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語 ·

　　美國麻省大學教授舒喜樂為我們帶來了一場名為《在中國與全球歷史中理解中國的食品政治》的講座。在這場講座中，舒喜樂教授為我們揭開了繁雜現實背后的歷史淵源，著重強調了毛時代的農業政策的積極價值，并且指出很多披著西方外衣的概念反而有著中國的源頭：

　　(1) 食物主權的理念和自力更生的政策十分相似。

　　(2) 參與式科學研究和群眾參與的科學研究的理念也是類似的。

　　(3) 發掘原生知識和毛時代對“土知識”的強調如出一轍。

　　舒喜樂教授的研究告訴我們：不要把毛時代的農業政策一棒子打死，里面包含著很多有現實參考價值的東西，等待我們去發掘、去激活。

　　作 者|舒喜樂

　　責編|花果山  侯農

　　排版|童  話

　　講者鳴謝：這篇講稿的英文版文章曾發表于《PRC History Review》;王丹萍女士在喜樂準備此次中文演講的過程中為她提供了翻譯幫助，喜樂對王女士和所有人民食物主權的朋友們表示衷心感謝。

　　前言：從李昌平和蔣高明

　　對三農問題的憂慮說起……

　　我想先從李昌平和蔣高明對中國三農問題的分析開始這場講座，之所以選取這兩位是因為他們都揭露了現代中國農業商業化、資本化的問題，并且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毛時代的遺產)中尋找出路。

　　2011年，李昌平給“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寫了一封公開信，請求他“把種子主權還給農民”。這封公開信在多家報紙發表，并廣泛轉載于各類網站。李昌平公開譴責“育種科學家和種子產業資本家”，認為他們“為了獲得種子壟斷收益，不遺余力地消滅農民的常規種子。”在信中，他講述了自己在種子公司買不到“一粒常規種子”的經歷，指出所有市場上流通的都是“斷子絕孫”的種子。他列舉了一系列對于食品安全、環境保護、農民生計以及對原住知識的尊重等問題的憂慮，這些憂慮，對于全球關注食品政治以及農業生產的人士(尤其是那些積極參與食物主權運動的人)來說都不陌生。在信的結尾，李昌平呼吁袁隆平作為一名“嚴肅的科學家，”能不同于政府官員以及其他科研工作者，“從商業戰車上走下來。”[1]

　　蔣高明是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研究員，他有個名叫“明辨是非”的博客，在多家活動人士網站上都能找到他的文章，在國家管控的媒體平臺上，偶爾也能找到他的文章。在過去十年中，他對沙漠化、單一栽培農業以及轉基因作物各類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和李昌平一樣，他也譴責那些從農業技術發展中獲益的科學家。[2]同樣，蔣高明一直活躍在政府號稱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運動，以及左派學者口中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之中。蔣高明于2006年在他的家鄉山東省平邑縣蔣家莊創辦了宏毅生態農場，與李昌平一樣，蔣高明從毛時代獲得了解決當下中國面臨的三農問題的啟發。[3]

　　一、當代中國食品政治

　　的四條線索及其毛時代淵源

　　介紹完這兩位活動家的簡單情況之后，我想先勾勒一下這次講座的思路。本次講座的重點是回顧當代中國食品政治復雜的發展脈絡，那么何為食物政治呢?它包含四個方面：食品政治將(1)公眾對于健康食品的追求，(2)農民為尋找可靠的農業投入并適應新的市場情況而付出的努力，(3)國家對中國農產品在海外銷量和海外農業輸入與農產品進口對中國農業造成的影響的擔憂，(4)以及學術界和活動人士對傳統或原住農業知識形態的保護等四個方面聯系在一起。

　　上述這些構成當代中國食品政治如隔層般的幾大因素，已經是不同往昔。這些要素來源于中國在全球資本經濟中不斷變化的地位，來源于中國中產階級或消費階級的崛起，同樣重要的，還有當下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組織以及活動團體網絡的跨國潮流。然而，在這復雜的國家和跨國層面的因素之下，毛時代的歷史，就如同一個幾十年前人們為了追求一套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實踐和技術沉積下來的土壤層。像李昌平一樣，有一些人開始翻土讓毛時代的土壤層重見天日，但是更多人則沒有意識到自己從毛時代得到的啟發，亦或是不愿公開承認自己受到毛時代的啟發。

