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西雙版納橡膠經濟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以阿卡人為代表的少數民族的橡膠產業由于“管理粗放”，一直難以實現科學化、集約化的發展目標。為何阿卡人橡膠種植難以從粗放轉為集約?為何種植技術的應用推廣如此艱難?本文在對阿卡村寨扎松板橡膠種植的實證研究基礎上，提出阿卡特色的橡膠種植實踐實際上是其文化邏輯建構的結果：阿卡人“管理粗放”實則是刀耕火種傳統生計策略的運用，其背后是一套權衡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后的“整體理性”的邏輯。在現代化橡膠種植技術中，將收益最大化作為生產目的，使得生產與生活被割裂。而阿卡特色的橡膠種植通過搬演以往的慣習創造出“巡山”“野炊”等新活動，實際上所要抗爭和恢復的正是一種作為人性的橡膠生產：盡管需要通過橡膠生產獲取財富，但生產目的卻是成全阿卡人多方面生活的滿足。

　　【關鍵詞】阿卡特色橡膠種植實踐　文化邏輯

　　一、問題的提出

　　橡膠是當今世界不可替代的重要工業原料和國家戰略物資。在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大橡膠消費國，能夠生長橡膠的地方只有海南島和云南的西雙版納等地。在西雙版納，由于橡膠生產方式的專業化和集約化，最初橡膠業的發展主要依靠部隊復員轉業軍人、湖南等地的支邊農民，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知識青年為主的漢族移民。1956年后，包括傣族、布朗族、阿卡人等在內的當地少數民族村寨開始在國營農場“手把手”的幫助和熱帶作物研究所的技術支持下發展民營橡膠。但令人困惑的是：經歷了近五十年的發展，少數民族村寨的橡膠技術推廣卻始終不盡如人意。除了橡膠種植和割膠過程中的一些基礎性知識和技術能夠得到普及外，膠園的管理和養護等為了長效發展的精細化操作卻很難得到推廣。民營橡膠的管理和產量始終遠遠落后于國營農場。據估計，民營橡膠平均畝產低于當地農墾二十多公斤，株產低于農墾0.5公斤—1公斤，經濟壽命比農墾短十年左右。其中，像阿卡人這樣的山地民族由于植膠面積大，橡膠生產更為粗放，這些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直以來，“民營膠園管理粗放”，“農民割膠技術差”，“重種輕管、重割輕養”，以及老百姓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等話語不斷地出現在西雙版納各級政府的文件、調研報告以及報紙媒體的宣傳中。2009年，國家明確將橡膠等熱帶作物品種納入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中。隨后，又提出通過加強產學研結合，以推廣優良品種和關鍵技術為重點，加強農民技能培訓，充分挖掘增產潛力，提高膠園管理水平，加快低產殘次膠園的更新改造，加快良種推廣速度的發展目標。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強對橡膠科研機構投入，加大基層技術推廣力度，力圖實行規模化、產業化種植來實現科學化、集約化的橡膠現代農業體系，但依舊收效甚微。

　　筆者曾與勐滿基層橡膠技術站的一名工作人員聊起，他得知我在阿卡村寨做相關調查，也表達了他的困惑，“每年都下鄉教那些僾尼族要怎么割膠，多少年了他們還是把樹割傷、割死。有些　尼族好吃懶做，自己家橡膠地干活都偷工減料”。為何阿卡村寨的橡膠種植難以從粗放轉為集約?各種新技術的應用推廣為何會如此艱難?在農業現代化的技術推廣和阿卡人種植技術選擇的背后蘊含著怎樣的文化邏輯?

　　二、理論回顧與研究路徑

　　在人類學看來，技術始終是文化的核心。早期人類學把技術看作是衡量文化進化或變遷的尺度。技術和知識水平的發展構成了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等人劃分社會野蠻、蒙昧和文明的標準;隨后的新進化論學派將能源、環境、人口等因素納入考量，使其對技術的關注推到頂點。盡管側重各有不同，但他們明確了一點：技術對文化的決定性作用，以及以技術為標準，形成了文化進化的等級序列。

　　在對國內農村貧困和農技推廣的研究中，盡管這套西方傳統進化論式的解釋在意識形態和本體論上遭到了很多批判，但對目前主流學術話語影響頗深。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不高，以及傳統價值觀與信仰成為技術推廣的主觀阻礙因素。宿命論、傳統主義和安于現狀、厭惡冒險的態度會影響技術采用行為，而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不高則會影響獲得新技術的機遇和采用新技術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農民的技術需求與國家技術推廣需求存在錯位。最突出的表現在于：政府一直把產量提高作為政策制定的首要評價指標，這就決定了制定農業技術推廣政策和計劃首要考慮的是高產技術的選擇與推廣。然而，隨著農村收入的提高，農民對高產技術選擇已經向優質技術選擇轉移，由節約資金型技術向節約勞動力型技術轉移。盡管這些討論指出了技術推廣中存在的問題，但國家與農民技術需求背后的文化邏輯沒有得到進一步質疑與反思;在科學主義的進化論框架中，知識、文化的差距與技術推廣被置于理所當然的因果關系中，而回避了從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層面對現代技術的檢視。

