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作者：盧成仁，浙江財經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摘要】鄉村社會學研究“去農業化”的趨勢，帶來了農業研究與鄉村研究的二元分立。同時，生產主義、后生產主義和多功能鄉村概念，不僅是對西方國家鄉村轉型與變遷過程的理論抽象，“農民的終結”、“農業的終結”也成為邏輯推演的必然結果。文章以江西垣村生態農業的田野調查為基礎，主要討論三個問題：(1)如何重新將農業與鄉村結合起來分析;(2)新生產主義鄉村如何可能;(3)生態農業發展帶來的理論命題及其挑戰。生態農業技術和產量、合作社的生產組織過程、生產端中心的產消連接、新型城鄉關系形塑、鄉村社會運作及與國家關系六個層面上出現的新變化、新組合，使新生產主義鄉村成為中國鄉村一種極為重要的(新的)發展類型與形態。如何面對生態農業對農業種植與鄉村社會的重塑，如何面對中國社會食物需求上的轉型及其引發的對鄉村與農業和廣義城鄉關系的重新定義和塑造，是生態農業帶來的理論命題及研究上的挑戰。文章以中國鄉村實踐案例的分析和抽象，提示鄉村轉型一種重要發展類型和形態之外，豐富和推進鄉村社會學對農業與鄉村關系的再認識。

　　【關鍵詞】生態農業;新生產主義鄉村;產消連接;城鄉關系;村落社會

　　隨著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從生產源頭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有機、生態農業在鄉村地區獲得極大發展和推廣，不僅農民需要安全、健康的食物，城市中產階層對于安全、健康食物更存在著強大需求。以“返鄉青年”為主體的鄉村有機、生態農業種植，不僅在城鄉之間建構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其所從事的有機、生態農業也對鄉村振興、村落社會運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透過有機、生態農業在鄉村的發展，農業、鄉村以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再一次被聯接起來，形成新的發展類型，并帶動城市和鄉村以新的方式關聯、互動。如何在理論上把握鄉村社會的變化及農業與鄉村這一新的聯接，提供鄉村社會學一個新的概念框架以豐富和推進現有研究，成為一個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

　　一、文獻與問題

　　(一)農業與鄉村關系研究

　　以農業生產過程變化為基礎，農業與鄉村關系研究實際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理論抽象，并以此為基礎提煉理解鄉村社會的概念類型(進而對政策選擇形成不同影響)：(1)生產主義鄉村;二戰后至80年代中期，在食物自給的要求下，農產品產業化、最大化生產成為鄉村在國家體系中的核心任務，在農業補貼、農產品價格保護等政策支撐下，農業與鄉村互相定義，形成農業工業化發展的鄉村生產主義過程。(2)后生產主義鄉村;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食物供給漸次充足和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傳播，糧食自由貿易與國家降低農業補助使得鄉村食物生產功能日益弱化，而休閑、旅游、生態、文化體驗等鄉村特征商品化的消費功能日益突顯，形成所謂的后生產主義鄉村。(3)多功能鄉村;實際上鄉村兼具生產和消費兩種功能，不同地區的鄉村在這二者之間有著比例的差異，而不存在斷裂的過程;為了矯正后生產主義鄉村概念對鄉村認識的片面性，形成了具平衡性質的多功能鄉村概念。在認識論層面，生產主義鄉村將農業與鄉村結合在一起理解，但以農業工業化生產為其內核，這一思路下“農民的終結(農業工人)”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倘若農民終結則鄉村亦隨之消解。后生產主義鄉村則將農業與鄉村分離開來，將非農(及涉農)的鄉村消費功能作為分析的核心，“去農業化”是其基礎，“農業的終結(農業成為景觀)”成為邏輯推演的必然結論。在生產與消費兼具的多功能鄉村視野里，生產的功能雖然重要，卻附著于消費功能，因為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鄉村自我循環中，消費功能的重要性要遠高于生產功能。誠如毛丹等對西方鄉村轉型研究提出的“去社區化”、“去農業化”的反思，今天如何超越農業研究與鄉村研究的二元分立仍然是個問題。

　　重要的是，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概念，不僅是對西方國家鄉村轉型與變遷過程的一種理論抽象，更是對城市近效鄉村的觀察和分析，而地理位置上距城較遠的鄉村、處于國家農業腹地上的眾多鄉村，并不在其考察和分析范圍之內。生產主義鄉村將農業工業化、“農民終結”視為鄉村發展的必由之路，沒有注意到包括了歐洲的全球范圍內“再小農化”的趨勢。同時，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概念，關注城市對于鄉村消費主義背景下的功能需求乃至塑造，從城市的視角來看鄉村的變遷，沒有注意到城市對于鄉村新需求的出現(特別是安全、健康食物的強烈需求)，更忽視了從鄉村的視角來看其對城市資源富于主體性的尋求和利用，帶來新的城鄉關系的生成(例如社區支持農業、巢狀市場等)。

　　(二)生態農業的社會學研究

　　20世紀60年代之后，隨著石化農業帶來的諸如農田生物多樣性改變、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公害病等問題的集中出現，公眾開始關注有機、生態農業在食品安全、社會效益、環境保護上的作用，有機、生態農業作為石化農業的替代方案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面對有機、生態農業的快速發展，社會學對之的研究首先在理論上進行定位和思考：有機農業既需要按市場(競爭)的規則運作，也需要在追求自身利益時保持克制，在經濟、社會、環境目標間形成平衡;那么，有機農業本身究竟是現代性的一部分，還是對現代性的一種反駁?此外，雖然對可持續概念的定義及內容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及界定，但可持續性概念本身也存在著系統化、標準化、可量化的問題，同時與可持續概念緊密相連的地方傳統生態知識，未必總是與環境相和諧且可能導致退化;但在人口增加、食物需求上升與環境壓力傳導的整體背景下，又需要“更可持續”的農業。