　　在這篇文章里，我試圖從毛時代的歷史里，追溯當代中國食品政治的根源。此項研究的挑戰在于，既要從跨國的角度又要從歷時性的角度做出解讀。也就是說，首先，我們要意識到中國早在毛時代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其次，毛時代的政治在今天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盡管是以高度的調節并經常轉變為面目全非的方式;最后，一些在當代中國極具影響力的跨國潮流，都源自于受毛澤東主義影響的早期全球政治文化。

　　史學界中的跨國主義理論轉向，改變了我們理解毛時代中國，包括毛時代中國科學的方式。我們不再只是批判中國式獨立形象國家這個概念;相反，我們開始更多地了解人們跨國界交換思想、物資以及實踐的真實景象。

　　我們不僅開始更好地解釋空間維度中發生的變化，也更好地解釋了時間維度里的流動。幾十年前研究中國的學者，努力打破1949年分界線，這一分界線讓我們看不到民國時期和毛時代的延續性;近年來還有一些學者，力薦我們討論1978年分界線，從而理解毛時代和改革開放后時期的關系。

　　中國作為一個跨國主體，在過去的60年中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一方面，對于全球人民來說，毛時代的中國和當下的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另一方面，毛時代社會主義下的中國科學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和如今越來越全球化的當代中國科學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如此，他們仍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部分，需要在同一個歷史分析中被解讀。

　　我在《紅色革命與綠色革命》一書的結語里提出一些問題，而本文正來源于這些問題。在書中，我討論了毛時代中國綠色革命(農業革命)和紅色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的結合中，技術統治和左派政治的交集，結語簡略地提到了這個交集留給現在的歷史遺產。在本文中，我做了相反的嘗試，我將從三個角度來討論當代中國食品政治復雜的網絡，并從每一個角度挖掘出造就當下食品政治的歷史層次。文章共分為三個部分討論轉變與延續，分別為：從自力更生到食物主權；從群眾科學實驗到參與式行動研究；從土辦法到原住知識。

　　二、從自力更生到食物主權：

　　毛主義的現代回響

　　除了給袁隆平的那封信，李昌平還寫過其他許多有關食品與農業政治的文章，盡管他不是唯一一個公開談論這個話題的人，但他的文章卻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后來強調由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主導的“農產品的武器化，”并強烈建議“我國都必須力求自力更生，保障食物主權的安全性，同時要高度警惕發達國家持續對我國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爭，入侵我國的食物主權。”[4]在另一篇獲得知名植物學家蔣高明認可的文章中，李昌平特別針對生物科技，在這個現象中起到的作用進行了討論：

　　“農產品安全最大的隱患是種子的自我殖民化——即種子美國化、雜交化、轉基因化。袁隆平的雜交稻從推廣到普及只用了10年時間;種子轉基因化，轉基因種子美國化的速度非常快(玉米、土豆、蔬菜、水稻、棉花等)，毫無阻擋，長驅直入。地方政府不管，官員、科研部門和商業經營者唯利是圖，引狼入室;農民也不知道種子是否是雜交的、還是轉基因的，為蠅頭小利就被迫放棄了自己的種子主權和食物主權;消費者更不知道吃的是不是轉基因食品;這樣下去，種子美國化、雜交化、轉基因化，估計也只需要十年左右。

　　1840年，鴉片進入中國，還有官員抵抗，而轉基因進軍中國我們還歡欣鼓舞，列隊歡迎。美國雜交種子和轉基因種子入侵比鴉片的危害大100倍都不止，但幾乎無一官員抵抗。”[5]

　　正如這篇文章所指出的，尤其在中國，人們經常會把國家和公眾在食品政治領域的利益混為一談。對我來說，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李昌平談到的食品安全、糧食安全、食物主權這三個術語之間的復雜關系。