　　對于技術研究的另一條進路則突出技術本身蘊含的社會屬性和權力緯度。不同于傳統對技術的“價值無涉”語境，技術開始被認為與語言、宗教、社會準則、商業和藝術一樣，是人類文化系統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它還塑造和反映這個系統的價值。或者更進一步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與資本結合，形成了駕馭勞動的權力，使得勞動被異化，進而鞏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甚至，在后現代看來，工業化的技術本身就是權力結構，使得人性受到壓制。

　　二戰以后，伴隨著非西方國家經濟重振和現代化建設，西方現代技術的引入和推廣，這一過程被視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的聯結(articulation)。由于現代技術所具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屬性，也使得非西方社會的技術選擇呈現更多復雜性。除了受到現代農業要素的可得到性和價格的制約外，地方性的社會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影響著技術的選擇。福斯特(George M. Foster)基于墨西哥研究指出，在當地農民的宇宙觀里，所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只要村里有人賺錢，就表示他剝奪了其他人的資源。因此，一個新技術被引入之后，當地人往往會顧慮是否剝削到其他人而造成內部的不平衡關系，因而放棄新的技術。強舸在對西藏新品種青稞推廣的研究中發現：技術選擇受本地傳統生計模式及其背后的自然環境制約。此外，格爾茲(Clifford Geertz)、博特拉爾(A. F. Bottral)對灌溉農業的研究發現技術選擇還受制于地方社會結構。大量的非西方研究呈現出來：當地人并不是像資本主義經濟學所假定的那樣，均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他們自有一套地方性的“文化理性”或者說“整體理性”。其背后的邏輯是：農民的首要目的是生存，其生產是為了滿足消費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潤，因而他們的經濟行為強調“安全第一”。所以，農民拒絕技術革新并非是觀念僵化導致的，而是受制于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理性衡量之后的結果。

　　在中國，國家權力推動下的現代農業體系的建立，正在不斷重塑傳統社會的生產技術實踐。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黃宗智等學者意識到不同的理論取向會投射到現實中農民身上的不同特征，開始強調將其置于中國農民的生活世界和行為實踐中綜合分析。

　　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現農業發展，根本出路在科技。其中強調：農業科技是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決定力量，具有顯著的“社會性”。而本文正試圖從阿卡人的“社會性”視角對橡膠種植技術推廣作出新的解釋。從事橡膠種植研究的國內人類學者們普遍關注到橡膠經濟發展給當地少數民族傳統生計方式和社會文化帶來的迅速變遷，而反之，地方社會文化如何作用于看似標準化技術指導下的橡膠生產實踐卻鮮有關注。筆者試圖透過對阿卡人的自然生態、經濟、歷史、社會共同建構情景下的橡膠種植實踐的分析，彰顯地方性主體背后隱含著的文化邏輯及其文化價值。

　　三、具有阿卡特色的橡膠種植

　　本文的田野點位于西雙版納州勐臘縣勐潤地區曼賀南村委會下的扎松板老寨，筆者從2011年9月開始，對該村寨的橡膠種植生產和社會文化持續進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調查。該村寨共計108戶、526人，除了有13名漢族嫁入或上門外，其余均為阿卡人。扎松板地處中老邊界的阿卡文化腹地，四周綿延的山林原本是國界的天然屏障，如今卻提供給他們豐富的林地資源，使其在橡膠經濟發展中獲益匪淺，一個過去在貧困線以下的山地民族村寨在幾年的時間內一下買進了三十多輛小轎車，名震一時。

　　扎松板的橡膠種植歷史可以追溯到1968年。當時由于大量移民進入農場，與地方社會的“場群矛盾”日益突出，中央從“擴大橡膠發展、穩定邊疆”的角度考慮，做出了在農墾協助下發展地方民營橡膠的指示。國營勐滿農場在扎松板這樣的民族村寨設立了民族干事或成立民族工作組，通過示范操作、現場指導等形式幫助當地農村社隊進行林地規劃、開墾定植、提供種苗，并對定植的橡膠地進行補助，開始了民營橡膠種植。1985年形成大規模種植橡膠熱潮，勐滿農場五分場的專業技術人員、鄉農業站(原勐潤鄉農業站)每年都到周邊村寨教授從橡膠種植、管理到割膠的一整套知識和技術，規定只有通過考核才能割膠。直到現在，每年勐臘橡膠技術站還會到村寨普及相關知識，開展膠工培訓、開割前的復訓，開展割膠比賽和評選優秀膠工等活動。連勐潤街子賣農藥和割膠工具的店鋪也經常掛著“培訓割膠”的招牌。