　　不過，社會學對有機、生態農業的研究主要來自其解釋性的興趣：(1)為什么選擇有機食物?對食品安全、轉基因作物、含激素肉類產品等之擔憂是其前提，有時文化資本也是選擇有機食品的決定因素，但地方性政治議題亦具有重要的影響。不過，人們顯然對有機農業附帶著廣泛的政治和道德價值觀的食物生產和消費過程更感興趣，有機農業本身因之也具有明確的道德意義與價值。不過，有機食物本身也處于多元道德背景下，存在著相互競爭的道德準則，具有不確定性和爭議性。(2)有機農業的社會影響是什么?是改變人與食物關系的一個機會，建構基于本地的社會網絡，從而構建安全食品的信任機制;農業生產再次被嵌入社會和“自然過程”中，從而取消跨國公司對食物體系的壟斷;同時，婦女也在有機農業運作過程中獲得了更為平等的地位。(3)有機農業政策的未預后果是什么?有機農業發展需要政策扶持和推動，不過政策實施不僅帶來國家內部有機農業與石化農業的沖突，對發達國家而言在保護本國農業體系的同時，刺激了有機食品出口，透過有機標準的建立反而形成了貿易壁壘;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有機農業則是夢想與矛盾交織的復雜狀態。(4)為什么有機農業沒能大規模擴張?當常規農業可見的高產量與不可見的生產成本外部化為整個社會成本時，有機農業首先在社會接受層面存在著障礙，同時在行動者及其網絡上也存在明顯的障礙(不能明顯消解社會經濟和環境結果間的張力);雖然忽視與農業政策的關聯、無法通過市場形成更廣泛的運動是需要注意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有機農場和農夫們沒有走出常規農業思維的影響，農業種植方式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是更為內在的原因。(5)與鄉村社區究竟有什么關系?雖然，有機農夫的出現有利于改變鄉村文化習慣，建立鄉村文化資本，形成社群主義行動傾向，成為恢復鄉村社區活力的一條途徑;但人們加入CSA農場的原因，主要是獲得新鮮的本地農產品，并不是為了建構某種形式的社區，他們沒有從CSA或其他形式的生態社區中獲得明顯的社區意識。

　　安全、健康食物生產過程中，農業與鄉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社會學的有機、生態農業研究中，農業與鄉村很少被明確地關聯在一起，更多的是宣示性、倡導性的建議，尚未對有機、生態農業與鄉村社區的關聯進行經驗性分析，也沒有對此進行概念化的嘗試和努力。同時，大多數情況下處于鄉村地區的有機、生態農業對于鄉村社會本身的影響，作為一種社會過程沒有被有效捕捉和觀察。針對有機、生態農業的生產過程，分析的焦點多集中在企業型、家庭型農場，較少關注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對有機、生態農業運作過程的作用和影響。此外，有機、生態農業對城鄉社會及中國社會學潛在的理論命題價值及其研究挑戰，尚未被充分注意和分析。

　　因此，本文主要處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超越農業研究與鄉村研究的二元分立，以有機、生態農業為基礎將農業與鄉村重新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第二，從有機、生態農業生產技術和產量、合作社的生產組織過程、生產端中心的產消連接、新型城鄉關系形塑、鄉村社會運作及與國家關系層面，闡釋新生產主義鄉村是如何可能的;第三，呈現有機、生態農業的理論價值和意義，特別是如何面對生態農業對鄉村社會與農業種植的重塑、如何面對城市社會食物需求上的轉型所引發的對農業與鄉村及城鄉關系的重新定義和塑造。本文將以江西垣村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呈現生態農業在鄉村地區的發展過程，將農業與鄉村重新結合在一起考察，從而超越以農業工業化為特征的生產主義鄉村，以新生產主義鄉村的概念來理解和分析其中生產方式、銷售模式、生態保護、城鄉關系等方面形成的新的連接和結合，并討論有機、生態農業對鄉村社會運作的影響和作用及其與國家的關系。從而以中國鄉村實踐案例的分析和抽象，豐富和推進鄉村社會學對農業與鄉村關系的再認識。

　　二、研究方法

　　2018年9月至10月，以垣村生態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為中心，筆者對生態水稻種植過程、合作社組織、稻米銷售及村落社會運作等進行了參與觀察和半結構訪談，并對鄉鎮農技站、農資店等做了比較性觀察和訪談。2018年11月，進行了補充調查。同時，搜集區域、村落歷史資料及村中老人的口述史資料，整理合作社留存的協議、合同、會議記錄等文字資料，在縱向層面上理解生態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組織行為的產生，進而與參與觀察過程所得的認識相互印證。參與觀察法、檔案文獻法及村落口述史資料的搜集整理，所獲的行為資料及在行為闡釋上所具之內在性理解，使本文以垣村為中心進行具有問題深度的討論成為可能。

　　三、生態稻作下的技術與產量

　　垣村地處江西省宜豐縣新莊鎮東北方，背靠九嶺山脈南麓，北西東三面環山，村落東西兩側各有一條山谷并水脈蜿蜒而出，村前有數個相互連通的水塘。在村中老人看來，垣村北面靠山，左右兩側的山谷與水脈就像“左青龍、右白虎”并包著村落，村前水塘則使由山而來的“氣”界水則止，使“氣”在村內循環不息，是一個藏風得水的“風水寶地”。以姚氏彥國公后裔自明洪武年間由靈源坑遷居華溪(垣村古名)算起，垣村已有650多年的聚落史，與江西地方名人宋朝淳佑狀元姚勉屬同一宗祧。垣村現有水田約1530畝、林地4800多畝，村落總人口約604人，172戶家庭，人均占地2.6畝、占林8.4畝。雖建有彥國公祠一座，但姚姓族人只占村落人口約一半，村中另有30多戶，130多人，是20世紀80年代初陸續由湖南廣西遷來的農業與水庫移民。因此，垣村雖以姚氏族人為主體，但也可算是一個雜姓村，村中共有姓氏40多個。垣村以農業種植業為主，2005年試點林地確權改革后，原先由村集體掌握的林地分予家戶，集體所有的小二型水庫也以低價承包給人養魚。村集體尚欠債50多萬元，就集體經濟而言垣村是一個薄弱村。

