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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仄論三農(2018)| 小農、集體經濟與宅基地的地產化

范仄 · 2020-01-13 · 來源:南水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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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把農民組織起來是為了搞工業,搞公社的工業化。沒有工業的農民組織起來垮起來是分分鐘的事情

  【范仄題記】

  我把2019年在三個涉農微信群的聊天記錄整理出來以后,發現2018年的涉農聊天似乎更涉及本質,特別是最后一條聊天記錄的內容在2019年年底中央的涉農政策中幾乎全部高密集度實現。

  2019年三農語錄發布之后有人稱之為“高談闊論”,可惜的是他說對了,這本就是在微信群中的高談闊論。還有人喜歡用直接的因果關系來解讀我們的某些論述,而我在大多數時候只是努力識別關鍵因素,而不是做因果關系描述,因為實踐的復雜性遠超乎圍觀者的想象,也超乎實踐者當事人的自我認知。更多的評論是說標題太猛,我的回答是關鍵在于是否準確。如果認為準確而又覺太猛,那會被我認為是在某種話語中麻木得太久了。

  今天把2018年的涉農聊天記錄整理出來,分四部分發在微信公號里,依然是供有心人參考。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根據時間順序編發的,因此有些話題會在表面上顯得重復,但其實不然,一些細微的變化既反映著觀點的深化,也反映著歷史的深化。

  (一)沒有集體經濟,農村則由少地農民、失地農民與地主組成

  【0119論如何看待前三十年農村集體經濟】

  范仄:為何說前三十年農村集體經濟是虛的,是假的?

  土生:沒有主動權、自主權,為國家工業化服務。

  范仄:你覺得比現在的主動權、自主權是更多還是更少呢?比現在為城市(資本主義)的服務更多還是更少呢?

  土生:比現在多。但是要跟“應當”比。

  范仄:?和某個“應當”不太一致,所以是假的,也不管這個“應當”是怎么來的?

  土生:這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嘛。

  范仄:按道理你有這想法我應不驚訝,因為現在這種觀點是絕大多數人脫口而出的,連溫老師也用一系列混亂概念建構一個類似的事實。但我還是忍不住說幾句,不好意思。你至少承認現在的農村在城市、工業化和資本面前比原來的主動權、自主權少。其實現在不只是少,而且是完全依附。

  土生:這種想法是有脈絡的,比如可以追到鄧子恢、杜潤生。溫老師也在這個脈絡里。他不講意識形態,講經濟規律。不過現在其他的聲音不容易聽到。

  范仄:你轉發的那頁資料恰恰證明了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如果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就不會有這種整齊的說法和印象。如果沒有集體經濟,則是大量少地農民、大量失地農民與少量大地主的組成及工商業主對農地的滲透,就不得不分開論述。農業剩余要么被大地主拿去兼并土地,要么投資于工商業,要么奢侈消費。農村集體化的結果是沒有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及其饑餓,而是農民普遍化的基本保障,勞動剩余則用于城市集中的工業化和鄉村分散的工業化。如果少了什么主動性和自主性,也是少了地主兼并土地和投資工商業的自主性,而普通農民在極低生產力條件下有了基本保障,并在社隊集體中擁有極高的政治平等。如果提留剝奪了誰的主動性和自主性,那就是剝奪了地主對農民勞動剩余的剝奪權。如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服務剝奪了誰的主動性和自主性,那就是剝奪了地主和工商業主利用農民勞動剩余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主動性和自主性。在這一過程中同時積蓄農業革命的條件并進而為更高的工業化準備農業革命這一必要的前提條件。

  很多人在這里看到所謂農民與國家在提留上的矛盾,卻完全忽視如此的國家為普通農民創造了什么樣的普遍條件,忽視如果不是集體經濟,地主和占地工商業主對農民的剝奪會高出多少,忽視如果不是集體經濟,少地農民與失地農民會有多少,會是怎樣的被剝奪,會是怎樣的生活。他們運用提留層面的矛盾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已為普通農民所創造的普遍條件。

  土生:不是方向的問題,是度的問題。比如你看陳云的講話,算賬的時候,有時候是不能讓農民吃飽也要搞糧食出口,保證大城市和軍糧供應的。為農民創造的普遍條件要和為市民創造的福利條件比較。你看為什么梁漱溟引用九天九地的說法把主席惹惱。

