續承擔了一些政府產業扶貧項目的實施。

　　新綠公司在2014年牽頭實施了一個“產、學、研”結合的“富民強縣”政府科技項目。以“公司 + 農戶 + 基地 + 訂單”的方式推動“苦蕎產業化發展”，并推進“苦蕎的科學種植”，合作單位包括了某大學和某科技單位。根據王先生的講述，項目資金使用情況是這樣的：資金85萬全部撥給了新綠公司，王先生分別付給合作的兩個單位各12萬，作為科技指導費、培訓費支出，新綠公司則支配其余的61萬。項目實際支出包括在基地上做一個大廣告牌，花費了一萬多元。此外，給一些農戶免費發放肥料和種子，也花費了1—2萬元。“發放的農戶數量隨意，沒有人會去核對，我們只要在技術人員指導村民播種的時候拍些照片就行。”新綠公司跟村民簽訂了苦蕎購銷合同，價格是3.5元/公斤。但王先生坦言，合同實際上對雙方都沒有執行力：“這一個小地方的苦蕎數量對我公司來說意義不大，而村民出售肯定也要看市場價格”。此外，公司跟村民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但合同實際上并不執行。對此王先生解釋，流轉合同只是為了應付項目的要求，“手續齊全才能拿到國家的資金，我們這個地方的項目都是這樣干的”。那么為何村民會愿意配合企業簽這樣的“假”合同，這種做法顯而易見對他們并無益處。對于我的疑問，王先生又解釋：“跟村里要一份按有村民們手印的空白合同太容易了，去跟村主任或合作社拿就行。我剛剛才幫另一家苦蕎公司拿了5個村5份這樣的合同，這對村民也沒損失”。后來我從這個“苦蕎生產基地”拉莫村的村會計阿皮那里了解到，按有手印的空白合同與彝族家支成員之間的信任關系有關，對于長輩或威望高的人，家支的人更是無條件地服從和支持。拉莫村所在的鄉是縣委書記掛靠的幫扶點，為了配合苦蕎產業化發展項目的需要，拉莫村在2013年底成立了一個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義與企業簽訂購銷合同和土地流轉合同，“公司不可能挨家挨戶去跟農戶簽合同”，村主任兼合作社理事長木且向我解釋。根據村民的反饋，合作社之后便沒有開展其他更多的活動。木且村主任和他負責的合作社實際上成了企業連結個體農戶的中介。

　　我拜訪了在一個科研單位工作的張先生，他同時還擔任當地一家苦蕎企業的技術顧問。張先生前兩年與這家企業合作了一個項目，他為企業提供一項苦蕎良種技術，協助企業拿下了四川省科技局的一個科技項目，項目資金總額100萬。項目實施由企業牽頭。企業為當地農戶免費提供良種，并與農戶簽訂3.2元/公斤的保價收購合同，總計600畝。張先生是這樣評論這個項目的：企業不僅拿到政府補助，還擁有了自己的生產基地，為企業產品起到宣傳造勢的效果，農民也得到了實惠”。由農業產業化的實施可以看到，政府通過扶持地方的糧食加工企業，將農戶吸納到市場體系，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在這種設計下，企業一開始便成為產業鏈的主導者，而廣大農戶被置于了原料提供者的位置，這個過程中，技術與本土社會資源均與資本合流。