　　2011年9月，垣村青年YHF(以下以HF簡稱)在北京的醫藥銷售公司工作5年之后，希望過上田園生活，經過一年的農業實習生訓練，選擇返鄉從事生態稻米種植。2012年1月，HF以自家18畝水田(13畝兩季田，5畝一季田)試驗稻鴨共作生態大米。因為好奇使用非雜交種，不用農藥、化肥、除草劑的水稻是否會有收成，村民不僅旁觀HF育苗、犁田、除草等整個種田過程，也經常到HF的田里觀察水稻長勢。2012年種植季結束后，雖然平均畝產只有500斤，但因為生態水稻價格遠高于常規水稻，每畝收入反而比常規水稻多了500元。因此，一些村民主動要求加入生態水稻種植。2013年1月，HF牽頭成立了DXNY生態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擔任理事長(社長)，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需要遵守共同的生態水稻種植標準，水稻收獲后由合作社統一收購、銷售。近年來因為常規水稻收購價不高且收購量并不充分，垣村村民加入合作社的興趣也越來越高，合作社內種植戶數和畝數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請見表1)。

　　2018年，隨著合作社以生產端為中心的銷售閉環漸趨達成(下文將有詳述)，現有的垣村生態稻米將不敷銷售。在前期互相了解的基礎上，合作社開始與宜豐縣北部的黃崗山墾殖場GYZ分場合作，組織原農場職工在自身承租土地上種植生態水稻，由合作社輸出種植技術，指導田間管理，負責稻米收購和銷售，并在當地建立加工和倉儲點。首期合作種植約150畝，因GYZ分場半山區的地理位置及優良的生態環境，所產稻米具特別的風味，合作社特別希望能夠在這里擴大種植面積。同時，合作社也以同一模式與鄰鎮一位種糧大戶合作種植50畝生態水稻。這也預示著生態水稻的種植，已經從垣村走出，開始擴展到縣域內其他地方。

　　合作社在多年的摸索中，已經形成一套相對成熟的生態水稻種植操作過程，并將之標準化、模塊化。其過程如下：

　　1.種子處理

　　(1)篩選干凈、無雜質、無癟谷的種子。

　　(2)浸種前種子要曬1-2天。

　　2.育秧

　　(1)每畝水田用6斤種子，75個秧盤育秧。

　　(2)催芽到破口再撒種。

　　(3)用發酵過的菜籽餅做底肥。

　　(4)做好防鼠、防鳥工作，確保發芽率和存活率。

　　3.栽植

　　(1)每畝田用150~200斤菜籽餅做底肥，發酵好后入田。

　　(2)拋秧前要犁田2~3遍。

　　(3)拋秧后曬2~3天的田，曬干后放水。

　　(4)拋秧后15天拔草一次。

　　(5)拋秧后30天曬田一次。

　　4.稻鴨共作

　　(1)拋秧時買回鴨子，一畝田8~10只，10畝一圍。

　　(2)家養10~15天后放入田中。

　　(3)晴天清晨放鴨入田;放鴨第一天，觀察鴨子，濕毛的鴨子帶回家，養上幾天后再入田。

　　(4)放鴨期間，田里不能少水，拋秧30天，趕出鴨子，曬田一次。

　　(5)水稻抽穗灌漿前趕出鴨子，并放水曬田。

　　5.管理

　　(1)種植過程不能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香精等，包括生物農藥和商品有機肥。

　　(2)田埂和水溝除草，不能使用除草劑。

　　(3)鴨子在田期間，不能投喂飼料。

　　(4)發現違反者，從合作社除名。

　　6.晾曬

　　(1)稻谷不能在村外馬路晾曬，只能在村里的曬場晾曬。

　　(2)稻谷要清掃干凈，去除雜質。

　　(3)稻谷晾曬含水率不能超過12%。

　　在實際種植過程中，經過幾年反復摸索和試驗，合作社也發展出了一些新做法，如以水控草技術：注重犁田、整地要平，田土平整，曬田之后放水，即可將草封在土中壓制其生長。因以水控草技術的有效性，2018年的種植季中，相當一部分農戶開始放棄原先的以鴨控草，從而節省在鴨子照管上耗費的人力。合作社對于種植技術的改良，主要的方向和原則是簡單化、有效性與可操作性，從而讓更多的農戶愿意參與進來。例如菜籽餅作為營養型肥料需要發酵腐熟才能入田，但每個農戶對堆肥的重要性理解不同，同時對堆肥過程中的炭氮比控制不均，帶來臭味與蒼蠅等問題。有農戶就直接將菜籽餅撒田自然發酵，在比較過腐熟和直撒的農田產量后，發現差異不大，合作社便將菜籽餅從腐熟改為直撒。為了保證生態稻米的品質，從而建立穩定的顧客群體，合作社規定所有加入其中的垣村水田只能種植一季，生態水稻的整個生長期是120天左右，端午節前后拋秧，國慶節前后收割。不過，垣村約65%的水田是兩季田(早、晚稻)，村民為什么愿意放棄常規水稻的兩季田種植，選擇生態水稻的一季田種植?因此，需要對常規水稻與生態水稻的投入產出進行一個比較(請見表2)。