  范仄:沒有集體經濟,就沒有所謂提留的統一說法,絕大多數農民就會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學者們無論怎么做社會調研,最后能關注的還是那些具有話語能力和話語權力的地主、能人的訴求。很多人會引用數據,而其實任何數據都是有歷史社會制度前提的,但知道這一點的不多。比如所謂提留說能直接反映國家與農民的普遍關系,是以集體經濟為前提的,如無集體經濟,就基本上沒數據反映國家與農民的普遍關系,或者只有稅收等數據反映國家與農民的普遍關系,而大多數據反映的是地主與農民的關系,那種數據無論如何不堪,但在私有制條件下都會被合理化。

  反映國家與農民普遍關系的數據的存在,恰恰表明農民的平等的政治地位。在這個基礎上當然還會存在很多問題,生產的,經濟的,分配的,發展的,等等。但不能反過來用這些問題否定其存在的前提,而應在這個前提的基礎上努力解決這些問題。當然,如果本來就反對這個前提,那是另一回事。即日常所謂的立場問題。

  土生:有提取,有提留,才能說明集體的存在與力量。但它說明不了集體的這種機制更多的為誰服務的問題。

  范仄:你說該為誰服務呢?這是一個復雜體系,為誰服務的問題必須在其相應的層次上提出來,而不能在任何層次上是同一個答案。?承認是集體經濟,你又說該為誰服務呢?因為有提留就說明不是為農民服務?但是農民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呢?難道不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難道社會主義工業化只是城市工人階級的工業化,而不同時是公社的工業化?難道城市的工業化不也是為農民服務的?只盯住提留問題看,就會否定這些根本利益和巨大利益。

  你后來轉的陳云所說的問題都是以社會主義為前提的。如果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這些問題自然不存在,而變成另類問題。

  土生:對啊,我們是在這個前提下討論問題。

  范仄:你是在這個前提下討論問題,其他人呢?幾乎全是用社會主義前提之上所存在的問題來否定社會主義這個前提。

  土生:我明白你說的意思。

  范仄:當你把前三十年的農村集體看成假的時候,便已經無意識地跟著他們否定了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承認社會主義,卻不承認農村集體經濟是農民服務的,盡管同時也是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工人階級服務的;承認社會主義,卻不承認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是為農民服務的,這還不如那些不承認社會主義和集體經濟的呢。用提留層面存在一時多一時小或到底該多少的具體矛盾來否定這個根本利益,基本上是改開年代的研究者通行的做法,張口就來的思路。

  【0219論農村規劃】

  這次回老家過年,再一次深感規劃對于農村建設的意義,需要形成適合農村的規劃知識體系。農戶生活相互的外部性和相互依賴性已經大到需要系統性解決。原來的村公路寬度不夠,因為農村私家車的急劇增多,村公路太窄引發擁堵和沖突增多。農村聚居處需要規劃停車位。所謂的廁所、污水、垃圾三大革命,還有自來水,如果沒有系統性規劃,更加難以解決,從而成為新的老大難問題。

  個人體會,假如有什么“新時代”,對于農村來說,至少需要建設兩項新的知識體系,一是鄉村規劃學,提供解決鄉村空間沖突的知識體系。獨門獨戶包打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一是鄉村產業經濟學,提供解決鄉村產業融合的知識體系。農村即農業的時代已經過去。

  “創業扶貧”提法很好,只是有點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對于農戶來說,“創業”其實是每天發生的事,因為他天然的是經營主體。

  【0221論馬克思主義鄉建道路與小農概念】

  我在鄉建學子班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條講了馬克思主義者對鄉建的一種理解。

  《共產黨宣言》所主張的政策中有一條是工業與農業相結合。這才是共產主義者解決鄉村問題的應然之路。

  我重新定義歷史上真實的小農概念——男耕女織結構或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結構。資本主義破壞了這種結構,卻也妨礙農業與工業的結合,造成城市工業對農村農業的殖民。

  小農純粹指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結構。如果從農民與生產資料分離角度看,則著重是指農民與(手)工業生產資料的分離。只是這么說比較別扭,因為分離之后,農民已不再是原來的農民,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只能是指農業資本家。因此必須做一定的抽象,純粹從工藝學角度講農業與工業的結合,而這一說法有政治經濟學后果,這樣就不那么別扭。

  【0224論生態農業苦役】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生態農業只意味著兩個意思,一是從農村出局,一是做生態農業苦役。很快人們會發現這兩點。在當前條件下把生態農業看作農民出路的,基本上是欺騙人的,也可能也自欺。