　　如今，橡膠幾乎是扎松板唯一的經濟來源。圍繞橡膠的一套知識和技術體系成為當地人必備的地方性常識和生存技能。當聽到“割面”“干含”“株距”“定植”這樣的專業術語從沒有多少漢語詞匯量的阿卡老人口中說出時，著實讓人震驚。盡管如此，在外人看來，橡膠帶給村寨前所未有的財富，卻并沒有讓他們真正意義上習得橡膠種植、管理和割膠的現代知識和技術。他們并不熱衷于橡膠管理以帶來更多財富，甚至在自家林地干活都顯得心不在焉和“偷工減料”，和農場以及周邊傣族對橡膠園的精耕細作形成鮮明對比。

　　首先，表現在橡膠的種植與管理上。橡膠種植，先要開墾膠林。按附近勐滿農場三分場職工羅?? 的介紹：

　　農場統一采用拉線十字定標，最早的時候一律按照每帶之間距離8米挖成一帶帶的梯田，每帶的株距為3米，挖穴則按照80 × 70 × 40的容積標準開墾。后來70年代遭遇兩次大寒害后，改用“寬行密株”(即帶距12米，株距2米)的標準開墾。當時有的平坦的地區還使用了“斯大林100型”和“東方紅75型”推土機來開墾。

　　相對比，村寨全部為人工開墾，由于山勢陡峭，帶距之間更多是依山勢而定，株距也長短不一。由此長成的橡膠林外觀迥異，一眼望去：農場的膠林一帶帶整齊排列如同等待檢閱的士兵，而村寨的膠林則參差不齊，頗有自然之態。

　　其次，農場在橡膠林的管理上還要求在橡膠樹的苗期、幼樹期，即開割前要精心撫育。這一時期為了防止雜草與橡膠苗爭奪水肥，要做到“三砍三鋤”，即每年都要砍壩除草三次，鏟除橡膠樹一帶的雜草，翻新橡膠帶三次。此外，隨著橡膠樹的生長，還需要修枝整形、增加橡膠地的通風和光照，還要為橡膠樹噴灑防蟲劑、防病毒劑等以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最為重要的是施肥，尤其在幼樹期莖粗生長特別旺盛，根系擴展和樹冠形成快，這一時期下肥成效顯著，能使膠樹盡早開割，農場的標準規定是：橡膠樹莖圍達到50厘米的即可開割，在勐潤地區一般農場的橡膠樹在7年—10年就可以達到這一標準。

　　在扎松板，大多數的家戶每年都只在冬季除一次草，一般是除去橡膠林中長出的木本植物。在景觀上，農場橡膠林林下基本沒有植物，只有土壤裸露;而村寨的橡膠林可謂雜草叢生，一些山茅野菜、野生菌等還能見到，甚至在還是橡膠苗的膠林，成片的灌木已經蓋過尚未長大的橡膠樹。此外，絕大部分家庭都不會給橡膠樹施肥，更談不上噴灑防蟲劑、防病毒劑了，這使得橡膠樹生長緩慢，影響了橡膠樹成年后的產量和壽命。在扎松板，大部分橡膠樹要生長10年 —12年才能達到農場規定的開割標準，有些已經開割了二三年的橡膠樹才達到45厘米的莖圍。

　　同樣在外觀上顯著不同的是：農場膠林中每棵開割的橡膠樹割膠部位上方都有一圈黑色塑料制成的“帽檐”。由于割膠時期大多處在西雙版納的雨季，在收集膠汁的過程中如果下雨，沾上雨水的膠水會變質作廢，同時膠樹割面容易產生條潰瘍病。因此，國營農場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開始推廣安裝“防雨帽”技術。只要將其安裝在橡膠樹割線上方，就能使橡膠樹割面在下雨天保持干燥，保證有效刀次，達到防病增效的作用。據農場的膠工和技術員介紹，農場曾做過對照試驗，“防雨帽”割膠技術對提高產量和降低病蟲害的效果還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防雨帽”在扎松板等阿卡村寨的橡膠林則是幾乎見不到的。