　　常規水稻每畝盈余725元，生態水稻每畝盈余1247.5元，生態水稻每畝收入比常規水稻多522.5元。常規水稻兩季田種植的每畝全年盈余1450元，只比單季種植的生態水稻多出202.5元。垣村生態水稻與常規水稻種植在播種、收割階段工作量差異不大，差別主要在田間管理：是人工控草還是使用除草劑。而以整體勞動量投入而言，常規水稻兩季種植的勞動量投入與單季的生態水稻種植相比基本可以持平，甚至要高過于生態水稻的勞動量投入。在資金投入上，垣村兩季田常規水稻種植農戶需要前期投入950元，才能獲得1450元的收入;生態水稻種植前期投入345元，可獲得1247.5元的收入;相比而言，生態水稻的資金效率更高。從恰亞諾夫(A.V.Chayanov)勞動消費均衡論角度看，生態水稻種植的勞動辛苦程度與常規水稻種植相當(甚或低于)，同時單位勞動生產率和資金使用效率明顯高于常規水稻種植。那么，以2016年為例，為什么垣村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水田不愿加入生態水稻種植?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方面，垣村兩季田常規水稻種植在經濟收入上超過單季的生態水稻種植;另一方面，合作社生態水稻收購的分期支付方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稻米不屬生鮮，保存期長，國人零買的稻米消費習慣，使合作社無法單次、單季銷售完畢，銷售周期是整年(下文將有詳述);合作社因為資金壓力，以銷售回款分別在春節、端午、中秋分三次支付稻米收購款。即當年出售，來年收款，這種延時支付、分期付款的收購方式，與當地一次性支付的收購方式存在差異，也讓垣村部分農戶繼續選擇實行一次性現金收購的常規水稻種植。

　　不過，垣村農民愿意加入生態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除收益考量外，還有時間成本、生態環境成本、食品安全問題的考慮。常規水稻兩季田種植在四月初(農歷春分前后)即需播種栽秧，生態水稻六月初才開始播種栽秧，十月中上旬收割，相比之下后者至少有兩個月時間不用關注農田事務，可以將注意力分配到其他事務上。另外，林地確權之后，垣村很多農戶將自家林地砍伐，種品種單一化的商品林(杉木)。中年人WCZ談到林地確權后的變化時說：“種杉木，收入是多了……。以前村里的山地是原生林，有生物多樣性，有很多野獸。現在除了野兔，其他都沒有。為了種杉木，一把火一燒，動物向哪里跑?……砍了原來的樹種杉木了，蓄水能力下降了，生物多樣性也跟著沒有了，原來我們這里有很多水的，現在有些年水都變少了……”。此外，老年人HM也說：“生態水稻嘛，就是輕松一點，種下以后不用管，不能打農藥啊……。你說現在農村這么多病，是不是跟吃的有關?以前我們小時候，沒有那么多病的，現在村里人這個病、那個病……，一進醫院就要好幾千。……去年我自己留了三十包，剩下的賣給他合作社。今年不種，也可以吃。我吃生態大米，種的菜都不打農藥化肥。我跟他們說，一年少進一次醫院，你種田的錢都賺回來了”。正是因為感知到生態環境與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生態水稻種植不打農藥、化肥、除草劑，對食用者安、對種植者安、對村落生態環境安的效果，也漸漸被垣村村民所接受，愿意考慮并加入合作社生態水稻種植中。

　　生產主義鄉村以石化農業為基礎，在農業工業化過程中追求產量;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則在生態安全的基礎上，放棄對農業生產產量的追求。與前二者不同，垣村生態水稻種植則是在生態農業的基礎上，以稻米產量提升為核心目標之一，在東南亞生態稻作產量與常規稻作產量持平的種植榜樣及國內稻米市場競爭的雙重刺激下，圍繞產量提升進行了深入鉆研和探索(產量提升價格下降才有可能)。品種、控草與肥料是合作社在生態水稻種植中提升產量的三個關鍵環節。合作社在全國搜集了六十多個水稻老品種，并做了相應的試種，2015年確定了口感與產量俱佳的非雜交可留種的水稻品種“象牙粘”，作為主打產品。2018年試種了湖南農科所出產的非雜交可留種的高產稻種“珍香”。“珍香”在生態稻作條件下，實驗產量每畝達800斤上下，垣村種植產量約為600斤左右。在精細挑選和試驗不同水稻品種之外，合作社也極為重視對控草技術的提煉和試驗，前述“以水控草”就是其中一例。此外，對于產量來說肥料極為關鍵。合作社現有作為底肥使用的菜籽餅，營養源單一，并不是高效有機肥。合作社一直在尋找合格的商品有機肥，以替代菜籽餅。2018年的種植季，合作社與湖北兩家商品有機肥公司合作，分別用5畝水田來試驗商品有機肥的效果。因此，對產量的重視，是垣村區別于后生產主義鄉村特別是多功能鄉村的一個主要特征。與生產主義鄉村相比，農業技術上從石化農業轉向生態農業，生產目標上從“吃飽”轉向“吃好”、從單一目標的產量追求轉向食品安全、生態安全、身體健康等多重目標上的產量追求，這是新生產主義鄉村形成的基礎。不僅生產技術和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生態農產品的銷售方式也發生了基礎性的轉變。

　　四、生產端中心的產消連接與新型城鄉關系形塑

　　食物社會學對于食物銷售過程有一個沙漏比喻，認為包括工業化農業生產在內的整個食物銷售領域，以中間商、連鎖超市、食品加工企業等為中心來連接分處兩端卻數量龐大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因此食物銷售過程就像一個沙漏，連接兩端的狹窄的中間管道，獲取了最多的食物信息，也獲得了食物銷售過程的大部分收益。垣村生態水稻的銷售打破了這一傳統的食物銷售模式，建立起以生產端為中心去中間化的產消連接，生產者直接面對消費者，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消閉環。

　　以2017年為例，垣村800畝生態水稻共收獲稻谷約40萬斤，碾米后獲得稻米約20萬斤，直接面向市場與消費者銷售(見圖1)。合作社借鑒外部經驗建立了“谷東俱樂部”，即消費會員制，所謂“谷東”即以訂金的方式預定了本年度垣村生態水稻三分、半畝、一畝的產量，此后每月在固定日期分別快遞10、15、30斤生態稻米至會員家(包郵)。會員制具有一定的“社區支持農業(CSA)”的性質，但與CSA不同，會員不需要與垣村生態農夫共擔種植風險，享有約定的稻米供應。垣村現有200多位稻米消費會員，銷售量約占總體的25%。同時，開設了淘寶店、微店進行銷售，網店銷售約占銷量總體的5%。宜春本地市場銷售(如單位福利采購、年節贈禮、自購、地區特產店收購等)，約占銷量總體的10%。以公平貿易的方式由國內著名有機食物平臺WT工坊和珠海LSZ農場，分銷其中的30%。LSZ農場是國內知名的CSA農場，以蔬菜種植為主，在提供購買家庭份菜之外，這些家庭亦有稻米的需要;WT工坊需要豐富平臺的食物品類，增加顧客選擇空間，提升用戶粘性;垣村生態農夫與他們之間是相互支持、相互需要的公平合作關系。同時，與不同生態農場的銷售平臺、農夫市集、生態食物平臺以代郵等方式合作銷售，約占銷量總體的10%。另外，作為生態稻米深加工的主要方式——釀酒(下文將有詳述)，用去了其中的10%。

