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本文作者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縣新寨鄉鄉長，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他每天都要面對農村人民工作和生活上的問題和困難。食物君細讀了他的文章，發現雖然他在論述中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字里行間都透露出他一心為農村尋找發展出路的精神。

　　作者將他所看到的農村困頓的現象概括為“去農文化”，并希望通過精簡土地審批等行政程序，讓資本快速下鄉，豐富鄉村的資源，在農村建立起第二、第三產業來，以此解決“去農文化”造成的問題。那么，作者所說的“去農文化”，究竟有著怎樣的內涵呢?食物君發現，作者清醒地認識到，機械化了的農業、硬化了的道路、接上互聯網的鄉村、有了現代化電器設施的鄉村家庭乃至有了現代化教室的農村學校，這些并不意味著鄉村真正的發展，鄉村仍舊是“去農化”的。在作者看來，“去農文化”的根本表現是村民的流失，農村缺乏建設自己的生力軍。但是作者卻沒有以同樣清晰深刻的眼光認識到“資本”的真面目。作者希望農村在搞好農業耕作的基礎上發展第二、第三產業，這樣就既能留住人，又能發展鄉村經濟了。作者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他沒有看到，資本意味著一套生產關系，而非單純的資金資源。包括資金在內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誰手里，誰又是出賣勞動力的那個？誰是資本下鄉的時候真正獲利的一方？

　　作者認為，農民如果可以更為順暢地把手里的土地轉移出去，那么就能獲得土地租金，提升自己的收益。但事實上，只要有基本農村社會閱歷的人都知道，在這里食物君相信作者也很清楚，并不是每一塊土地都是能賣高價的，靠近城市的土地價格高，邊緣地區的土地價格低。全國農民如果都想靠這個方法致富，是不現實的。退一步說，就算都可以賣地致富，那么，每家每戶的農民還是會因為各自之后的經濟活動、人生意外、病困急用等原因而進一步產生貧富分化的。

　　第二，資本下鄉之后，其實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資本自己也未必能獲得利潤。君不見，有多少想下鄉之后憑借農村鄉土資源的優勢，搞出特色小鎮來的資本，最后還沒等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就資金鏈斷裂，丟下爛攤子，破產走人的?資本自己都未必獲益，它還有多少殘羹冷炙能分給農民?

　　第三，即便拿已經成功下鄉搞起規模化農業生產的資本來說，他們似乎留住了農民，讓農村不在空心化，但是，農民變成了農業雇工，城市可以有富士康工人，農村也可以出現“別的康”農業雇工。這是作者想要的對于“去空心化”的積極解決么?

　　作者想在農村發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留住人，也留住人心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必須責問生產關系，必須責問誰占據主動權。只有讓農村集體經濟掌握農村各個產業發展的主導權，農村才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發展合適的產業，留住人，留住人心。

　　作者|任盛宇，山西省忻州市五寨縣新寨鄉鄉長

　　近期，有關鄉村振興的文章如雨后春筍，各地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鄉村美化、綠化、亮化運動。我想從“去農文化”入手，就鄉村蕭條的原因，鄉村振興的對象，以及鄉村振興的途徑等問題談一些自己的基層思考，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去農文化”讓農民

　　脫離農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誠

　　我之所以提出“去農文化”概念，是針對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側重于經濟學方面，而從社會文化角度思考不足。接下來，我通過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例來論述，在“去農文化”的影響下，即使進城之路充滿血淚，即使子女進城后“靠不上”，農民們還是會選擇代際接力，義無反顧脫離農村。

　　事例1：進城子女不如留守光棍兒子“靠得上”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五寨縣劉臺鄉工作，每月工資僅有200多元，還是年底才發放，如果完不成提留攤派征收任務，一年的工資就會被單位扣掉上交農業稅。1997年，我包村下鄉，住在了一位年近六旬的單身老人家里。和他居住在一起的還有位80多歲的老母親。

　　大娘一有空就對我絮叨她的家庭情況。老人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一直未婚，二兒子在縣里某職能局上班。她說，年輕的時候，幫助二兒子在縣城蓋房子，娶媳婦，節衣縮食了大半輩子。

　　“本來以為老了該享福了，可是，二小子那里，卻似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這不，去年，孫子在省城集資樓房，二小子又回到村里，軟磨硬纏，把我和大兒子的全部養老積蓄都借走了。”

　　“嘴上說借，但肯定有借無還!”