  【0227論鄉村振興的經濟危機背景】

  大家討論的鄉村振興,該如何從全局角度理解呢?我提一個總體框架供參考。我把它放在“一帶一路”和“中國城市資本主義危機”的大框架中。中國城市資本主義深陷危機,從其內部講是需要產業升級,從其外部講是需要“一帶一路”和“鄉村振興”來緩解這個危機。從空間上講,“一帶一路”和“鄉村振興”構成中國城市資本主義之外的空間總和。“一帶一路”主要解決市場擴張、資源瓶頸和過剩資本,“鄉村振興”主要緩解過剩勞動力和過剩資本問題。“一帶一路”解決得不好,“鄉村振興”一頭挑肯定也解決得不好。在這個大框架中鄉村如何找到適應這個大框架又有自己主體性的發展方式,我尚未細想,但認為這個問題真實且重要。不在大趨勢中理解和展開的建設一夜凋敝,是常有的事。

  【0306論電商對農村產業的摧毀和重建】

  電商只可能摧毀農村產業,讓農產品被動地卷入全國的市場競爭,不斷低價化。這會逼著農村產業只能走大資本大規模經營,以應對低價化競爭。電商正在中國催動全國深度統一的市場,每個角落的產品都不得不參與全國的低價化競爭。這是三農必須面對的新市場。

  【0307論集體經濟股份化及其可能的出路和后果】

  在因為肥力不同而好壞搭配、零碎承包的土地承包制度下,資本家下鄉幾乎沒有太多作為空間,政府搞農業規模經營也難有實質性推動,這是目前的官和資齊推“集體經濟”的基本背景。此時齊推的“集體經濟”已經是股份化的“集體經濟”。換言之發展到一定程度,土地所有制概念有可能被股份概念替代,農民觀念也會因此變化,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的股份因為這種經濟的普遍化而具有流動的空間,從此以后則重點是股份轉讓,農民將通過股份轉讓退出農村土地所有制領域。這是目前可以預計到的最大可能的發展趨勢。股份轉讓給誰,集中到什么人手上,還得看后續各種危機和博弈。在郭文圣這里,也只是龍頭企業+農戶的升級版。初始版的真相如何,升級版的真相也是如何。

  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待這一問題,其生產關系變化大體就是這樣一種趨勢。參照國企當年的股份化改革,也大體可以看到這一趨勢。用生產力概念看,這一生產關系變化對生產力還是有一定促進作用的,到時唱唱鄉村振興凱歌有七八成把握。

  得把毛澤東50年代提出的把公社辦成一所大學的思想激活。這次我在一鄉建學子班講合作社要成為農業、工業、貿易、大學四合一的機構,是推動組織內部分工,而不是純粹的外部分工,鄉村最終才會有出路。其實也就是將傳統的男耕女織、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概念升級為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大農概念。根據馬克思的一個觀點即工業是根據科學進行生產,農業要和工業相結合,就得同時開辦大學。我們這些年傳播的“小農”概念只反映80年代中國的農村,而不是真正的傳統的小農概念,也因此其相應的大農概念也是誤導性的。

  當年毛澤東提出兩個工業化:公社的工業化和國家的工業化,至今仍然是千年之計。也可以說這才是千年之計。

  毛時代的教育從普遍的小學到普遍的初中再到普遍的高中,基本上架構起來。那時我們縣的高中學校已經發展到縣派出區每區都有一個。如果毛澤東再活些年頭,下一步應是每個縣派出區都有一個大學。雖然現在看來這些學校的教育質量不是很高,但是堅持辦下來,教育質量肯定也是非常棒,同時是工農子弟都均等地受到教育??上е袛嗔恕,F在需要有社會主義理想的鄉建者重新開始。

  目前是一個契機,但也只是一個契機,因為畢竟目前已經是資本主義主導,目前所高喊的“集體經濟”口號,與當年高喊的“鄉鎮企業”最后基本上是一個路數。

  中國之大,任何可能都是可能的。不換思想就換人、全面強制推行的分田到戶政策實施以后,不也有不少公社和村莊沒分田到戶么。這一輪下來,肯定也會留下一批堅持新型集體經濟的村莊乃至鄉鎮的。

  【0312論生男孩在農村的重要性及其經濟制度背景】

  在農村生男孩還是重要的,與封建意識無直接關聯,而是與農村的財產繼承制度直接相關。

  傳宗接代觀念也不能直接說成是封建意識,它同樣可以是資本主義的觀念,甚至還可以是社會主義的觀念,因為這一觀念的具體內容和形式會發生時代的變化。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財富的極端分化,會使傳種接代觀念出現三極化倒是真的。一極是形成多層次資本主義體系的家族資本主義,這些資本主義家族通過繁衍和通婚成為資本主義財富的最后占有者,一極是為了擠入中產地位和享受生活而不愿生育的中產階級,一極是為了多領社保而濫生子女卻承擔不起扶養責任的窮人及因為養不起而不敢生育的窮人。