　　任何產品的銷售都涉及銷售策略、方法和技巧的問題，生態稻米銷售亦不例外。垣村生態稻米銷售首先注冊了稻米品牌“Y社長”，在銷售過程中主打HF因著情懷返鄉從事生態農業，歷盡艱辛、不解甚至反對，最后獲得成功，并帶領垣村農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同時，也強調生態農業對于鄉村生態環境修復和保持的意義、對解決城市食品安全問題的作用，最后說明合作社由生態農業中所賺取的利潤，部分將會投入垣村社區公益事務。情懷敘事、生態敘事和公益敘事，配合以被證明為真的個人案例及稻米檢測報告、有機食品認證等，使垣村生態稻米種植不僅是在輸出安全、健康的食物，也是在輸出一種社會價值：一種以生態農業的方式解決鄉村農業面源污染、保育鄉村生態環境、推動社區公益的社會改良與變革的價值體系。對于消費者來說，購買和食用垣村生態水稻，不僅獲得了安全、健康食物，也具有某種公平貿易的性質和價值。這一背景下的消費行為，不只是一種食物消費的過程，更具有一絲道德性的意義：支持農民的無農藥、化肥、除草劑的種植，支持生態環境保護，減少農業面源污染。這反過來強化了人們的購買行為，具有某種“道德經濟”的性質。

　　1949年以后，在工業化發展的國家意志下，我國城鄉關系形成農業支持工業、鄉村支持城市的犧牲型鄉村格局;1978年以后，城鄉二元體制松動，但在生產主義催動下的鄉村，一方面開足馬力為城市提供農產品，一方面在鄉鎮工業的模式中模擬城市發展，帶來農業生產過剩、鄉村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前后，后生產主義鄉村開始在中國出現并被討論，但鄉村主要是以其鄉村特征商品化方式被城市居民所消費，鄉村是被動接受改變，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具有鄉村自身的主體性和特性。因此，不對等、不平衡的城鄉關系仍然在慣性中得以維持(沒有形成根本性的改變)。垣村生態水稻銷售中，會員價格約為10元每斤(包郵)，零售價格是11.9元每斤(十斤以上包郵)。在當下收入水平中，能夠消費得起也有意愿消費垣村生態稻米的，絕大多數都是城市中產階層。筆者在垣村調查過程中，看到合作社所存月度的會員及零售寄發地址，絕大多數分布在中等以上城市中(請見表3)。

　　與生產主義鄉村的石化農業對鄉村生態環境的破壞、后生產主義鄉村迎合城市需要將鄉村變成由城市所延伸出的消費場所不同，垣村的生態水稻銷售過程中，城市及中產階層支持了鄉村特征中最核心的農業生產，實際上也支持了鄉村的內源性發展及其可持續的自我循環。上文已講到垣村生態水稻銷售中提前付款的會員，具有一定的CSA性質，雖不與垣村農民共擔種植風險，但提前付款本身，也是對垣村生態種植的一種支持。因提前付款有助減輕合作社資金壓力，從而以輕負債率的方式經營農業，提高農業種植效益和收入。因此，當城市中產階層以公平貿易的方式購買鄉村的生態農產品時，實際上是支持了鄉村的生態農業，并激勵鄉村生態農夫持續探索生態農業技術以提升產量，某種程度上也支持了鄉村社會的再生產。鄉村則以生態農產品的提供解決城市中產階層的食品安全焦慮，解決其對健康食物的強烈需求，鄉村以農業為核心的主體性再次得到驗證和確立。城鄉之間在食物和生態農業上的相互支持和相互需要，塑造并生成了一個對等、平衡的新型城鄉關系。

　　正是因為這一新型城鄉關系的生成，HF在談到生態稻米銷售時說：“銷售不是特別大的問題，我想得最多、花心思最多的地方，是怎么擴大米的附加值，做深加工……”。最初，合作社嘗試做宜豐本地特色的糯米酒，后試驗以本地非遺工藝制作米粉、試做米馃等，因為產品過于地域化、受眾小、不加防腐劑存放時間短等問題，無法鋪展開來。2017年10月，受一位酒廠老板的啟發，HF開始請酒廠代工以生態稻米釀制白酒。所產白酒不做任何勾調，存放半年以后，口味開始變得醇和、易入口;更重要的是，酒后不上頭。第一批酒送出試嘗之后，評價和反應都比較好，市場銷售也不錯，甚至有人主動提出做武漢地區代理。2018年1月、5月，又分兩次投入了14000斤生態稻米釀酒，到10月底時原有存酒已基本銷售完畢。正是看到了生態稻米釀酒具有的附加值及廣闊市場空間，HF計劃在垣村東邊山腳處建造釀造坊與食宿兼備并具會議、休閑功能的“詩酒山莊”，在山莊舉辦相關活動，以此作為向以南昌為核心的本地市場推廣垣村生態稻米白酒的平臺。2018年9月底，釀造坊建造報批手續已辦理完成，在水、電、路等基礎設施鋪設完成后，于2019年10月正式動工興建。一旦生態稻米白酒的本地市場打開，銷量得到較大提升，那么垣村生態水稻種植與銷售的閉環就可以在本地完成，而這一產銷間閉環的中心在種植者端，垣村生態農夫打通并掌握了整個產銷過程。“因為白酒上有了利潤，米這一塊利潤就可以放掉了，放給農戶……”。合作社可以不用被動的受常規水稻低價競爭的影響，將生態水稻價格穩定在某個水平上，從而最大程度保護垣村生態農夫的利益以及他們的種植積極性。因為銷售閉環的達成，對于合作社來說，不用再像2017年那樣因擔心銷量特意縮小種植規模，當下最大的問題反而是如何擴大種植面積，保證銷售不斷貨。與GYZ分場及鄰鎮種糧大戶的生態水稻種植合作，就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在生產主義鄉村中，國家通過政策設置引導農業生產過程，并以農產品銷售專業化的方式，由作為專業機構的中間商來負責連接食物生產與消費兩端。垣村的生態水稻種植，打破中間商對農產品銷售的壟斷，建立以生產端為中心的產消對接，并以生態白酒的釀造為中心完成從生產到銷售的閉環，從而最大程度的將農產品的利潤留在生產端，提升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增進了鄉村自身的主體意識和地位。同時，以生產端為中心的產消對接，在安全、健康食物層面城鄉互相需要的基礎上，形成了城市中產階層對鄉村生態農業種植過程的有力支持，形塑并推動了一種對等、平衡的新型城鄉關系的生成。這是新生產主義鄉村在農產品銷售和城鄉關系層面上區別于生產主義鄉村、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的一個核心特征。