　　“二小子很少回村，每次回來不是拿米拿面就是拿山藥蛋。”

　　“如果沒有這個光棍大兒子，我老婆子真的不知道該怎么生活!”

　　說到動情處，老人一手拍打著土炕上的席子，一手擦拭眼角的淚花。每次都讓我心中酸楚，從而對老人二兒子的痛恨之情進一步加深。

　　2017年扶貧慰問，我走進了新寨鄉焦家洼村一戶單身父子家庭。父親92歲高齡，兒子也已66歲，又聾又啞，是村里的五保戶。快要過大年了，家里窗明幾凈，院子里曬滿了剛洗過的衣服、被罩。

　　兒子在喂父親吃飯。只見他舀起一勺子雞蛋拌湯，吹幾下，嘗嘗溫度，小心翼翼地喂到老父親口中。

　　畫面溫馨，讓我感動：我們這些已經改變農民身份的所謂“成功人士”，也都是為人之子，但能有多少人似眼前這位光棍兒子般善守孝道!

　　20多年農村工作，讓我發現一個規律：在晉西北，農村光棍較多，但凡有光棍兒子的家庭，老年父母普遍能獲得相對較好的照顧。其次境況好的就是兒子雖然成家立業，但是沒有離開農村的戶子。晚景最為凄涼的卻往往是孩子考上大學畢業后又進城就業的留守老人。

　　事例2：兒童都嫌鄉村落后

　　鄉里每年接待來要救濟的農民很多，但是能夠連續8年不間斷來的也沒有幾個，馬嬸就是其中之一。

　　馬嬸家庭困難，丈夫患上了癌癥(2016年病故)，兒子被玉米脫粒機鉸去了右手，兒媳狠心丟下孩子不知所蹤。2011年夏天，記得馬嬸第一次來，帶著三歲的孫子。馬嬸對我哭訴著家里的不幸，孫子在一旁自由玩耍。等到紙、筆散落一地，馬嬸就一邊幫忙收拾，一邊呵斥孫子，然后繼續重復已經訴說過很多遍的家庭不幸。

　　后來，馬嬸的孫子在鄉中心學校上小學了。鄉里的學校條件很好，就連來這里調研的大學教授都贊嘆不已。但是，馬嬸的孫子經常對奶奶說，某某同學又轉學到縣城了，鄉村太落后，城里真好，他也渴望去城里讀書。所以，從前年開始，馬嬸來找我申請救濟的時候，就多出了一條新的家庭不幸：想把家搬到縣城以供養孫子在城里讀書，可惜沒有條件。眼神比前幾年更加悲傷，仿佛這條不幸才是最大的不幸。

　　2018年9月，我最近一次見到馬嬸，得知馬嬸終于如愿以償，把孫子轉學到了縣城。

　　農民進城，對許多家庭而言，充滿血淚。城里沒有房子，租住的房子往往破爛簡陋。晉西北的老房子，臥室和廚房不分離。2013年，一個年輕的母親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在縣城租住的房子里，因煤氣中毒而死亡;2014年，又有兩名中學生因同樣的原因死亡。這些孩子，都是從我工作的鄉鎮走出去的。每次下鄉走到他們村里，總能使我聯想起這些不幸故事，從而慨嘆農民進城之路充滿辛酸，心情非常難過。

　　一個問題困惑了我好多年：為什么農民們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為什么“成功”進城后的子女反而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為什么明知子女進城后不能反哺養育之恩，父母們還會義無反顧地讓子女離開?