　　四、家庭農業生產的困境

　　“產、學、研”項目是今天政府推動科研成果服務生產、提高農業生產力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為產品開辟市場渠道。但這些項目的實施到底給農民的實際生產和市場收益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由上面王先生的科技項目可以看到，企業支配了項目資金的大部分(占68%直接)，用于農戶的資金比例很低(占2%)，這2%的資金用于為提供農民良種和化肥。不難看出，這個項目提高苦蕎產出率的手段主要是改良種子和鼓勵農戶增施化肥量。然而，事實上，苦蕎的產出這二十多年來并沒有起色，在統計數據上甚至顯示為大幅倒退：苦蕎于1975年開始實驗施用磷肥，1988年達到平均畝產的高值，此后畝產量卻顯示為下降(詳見表2)。不少研究顯示，中國家庭農業通過增施化肥來提高產出其成效在20世紀80年代是顯著的，然而，這種增產手段到今天已走到了盡頭，其代價不僅是農戶投入成本的加大，還帶來土壤性質的改變和環境危害，威脅了農業的可持續性。在種子方面，由于苦蕎是自花授粉，花朵微小，所以培育高產雜交品種有技術上的難關，加之當前國家對常規育種的投入經費很少，也是技術沒有突破性進展的原因。雖然苦蕎選育良種品種出來不少，像“川蕎”、 “西蕎”、“云蕎”、 “昭蕎”、“黔蕎”等均推出各自的良種系列，然而良種需要花錢購買，在增產效果不顯著的情況下，一般農戶不愿意額外增加的種子支出，因此良種成果沒辦法大范圍被應用，而以政府項目形式的推廣則由于農戶生產的分散性其影響范圍有限。與過去集體農業時期相比，今天中國農業支持系統的角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集體時期的農技成果為社會服務的性質被強調，被無條件用于改善集體經濟的生產條件。今天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仍然主要依靠國家財政來開展研發工作，然而其科研成果卻私有化和商品化，服務于企業和個人的逐利。像雜交玉米的種植雖然高產，卻需要配套高額的農資投入，使得當地許多貧窮家庭無力種植。而技術還沒能夠掌控的物種像苦蕎、馬鈴薯，其農資投入的自主性反而讓窮人獲得生存的空間。

　　由于苦蕎低產，這些年政府部門有意擴大當地的馬鈴薯種植面積。然而馬鈴薯市場價格變動不居(價低的時候是0.3元/公斤)，即便有高產出，農戶卻并不一定能夠獲得相應的市場回報。加之馬鈴薯相比苦蕎其儲存保質時間不長，而家庭也沒有更多的空間來存放，這迫使村民在挖出馬鈴薯后便急于出手，在市場上處于更為被動的狀態。因此，馬鈴薯雖然高產，但在市場價格波動和存儲條件的制約下，村民并不敢貿然增加種植，對于他們來說，選擇多種作物種植是更安全的，可以讓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分攤開來。并且苦蕎種植也是輪作制度的需要，以保持土壤肥力。

　　黃宗智(2008)提出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條件下農民“不充分就業”是小農家庭貧困的基本原因。然而其中的悖論在于：一方面，小農家庭苦于土地資源匱乏沒法開展更多的經濟活動，正如拉莫村的情況，村民春種秋收，農活一年加起來大概忙3—4個月，其余時間大家只能閑著曬太陽，外界將這種狀況指責為“懶”;另一方面，農業改革后大部分家庭面臨了勞動力不足的困境，迫使他們減縮農業經營范圍，尤其隨著近二十年來大量的外出務工更加劇了這種態勢。換言之，當地同時出現了“勞動不充分”和“勞動力不足”的矛盾現象，人閑著卻又因“人手不足”而無力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去開展更多的農業生產。這種矛盾卻正是小農經濟的生產組織方式的結果。

　　可與之比較的是集體農業時期的生產實踐。那個時期涼山地區開展了復種制度和綜合性農業經營，通過提高土地利用率、多樣化經營、農業資源循環利用等措施來提高全年的農業產值。根據村民的追述，20世紀60—70年代當地開展過十多年的大、小春生產，實行兩年三收的耕作制度：大春作物馬鈴薯和蕎麥，小春作物小麥(當時畝產150公斤—200公斤)和花麥，第二年5月收割小麥后由于來不及種大春作物，就種上夏播作物蠶豆。兩年三收無疑能夠提高農業的全年總收入，并且豆科的種植能夠固氮，有利于地力的恢復。然而分田到戶后，土地不能統一調撥安排，沒法解決土地分割后的灌溉問題(種小麥需要灌溉)，一些家庭的耕地離溝渠遠，沒法實現灌溉，離溝渠近的則可能因為上面的家庭不想種小麥，不放水，下面的就沒法灌溉，小麥最終被放棄。溝渠亦因得不到維護而逐漸堵塞毀壞。事實上，個體家庭在資本、人力、技術、土地的制約下，作物種植的種類被減少，而經濟作物的種植亦困難重重。集體經濟時期通過完備的農業技術推廣系統(吳國寶，2000：181)，在組織成員實行分工協作的基礎上，兼顧了畜群放牧、耕種以及發展經濟作物，一些地方還利用地方資源發展起村集體的小工業。而現在以單個家庭的勞動力要同時兼顧放牧和耕種變得不現實，村民只能放棄羊群，限制圈畜，甚至減少耕種。放棄畜牧不僅減少了農業生計來源，削弱抵御風險的能力，并且使得循環農業生態系統難以為繼。過去土地肥力主要靠豬羊糞與苦蕎秸稈、松針櫟葉混合發酵后的農家肥，現在只能越來越多地依靠化肥投入。農業的綜合經營無疑對農業資源的配置利用是最合理的，而農業改革后隨著生產組織方式以及生產條件的改變，這種生產實踐便難以實現。