　　五、合作社與農業生產組織

　　我國當下有機、生態農業生產的組織形態，大體上有個體型農場、家庭型農場、CSA農場、企業型農場等四種主要類型，雖然絕大部分的農場都在鄉村地區，也或多或少雇傭了一些鄉村農民，但這些農場并沒有與鄉村社會本身形成深刻關聯，也較少對鄉村社會整體發展產生內源性的推動。垣村的生態水稻種植沒有采用半封閉的農場形式，而是以開放性的合作社將村落農民及其家庭關聯進生態水稻的種植過程中，在增加農戶收入的同時，與鄉村社會本身形成了深度關聯，從而以村落共同體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并應對市場需求，形成了一種輕資產的農業運營方式。

　　垣村生態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實行入社自由、退社自愿原則。在每年種植季前，村民自愿報名參加生態水稻種植，確定田畝，不報名即視為退出，賦權于農戶自身。但在加入生態水種植之后，所有入社農戶都要遵循一系列共同的種植行為，即共同購買(種子、農資等)、共同種植標準(無化肥農藥除草劑等)、共同監管、統一銷售。合作社也建立了理事長、副理事長、理事會主任、監事會主任、會計、出納等一系列職位來處理和落實相應事務。除理事長外，其他崗位每年會有600~800元不等的補助。在合作社的組織架構上，以社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在社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長等職事人員負責社內事務的運作。在生態水稻種植最重要的無化肥、農藥、除草劑使用的監管上，則按實際種植面積和區域劃分片區由社內職事人員分別負責。雖然有分區監管的做法，但實際上以入社人員互相監督為主。合作社一直強調，一人使用了化肥、農藥、除草劑，若被抽檢到，實際損害的是合作社內所有生態水稻種植農戶：因合作社的牌子和聲譽受到影響，生態水稻銷售就難以為繼。在鄉村熟人社會體系及共同利益的驅策下，入社農戶間的互相監督也得到了有效地執行。HF說：“剛開始，農戶會跑來跟我說，誰誰用了農藥化肥……，后來就沒有了。大家都看得到的……”。

　　合作社成為垣村村民日常生活中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合作社集中了垣村大部分的土地，村內大部分的家戶也都與合作社形成了或深或淺的關系，不僅因為稻田里的產量關系著他們一年的種植收入，合作社的銷售也直接關系著他們能不能拿到這一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垣村以姚姓人家為主體，存在著宗族組織。將村落多數土地組織起來共同從事生態水稻種植的合作社，成為跨越宗族并兼具地緣和業緣的村落性社會組織。因此，合作社的存在豐富了垣村本身的組織形態，提供村落傳統血緣組織之外的另一種選擇時，也帶動了當下作為雜姓村的垣村村落社會的運作，使得村落社會在進行涵蓋大多數人的社會行動時能夠真正動起來(下文將有詳述)。

　　事實上，資本規制著現代農業的規模及收益，對于有在機、生態農業而言，相當程度上也無法自外于這一規律。在有機、生態農業領域也一直存在著“小而美”與規模化的爭論。在HF看來：“有機、生態農業，應該是適度規模的。適度規模就是適合你自己的規模，標準是產品品質、贏利、管理水平、資金水平、承受風險能力的平衡。如果只是‘小而美好的’，那么收支怎么辦，利潤怎么辦”?不過，適度規模也存在著資金的壓力，那么資金又從何而來?垣村的生態水稻銷售，零售價每斤是11.9元，在國內整體生態水稻價格上屬于中下價位，利潤并不是很高。城鄉居民的大米消費習慣，讓生態大米無法一次性或短期內銷售完畢，大米的積壓其實就是資金投入的沉淀。資金沉淀形成的利息，完全能夠吃掉生態稻米的利潤，這是國內很多有機、生態農場和企業失敗的核心原因之一。合作社則是解決適度規模和資金問題的重要組織形式。在垣村的合作社組織形式中，首先不用支付土地租金，這是社員帶入合作社的自有資產;其次，土地產量與社員的收入直接關聯，減少了與此相關的直接間接的管理成本;最后，社員的生態水稻收購款以銷售回款分三期支付，相當程度上減輕了資金壓力，形成內部資金循環。因此，合作社就是垣村農民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以適度規模的優勢，用生態農業對接市場需求，從而獲得高于常規農業收入的一種組織手段。更重要的是，垣村的合作社形式符合當下輕資產的農業運營方式，減少了地租、人工、資金成本與管理成本，從而較大程度的從農業種植上直接獲得利潤和收益。不過，就垣村的情況而言，以合作社的組織化形態進行生態水稻的種植，是在現有資金水平和農業輕資產運營背景下，于村落現實條件中的一種自主選擇，一定程度上也是現實條件中的較優選擇。