　　第三，割膠制度不同。割膠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有兩個重要指標可以衡量：一個是膠刀割進樹皮的深度。這必須把握得相當準確，太深，會傷到樹干;太淺，膠乳又流不出來，或太少。農場有些經驗豐富的老膠工能把握住相當于一根頭發絲粗細的深度。割得好不傷害膠樹的形成層，樹皮就可以再生，割面的再生皮經過七八年的恢復，到原來的厚度時又可割膠。第二個，則是割去膠樹皮的厚度，對于膠樹來說，其經濟壽命的長短，主要取決于割膠的耗皮量。如果每刀厚度厚，耗皮量比較大，很快就會把原生皮割完，進入割再生皮，再生皮的產量不及原生皮，且皮硬不好割。此外，在割膠強度上，過去傳統割膠強度為每二天割一刀，新開割的橡膠樹要晚開割、早停割，并且割膠強度為每三天割一刀。在這套規范的制度下，農場的割膠水平一直在不斷提高。目前，一般原生皮的一個割面可以割10年甚至更長，兩個半面割完差不多20年，然后又循環，依次割再生皮的兩個半面，這樣算下來，農場的膠樹經濟壽命一般都在35年—40年。

　　一般來說，膠樹開割后第三年到產量明顯下降時止約二十年的時間，即所謂的“旺產期”，此后，樹干再生皮的割膠產量會明顯下降。這時候一般會在除了主干以外的大分枝上也進行割膠獲得一定的產量，最主要的方法是：將所謂的“刺激藥”，主要包括乙烯靈等復方乙烯利糊劑涂抹在割線上方，一般半個月涂抹一次，通過化學刺激割膠來增加產量。不僅如此，勐臘橡膠技術推廣站的工作人員告訴筆者，現在熱帶作物研究所還在不斷研制創新，其主要是對不同割齡的橡膠樹采用不同的割膠制度，通過“精心設計、合理安排、科學地利用樹皮”來實現延長橡膠樹的經濟壽命。

　　村寨剛種植橡膠的時候，很多家庭完全不按照標準化的割膠制度，有時日割三四刀，碰上“搞迷信(儀式)活動又二三天的丟著不管”。目前這樣的情況已經少見了，但是他們的割膠技術一直得不到提高，傷樹的情況一直嚴重。據統計，勐臘縣在20世紀80年代大量培訓割膠技術后，1987年和1988年對全縣范圍內803名民營膠工進行了抽查，僅有少數膠工消滅了“特傷”，傷樹最少的膠工傷樹率也還有20%。直到現在，寨子里的膠樹上經常都可以看到長“苞”。寨子里的人們會抱怨現在的工作時間不好，割膠需要在夜間，晚上是喝酒的時間，喝了酒去割膠，就會把樹都割傷了。并且，一般對于正處于割膠的橡膠樹，還要求每隔兩天就涂凡士林等潤滑油一次，防止創面感染并加速愈合，重新生長出光滑的樹皮。但是他們通常都是想起來才涂一次，甚至大部分橡膠地從來都沒有涂過。他們的很多違規操作使得橡膠樹的割面坑洼不平，滿目瘡痍。有的死皮嚴重便無法循環再割再生皮，加上每刀割的厚度過厚或者不均勻，寨子里橡膠樹一般不到15年就沒法出膠了。

　　正如村主任扎帕所言，村寨在橡膠的種、管、養、割上實行的是“阿卡特色”的橡膠種植。對橡膠種植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后，筆者這個外行都幾乎可以從橡膠林的外觀上輕而易舉地判斷出一片橡膠林的主人是阿卡人還是農場人。

　　四、阿卡文化邏輯的建構

　　（一）傳統刀耕火種的策略性實踐

　　在橡膠出現以前，在這里生活的包括阿卡在內的山地民族，過去普遍實行刀耕火種的耕種方式，耕種粗放，廣種薄收。與當下阿卡特色的橡膠種植所遭到的質疑一樣，早期對刀耕火種的研究普遍將其置于進化論的框架中，將粗放與落后、集約與先進之間畫上等號，直到20世紀90年代，研究才開始跳出了這種優與劣的等級評價，更多地從不同生態系統適應方式的角度加以理解。在對刀耕火種的研究中，阿蘭(W. Allan)、康克林(Conklin)、卡內羅(Carneiro)等大多數學者雖然研究地域和方法不同，但都有一個結論是高度一致的：實行刀耕火種地區的人口密度都較低，不管是土地、資源，還是勞動力實際生產量都低于其生產能力，即是一種低度生產的經濟。尹紹亭通過對刀耕火種的系統研究指出：從耕作技術和耗費的土地量來說，刀耕火種無疑是一種粗放農業。但是它也有優越性，首先就是省力。從所需勞動力來看，粗放耕作所需的工數不到集約耕作的一半。其次，產量高。在正常情況下，滇南地區傳統粗放的懶活地的旱稻產量一般在600斤左右，而傣族傳統水稻也不過500斤，近兩年來改種的雜交稻產量部分上升到600斤—700斤，也沒有比山地民族的粗放懶活地高多少。所以，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多數農民會選擇粗放而不是集約。但是粗放卻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具有富足的土地資源。一般而言，人均占地必須達到30畝以上，這一農業生態系統才能保持良性循環，否則“想粗放都粗放不起來，只能走集約的道路”。例如在我國富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從古代粗放的“火耕水耨”，農業發展到現代的集約經濟，其根源并非是人類對于集約的能動地追求，而是從地廣人稀到地窄人稠這一生產條件的根本改變。