　　項目制作為政府進行資源再分配的手段受到了學界的關注。(渠敬東，2012)很多研究指出其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項目往往被“作假”，成了各級單位和企業聯手套取政府資金的渠道，制造了社會不公。但假設項目都得到了很好的執行，且不談它普惠廣大分散農戶的能力，在不改變現行生產方式的情況下，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決家庭農業的困境?小農經濟貧困的重要因素在于其進行合理農業生產的能力，而當前主推的農業產業化強調的卻是市場，市場分配的邏輯，只能進一步強化資本的支配。

　　五、苦蕎的生產與收益

　　拉莫村處于山間的一個平壩，海拔2600多米，全村耕地總面積4016畝，總人口706人，213戶。當地主要作物是馬鈴薯和苦蕎輪作，由于海拔較高，玉米的產出低，只是少量種植，此外種些燕麥、圓根(蕪菁)、綠肥、少量雜豆、蔬菜。

　　經一位朋友介紹，我認識了爾洛一家。夫婦倆年近五十，丈夫爾洛四川話說得流利，但妻子阿依嫫卻沒法用漢話與我溝通，她經常對我笑著比畫，努力組織些詞句，我也盡力回應些零碎的彝語。他們早年已與雙親分家而居，但保持著贍養的義務，兩個女兒均已出嫁，大兒子和媳婦常年在東莞打工，只在11月彝族年的時候回來，將三歲的小孫子留在家中，小兒子在縣城上高中，學費和生活費由大兒子支持。家里17畝地，養了3頭豬、2頭黃牛、1匹馬(主要運輸工具)。家庭的現金收入主要靠出售莊稼和豬，爾洛農閑時會在附近做點小工。初次到爾洛家時，阿依嫫把我迎進他們的主屋。屋內兩邊堆放了用編織袋裝起的糧食，中間火塘燒著火，主客圍著火塘就地坐在羊毛氈子上，屋里有幾張矮凳子，爾洛說是扶貧項目“板凳工程”所發。因為我是遠方來的客人，又第一次到訪，他們殺了只雞招待我。宰殺牲畜通常只在節慶、儀式和來客人的時候進行，村民平日以米飯、洋芋、蕎粑粑為主糧，配幾片臘肉和酸菜湯。然而，很多時候也沒有配菜，只簡單用鹽巴和干辣椒粉混合成調料佐餐。

　　當地糧食只種一季，洋芋在3月種完，接著4月種苦蕎。下種那天，天未亮阿依嫫就起來先把犁架子和種子做了“爾察蘇”儀式，希望莊稼能獲得豐收，不遭雪彈子(冰雹)、不受蟲害。他們最擔心的就是眼看蕎子要收獲時，不期而至的一場冰雹把大部分的蕎粒打落掉地，或一場大風讓莊稼倒伏。他們與一個親戚家互相幫工。單個家庭耕種效率不高，尤其難以應付搶收搶種時節趕工的需要。地里，爾洛在前面扶犁吆牛，其他三人依序跟在后面往犁溝里放種子、灑磷肥和農家肥，等爾洛犁第二道溝的時候，翻過來的土就把前面溝里的種子覆蓋上。這幾年一些家庭開始使用微耕機，效率要高些，但很多村民認為家里耕地不多，又有季節性休耕，投資了農機卻利用率不高。同時人力的節省對他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限制現金的支出。買微耕機需要一次性拿出6000元，這對當地大部分家庭來說是難以辦到的，并且使用微耕機需要花錢買燃料，而牛“反正要養著，家里有老人，去世時要殺牛”。休息的時候，爾洛坐在地邊嘆氣，“辦莊稼只能解決吃飽問題，然后賣一點出去得明年的肥料錢，沒得干頭，不如打工”。我便和他一起算了算種植苦蕎的投入與收益。(見表3、表4)