　　隨著對農村社會的日益深刻的理解，我的思想清晰起來：是深入民族靈魂的“去農文化”，讓農民脫離農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誠。

　　“去農文化”源遠流長。建國以來的涉農政策，使得“去農文化”進一步強化。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治理結構，城鄉國民待遇嚴重不平等，在廣大農民思想深處培育出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農村是地獄，生活在農村就是“受罪”。

　　事實上，在國人心中，“農民”幾乎成了身份卑賤的代名詞。記得上大學的時候，一個來自城里的同學，看到不順眼的人，喜歡習慣性罵道：“你這個農民!” 而來自農村的同學，也感到稱呼自己農民是一種莫大歧視。不僅僅是城里人看不起農民，連農民自己，也仿佛覺得當農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農家子弟，在孩童時代聽到的來自父輩們最勵志的話就是：“如果你不好好讀書，長大了就得在農業社活受罪!”即使自己離不開農村，也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脫離農村，遠離農業，改變農民身份。受社會管理體制約束，雖然在改革開放前農村沒有出現空心化，但是，這種“去農文化”早已內化于心。

　　改革開放后，從“盲流”到農民工，農民紛紛背井離鄉，歷程艱辛，奔向心中的麥加圣地——城市。出人頭地的基本標準就是離開農村，讀書的全部目的就是進入城市。農家子弟，即使通過上大學跳出農門，進城后也都沒有住房。前20年給自己奮斗住房，后20年為子女奮斗住房，壓力山大，不用說反哺父母，許多農二代還不得不剝削父母的微薄農業收入來填補城里的窟窿。幾代人的全部積蓄源源不斷輸入到城市的鋼筋水泥中。繁榮了城市，吸干了農村。

　　即使城鄉二元治理結構徹底破除，即使城市人口已經飽和，在“去農文化”的影響下，農村人口仍將持續凈流出，鄉村還將會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進一步凋敝。

　　二

　　根植于“去農文化”的涉農政策：

　　規劃出來的鄉村凋敝

　　輕農、去農文化，已經上升為一種深入靈魂的民族文化。許多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措施，從根本上還沒有脫離城鄉二元治理思維。改革開放后，以犧牲農村為代價來繁榮城市的步伐不但沒有停下來，步子反而邁得更大了。

　　各類資源，如教育、衛生等公共產品過度向城市傾斜，加速了鄉村的凋敝。由于眾所周知，這里不再贅述。接下來，我以土地政策為例，來論述涉農政策的去農化導向。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把建設用地絕大多數規劃在了城市周邊。在縣城以下的廣袤農村地區，即使引進高質量的工商企業，但落地比登天還難。一個沒有第二、第三產業支撐的農村，凋敝是必然的。

　　對農村用地指標的審批，“嚴格”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某央企計劃實施一個鐵路技改項目，需要占用耕地70余畝。已經立項，完成了招投標，并被列為省市重點工程。結果用了整整四年時間，先調整規劃，把基本農田改變為一般農田，再把一般農田改變為建設用地。本縣用地指標不夠，還得從外地借指標。大費周章。

　　我有一個疑問：是不是在耗費企業大量時間和經濟成本后，占用耕地的不良影響就能有效減輕?

　　央企實施的省市重點項目審批用地指標尚且如此艱難，更何況那些既缺金融支撐又乏人脈資源的創業農民。不知道有多少富有創造力的民營企業被用地審批政策拖死、拖垮!

　　現行土地審批政策，讓土地資源人為稀缺，在抑制了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發展活力的同時，也極大地拉高了城市房價，最后買單的主體還是進城的農二代，這無疑又進一步吸干了農村資本。

　　我認為，制約鄉村振興的最大障礙，就是根植于“去農文化”的鄉村治理體系。

　　三

　　鄉村振興，應先統一思想，凝聚共識

　　討論主題1：鄉村在哪里？傳統的鄉村還能不能回去？

　　先從農村是否存在嚴重的“空心化”談起。

　　有學者認為外界夸大了農村“空心化”問題，并且以連年糧食增產和農村用電統計數據加以論證。

　　根據我的基層觀察，外界對農村“空心化”問題嚴重的論斷，并非感性認識。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國務院扶貧辦有關近幾年移民異地搬遷的詳細數據，了解一下全國農村人口流出的保守規模。