　　因此，在農業生產組織上，垣村生態農夫們以合作社的自組織手段作為農業生產主要的組織形式。與西方生產主義鄉村以農業生產工業化、機械化為基礎形成的農業企業，以及過去四十年中國生產主義鄉村以家庭為核心的生產單位相比，在農業生產的組織形態上，垣村的生態水稻種植以具一定村落共同體意義的合作社作為主要的組織形式，從而解決規模化與資金的問題，并與農業輕資產的運營方式相互結合，直接從農業種植本身上獲得更多收益和利潤。基于此，新生產主義鄉村的組織形態也與生產主義鄉村的農業企業和家庭方式有著基礎性的差異，而以合作社的自組織手段作為農業生產主要的組織形式。

　　六、生態水稻、村落社會運作與國家

　　垣村生態水稻種植合作社的影響，并不只在農業生產領域，也延伸到村落社會運作過程中。2011年9月回鄉從事生態水稻種植之時，HF就有推動鄉村社會改變的想法：“想做一些對農村好的事，不只是帶他們賺錢，改變他們的生活，也要改變他們精神文化面貌……”。2012年7月，HF邀請南昌大學三農協會來垣村，共同幫助村中婦女組建舞蹈隊。組建舞蹈隊的初衷，是因為沒有村落公共活動，村中婦女多參與賭博，言語上的紛爭與個人矛盾也隨之增多。HF提供設備、服裝等，由南昌大學三農協會進行行動倡導和組織培育，在婦女們形成自組織之后撤出。有了公共活動空間和機會后，晚飯后去跳舞成為村中婦女一個重要的選項，參與賭博的婦女變少了。雖然婦女舞蹈隊因年齡和代際問題分成了兩拔，但在HF看來：“搞了舞蹈隊以后，有十幾個人一直在跳，至少有一些改變，人不多……，那也是改變”。2013年1月，在合作社成立之后，便開始通過網絡向外界募集少兒類圖書，建立鄉村圖書館。因寒暑假期間垣村的小孩子大多在家看電視或玩手機，從合作社角度看，建立鄉村圖書館的目的是希望通過閱讀擴大孩子們的視野和見識，看到鄉村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從而改變觀念，奮發向上。2013年4月，鄉村圖書館成立，因場地問題最初設在HF家中;2015年5月，垣村新彥國公祠建成之后，鄉村圖書館租用其兩個房間，改名為“慎修書舍”遷入，曾開展過周末少兒國學班的講習，現在主要以圖書閱覽室的方式存在。此外，合作社也與北京NGO組織“零廢棄聯盟”合作，進行村莊垃圾分類試點工作，以廚余垃圾堆肥返田和二手物品交換計劃為中心，推動村莊垃圾減量和零廢棄目標的實現。因在實施場地和經費上沒有得到村委會和鎮政府的明確支持，村莊垃圾分類計劃暫時擱置。如果說婦女舞蹈隊、鄉村圖書館、垃圾分類計劃從無到有的出現，主要是對村落公共空間的拓展和公共事務的分擔的話，那么對村落社會運作形成實質影響的則是年度豐收節活動。

　　2017年11月25日，合作社邀請北京新工人藝術團來垣村舉辦“‘大地民謠’音樂會暨DXNY合作社豐收節”活動。豐收節除了面向全村及村外人群的音樂會外，還有慰勞社員的晚宴。因此，需要進行村落動員才能完成這一攬子工作。參與豐收節活動的人員以義工形式進行志愿服務，主要分為場地整理、秩序維持、停車引導等青年義工隊與殺豬、做飯的后廚義工隊，共有20多人參與。此外，南昌、宜春等地來的二十多位合作社“谷東俱樂部”成員及其親友需要在本村住宿，合作社需要對接本村可以接待的人家，進行住宿安排。因為演出場地就在村中心的空地上，只需進行清潔即可，但事前對外發布了通知，很多村外人群的到來使得停車、引路等事務成為最繁忙的工作。當日下午的民謠音樂演出非常成功，從留存下來的照片、影像中可以看到，村中心的場地上擠滿了人。為了慶祝這次豐收節，合作社買了一頭土豬做殺豬宴，參加殺豬宴的人員主要是社員家戶代表(每家一人)、演出人員、義工、“谷東俱樂部”成員等。更重要的是，豐收節本身的運作過程：豐收節由合作社用自身的力量進行運作，豐收節的資金通過眾籌方式獲得，活動的組織通過村落社會動員的方式完成，是一次村落自組織的過程，也是一次內發的村落集體行動。這一豐收節的集體行動，有別于村“兩委”的行政體系和宗族的血緣體系所促發的集體行動，為垣村村落社會運作提供了另一種紐帶和可能。

　　當下國家對于鄉村大體上有三種需要：一是保持村落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的需要;二是以提供農產品為基礎的食物需要;三是減少農業面源污染，保護村落環境的生態需要。2013年以后，隨著全國糧食產量穩定在6億噸之上，國民食物消費結構出現了基礎性的變化，主糧消費一直在下降，人們從“吃飽”開始轉向“吃好”，鄉村糧食生產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往那么吃緊，國家因此也得以進行農田休耕的試點。不過，國家對鄉村減少農業面源污染、保護村落環境的生態需要不斷在提升。同時，城市居民特別是中產階層對安全、健康食物的需求也在上升。這一背景下，垣村所進行的生態水稻種植契合國家對鄉村生態需要程度的提升，從根本上解決農業面源污染，放棄了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的使用，持續保持和優化村落生態環境的同時，為城市社會提供安全、健康食物。因此，垣村生態水稻種植也獲得了來自于國家的直接或間接的支持。不僅合作社獲得宜春市“先進合作社”稱號，HF也獲得了“全國農村青年致富帶頭人”和“江西省道德模范”等榮譽稱號。合作社本身也獲得了來自宜豐縣政府、農業局“農田可視化”、“田間光伏滅蟲”等項目的直接支持，同時縣、鎮兩級機構也在年節福利、地方特產展示時采購合作社稻米以示支持。如果說國家對鄉村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需要是恒定的，那么垣村合作社在村落動員及村落社會運作上提供的可能性，使得因集體經濟薄弱無法充分提供村落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的村“兩委”，愿意對之提供支持和幫助。垣村村支書LLM坦承：“合作社提出的一些事項，我們都會表示支持……”;當HF提出租用村東面十畝土地進行合作社一二三產整合開發的基地時，村“兩委”也給予了部分費用減免。相當程度上，這可以看成是國家對合作社在村落公共產品提供、社會組織和運作上作用的默許和支持。不過，國家對垣村生態水稻種植及合作社運作的態度，主要來自其對鄉村三種需要的排序：當生態需要與食物需要持平(連帶解決城市安全、健康食品的需要)，且生態水稻種植及合作社與鄉村社會穩定需要相互連接時(對村落社會秩序形成支持)，國家傾向于與生態水稻種植和合作社及廣義上的生態農業，形成支持與合作關系;當食物需要超過生態需要時，國家則會選擇通過重構政策來調整其間的關系。

