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嚴海蓉認為，目前相關政策對“糧食安全”的定義太窄，只保證稻米、玉米和小麥三種產品糧食的95%自給自足，把大豆和其他品種排除在外。尤其是大豆進口不斷攀升，使其成為了當下糧食安全的“軟肋”。

　　本文由《時代財經》授權發布，感謝《時代財經》對人民食物主權的支持!

　　作者|嚴海蓉、余思毅(記者)

　　后臺編輯|童  話

　　“面粉賣沒了!”4月8日，在山東濰坊開糧油鋪的梁小姐對《時代財經》說。近日不少地方出現了囤糧囤面的現象。

　　國家農業農村部4月4日表示，當前我國糧食產量豐、庫存足，呼吁民眾不必擔憂糧食安全、不用囤積糧食。

　　袁隆平也發聲“中國不會出現糧荒”，但大米股還是漲瘋了。“糧食第一股”金健米業(600127)在最近13個交易收獲9個漲停板，股價從3月下旬的4元多，翻倍至目前11元。

　　4月8日，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老師、關注食物主權問題的專家嚴海蓉在接受《時代財經》采訪時表示，“農業農村部公布了糧食產量豐富，回應了產量和供應量的問題，但老百姓可能會擔心漲價、供應是否穩定。”

　　嚴海蓉指出中國目前的糧食生產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結構性問題。她認為，目前相關政策對“糧食安全”的定義太窄，只保證稻米、玉米和小麥三種產品糧食的95%自給自足，把大豆和其他品種排除在外。尤其是大豆進口不斷攀升，使其成為了當下糧食安全的“軟肋”。

　　嚴海蓉呼吁國家將把糧食作為公共用品來加強管理，把糧食安全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手里。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老師、

　　關注食物主權問題的專家嚴海蓉

　　糧食安全涉及價格與供應

　　時代財經

　　非洲蝗災和新冠疫情的肆虐，將如何影響全球農產品供給?

　　嚴海蓉：可能導致非洲約2000多萬人口面臨糧食危機。【作者注：時隔兩個月，新一波、更大的蝗災再次襲來，預計將帶來更多人口的糧食危機。】

　　蝗災和疫情肆虐與氣候變遷、生態系統損傷等密切相關。非洲糧食生產本來就比較脆弱，蝗災影響產量，再加上疫情防控使得物流運輸阻斷，會引發供應問題。那么，炒作就會隨之產生，人們也會因為恐慌而搶購。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日對外發布，預估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震蕩要比2008年金融危機和2001年“911事件”還要大。金融危機曾造成幾十個國家的糧食恐慌問題，這次經濟震蕩很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影響國際糧食安全問題。

　　目前已經有數個主要糧食出口國宣布管控糧食出口，如大米出口世界第三的越南已禁止大米的出口。這可能是全球糧食恐慌的信號，要引起警惕。

　　時代財經

　　國家農業農村部4月4日表示，當前我國糧食產量豐、庫存足，回應日前有民眾擔憂糧食安全、囤積糧食的舉動。你怎么看民眾囤糧的行為?

　　嚴海蓉：糧食安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產量、供應量;二是可及性，人們能不能買得到、買得起;三是可利用性，指營養和烹飪;四是穩定性，價格和供應是否穩定。

　　農業農村部公布了糧食產量豐富，回應了產量和供應量的問題。但老百姓會擔心漲價、供應是否穩定。

　　有數據表明，2月份食物價格漲幅22%。去年，豬肉價格漲了135%，其他肉類漲了80%。現在CPI水平幾乎處于8年以來的新高。糧食安全不僅包括供應充足，而且還包括價格合理穩定。因此除了回應口糧產量充足外，應該要看到老百姓的這些擔憂。

　　時代財經

　　如果全球疫情持續，會給全球以及中國的糧食安全帶來什么挑戰?