　　關注“食品安全”（food safety）的主要是消費者，但是一旦消費者失去了對食物來源的信心，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牽連。在美國，食品安全運動起源于20世紀初，對于Upton Sinclair撰寫的小說《叢林(The Jungle)》的響應，該小說記錄了不正規的肉類加工廠的勞工與衛生情況。20世紀50年代，食品安全這個概念才在消費者群體中得到廣泛傳播。公眾對小說的反響讓Upton Sinclair大失所望，他的小說原本旨在為移民勞工伸張正義，但卻引起了消費者對于他們購買的食品質量的憂慮。如今，活動人士仍嘗試挖掘消費者對于食品安全的擔憂，并持續擴大食品和農業產業中食品安全的范疇，將對員工的正義納入考量。

　　“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主要是國家的考量：它意味著國家是否有可靠的糧食供應，且足夠來養活國民。在全球糧食供應中，糧食安全長期以來被包裝成為人道主義問題，但是與糧食救援和農業發展援助一樣，國家利益一直是糧食安全的考量重點。盡管糧食安全問題本質上起源于冷戰時期，但是直到1973年，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開始提倡“Boerma plan”(波爾馬計劃)，呼吁發展中國家儲存糧食供給，以維持“全球糧食安全的最低水平”，糧食安全這個概念才開始廣泛傳播。

　　“食物主權”（food sovereignty）相對來說是一個較新的術語，它起源于1993年成立的一個聯合組織“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The Peasants’ Way)，該組織現在擁有81個國家的成員組織。根據該組織的網站信息，他們最初在1996年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中提出食物主權的概念，該組織將食物主權定義為：“人們獲得以可持續方式生產的健康的且符合當地文化需求的糧食的權利，以及人們定義自己的糧食和農業系統的權利。”[6]糧食安全暗示著現存國家權力關系體系下，各國為了確保穩定性作出的努力，而食物主權則有意識地喚起反殖民主義運動。盡管食物主權采納了當下進步的帶有地方主義者色彩的語言，但食物主權運動與其他形式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一樣，都愿意在發展中國家尋求保護國家經濟和政治權力不受全球勢力侵害的過程中，強化國家權力機關的主體性。

　　上述三個術語在中國都屬于改革開放后時期的現象，他們是消費主義、冷戰后地緣政治，以及反全球化運動的綜合產物。但是我們也在這些術語中看到了毛時代的影子，在毛時期的話語體系中，食品安全是最少被提及的，但這并不代表這生活在毛時期的人完全不關注食品的衛生健康。當地方干部試圖用新的、高產的品種來代替傳統的糧食品種時，人們會刻意給干部們制造麻煩，因為這些品種不符合當地農民對于味道和營養的文化性需求。毋庸置疑的是，現實中，這種“消費者”的顧慮，遠遠多于檔案文件以及宣傳文件中的記載。但是在糧食數量還不能保證的情況下，食品的質量(包括食品安全)就顯得不那么重要。此外，消費者有權自主決定他們的食品是否安全(甚至因為不同個體對待特定食物的過敏性不同，所以要根據生理需求做出選擇)的觀念，本身就與毛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不相容。因此，在毛時期的材料中，“安全”與“食品”兩個詞同時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用來指安全地儲存糧食，以避免遭到動物或其他方式的破壞。

　　然而，當涉及到“糧食安全”以及“食物主權”時，毛時期的歷史對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尤為重要。我們尤其需要的，是一個跨國視野下的自力更生的歷史，中國是有關自力更生的全球話語和政策現象中，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自力更生這個概念的歷史非常復雜，它跨越了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不論是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日本齋藤政府、印度獨立運動，還是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都無一例外。許多世界各地的團體，從西非的社會主義國家到美國的黑豹黨，也都曾受到毛有關自力更生理論的影響。

　　自力更生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關鍵的是食品（尤其是糧食）的自給自足。此外，自力更生的目標，通常與科學和技術聯系在一起，自力更生同時也被刻畫成科學和技術進步的途徑與成果。

　　自力更生與自給自足政策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讀。對于美國上世紀中葉綠色革命的支持者來說，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糧食的自給自足，是防止他們進行政治革命或是依賴國際社會主義團結的一種手段。對于中國政府以及中國在第三世界的一些社會主義兄弟來說，主張地方的自給自足，通常是為了不讓當地社群過度期待中央政府的物質支持。對于中國地方政府來說，自力更生的話語，甚至可以被用來抵制那些中央推行的他們認為并不因地制宜的技術。然而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地緣政治和毛的自給自足理論產生的共鳴，在于它的反殖民主義色彩。最好的例證就是，繞開種族隔離的南非而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坦贊鐵路，它是中國最具進取心的技術轉移項目。這個項目發起于1967年，在1970年正式開工，并于1975年完成。它不僅出口了中國的科學技術，更將中國自力更生的哲學傳播了出去。相類似的，中國在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和岡比亞的農業援助，也強調了這一主題。