　　在生產主義鄉村的概念體系里，農業生產過程并不與鄉村社會運作直接相關聯，鄉村只是生產的場所;而在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中，鄉村作為景觀的意義，遠高于鄉村本身(生產)的意義。垣村的生態水稻種植及合作社運營中，將農業生產與鄉村社會運作相互關聯起來，提供村落社會集體行動另一種可能的同時，也為村落共同體的再形成及其內化提供了一種紐帶和形式。同時，生產主義鄉村受到國家明確的影響，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則與市場有著更為內在的關聯。在垣村的案例中，既承接國家直接的支持和影響，但在稻米銷售上以解決城市安全、健康食品需要為基礎主要依托于市場，與市場形成更為深刻的產消兩端互有責任的類“道義經濟學”的關聯。因此，以垣村為例，在新生產主義鄉村形成與運作過程中，國家、市場、社會以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和關系關聯在一起，從而區別于生產主義、后生產主義、多功能鄉村的運作方式和形態。

　　七、結論與討論

　　新生產主義鄉村與生產主義鄉村、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概念相比，其之“新”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1)在農業生產技術和手段上，從以石化農業為基礎的農業工業化生產方式轉向循環、安全可持續的有機、生態農業生產方式;因應社會從“吃飽”轉向“吃好”的食物轉型過程，從單一目標的產量追求轉向食品安全、生態安全、身體健康等多元目標上的產量追求。(2)在農業生產組織上，區別于農業企業和家庭組織，以合作社作為農業生產主要的組織形式，既解決規模化與資金的問題，與農業輕資產的運營方式相互結合，并以合作社的組織化手段，最大程度從農業種植本身上獲得效益。(3)在農產品銷售方式上，打破傳統以中間商為核心的沙漏型食物銷售體系，建立以生產端為核心去中間化的產消連接，生產者直接面對消費者，從而將食物銷售的利潤最大程度的留在生產端，進而打造一個完整的產銷閉環。(4)在城鄉關系上，以生產端中心的產消連接為前提，在安全、健康食物層面城鄉相互需要的基礎上，形成了城市對鄉村生態農業種植過程的有力支持，形塑并推動一種對等、平衡的新型城鄉關系的生成。(5)在鄉村社會運作上，將農業生產與鄉村社會運作相互關聯起來，提供鄉村社會集體行動的另一種可能，為村落共同體的再形成及其內化提供了一種紐帶和途徑。(6)與市場、國家關系上，既受到國家直接、間接的影響和作用，也與市場有著更為深刻的關聯，產消兩端互相承擔對對方的道義和責任的過程，使之在市場的背景下形成了類“道義經濟學”的關聯。在新生產主義鄉村運作過程中，國家、市場、社會、鄉村、農業及城鄉關系等以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和關系關聯在了一起，因此新生產主義鄉村可以說是中國鄉村一種極為重要的(新的)發展類型與形態。

　　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概念，主要建立在對城市近效鄉村的觀察和分析上，而地理位置上距城較遠的鄉村、處于國家農業腹地上的眾多鄉村，并不在其關注和分析范圍之內。同時，鄉村不僅僅是城市基于符號和象征需求的消費對象和多功能的消費場所，食品安全背景下城市對于安全、健康食物的強勁需求，也使得鄉村與農業再一次被緊密關聯在一起：對于鄉村而言，其以農業為核心的鄉村性特征重新被意識和確立，并以此為基礎主動尋求和利用城市資源，建立了以農業為核心的鄉村主體性。因而，在新生產主義鄉村的形成過程中，農業與鄉村不是二元分離、割裂的狀態，而是相互關聯、相互結合的關系。對于中國的鄉村而言，將鄉村與農業或將農業與鄉村割裂開來分析、討論，不足以獲得對中國鄉村社會真正的理解。因此，相對于西方鄉村社會變遷與轉型研究中，形成的生產主義鄉村、后生產主義鄉村、多功能鄉村的概念，中國城市遠郊及農業腹地上的鄉村所出現的不同以往的發展和變化，無法用現有概念進行解釋。新生產主義鄉村就是我們在超越農業研究與鄉村研究二元分立基礎上，對一個新發展類型所提出的概念抽象，用以理解中國鄉村新的發展，把握農業與鄉村新的結合趨勢。

　　生態農業與常規農業的一個差異是，前者會主動關注鄉村社區的運作、內聚性社群的形成，使之成為可以連接農業與鄉村的紐帶。當下中國社會從“吃飽”向“吃好”的食物轉型過程中，對于安全、健康食物的需求，也對農業、鄉村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城鄉之間在食物上互有責任關系的形成，使對等、平衡的新型城鄉關系成為可能。因此，生態農業研究在理論上的價值是，彌合鄉村研究與農業研究的二元分立，用新的視野和眼光思考鄉村與農業間關聯性發展，并在安全、健康食物產消連接基礎上建立新型城鄉關系;而它所帶來的理論命題：如何面對生態農業對鄉村社會與農業種植的重塑，如何面對中國社會食物需求上的轉型所帶來的鄉村與農業及廣義城鄉關系的重新定義和塑造，仍是一個需要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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