　　嚴海蓉：我們確實面臨較多挑戰。

　　首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已經警報，全球氣候變暖和極端氣候導致全球的糧食產量下降10%。“人口第一大國”印度1981年—2009年，小麥產量下降5%。現在遇上新冠疫情，聯合國糧食組織發出了全球糧食供應鏈可能斷裂的警告。

　　二是金融方面的挑戰，全球化的糧食體系和金融是密切聯系的。金融炒作是引發2007-2008年的全球糧食恐慌的因素之一。本次新冠疫情，美國又開始進行無限制的量化寬松，有可能引發新一輪資本進入糧食產業。有2007-2008年的前車之鑒，中國應及早防范。

　　三是發展模式帶來的隱患。這個問題在中國尤為突出，中國人均耕地少，對糧食需求尤為迫切，過度使用土地，甚至局部地區土壤有機質下降，都影響到我們長期可持續的問題。

　　時代財經

　　具體到中國又有哪些隱患呢?

　　嚴海蓉：中國糧食生產模式也存在結構性問題。

　　糧食生產以市場經濟思路為主導，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導致沿海地區不注重糧食生產，把糧食安全問題交給糧食大省或傳統生產糧食的地區。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有21個省份有余糧可輸出，如今，只有約10個省份有余糧輸出。廣東省糧食自給率大概在22%左右，四川素有“天府之國”之稱，也沒有多少余糧可輸出。

　　這些現象背后是過去各地“用耕地換增長”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加速了農田向變工業區和房地產項目的轉化開發。國家近年已經意識到耕地流失問題的嚴重性，制定了“耕地18億畝的紅線”，遺憾的是又開了一個“口子”——土地增減掛鉤。

　　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實際耕地的流失、耕地質量下降。除此外，農資的高度市場化、生產成本的攀提升、收益的下降，也傷害了種糧積極性，導致播種面積下降(如小麥、玉米和稻谷種植面積下滑)、復種指數下降(一年兩季變為一季)，以及耕地的非農使用。

　　作者注：

　　國務院在2020年3月1日對用地審批權出臺了新政策，對土地審批放權，第二條涉及到對“永久基本農田”審批的放權：

　　一、 將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

　　二、 試點將永久基本農田轉為建設用地和國務院批準土地征收審批事項委托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

　　國務院批準8個省份進行第二條試點放權：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廣東、重慶。這一舉措被認為專家認為“對于推動國內的企業設立、拉動投資(尤其是外商投資)，均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自然資源報》刊文(2020年4月2日，“放權決定后督察該怎么做”)指出了這一舉措可能帶來的風險：

　　一些地方會更加關注地區利益而忽視國家利益；招商引資中任性批地，加大地區間不正當競爭；“規劃跟著項目走”，隨意調整規劃；用地大手大腳，粗放浪費，在用地結構、數量上違反用地計劃；特別是一些補充耕地難度大的地方，落實耕地占補平衡可能弄虛作假；經濟欠發達地區，壓低補償安置標準，與民爭利；權力增大，尋租空間增加，引發廉政風險。

　　因此，這一舉措對保障耕地紅線、生態紅線、以及糧食安全，都帶來新的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是根據播種面積來估算糧食產量的。我在調研時，地方統計局的估算和農調隊的估算就曾發生“打架”現象。

　　進口大豆的擔憂

　　時代財經

　　中國的糧食進口最大的是大豆，其中巴西、美國和阿根廷三個國家合計占中國大豆進口總量的90%。大豆如何成了糧食安全的“軟肋”?

　　嚴海蓉：上世紀90年代，中國是大豆的故鄉，世界野生大豆90%以上的品種都在中國。一直到90年代中國都是大豆出口國。

　　后來的轉變與中國加入WTO有關系，中國農產品進口關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大豆的進口關稅尤其低，這就起到了誘導進口的作用。

　　此外，在新世紀初期，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的油脂行業，采購國外大豆，使得中國大豆進口不斷攀升。雖然油脂行業外資主導的情況后來有所改變，但大豆進口不斷攀升的局面延續到最近，大豆成為了當下糧食安全的“軟肋”。

　　時代財經

　　如何防止大豆進口受阻引發的負面效應?