　　由表4可以看到，苦蕎這種“原生態、綠色”作物的種植收益是負收益237元，種植者的收入甚至得不到起碼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補償。爾洛抱怨的“辦莊稼不如去打工”，形象地說出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時候農產品在市場所受到的價值掠奪比打工所受的剝削更深重。農業經營正如村民所描述，能保障的只是有糧填飽肚子，現金收入則非常有限。然而，今天即便身處深山的農村家庭其日常生活的現金需求也在日長，他們必須兼以外出務工，才能應對買肥料、看病吃藥、下聘禮、受教育等基本生產和生活開支。然而臨時工收入低下，加之彝族農民在勞工市場中由于多種因素，更是受到了多重的剝削。(劉東旭，2013;吉吉衣石，2013)爾洛在2009年跟工頭出去打工收入只有3元/小時，大兒子現在是10元/小時，而且工作并不穩定，沒有活兒的時候就沒有收入。事實上，農業收入加上務工收入都難以讓當地家庭獲得現代生活的基本所需。貧窮如影隨形，少數人鋌而走險，“提著腦袋”去販毒，進而讓更多人吸毒成癮，甚至患上艾滋病。(劉紹華，2015 [2010])一些家庭如網上譴責的那樣“生了孩子不上學堂，卻讓他們去放牛放羊”，自甘“墮落”，放棄對現代化生活的追求。堅強的家庭則采取爾洛家的策略，精打細算，盡力減少現金支出，能夠用勞動解決的就不去花錢。這種以貧窮為代價的“自我剝削”生存策略在市場經濟學觀點看來卻是小農經濟“市場競爭力”的體現。

　　六、市場利益爭奪與分配

　　每年火把節前后，拉莫村的山坡田野上便開始呈現黃澄澄的豐收景象。一到8月，地里熱火朝天，割蕎、打蕎、挖洋芋。苦蕎在8月頭開始陸續收割，到8月尾便收完。等到蕎子脫粒曬干，商販便開了小貨車過來收購。這幾年過來的都是同一個人，他來之前已經打電話跟村里的熟人伍合聯系好，讓伍合通知村民具體的日期以及收購價格。2015年的價格是2.8元/公斤，比2014年(3.5元/公斤)跌太多。我問爾洛這么低價賣不賣，他說，“沒辦法，你跟他討價還價的話，他不理你，如果自己拿去縣城賣要運費，價格也差不多”，“急著用錢的家庭就會立刻賣了，娃兒要開學了，要用錢。松動一點的家庭可以放一放，等缺錢的時候再賣”。商販跟村民買的價格是每公斤2.8元，轉手賣到苦蕎廠或糧站去是3.2元—3.4元，每公斤賺取0.4元—0.6元。爾洛猜測伍合作為中間人應該會從商販那里得到0.2元/公斤的中間費。其他村也同樣存在伍合這樣的中間人，如果外面的商販進來不與他們合作，他們就會攔截車輛搗亂。這些中間人通常或是家支勢力大或是在外面的人脈廣。對于企業來說，中間商販的存在是吸納原料的有效力量，他們深入到各村落，將分散的苦蕎原料集中起來輸送到工廠里，變成資本積累的基礎。

　　企業對苦蕎產業的支配力量在掌控苦蕎的加工環節后便形成。在這種經濟結構下，農戶只能是單純的原料提供者，被排除在分享市場利潤之外。當企業的苦蕎產品在市場上以高級保健品的昂貴價格出售，農戶的原料卻只能與低廉的糧食作物價格看齊。