　　隨著全球化運動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日趨強盛，國家出臺政策支持糧食自給自足，已經不再像冷戰時期一樣，被視為支持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2009年，在《經濟學人》的一篇社論中可以清楚看出，讓當今的新自由主義恐慌的，是“國家政策的目標從‘糧食安全’到‘糧食自給自足’的轉變。前者代表著保證每個人能獲得足夠的糧食，而后者則要求所有糧食都由本國種植。這一糧食自給自足的轉向和人們對于國際貿易持續增長的懷疑相一致，他們要求更多的價格控制和更廣泛的政府參與。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甚至指出，這個轉向相當于農業‘范式的改變’。”[7]這代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轉變，在冷戰時期，美國通過支持窮國自給自足，來鞏固美國地緣政治的利益；而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美國通過阻止窮國自給自足以及掃清一切阻擋全球化市場全面一體化的障礙，來鞏固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因此，當下的地緣政治情形造就了這樣一個大環境，在這個大環境下，自給自足不可避免地繼承了毛時代的政治遺產，即便毛的自力更生政策早就不再被全球(包括在中國政治圈內的活動人士)所參考。

　　我希望強調的是，從中國左派學者對于食物主權運動的接納程度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成型于早期運動的跨國活動分子網絡的影響，而毛澤東主義在這一時期的運動中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諷刺的是，盡管中國的農民革命深刻地啟發了全世界范圍內對于農民組織方式的見解，中國對于自力更生的強調更是影響了全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但是“農民之路”在中國至今沒有任何成員。這就是很可惜的，我覺得人民食物主權這個平臺有很多能提供的貢獻，如果能參加“農民之路”最好。

　　盡管下一個章節討論的主題多半限于學術界，但毛時期對于學術界參與式行動研究的影響，相對而言更為直觀鮮明。

　　三、從群眾科學實驗到參與式行動研究

　　毛時期科學研究一個標志性的特征，是堅持動員群眾。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急切地采納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理論和語言體系，這一跨國視野下的學術領域，本身起源于60年代到70年代的全球激進主義，毛的政治哲學和認識論對當年的全球激進主義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相比中國學界有關食物主權的文獻，中國學界在有關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文獻中，更少提及毛澤東主義以及中國的地位和作用。

　　對于這一現象，我發現最好的例子是，一群由農學家和社會學家組成的跨國團體，采用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在廣西種植玉米的鄉村開展了一項富有啟發性的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研究者除了來自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加拿大政府支持的國際發展研究中心外，還有一些人來自總部位于廣西的機構。他們嘗試建立一種團結農民，推廣技術員、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新的農業研究和推廣系統，并希望達到保護環境，創造更好的農業品種以及提高鄉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目標。確實，他們所嘗試的事情在某些層面上來說是非常新穎的。但是，從另一些較為隱蔽的層面來看，這個嘗試和毛時期的先例(尤其是毛時期對于群眾運動的反精英主義的強調)有著共通之處。更具體地來說，毛時期的農村群眾新科學實驗運動就曾試圖團結老農民、干部以及有著技術知識的年輕人，建立生產合作關系。

　　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中，來自廣西玉米研究所的陳天淵和黃開健，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讀起來就像是將毛澤東主義的論調翻譯成改革開放后時期、跨國語境下的環保主義社會科學的語言一樣。他們批評自上而下的農業研究和推廣體系，認為“農民僅僅被看成研究的接受者而非參與者。”同時， “實驗站為主體的研究方式不能有效滿足農民的現實需要。”他們進一步解釋道，“高高在上的研究機構開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數結果(包括實驗站結果)，難以在實踐中運用，或者無法為農業生產服務。”陳和黃進一步指出， “科學研究與農民的實際情況和需求脫節，”認為“常規研究多側重研究問題本身，而不是解決問題，往往是問題越研究越深入，解決問題變成了其他人，往往是農民自己的事情。”陳和黃稱，與常規的系統相反，參與式的方式“不僅創造了使農民能主動積極參與的條件，同時使科研部門加強了與生產的結合。”參與式植物育種的方法，據說是“與農民的需求密切相關，”促進了“研究人員與農民合作，”同時“多數實驗在農民的田地里進行。”作者強調，他們“采用全新的農業研究方法——參與式方法，關鍵是如何發動農民，如何能使農民主動積極的參與。為此要求外來人轉變觀念，用平等的態度虛心向農民學習，重視鄉土知識，重視鄉土人才和農民專家。”[8]