　　嚴海蓉：這就需要我們反思，中國進口國際市場2/3的大豆，有必要嗎?

　　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均肉、蛋、奶和油脂的消費跟日本持平，已能滿足我們飲食結構的需求。進口大豆主要有兩大用途，一個是榨油，一個是把豆粕做成飼料。

　　大量的進口并非滿足剛需，而是帶來過度消費的問題。

　　這個問題與社會存在“過度醫療”這一現象有相似之處，因為醫院需要創收，誘導過度醫療，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在糧食問題上，過度消費也是糧食安全的隱患，而為了獲取這些過度消費的資源，國家又必須做各種各樣的安排。

　　進口大豆并不是越多越好，我們要重新思考如何評估大豆的需求，而不是無休止地去滿足過度消費的需求。

　　時代財經

　　大豆應該怎么定位?

　　嚴海蓉：大豆作為糧食有其自然屬性，而市場經濟把大豆等糧食定位為“商品”，把糧食問題看成是市場的問題。不僅如此，在國際市場上，糧食還被當做“金融衍生品”，使得大豆等成為金融炒作的對象。

　　中國作為人口大國，把糧食提高到人民基本需求的地位來看待，那么，國家應該把糧食作為公共品來管理，通過政策保證產量和價格的穩定。

　　時代財經

　　你提到糧食的“金融衍生品”屬性，是否會擔心國際投資資本借機炒大豆?

　　嚴海蓉：我覺得有可能的，不僅是對大豆，也可能是其它種類。

　　2007-2008年國際市場上稻米、小麥、玉米、大豆的價格都劇烈攀升。要根本解決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自給自足、自力更生，不依靠國外市場。

　　提高糧食生產者的收益

　　時代財經

　　如何來保證糧食的獨立自主?

　　嚴海蓉：首先，擴大糧食安全的政策含義，應該以全面的自給自足為本。目前，國家政策里面對糧食安全的定義有點窄，只保證三個品種——稻米、玉米和小麥95%自給自足的能力，大豆和其他品種是排除在外的。

　　其次，要保證足夠的生產，解決現行農業發展模式帶來的問題，包括前述提到用耕地換增長的問題、耕地使用的可持續性問題。

　　目前由于新冠疫情，糧食安全被大眾所關注，我覺得這是一個調整的契機。如果不能推動可持續的土地管理，以及糧食生產的生態化，就不能從保障我們食物供應體系的可持續做起，生態文明本身就很缺失了。

　　時代財經

　　具體到大豆，怎么鼓勵大豆自力更生?

　　嚴海蓉：糧食產業應該提高生產者的收益。政策在不斷呼吁提升生產積極性，但糧食播種面積不斷在下降。

　　是什么造成這種脫節呢?現在糧食產業利潤的2/3是在流通領域。生產者是最辛苦的，占的收益份額卻是最少的。國家倡導供給側改革，要照顧到生產者，要讓他們有積極性。

　　中美貿易摩擦之后，國家開始注意到國產大豆需要有一定的保證，對國產大豆的種植面積作出了一些規定。但這些計劃離預期效果還有距離。

　　時代財經

　　疫情還為保障糧食安全帶來什么啟示呢?

　　嚴海蓉： 在疫情期間，“三農”專家李昌平曾經提過，我們要發展地方化的食物供應體系。我很贊成。

　　疫情造成交通阻隔的問題，很多菜農、家禽養殖戶受到很大的損失。這種面向外地市場的生產體系，在疫情中暴露了其脆弱性。我們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果每個地區把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的責任承擔起來，全國的糧食安全壓力就不會太大。

　　無獨有偶，近年來，國際上很多組織、很多地方都倡導食物本地化。本地化的生產，本地化的消費，可以極大減少物流的成本，減少碳排放。

　　我們提倡生態文明，就要拿出實踐生態文明的模式來，如果中國在重塑食物生產供應體系方面有所引領，這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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