　　2013年，我到昆明和西昌等地進行市場調查。在苦蕎茶專賣店里，一盒高檔的450克苦蕎茶標價近千元，中低檔的也要近百元至數百元。有的企業門店在旅游旺季的月利潤高達10萬元。隨著行業競爭加大，苦蕎產品價格相應開始下行，并且這兩年受到中央反腐倡廉政策的影響，高檔禮品銷售受挫，但2015年苦蕎的大眾產品450克售價仍是數十到數百元。市場上高檔與低檔產品的區分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包裝的精美程度;二是蘆丁含量。據說長在更高海拔更低產量的“黑苦蕎”蘆丁含量更高，然而苦蕎公司從糧販手里收購過來的苦蕎原料混雜了多個品種，很多時候沒有辦法將各品種分開或操作起來成本高，并且將少量的“黑苦蕎”進行單獨加工也不是現實的事情，因此“黑苦蕎茶”和其他一些名目的苦蕎產品更多時候只是企業增加產品附加值的市場策略。而對于大多數地方的農民來說，無論是“黑苦蕎”還是其他品種，原料的收購價格是一樣的。在企業方面，苦蕎原料成本在苦蕎茶生產成本構成中只占了很低的比例。廉價的原料與售價昂貴的“綠色保健品”之間的巨大差額為企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參與到這個行業。企業抱怨原料供應緊張，要各顯神通去“爭搶”苦蕎原料。這個狀況從一則有關苦蕎行情的報道可見一斑：“消費者熱捧，農民種植冷;投資建廠多，原料基地少;年均出產量大，企業卻出現收購難”(鐘美蘭，2012)。企業還抱怨，“農民種的苦蕎品種太多，優劣摻和，有的出粉率高，有的出粉率低”;“他們喜歡怎樣干就怎樣干，今年多種些，明年不喜歡就少種些”。老板們的苦惱在于農民不能跟其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聽從指令進行標準化生產，不能按照市場的需求調節供應。可以看到企業當前的經營障礙包含了兩方面，一是工業生產對標準化的追求得不到滿足，但這種狀態最終會隨著資本對自然的掌控力的增強而得到解決，苦蕎最終如其他大宗作物像水稻的情況一樣，以減少品種多樣性來服務工業標準化生產的需求。另一方面的障礙是無序的生產與市場，在這種需求壓力下，資本需要不斷尋求如何更有效地控制生產者的途徑。

　　在這個階段，企業即便有這樣的煩惱，但也并不愿意自己涉入種植以保證穩定的原料來源。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苦蕎的種植成本高于它目前的市場價格，如果企業自己經營，他們還需要額外增加土地租金、勞動管理成本、資金積壓，以及承擔生產風險。而通過市場交換，企業不僅無須負擔這些成本，還可以以低于種植成本的價格買入原材料。換言之，市場機制使得資本得以合法侵占農民的勞動剩余，并且轉嫁風險。對于農戶來說，承擔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是常態：2014年天氣早期干旱而后期雨水過多導致了苦蕎減產，相應帶來市場價格的上漲;2015年農民看到上一年苦蕎價格好，便增加了種植量，加上周邊云南昭通、貴州等地也增加了種植和供應，造成了價格大跌。但即便企業獲得了廉價原料，卻仍然要想方設法地減低購進成本，以追求最佳增值。對于直接送來工廠收購的農戶，企業限定了收購的時間——在1—2月進行，因為這段時間天氣干燥，糧食脫水量高。企業并且通過建立周邊地區和省份的供應渠道，來維護穩定的原料供應，同時達到壓抑本地苦蕎的價格上揚的目的。近兩年一些企業不愿意繼續投身工業生產，轉而專注于“做市場”。這些公司在市場上接到訂單后，就安排到苦蕎加工廠進行生產然后貼上各自公司的品牌。這種情況使得苦蕎的收購和加工出現了集中化的趨勢，甚至形成了地方壟斷性的苦蕎市場，從而增強了工業企業對原料的吸納能力和價格控制力量。