　　毛時期的回響，充斥著整篇文章。盡管在某些地方，他們被翻譯成新的術語，比如“參與式”代替了“群眾性”，“自上而下”代替了“技術掛帥”，“環境”代替了“情況”（即“研究更符合當地情況”）。而毛澤東主義科學的一些基本優先級，尤其對土知識和對農民專家的重視，對研究者謙虛向農民學習的號召，以及對于科學投入實際使用和服務生產的需要，幾乎紋絲未改。

　　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的研究者的語言，幾乎和毛澤東主義的語言一模一樣，他們強調，我們需要“挑戰絕大多數的傳統植物科學假設。比如，認為農民沒有育種專家那樣知識豐富。”當然，兩者參考的權威不同：毛時期的權威是毛本人，而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參考的權威則是今天的西方社會科學。

　　除了中國歷史上這些相似之處以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但卻很少被人意識到，那就是啟發中國左派學者的特定的社會科學分支，本身就來源于西方知識分子受毛澤東主義深刻影響的年代。

　　如此吸引中國左派學者(尤其是從事鄉村發展研究的學者)的“參與式”模式，更準確地說，應被看成“參與式行動研究”。這場學術運動的領軍人物，是巴西著名的教育哲學家Paolo Freire以及哥倫比亞的研究學者Orlando Fals Borda。

　　Paolo Freire的解放教育學和毛澤東主義的哲學思想有著明顯的共鳴，在Freire極有影響力的作品《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中，他多次引用了毛的語錄來支撐自己有關群眾路線的論述。毛對于Fals Borda的影響更為直接，在Fals Borda的作品中，他直接引用了許多諸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知行統一”等毛的經典語錄。[9]

　　盡管冷戰時期存在意識形態的隔離，但是我們的思想仍然存在廣泛的流通。上世紀70年代參與式發展和適當科技的西方倡導者，借鑒了毛的思想，他們聲稱，“唯一合理的發展是人民群眾和他們智能的發展，是來自于群眾，又服務于群眾的發展。”而2010年代在中國的食物主權倡導者，宣稱“以在地升級、保留他們主體性的方式運用科學，才是適當的科學和技術。”

　　我并不是說，在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發展歷程中，毛澤東主義是最為重要的靈感來源(啟發)，我也不認為我們可以將中國當下對于參與式行動研究的興趣，簡單地歸結為對毛澤東主義的回歸。我想說明的是，這場活動-學術運動(activist-academic movement)的歷史規模之大，不僅涵蓋了近代西方傳入中國的運動，更應該意識到它來源于受毛澤東主義影響的激進的60年代和70年代。

　　當下的中國和過去毛時代的中國的影響，看似并不相關，但這一點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中國參與式行動研究的學者幾乎很少把他和毛時期的科學實驗運動聯系在一起，這個現象可能是因為中國社會科學家不愿意將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毛時期的激進政治掛鉤。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真的認為兩者之間的差異大過兩者的共性，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的成員曾經明確表示，毛時代的系統是自上而下的，而他們倡導的參與式方法則具有開拓性的意義。他們的觀點很容易理解，盡管從修辭和客觀的實際操作層面來說，毛時期的科學實驗運動是支持適合當地情況的草根科學實驗和技術的。但是在毛時期也經常存在把不合適的模式強加與地方的現象，對于環境和人類安全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需要意識到，參與式行動研究在西方的創始人對毛澤東主義的理解相當粗淺，和真實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相去甚遠。

