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歡歡（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村干斷檔問題苗頭

　　程村是大別山腹地(河南信陽)一個很普通的農業型村莊，筆者剛結束對其為期20天的駐村調研。在訪談中，程村書記有一個很重要的預言，“2023年，也就是下一次換屆選舉時，必定會出現干部斷檔的問題，而且是集中性地爆發”，這并非危言聳聽，事實上，干部隊伍的穩定及繼替問題在2018年的換屆選舉中已初現苗頭，全縣有十五個村書記請辭不干。

　　村干部的繼替問題具體表現在：老干部難留住，新干部不愿來，中老年干部想退位，年輕血液無法輸入。

　　程書記給出的理由是，一方面，村干部的工資實在太低，養不起家，扣除掉績效工資(每月200元)，村書記每個月只能領到1500元左右，而副職干部只能拿到大約1300元，不僅是絕對收入少，相對收入也很少，打零工、干小工比當村干部強;另一方面，干部工作內容和工作形式和過去相比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現在主要是一些材料性質的、形式性質的工作，有的還是一些發展任務，老干部紛紛反映工作干不來，能力不夠，做了也沒意思，沒有意義感和成就感。從筆者在別處的調研經驗來看，這個問題具有很大的共性。

　　第一，干部的工資一直很低，以前的工資更低，現在的工資水平也是在去年才漲起來的，為什么過去就沒有出現干部斷檔的問題呢?

　　第二，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看到干部們也并非整天在忙著材料工作，而且聘有相對年輕的干部專門做材料，也就是說基層仍有應對材料工作的自主調適空間，村干部為何仍有那么大的怨氣呢?

　　農村基層干部問題并非看起來那么簡單，它是多重因素和力量擠壓的結果。

　　干部行政化不等于職業化

　　首先是村干部行政化與職業化程度相錯位的問題，村干部的行政化并不等于村干部的職業化。

　　行政化是指村級組織從原來的自治狀態轉變為行政狀態，越來越像科層-正式權力系統中的一部分，所承接的事務越來越多是自上而下傳輸進來的，工作內容要求越來越講求規范化。而職業化是指村干部職務的正式化，是一系列關涉干部的職業發展和職業要求的制度體系，村干部從不脫產干部轉變為脫產的、拿工薪的專職干部。

　　行政化不一定引致職業化。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由于區域發展階段、治理事務性質和區域經濟能力、人才資源等各方面條件相契合，村干部的行政化和職業化的一體性明顯，然而在很多普通中西部農業型村莊，卻缺乏相應的支持條件，村干部的行政化水平普遍高于村干部的職業化水平。最直觀的表現是各種行政工作量上升了、工作要求嚴了，但地方所能生產的干部的能力類型不匹配，工資水平也不能達到一份正式職業的標準，這將會產生很多負面后果：

　　第一，工作量上升了，直接擠壓了干部兼業的時間，相對收入而言，事務量的增多增強了對村干部的相對剝奪。雖然干部工資近兩年提升幅度明顯，但相對于干部所做的事情，工資反而愈顯得少了。在干部眼里，上級通過下壓任務的形式將干部束縛在村委，卻沒有發放相應足夠的工資，自己干得辛苦，生計反而成了問題。

　　第二，工作的不可回旋性增強，因為村干工作是自上而下生成的，上級政府安排下來的工作常常有時間結點要求，如不及時回應，很多工作就沒法完成，進而影響績效工資，這些工作下達時間也不固定，打碎了干部時間安排的自主性，村干部們不敢離開村莊太遠，也不敢離開村委太久，圍著上級政府轉，沒法讓自己開展其他謀生途徑。

　　第三，形式化考核打擊了干部的工作積極性。這種偏向行政-科層化的考核方式主要不是看實際工作做得如何，而是檔案材料做得如何，不是考核群眾關系處理得如何，而是看和上級干部領導的關系是否緊密，是否熟悉。

　　比如，在績效考核中就有一個由鄉鎮干部給村干部打分的項目，占比40%，程村副書記是一個老干部，按理說鄉鎮干部對他也是知根知底，結果，鄉鎮干部卻給副書記打了很低的分數。緣由是，副書記口才不好，不擅長與上級干部打交道，有些新上任的鄉干部不認識他，就給他打了很低的分數。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績效工資還被扣了幾千元，副書記很受打擊。

　　這種績效考核方式的形式化色彩濃厚，它利用的是一種負向激勵原理，它要求干部不得不按照上級的意思做事，帶有脅迫性質，錢本身就少，還要考核克扣，干部很心寒;而且這類地區的干部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群眾性工作，從直接為群眾做實事中獲得成就感和獲得感。

　　這種考核形式讓很多有經驗、有威望的老干部感到不適，他們越是擅長做群眾工作，就越對現在的工作感到不快、不適應，基層治理體系在不斷排斥這些真正有治理能力的人才。程村的書記在去年換屆選舉時主動請辭，心愿未遂，計劃著干滿這一屆就堅決退休不干。

　　農村缺乏中堅力量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原因是村莊場域中，中農空間在不斷萎縮。也就是干部的持續再生產機制被阻斷了，這是干部斷檔現象更為深層原因。