　　如今，阿卡人再一次將這套有關土地資源與粗放農業的生計策略嫁接到當下的橡膠種植模式，或者說，阿卡人又一次將刀耕火種的生計慣習搬演到橡膠實踐中。這套策略之所以行之有效，其前提也正是憑借著山地民族豐富的林地資源。以筆者所調查的扎松板所屬曼賀南行政村為例，其下屬的11個自然村中，傣族村寨人均橡膠地最多的有5.6畝，最少的僅有1.2畝;而阿卡村寨橡膠地最多的就是扎松板老寨和新寨，人均有18.9畝，最少的也有9.8畝。對于相鄰的農場，一個更粗略、簡單明了的方式是：農場一般按照“定人定崗”的管理形式，一個全勞動力大致管理400棵—500棵膠樹，而在扎松板，一個全勞動力平均可以擁有700棵—1000棵膠樹，確實具備了粗放種植的“資格”。

　　類似的，在橡膠種植中，阿卡村寨的橡膠種植也顯示出省力的優勢。以耕種20畝所需要的工數(一個勞動力勞動一天為一個工)為例，筆者粗略統計了阿卡村寨與農場兩種種植管理方式所需要花費的勞動力的差別(見表1)。

　　其次，省錢。橡膠種植作為現代化種植技術，與傳統農業的一個顯著差異在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和機械化作業的引入。橡膠生產環節中使用的防蟲劑、防病毒劑、安全帽、化肥、刺激藥都必須通過市場進行購買，此外，如上文提到，在橡膠定植過程中推土機等大型機械設備的使用使農場與村寨的橡膠種植形成了先天景觀差異，而在膠園管理中，砍壩過程中除草機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勞動效率，“人工砍壩需要7天，使用除草機4天可完成，還沒有那么累”。由于膠樹高，噴藥必須機械作業，村寨只有在比較嚴重的蟲害爆發時候才會噴藥，2008年西雙版納白粉病大爆發的時候，村寨里比較嚴重的幾家請外面的人帶著機器來噴藥，平均每畝20元，光噴一次藥都要幾百上千元的花費。

　　第三，產量高。橡膠樹存在旺產期，大概割膠15年以后割膠產量就開始明顯下降，所以，農場的橡膠樹雖然可以割膠長達三十多年，但是真正高產的時間不過15年。此后進入衰產期。盡管使用化學刺激，但橡膠產量越來越低，直至產值比勞動成本還低時就只能砍伐后再更新。在扎松板，人們會在橡膠旺產期加大割膠強度，到了橡膠樹的旺產期后半段就提前開始使用刺激藥，當進入衰產期就直接砍伐。所以，盡管農場的精耕細作確實為橡膠樹延長了近一倍的經濟壽命，但是富余出來的時間恰恰是效益較低的。如果換算成橡膠樹割膠期內單位時間的效益，農場與村寨的差距也就相差無幾了。雖然橡膠從更新到開割需要的時間長達8年—10年，村寨的橡膠經濟壽命短，使得橡膠樹整個生命周期中沒有產出的時間占據的比例要遠遠高于農場，但是人們粗放的管理也使得前期的勞力、金錢的投入相對農場要少很多。此外，砍伐后的橡膠樹還可以作為木材出售，樹圍達到60厘米左右的橡膠樹砍伐后售價接近150元/棵。而且更新橡膠的成本也在不斷降低，過去人們需要收集橡膠籽，自己育苗嫁接或是直接到市場上購買，2010年以后國家改造低產膠園的計劃使得村寨可以低價獲得優質膠苗。盡管農場在單位土地上的收益要更高，但是村寨豐富的土地資源足以支持輪流更新，這使得村寨在單位勞動的收益上要高出農場。

　　除去對經濟上的考量，農場和阿卡村寨的橡膠種植管理的差異所體現的正是農民學研究中對“理性小農”和“道義經濟”的經典論題所爭論的關于生產的兩套完全不同的文化邏輯。至2007年，整個西雙版納的植膠面積已達330多萬畝，達到了生態承載的極限。因此，從國家、政府以及土地不再可能擴張的農場角度來看，通過不斷科學化、精細化的管理流程和日益復雜的割膠制度來降低耗皮量和提高單位產量，最終將實現有限土地資源下最大化的長效收益。這種行為邏輯符合現代西方經濟學對“經濟理性”的理想設定，也正是經濟人類學所謂的“為交換價值而生產”，即生產是為了獲利，追求抽象“財富”盡可能的無限積累。而阿卡生活世界中的橡膠種植則不同，橡膠經濟下的扎松板早已不是自給自足的原始經濟，因為橡膠在當地沒有使用價值，它僅僅具有交換價值，必須用于與外部世界的交換，所以，他們甚至比絕大部分農民更深入、更徹底地投入了商品經濟。但是，當地人追求的并不是橡膠的交換價值，交換的最終目的不是獲得盡可能多的金錢，而是通過獲得的金錢來實現生活品的消費，即實現生活品的使用價值，換句話說，他們始終不懈追求的是使用價值。在這種“為使用價值而生產”的經濟體系中，生產的目的并不僅僅是利潤，他們的理性也并非是一種“經濟理性”，而是權衡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后的“整體理性”。