　　四、從重視土辦法到保護原住知識

　　和食物主權運動與參與式行動研究密切相關的是，為保護“原住知識”作出的努力。“indigenous knowledge”一詞，在中文里有時候翻譯成“傳統知識”，有時候翻譯成“鄉土知識”，少數情況下翻譯成“原住知識”，我下面會再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在強調原住知識的同時，學者也在質疑“現代化”和“發展”究竟是否有益于社會，尤其當涉及到環境可持續性的討論的時候。陳天淵和黃開健在有關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的討論中，贊揚了現代農業技術大大提高了糧食產出。但與此同時，他們表示高產能是以犧牲可持續性以及生物多樣性為代價換來的。周立教授在一篇關于食物主權的學術論文中，進一步質疑了發展主義的范式，認為發展主義范式只關心“怎樣發展”，而不關心“發展是什么”以及“要不要發展”的問題。[10]

　　在毛時期，人們從沒有考慮過“要不要發展”。當今中國對鄉土知識的崇尚，和過去幾十年對于“土辦法”和“土專家”的重視密不可分。在毛澤東主義意識形態下，土有多重含義，土可以被理解為本國的、中國的、當地的、鄉土的、群眾的、或是粗糙的。土的對立面是洋，就是外國的、西方的、精英的、職業化的、象牙塔式的。土代表了激進的科學愿景，認為科學是由群眾為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目標而創造的。

　　鄉土知識運動和毛澤東主義土科學的范式一樣，都有原始主義的傾向。鄉土知識運動的倡導者未必會公開使用原始的這個詞，但是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展現鄉土知識和現代科學的不同之處，以顯示鄉土知識的價值所在。在毛時期的話語體系里，土科學因其因陋就簡的特性而受推崇，這一點和當時毛對中國的見解息息相關，毛認為中國一窮二白的處境，對于中國來說不是不利因素，反而是有利條件。這些口號的意識形態重要性，不僅僅體現于它將現實需要說成有利條件，它也無疑讓許多人認為毛澤東主義是反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原因之一。

　　盡管毛澤東主義對從落后原始的條件中白手起家進行了美化，毛澤東主義意識形態本質上并不是反現代化的。在毛時期的中國，“傳統”無法與高于一切的現代化需要相抗衡，而這一點事實上是毛時期土科學和現在鄉土知識運動的本質差異。毛澤東主義激進分子所推崇的原始主義，強調的是沒有束縛，可以放手一搏;而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和其他鄉土知識的支持者，則意識到鄉土知識寶貴的文化遺產，認為如果鄉土知識保護得當，那么就可以解決現代科學破壞環境的問題。就我們的討論而言，更為重要的是，毛時期國家創造群眾性科學實驗運動是為了團結動員農民學習現代的農業技術，而參與式植物育種項目的成員，則強調不由國家組織的社會網絡和知識社群的正當性與價值。他們嘗試承認并保護農民選擇自己的種子，并讓種子在非正規市場上流通，最終使這些網絡與科學家的正規研究和推廣系統形成富有成效的交流。這明顯不同于毛時期的科學實驗運動，毛時期的科學實驗運動表現為官方政治經濟之外的文化形式與社會運動，有時是一種占為己有、利用的情況(co-opting relationship)，有時則是公開的敵對關系。

　　我們對1970年代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早先稱作“中間技術”intermediate technology)跨國運動進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和跨國事業的話語體系之間的相似之處。適當科技的倡導者們對適當科技的定義并不完全同意，但總體而言，他們嘗試將地方的傳統知識與其他地方(包括通過現代科學)發展起來的實用、經濟、可持續的方式相結合，用于服務人們的基本需求。盡管適當科技運動，最初由E. F. Schumacher在印度自力更生的大背景下提出，它卻與中國當時土洋結合的嘗試相似。因此，適當科技運動的倡導者，熱切地想要收集并重新出版中國在這一領域的成就，也就不足為奇了。適當科技運動推崇的某些科技從傳統實踐獲得啟發。比如，由李約瑟引入西方的一種中國傳統的鏈泵技術，最初展出于1957年在中國舉辦的博覽會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提供給跨國激進學者的，不僅僅是還在使用傳統科技的中國農村的案例，更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支持下，通過采納“因陋就簡”、“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的“土辦法”而達到自力更生的目標。