　　對于農戶來說，他們的農業收入不僅受到本地中間商和工業企業的利益擠壓，還受到國家政策的左右，以及國外強勢資本的利益爭奪。2015年，在低價進口糧食的壓力下(這里面當然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國家下調了玉米收儲價，導致玉米市場收購價大跌，由原來的2元/公斤跌至1.4—1.6元/公斤，使玉米種植戶受到重創。同時大宗糧食價格下跌對其他小宗糧食的價格起到拉低的效應。隨著玉米價格下跌，各類農產品價格也紛紛下跌。其基本原因在于，農戶在減少玉米種植而加大其他作物的種植面積時，必然增加了后者的市場供應量，從而使得價格下跌。反之亦然，如果玉米價格高，則苦蕎等農產品價格在大方向上也會隨之上升，否則農戶就會改種玉米，而放棄苦蕎。這樣一來，玉米在糧食市場上實際扮演了價格定位器的角色。國家完全可以通過玉米價格來調控其他糧食作物的價格，以此達到維持廉價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目的，從而助益工業生產的成本降低，促進經濟增長。如此，對農民的利益侵占便制度化了。然而，對農民生計形成破壞力量的卻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下，國內的小農產品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國家的勞動時間投入低的工業化農業產品競爭，并且發達國家的農業經營能夠得到更多的政府補貼和支持，受到補貼的農產品能夠以更低的價格出售，這迫使我國農產品價格也要與之看齊，受其限定。這種情況下，小農產品往往只能以低于其實際勞動時間的價格出售。在這過程中，世貿組織(WTO)往往成了國際資本的通行證。2016年，美國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對三大主糧的補貼不符要求，目的是為了增加美國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量。(高攀、鄭啟航，2016)

　　七、文化作為貧窮的原因與文化作為市場

　　我有時與從麗江、成都等地過來包地種藥材的幾位老板聊天，詢問他們對平日打交道的當地彝族農民的看法，當問及他們為什么那么窮?這些老板說：

　　你看他們成天一群人坐在外面曬太陽、聊天，不像我們勤勞刻苦去賺錢，有計劃地花錢，一點點地攢錢。

　　他們打工的錢過個彝族年就花完了，你在這都看到了，他們喜歡在一起喝酒，殺一只羊一頭豬一天就能吃完，把親戚朋友都喊過來吃。一個葬禮要殺好幾頭，甚至幾十頭豬牛羊，親戚鄰居過來坐滿大半個山坡，完了每人還拿走一份肉和蕎餅。他們根本存不了錢，婚禮、葬禮、做迷信、來親戚，把錢都吃光了。

　　以現代經濟學概念來看，彝族農民的經濟邏輯是非理性的。他們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積蓄花在了維系社會關系上面，包括生前身后的關系。正如彝族學者侯遠高老師跟我解釋的，如果說藏族人的財富積蓄用于了宗教寺院文化，那么彝族人則是為了能夠進行儀式，以維持社會關系的運作。在這個社會里，家族的聲譽和團結被看重，然而這些對于市場來說是沒有交換價值的，它們只會消耗財富積累使得個體沒法聚集一筆啟動資金去進行市場投資。這種帶有集體主義傾向的互惠經濟在自由主義經濟學信奉者看來，無益于激勵個體的進取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然而主流經濟學忽略的是，農業生產自身特點以及農村生活對合作化的內在需求。在農業社會，種莊稼、婚喪嫁娶等事無巨細都離不開人與人的團結協作，彝族社會并且通過家支成員“湊份子”(爾普)來實現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及提高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陳業強、陳浩，2015)。這種合作和社會保障過去由集體經濟組織來完成，然而隨著農村經濟組織的解散，村民只能轉向從自己的親屬組織尋求幫助。家支又重拾政治經濟上的重要角色，成為個體的依靠力量，這種情況下，家支關系的維系重新被強化。然而家支組織在生產上也只能限于簡單的互助合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個體農業經營所面臨的困境，甚至一些時候家支組織與資本合流，成為擠壓農民利益的勢力，同時，傳統血緣政治力量的加強也是國家在民主化建設方面所作努力的退卻(見歷史部分)。