　　在這一邏輯作用下，首先，生產目標明確有限，“生產斷斷續續，毫無規矩，同時也是惜力如金的”。在這種生產中，新工具和新株苗的引入，本可提高當地勞動率，卻被他們用來縮短必要的勞動時間，增加的閑暇時間抵消了他們本應提高的生產所得。這也就解釋了為何那些通過增加勞動強度來提高生產效益的知識和技術很難在阿卡社會中得到推廣。其次，現代化的橡膠種植技術和基于國際橡膠市場體系把他們拖入冒險的路途，國際膠價近年來的暴漲暴跌帶來的風險是傳統農業生產者難以理解、掌控和規避的，因此，減少勞動力和貨幣的投入是理性衡量的結果，比起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力圖避免的是毀滅自己的歉收”。傳統生計慣習的搬演，意味著“往昔不一定像人們所說的那么令人滿意，但人們是沿著幾代人踏出的道路前進，那兒的障礙、危險和坎坷都是熟悉的”。

　　2010年開始，政府的相關部門派出技術人員到民族村寨的膠林測量海拔，選擇適合的橡膠品系，并且按照市場4折的價格提供優質膠苗。國家寄希望按照舒爾茨提出的“提供廉價的生產性要素”推進民營橡膠低產膠園改造計劃，實現現代化橡膠產業體系的改造。然而這套行為邏輯顯然不被阿卡人所共享，無論外界將當地人的橡膠實踐看作是“追求短期經濟收益”，還是“山地民族好吃懶做，缺乏橡膠管理的綜合素質”，當地人所追求的從來都不是集約，或者說他們所追求的并非是可以不斷提高的生產效益和最大化的收益。正如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石器時代經濟學》中提到的：這類社會文化并不是為了克服生產技術的極限，實現產量最大化而設計出來，它的存在反而阻礙了生產手段的發展。阿卡人也正是依據傳統刀耕火種慣習生成了橡膠種植中新的生計策略，盡管與國家、政府行動背后的邏輯不符，但并不妨礙他們借用國家各種政策扶持和補貼投入的資源來更好地實踐阿卡特色的橡膠種植。借著國家資源，他們進一步降低了橡膠種植成本，更新了大批橡膠地，實現了新一輪的粗放經營。正如斯科特所言，“農民既不是傳統的農民，也不是沒有頭腦的科學專家的追隨者。他們仔細地將各種反映了他們自己的目標、資源和當地條件的戰略綜合在一起”。

　　（二）作為人性的橡膠種植實踐

　　阿卡特色的橡膠種植，不僅僅在于經濟的低度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只是社會生活中的一項兼職，或是部分的活動，其最終是為生活的完整性而服務的。德芙(Michael R. Dove)對婆羅洲島的研究中指出，橡膠的出現，重塑當地的社會認同、生產中的社會關系，以及當地人的觀念體系。橡膠的種植打破了傳統刀耕火種的節律，一方面，人們放棄了相關的祭祀儀式，破壞了傳統社會所強調的人與自然、神的交換;另一方面，橡膠種植采取個體家庭的農作形式，以往家戶間的互助不復存在，同時財富不斷積累，由于橡膠無法在當地消費使得財富不再分散，破壞了人與人的交換體系。因此，種植橡膠被視作不可持續的發展，割膠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罪惡”(a necessary evil)等這樣的觀念普遍存在于當地人的認知中。橡膠在中國的引入在時間、背景上都有所不同，但很多方面仍然可以延續這一學術脈絡的討論。

　　在橡膠尚未進入扎松板阿卡人的生活之前，他們以傳統的刀耕火種從事自給自足的生計經濟，同時狩獵、采集的攫取經濟幾乎也占據著同等重要的位置。據早期人類學者們對西雙版納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當地少數民族采集食物的統計，包括六大類近二百種。而狩獵的對象則包括馬鹿、麂子、野豬、野牛，甚至是老虎、豹子、熊等大型動物。采集狩獵不僅提供阿卡家庭最主要的食材，也成為衡量傳統阿卡社會女性與男性勤勞與能力的象征。同時，圍繞耕作和狩獵形成了傳統村寨的儀式慶典和互助合作。