　　因此，談及鄉土知識和適當科技時，中國顯得獨特，甚至有一點奇怪。中國之所以令人關注，一方面是因為長期以來西方對古代中國智慧存有幻想。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代表著一種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合理性，它證明了從根本上重新組織社會，從而解決先進的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是完全可能。盡管中國許多富有啟發性的案例滋養了適當科技和鄉土知識運動，但人們卻忽略了傳統知識形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中國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中國國家和西方激進的觀點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們都將通過簡單、廉價的解決方案以及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傾向而達到的成就進行了美化。而雙方在對傳統知識形態和中央政府的態度方面，有著巨大的差別。

　　當我們從中國尋求靈感時，另一個經常被掩飾的關鍵性問題是，什么是“中國的原住知識”(indigenous Chinese knowledge)：我們是否可以把所有中國人都算作“本土的”，還是中國內部存在著與漢族不同的“原住民”?這里的關鍵問題是，人們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是很不確定的。誰是殖民者，誰又是被殖民者?從中國國家的角度來看，中國從來都沒有成為過殖民地，因此中國不存在原住民。一般西方左派人士可能越來越不認同這一觀點，但是在70年代，出于對社會主義中國地緣政治處境的同情以及其他的考量，人們更傾向于將所有的中國知識(尤其是農業、中醫知識)當做原住知識。這個傾向可能并不是由于對中華帝國及其民眾關系的任何明確的政治立場而產生的。相反，這種傾向某種程度上歸功于東方主義對于中國古代的假設，也歸功于現代西方科學技術帶給傳統中國知識形態威脅的合理認知，這種威脅在某些方面與現代西方科學對于原住民的知識形態的威脅十分相似。

　　中國有關食物主權的作品，經常使用“傳統”一詞，但也會使用包括“鄉土”、“本土”、“土著”等詞，這些詞在表達出當地的、本國的含義的同時，避免直接使用“原住”一詞。盡管毛時期發生過許多悲劇，他卻為當下尋求尊重“本土方式”(native methods)的人留下了諸多啟發，我建議我們只有參考毛時期的情況，才能真正理解這些術語在政治和知識論方面的重要性。

　　五、結論：應該正視

　　毛時代的遺產并好好利用它

　　在我結束這次講座之前，我想要退一步問：當代中國食品政治起源于毛時代的意義是什么?而采用跨國和歷史的視角會如何幫助我們了解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是，關于食物和農業的激進思想，在相似的時間點出現在中國和其他國家。但是，由于地緣政治作用的結果，這些觀念有著不一樣的歸屬和命運。

　　食物主權、參與式行動研究和原住知識這些概念，固化在現代主義、非歷史性的發展話語體系中，而毛時期群眾性科學和土辦法等概念，很大程度上消失在人們的腦海中。自力更生至今仍然是食物主權問題的試金石，然而即便是中國相關的作品中，都從未提及毛澤東主義在這個概念的跨國傳播過程中的影響和作用。諷刺的是，盡管在70年代外界很難和中國接觸，而且當時中國能提供的案例通常是被國家高度調節的，但是中國卻帶來了跨國語境下反資本主義實踐的啟示。

　　相比于70年代，今天的中國人更多地參加到跨國活動中，毛澤東主義的觀念仍有回響，但是毛時期的影響作用卻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人們單純地認為，這些運動完全來源于西方的觀念，我們可以將此與20世紀中國引進現代國家治理形式的歷史做一個比較：中國的治國之道，曾經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之初，深刻地影響了萊布尼茲和其他早期現代歐洲思想家。而當中國按照西方路線努力實現政治體制現代化時，在很大程度上卻忘記了過去自己給西方帶來的影響。

　　從跨國和跨改革開放的視野，書寫中國食品政治的歷史，必然是為了尋找解釋中國在全球政治斗爭歷史長河中不斷變化的角色，以及中國不朽的遺產。

　　問答環節

　　問：剛才您講到了參與式行動研究與毛時代群眾路線土洋結合的延續性與相同之處，很好奇您認為二者之間最主要的不同是什么呢?另外，參與式行動研究在現在中國的農技推廣體系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是否也是“非主流”的呢?