　　爾洛有時感到挫敗，他也跟外面的商人們有同樣的看法，責備自己這個民族在人情往來和“迷信”事項上耗費太多。同時他又認為更根本的原因是自己努力干活也賺不到錢。外面熱銷的苦蕎茶似乎與村民的生活毫無關系，即使原料是他們供應的，文化資源亦是他們所創造和實踐的，然而卻成了企業的財富來源。在涼山州，苦蕎、彝族火把節等元素組成的“原生態彝族文化”成了地方重要的旅游資源。州府西昌的一個食品企業的“苦蕎文化園”，觀光消費的游客每日絡繹不絕，里面不僅有彝族歌舞表演臺，還有由專家指導設計的“苦蕎文化展廳”。展廳里的投影設備隨時播放苦蕎的傳統耕種文化以及作物的生長環境，下面的展柜則陳列了彝族文化器物，以及品種繁多的蕎麥種子，它們被分門別類地標識，或用本土的彝語命名，或以科研單位名稱的縮寫命名并綴以序列號。展廳努力向顧客傳達的信息是，本土物種和傳統知識豐富多樣，自然環境優良，企業有充分的資質和能力對這些資源進行科學開發和利用，并且企業是道德和負責任的，它自覺擔當了傳承保護傳統文化的任務，因而消費者可以充分信任企業能夠提供高質量的保健食品。在這個表述中，本土的物種知識、風俗傳統、宗教儀式都是有價值的，受到充分的尊重，它們被構建為應對現代性危機的出路。這無疑能夠提升苦蕎產品的附加值，最終助益企業從食品市場中獲得了超額利潤。

　　然而，在文化實踐者彝族農民那邊，本土文化卻被指責為貧窮的罪魁禍首，是制約地方進步和發展的落后思維。當地農民迷信、沒有文化、不思進取，與理性、進步的現代發展目標格格不入，貧窮被看作是不具現代意識和經濟能力的結果，他們擁有資源卻不會利用，因而地方政府要做的是招商引資，讓擁有現代知識的企業家來開發利用資源，以帶動地方的發展。然而，這種發展模式的結果是，本土資源的利用為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而當地農民依舊陷于貧窮。對此，尼格侖(Nygren， 1999)從后現代理論視角進行了批判，指出這種不平等的發展在將本土文化看作現代性的對立面的知識表述中被合法化。在當前的政治經濟制度下，農民要面對的現實問題是，有資本才能對資源進行開發利用。

　　八、結語

　　本文考察了以龍頭企業為主導的農業產業化發展模式對涼山彝族農民群體生存狀況的影響。在苦蕎產業化發展中，龍頭企業成了政府扶持的發展主體，政府意圖以此為農產品開辟市場渠道，讓農民群體間接從市場交易中增收。企業憑借廉價的苦蕎原料以及對本土文化資源的利用，從保健食品市場中獲得了超額利潤。然而，農戶不僅被排除在分享產品市場利潤之外，甚至其出售原料所得連基本的勞動力投入成本都沒有得到充分支付，并獨力承擔生產風險。這種發展模式顯然沒有如政府所預期的那樣“帶動農戶發展”，而是企業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對農戶的勞動剩余的掠奪成就企業的資本積累，剝奪農戶自身的發展機會，兩者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雖然政府扶貧同時致力于當地的修路通車，并以項目發放補助等方式來減輕農民的負擔，試圖以二次分配的方式來縮小貧富差距，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二次分配只是鞏固了農民的附屬位置，卻助益了資本以更低成本、更有效的方式進行積累，以致一些學者批評這是以發展的名義使得農民成為資本的附屬。

　　農戶不僅在流通領域受到工商企業的利益侵占、中間商販的利益擠兌、國際資本的利益爭奪、市場結構的限制(陷于增產與過剩的循環)，同時其本身的生產組織方式也是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20世紀80年代集體經濟解散后，彝族農戶轉向了從傳統的家支組織尋求生產生活上的聯合互助，且的確在人情網絡的支持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生產力提高和社會保障，然而這并不能解決個體經營所面臨的更多問題，也沒法在簡單互助中謀求進一步的發展。政府主推的農業產業化模式卻更多地強調為農戶創造市場機會，不僅無力解決家庭農業生產上的困境，并且進一步強化了資本對資源和財富的支配。可供借鑒的是集體農業時期的生產實踐，在土地的統籌利用、經濟組織成員的分工協作的基礎上，開展多樣化、綜合性的農業經營，包括利用地方資源發展村集體小工業，并通過公共積累提供社會保障，以此讓勞動者成為發展的主體。

　　阮池茵：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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