　　而隨著橡膠的大規模單一化擴張，除了墳山和水源林，扎松板周邊乃至整個勐潤地區的山地都被一帶帶綠油油的橡膠林所吞噬，過去阿卡人采集狩獵的空間幾近消失。人們必須依賴貨幣和外部市場交換才能獲得糧食、蔬菜肉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如今，食材獲取的便捷沒有讓扎松板的阿卡人過上完全現代化的理想生活，最常見的說法是“飼料喂出來的雞腥氣得很”，“外面買的豬肉都沒得肉香”。即使吃自己家養的雞和喂的豬，主婦們也還會抱怨“越來越認不得搞什么吃了”，男人們也會同樣和自己的妻子抱怨，“外面的菜吃了嘴里都沒的味兒，去山上搞菜來吃”。每當人們的抱怨積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野炊的時間也就到了。

　　在筆者田野調查一年多的時間中，曾經參與了多次野炊，參與形式大多以同一家族內的多個家庭，也有基于朋友、同學的年輕人或鄰居構成。一般來說，野炊的地點就是自己家的橡膠地，他們會從家中帶上米、肉食、鹽、辣椒等食材和一口鍋、刀，再扛上一箱箱啤酒。肉類除了豬肉外，雞大多是在橡膠地里散養的，魚、泥鰍等是在附近水庫、小河箐溝里抓的，有時還會背上土槍打野雞;烹飪方式除了需要用鍋煮阿卡著名的雞稀飯外，大多為烤食和用芭蕉葉包燒。除此之外，阿卡特色橡膠種植的優勢也顯現出來：在雜草叢生的橡膠地和箐溝邊，不少植物是往日阿卡人采集的野菜，尤其是野生芭蕉、蕨菜、筍類肆意生長，一如既往地饋贈給阿卡人自然的美味。

　　筆者曾一度感到困惑：野炊這一興起的休閑方式對阿卡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作為工作場所的橡膠地是他們每天割膠都會去的，甚至他們野炊時候吃的菜也同樣可以在家里吃，但他們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如此高頻率的熱情，不管大人還是小孩都像我第一次去的時候那樣興高采烈的樣子。寨子里的帕尤告訴我：“就像漢族喜歡叫著一群親戚朋友到家里吃飯一樣，我們就是喜歡在山上吃飯，我們以前就住在山上，山上吃飯香”。確實，周圍的漢族和傣族都很少有這樣的休閑方式。阿卡人不僅喜好作為休閑方式的野炊，而且還善于將勞動過程與野炊結合起來。在橡膠地里的很多勞動，漢族和傣族大多是夫妻兩人完成，一般是早上出門到晌午過后回到家里做飯吃，最多會帶上干糧和水充饑。阿卡人則不同，他們大多一家老小，帶著生肉、包上冷飯，年輕人干活，老人搞菜，小孩玩鬧，勞動更像是一場出游，大多要到下午三四點后才會回家。

　　他們不僅喜好在山上吃，還喜好在山上住。割膠期間他們有時就會住在林地上簡易搭建的茅草房。筆者在調查期間需要去每戶問譜系的時候，就時常被告知家里的男主人去“巡山”，他們解釋“就是去山上住一段時間”。尤其在橡膠停割以后，很多中年男性都會去巡山，一般就三四個人結伴而行，帶上獵槍和干糧，在中老邊境一帶綿延的群山間待上一個星期左右。還有寨子里的一些老人平時也不住在家里，而是跑到林地里去住，說是“寨子里不好在，山上吃得香睡得著”。

　　據阿卡創世史詩《煙本霍本》所說，塔婆生下了各個民族的祖先，每個人性情不同。其中阿卡人是老大“阿厄叭”。“這個阿厄叭身子最高，力氣最大，手桿腳桿最粗，只愛在山林里跑，攆回的野獸肉掛滿梁頭，攆回的野獸皮曬滿場壩。”當阿爹不讓他上山，讓他規規矩矩在家時，阿厄叭說：

　　不行，阿爹，我最愛的去處就是山林里，啊呀，一聽見泉水的響聲，我的心都跳了，一看見瀑布濺在石頭上變出來的珍珠，我就想拿背籮去把它背回來，一聽見風吹樹林的聲音和鳥的叫聲，我就像聽見天神哼出的歌聲，阿爹阿媽，我這個快快活活的人怎么能死枯枯地坐在家里，像火塘里撮出來的灰一樣，一點熱和氣也沒有呢?