　　糧食連年增產，主要得益于農業生產力的持續提升：小型農機具的普及，種子的改良，以及地膜和優質化肥的廣泛使用。新寨鄉莊窩村，10年前玉米平均畝產500kg，2017年達到800kg;10年前兩個勞力起早貪黑，能夠經營40畝農田，現在兩個勞力耕作100畝玉米后，還不耽誤季節性外出務工。莊窩村有兩個大型農機手拍著胸膛對我說，如果把他們村的2000畝土地全部集中連片承包過來，從春耕到秋收，僅需他們兩個勞力就能完成全部農作，根本不需要再雇人工。

　　關于農村用電數據問題。一家5口人、4口人搬遷到城里了，留下來一個留守老人。現在農村電視、冰箱、洗衣機、電飯煲基本普及，即使家里只剩下了一口人，用電量也不會比10年前少。中西部地區許多農戶，平時在縣城定居，農忙的時候，開著農用車回村務農，雖然一年在村里居住的時間超不過30天，但使用電磁灶煮三天飯，用電量就超過了20度。所以，通過用電數據難以否定農村“空心化”嚴重判斷。

　　農村整體“空心化”嚴重，是一個不容否定的鐵的現實。問題其實比“空心化”還要嚴峻：大量農村已經或即將消失。許多農村已經整村搬遷，在晉西北這樣的中西部地區，大多數未搬遷村，在不遠的將來，也會陸續消失。這不是危言聳聽：農村已經沒有了年輕人。一所鄉鎮聯校，老師編制30余名，可是學生總數卻不足30名，并且還在逐年下降。一個沒有年輕人的農村，注定不會有未來，消失只是時間問題。

　　我們必須深度思考：談鄉村振興，可是鄉村在哪里？

　　制定政策好比射擊，應該打好提前量，既要考慮子彈運行的時間(政策時滯)，還得考慮橫風的影響(政策執行環境的變化)。即使政策發生大的調整，但是“去農文化”依然會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實施鄉村振興，硬化了道路，安裝了路燈，接入了互聯網，新建了醫療衛生室，最后卻發現村里一個居民都沒有了。沒有人的鄉村，建得再好，也僅是一座輝煌的廢墟。

　　我們已經有過類似的教訓。20年前國家推動過一次農村學校達標運動，新建了大量標準化希望小學。結果許多學校建起來后村里已經沒有了一個學生，資源直接閑置。

　　所以，鄉村振興，首先必須準確把握未來的鄉村在哪里，傳統的鄉村還能不能回去。在一些地方，鄉村振興的對象應該是中心村，而在廣大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的對象也許得放到中心鎮，不宜平均筆墨。

　　遠離農村，坐在辦公室通過數字報表“科學”研究農村的態度要不得。無論是離散時間的差分方程，還是連續時間的微分方程，都替代不了實時實地的踏實調研工程。

　　討論主題2：該不該徹底破除城鄉二元治理結構？

　　我們目前的主流涉農政策思維，習慣于把三農問題獨立開來，在三農內部尋求解決三農問題良方。許多涉農政策的初衷是為了保護農民權益，而實際效果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如一些三農學者把城市資本下鄉視為洪水猛獸，認為應該嚴格限制工商資本下鄉，以避免“侵害農民利益”。這種二元治理思維，只能讓資本從農村單向輸送到城市，無法盤活農村資源，最受傷害的其實還是農民。一座目前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轉讓價為5萬元的院落，如果允許入市自由交易，價格就可能會達到50萬或者更多。農民雖然不懂得經濟學，但也識數，曉得三多二少。

　　目前最大的三農問題，就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閉關鎖農，固步自封。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日資、美資都沒能把中國搞亂，難道允許城市資本下鄉，讓各類資源在城鄉間自由流動就能搞亂中國嗎?