　　答：參與式行動研究和毛時代的土辦法土科學最重要的不同是什么，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有一些很重要的不同，一個就是毛時代的群眾性科學，有一方面是真的從下而上的，但也有從上而下的方面。而參與式行動研究者，比較重視與農民本身的參加能力。現在的參與式行動研究者，并不像毛時代的需要面對傳統知識的問題。我的意思是，毛時代我們要問農民的知識是什么樣的知識，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如果是傳統的知識，那就可能算是反動主義的，比如封建的文化。但是現在的參與式研究者對傳統知識沒有很大的問題，比較強調農民的知識也是在一個文化背景中產生的。毛時期，要依靠群眾、依靠農民的知識，是因為他們有勞動的經歷，而不是因為他們有傳統的知識。因為，如果他們有傳統的知識，那可能會算作是迷信。最后，現在那個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研究者，他們很想要農民可以保存自己的種子，可以有自己的決定。但是我覺得毛時代的時候沒有那種概念，也沒有這么重視。參與式行動研究的那個方式是不是非主流的，我恐怕還是非主流的，在中國在美國也是。

　　問：想請問一下老師，剛才提到的70年代適當科技跨國運動是什么?剛才沒有聽明白

　　答：適當科技運動，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歷史現象，是一些西方的學者要考慮，特別是第三世界怎么能發展的問題。他們是反資本主義者，也覺得應該比較強調當地的材料、當地的知識，要找到適合當地的需要來解決當地的問題。他們反對把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科技帶到第三世界，他們覺得非常不合適。比如，在印度和非洲有當地的問題，當地的材料，當地的需要，當地的人，當地的知識，如果有合適的從西方來的技術是可以用的，但是他們覺得不應該用不適合當地的技術來解決第三世界的問題。

　　問：請喜樂老師進一步解釋一下您使用indigenous knowledge這個詞，而不用例如local  knowledge這樣的概念的原因。因為使用indigenous knowledge一詞來談中國的地方性知識，似乎也有將其非歷史化乃至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風險，不知道您能否進一步闡述一下這個詞的內涵和使用它的意義。

　　答：我們什么時候要用indigenous knowledge，什么時候要用local knowledge，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我覺得indigenous knowledge movement是一個全球非常重要的一個運動，如果只有中國和一些國家不用這個詞，這個不是說中國就無法參加這個運動了嗎?

　　我們現在用這個詞，既可以強調知識的傳統性，也可以強調原住民和有權力的國家或者powerful people的關系。indigenous knowledge的含義是有關權力的關系，local knowledge沒有這個含義。我覺得indigenous knowledge對我來說沒有西方中心的意思，相反是一個要挑戰西方中心的思想。比如說，氣候變化危機，現在可能最重要的運動是讓原住民來領導這個運動，所以我覺得現在原住知識的重要性非常大，如果不使用這個原住知識概念，那么，中國要參加以此為中心的世界范圍內的運動，就變得困難了。

　　注釋：

　　[1]李昌平，李昌平致袁隆平老師的一封信公開信, 2011年4月28日 www.snzg.cn/article/2011/0428/article_23504.html.

　　[2]蔣高明, 《誰最熱衷轉基因》，2012年3月12日，。

　　[3]蔡金安, 《特別報道: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大會全程紀實》, 紅歌會網 ,2013年12月28日，.

　　[4]李昌平, 《“農產品武器化”趨勢與中國策略 》， , 2010年9月29日。

　　[5]蔣高明 , 《李昌平的“農產品武器化”并非聳人聽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h7p9.html, 2010年2月17日。

　　[6]La Via Campesina (農民之道), https://viacampesina.org/en/declaration-of-nyi/.

　　[7]“If Words Were Food, Nobody Would Go Hungry,” Economist, 19 November 19 2009: 61-63.

　　[8]陳天淵,黃開健, 《參與式植物育種與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以廣西玉米為例》， 中國農學通報 22(07), 2006: 490 – 94。

　　[9]Orlando Fals Borda, "Investigating Reality in Order to Transform It: The Colombian Experienc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1 (1979): 33-55.

　　[10]周立、潘素梅、董小瑜，《從“誰來養活中國”到“怎樣養活中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9(2)， 201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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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舒喜樂：在中國與全球歷史中理解中國的食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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