　　這個中農空間主要指村莊的經濟空間，如果鄉鎮資源沒法支撐起村莊相對有能力的人的生計，那么這個鄉鎮就留不住人才，社會結構也會逐漸趨于凋零。這與中國城鎮化背景有關。

　　2019年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城鎮化率已突破60%，這個比例未來還會持續增加，這也意味著農村常住人口的減少，以及部分村莊的日益空心化、蕭條化。

　　農業生產的經濟空間在縮小，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生產收益在下降。程村一個包了300畝地的種糧大戶程安今年收入慘淡，“2013年第一次包地，才20多畝，掙到了一點錢，然后越包越多，2015年開始包到了兩百多畝，然而賺的錢反而越少，有時候還虧錢”，糧食收購價下跌是主要原因，“剛開始谷價高，至少一塊三，現在能不能保住一塊一都沒準，今年糧食都還沒賣完，屯著呢，價太低”。

　　糧食價格近幾年都呈下跌趨勢，然而生產成本卻呈上漲趨勢——人工、農資、機械等等成本在不斷上升，其結果就是種田的絕對收益在降低。程安家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本村屬中等偏下，家里有一個常年害病的老母親，瘦弱的妻子在家照顧三個孩子，程安很勤勞，什么都做，“有農機到外地幫人收割，還種糧、跑運輸”，“收割往年可以掙兩三萬，今年只有一萬多，今年的谷子掙不了錢，運輸環保管得嚴，往年三四萬，今年就兩萬多”，如此，辛辛苦苦一整年，一家確定的收入只有三四萬，可謂“種田的不掙錢，掙錢的不種田”。

　　再者，村莊的其余農業人口正不斷下降，青壯年勞動力全部選擇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在種地，老人種地多是維持性而非發展性的，這部分人口種地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減少。農業人口的不斷下降意味著該區域內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市場行為和市場空間越來越小，鄉鎮農業市場萎縮凋敝，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到縣城購買農資，或者借助大戶的便利向廠家買農資，再比如，種田的人越來越少，打米的人也越來越少，這就是程村書記家打米廠生意逐漸蕭條的原因。

　　農業是農村的支柱產業，農業收益減少對農村場域中的經濟活力而言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此外，也很難再有其他因素為鄉村經濟注入活力。

　　首先，村莊工程建設總量有限，民房建設已經基本完成，鄉村公共工程本身體量就不大，精準扶貧其間也差不多建設完畢;

　　其次，人口持續外流，外出務工的收入回流到農村的很少;

　　最后，農村道路建設越來越好，有車的人越來越多，物流、交通愈加便利，多種因素疊加導致鎮域商業活力不足?？傊?，人口流失，生產衰退，相關經濟行為減少，經濟空間稀薄，導致農村缺乏中堅力量。稍微有一點能力的人，都會選擇到城里務工，后備干部人選有限。如此一來，村干部斷檔在這種發展資源一般的村莊就成了一個真問題。

　　問題根源探討及應對

　　問題的本質是，目前村莊實際狀況和實際需要與現行村干部的理想人選思路存在張力。首先從政府角度看村干部理想人選。近些年，隨著“美麗鄉村”、“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惠農政策的提出，對村干部的能力要求越來越高。

　　一方面，要求村干部要承擔一些經濟發展任務，要積極作為，甚至希望干部本身就是致富能手，另一方面，在基層治理現代化話語引導下，希望村干部能夠快速適應充滿現代元素的治理形勢，要求會運用電腦打字、寫文稿、錄數據，而是否有與群眾打交道的能力則變得無關緊要。

　　從基層社會視角看干部的人選需求，則與政府視角錯位?；鶎由鐣罨镜默F實處境是人口資源的不斷外流，村莊留守性明顯，治理的基本目標是維護村莊的社會穩定和諧，服務并管理好三留守群體，為其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保證不失序、不破底線。

　　要想實現這樣的治理目標，對村干部的能力要求就不是很高，或者說只要求干部具備某種能力類型即可——會做群眾工作，真正關心和了解村莊狀況和村民需求，而不一定要求懂電腦、會打字，或者一定是村莊經濟精英，而只要他/她能讓百姓信服就行。也就是說，不會存在沒有人當干部的問題，只要有人在村莊，總是可以從矮子里面挑將軍，可以找出一個留守群體的帶頭人。

　　從以上兩種視角可以看出，不同視角對干部的能力要求是有所側重的，政府視角更趨于理想性，而基層視角則更為實事求是，其間張力巨大。我們說合適的干部人選難找，是因為需要兼顧兩方面的情況。這個問題如何破解呢?

　　首先，應該重新對所在村莊場域進行定位，在實事求是地確定村莊類型的基礎之上制定合宜的村干部選任方案，比如，發展能力和發展面向不強的村莊，就不要勉強尋求能人治村;

　　其次，改變村干部的考核形式和考核標準，精簡行政性工作和村莊發展任務，減輕干部的工作壓力，減少對干部的擠壓;最根本的，是縣鄉政府增強中央政策的解讀能力，依據地方條件，制定相配適的地方政策，包括行政政策和人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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