　　我認為，應該打開城門，讓想進去的進去，讓想出來的出來。無論城里城外，都是中國的土地，無論市民農民，都是平等的中國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的發展權利，任何人為的區別對待，都是逆時而行。

　　不能夠徹底破除城鄉二元治理結構，談城鄉融合發展，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融合發展，談鄉村振興，都是空談誤國。

　　討論主題3：中國真的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嗎？

　　我的判斷是：中國農村，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基本面是樂觀的。

　　而少數三農學者封閉在現有的三農理論圍城里，對三農問題持有過分悲觀的情緒。開展一場開放的三農思想大討論，刻不容緩，意義深遠。

　　某些學者夸大了鄉村凋敝的消極后果。如果站在歷史的高度，我們會發現，鄉村振興和部分鄉村凋敝并不沖突。鄉村“空心化”嚴重甚至部分鄉村撤村銷號，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站在城頭看中國。城里，喊了多少年的房地產崩潰為什么沒有成真?因為剛性需求，新增了大量城市人口。新增人口來自哪里?農村。中部某縣，全縣人口11萬人，10年前縣城僅有3萬人，現在接近7萬人。城鎮人口激增，完美詮釋了農村“空心化”成因。

　　而同樣喊了多少年的三農崩潰論又為什么沒有發生?因為城鎮化。城市吸收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多數農民進城后，比在農村生活得更好。鄉村振興，歸根到底是農民的振興，農業的振興，而不是狹隘地固守農村。

　　討論主題4：耕地和農民，該優先保護哪一個？

　　“去農文化”使農民紛紛離開農業，農村空心化問題持續加重。在職業傳承意義上，傳統農民“后繼無人”。從全國范圍考量，“無人種田”和“無田可種”問題同時存在，許多平原地區、人口密集地區“有人無地”矛盾突出。但是由于耕地完全缺乏空間流動性，陜北荒蕪著一萬畝耕地，杭州近郊卻有一千名農民無地可種，陜北的耕地不能移地到杭州，杭州的農民又不愿移民到陜北。從總量上看，不缺少農民，但是陜北這一萬畝耕地實實在在處于無人耕種狀態。隨著時間推移，全國耕地撂荒問題只會越來越嚴峻。農村留守勞動力日趨老齡化，一些村莊，務農的多為60歲以上的老人，現代農機具、農業新技術推廣困難。將來，進城務工、經商的年輕人雖然會有一部分回流，但是在中西部較偏遠地區，多數進城農二代不可能再有返村務農的打算。

　　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是必須的，但是政策選擇應該與時俱進，不宜機械教條。絕大多數國人，憑直覺思維，感到只要守住耕地紅線，就能確保糧食安全。如果您獨自漫步在野外的田埂上，眼前是成片的撂荒土地，思想專注于糧食安全問題思考，就能體會到，耕地并不等于糧食生產能力，缺乏農民的耕地并不會自動生長出麥子。耕地即使撂荒，也不得用來建設現代工廠甚至設施農業的“嚴格保護”也可能是一種資源浪費。

　　為了幫助大家理解農業生產要素平衡戰略思想，我構建了一個“五五黃金法則”：相加等于10的任意兩個數字相乘，5乘5最大，0乘以10仍然等于0。對于糧食生產而言，超出農業經營能力的撂荒土地僅是一個安慰國人的數字。耕地和農民，必須平衡，哪一塊是短板，政策就需要優先補哪一塊。

　　過去相當長時期內，中國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耕地是糧食生產的最大短板，增加耕地就代表著增加糧食產量。

　　而現在，隨著農業從業人員的持續減少，相對于耕地，農業經營主體成為了糧食生產的短板，耕地的邊際收益在降低，而農民的邊際收益在增加，農業勞動力成為決定糧食生產的首要變量。將來，威脅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可能會是無人種田問題。所以，我們接下來應該高度重視“藏糧于民”思想，下大力氣提高種田收入，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

　　如果種糧收入可觀，屋頂上也可能長出莊稼;如果種地虧本，良田也會成荒地。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才是最嚴格耕地保護的終南捷徑。

　　確立農業生產要素平衡戰略，工作重心從“守住耕地紅線”轉變為“守住糧食生產能力紅線”，是一個前景廣闊的課題。

　　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心所向，民心所向。鄉村振興，已經站在了一個全新的歷史起點上。

　　—END—

　　文章來源：“基層干部參閱”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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