　　一直以來，阿卡人生活的群山峻嶺不僅提供狩獵與采集的場所，提供生存所需，每條溪流都承載了過去的歷史和記憶，每塊石頭都蘊藏著一個個故事和生命體驗。即使在當下的橡膠種植中，這在他們心中也絕不僅僅是一個勞作的地點，或提供生計的來源，它是傳統山地民族被橡膠經濟卷入后創造出的一種新的閑暇方式，是村寨和家族人群新的結合方式，是對往日情懷的心理依靠和情感寄托，更是今天的阿卡人全部的生活世界。

　　拉比諾(Paul Rabinow)在對現代科學技術的研究中提出：科學發現和實驗結果與其說是自然世界特征的反應，不如被理解為社會的構建物。他不僅批判了現代社會知識、技術與權力合謀，擠壓人性自由空間，也強調對現代科技進行福柯后現代式的理性反思。而費孝通早在對中國手工業的討論中就提出了生產方式中的人性與技性：“資本主義能無限發展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本身是目的。生產，再生產，使得經濟活動的動力脫離與個人的享受而陷入財富積累本身;而手工業具有成全性，它是遷就人性的，是加強社會聯系的力量。人不能是一個經濟動物，更不是一個抽象的經濟人。人和人的聯系也不能專門是利害的結合，活動的配合。人是很復雜的，人的生活中固然不能沒有經濟活動，但是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在成全人多方面生活的滿足。”

　　現代化橡膠產業體系的建立，強調橡膠種植管理的技術性，人們的生產和生活被割裂開來，為了實現產業利益最大化，需要調整人們的生活時間、生產方式和勞動強度，人們實際上需要犧牲每個人生活上的配合，失去傳統勞作中形成的人與人的關系，失去生活的完整性。不僅生計如此，阿卡人傳統農業中積累形成的一套與神靈溝通的途徑使得農作物的豐收或歉收與生活存在可以認知的因果關系，而龐大復雜的世界橡膠產業體系和變幻莫測的橡膠價格使得勞動和收獲的聯系無跡可尋;橡膠種植是阿卡人生活中被分割出來的一塊，與生活無關，也超出了阿卡認知范圍的生產目的之外，盡管可以帶來更多的金錢，但從生產活動本身而言，阿卡人缺乏和國家及其現代科學技術綜合一致的目的。對他們來說，橡膠種植只是達到其生活目標的手段，而他們對手段本身缺乏熱情和興趣。所以，人們觀察到的阿卡人“偷工減料”的橡膠種植和“漫不經心”的膠園管理，本質上是由于傳統生產模式和邏輯正在遭遇現代性的危機，即使面臨市場的沖擊和國家的控制仍在竭力維護自身的存在。他們在橡膠種植的新場域下，通過搬演以往的慣習創造出“巡山”“野炊”等新活動，實際上所要抗爭和恢復的正是一種作為人性的橡膠生產：本身既是生產，又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和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互相配合，最終整合成一個阿卡人生活的理想和愿景，人們的日常生活都為之努力。

　　五、結語

　　本文以當下西雙版納大力倡導橡膠科學化、集約化種植背景下的地方性實踐的民族志揭示：現代農業技術的推廣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或者自然科學的范疇，實際上是更大文化價值體系建構的結果。認為阿卡人“好吃懶做”“生產方式落后”已然不是一種行為評判，而是技術選擇背后的文化價值體系的評判。對像阿卡這樣的少數民族在參與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民族偏見和歧視性觀念，其背后遮蔽了對現代性體系本身的反思。

　　正如陶西格(Michael Taussig)所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僅要在資本主義已經成熟的西方社會中，更要在那些資本主義邏輯尚不成熟的社會中來理解。在現代社會，依賴資本與科學技術的融合，勞動及其產品都被轉化成為商品，通過提高勞動強度完成剩余價值的積累，這套邏輯已經完成了對自身存在合理性的證明。這些事物一旦被看作是自然的而不是社會的產物，認識論自身就會掩蓋對社會秩序的理解。反而，正是在這些邊陲的少數民族地區，還沒有完全接納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社會，更能凸現出各種異化現象的本質?，F代社會被物化了的各種觀念和范疇，如時間可以計算、貨幣能增值、勞動力可以被出賣等我們習以為常的現實，在這種社會中就會變得不自然，也正因為如此，按照資本邏輯生成的現代技術在這種社會中難以被推廣。

　　如果說讓后現代主義者感到悲哀的是技術及其背后的權力對人的奴役的話，那么阿卡人的這一個案至少表明：現代技術尚未終結傳統的經濟模式，在國家視角下農技推廣的失敗恰恰能動地反映了人的社會性和作為實踐的主體性。他們總是透過原有的社會文化體系來理解現代技術，同時又在新的情境下利用傳統創造新的實踐。這套糅合了傳統與發展的實踐不僅作為生產方式與外部市場和國家發生聯結，同時在橡膠經濟沖擊下的不斷變遷中，也使得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得以維系，傳統社會秩序得以延續。

　　歐陽潔：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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