  和分地沒分地無直接關系,而與土地這一財產的存在形式有關。女兒外嫁,在理論上是可以拿到在娘家分到的地,但事實上不可能,這牽涉到相應的與土地相關的社會關系。這些客觀因素會影響不同選擇所需要支付的不同的各種成本。人們選擇相應成本比較少的一種。如果什么都不加條件地反對,那人類社會干脆崩潰算了。

  個體婦女選擇和人類繁衍生存是兩個高度相關而又不相同的問題。從人類繁衍生存角度看,人口再生產是婦女的一種義務,我們不能說這句話錯了。如果從婦女個人選擇角度看,她不嫁人或嫁了一個不要孩子的男人,其他人也莫奈其何。如果她選擇不生育,卻還要嫁給一個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兩人就悲催了。

  【0313論村經濟發展的可能】

  現在村莊合并,以大村為基礎,利用現代交通和網絡,提高各村莊的區位價值,找到合適的鄉村產業融合方式,有技術人才,有銷售人才,有管理人才,還是有可能的。

  我看一個村的發展方案,第一就是看這個村與市場、信息有多遠,其間的通道是什么,然后再看其他的。

  【0324論一條村莊報道的片面性】

  百度近幾年關于趙家廟村的報道,自相矛盾比較嚴重,不知真相如何。趙家廟村應是人均耕地一畝左右,一千多廟地,有多戶被報道擁有上百畝桃地,每畝桃地收入一萬左右,盡管報道差異較大,有三五萬報道的,但沒一個報道每畝成本的。如果沒猜錯的話,應是打工經濟為主,種桃經濟為輔的一種村莊經濟。應綜合起來報道該村經濟。片面報道會嚴重誤導人。

  其中一個報道說一家2016年賣了一萬元,沒報道他的桃地畝數,按人均一畝多一點地算,他家是四口人,應有近5畝地,那么每畝地只賣了2000元。

  做經濟報道,不報道成本,不報道市場波動,不報道整體收入構成,算得上是耍流氓。

  【0324論農村勞動力價格計算及平均化】

  取消農業稅那年春節回家,我老爸就給我算農業稅取消的后果,一筆一筆算下來,農民虧得更厲害,因為他發現農業稅取消以后農資價格暴漲。

  農民計算勞動力價格,我們那過去一般是拿建筑小工和建筑師傅的平均工錢類比。我曾也用這種方式比較陜西南部和我們湖南的農村勞動力價格。現在我們那紅白喜事表演隊工錢似乎有替代建筑工錢的類比功能。

  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價格和本地勞動力價格有一個平均化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只能在平均化初步完成以后才能類比。

  (二)涉工農利益的改革幾乎都與起初的具體承諾背道而馳

  【0325論資本下鄉的動機】

  如果只是做農業,推動土地入股,資本也不一定來。我在廈門講座中講鄉村的產業融合,其實也就是三塊地(農業用地、建設用地、宅基地)融合。資本入股的動機更多是沖著另外兩塊地(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來的,如果發現另外兩塊地融合不出價值來,也會退出去。至于沖著政府的重視,以此建設自己的政商關系,進不來多少資本。另外便是被忽悠來的傻傻的資本。

  這些年被忽悠去農村而虧死的資本還是不少的,不虧的大多是因為有辦法讓政府買單,用小錢和概念套取政府涉農資金和銀行涉農貸款。

  我用套取這個詞,有雙重含義,一重是指農業進入高補貼時代,一重是指那些沒有真心做農業的。這也是政府想推動規模農業的主要原因,因為現在農村人口(農民)收益補貼和農業補貼無法完全切割,以至于出現我說的雙重含義。如果這兩者能完全切割,中國農業補貼實施起來就會順利得多。而完全切割的前提就是規模農業和職業農民出現。第一重含義我也是提醒想從事農業創業的人一定要找到能夠拿到農業補貼的渠道。

  【0326論農村合作金融與商業金融】

  合作金融和商業金融的區別,可能比人與畜牲的區別還大。合作金融與商業金融有競爭關系嗎?我想即使有,也是極少。

  合作金融估計還得把小生產之間的合作金融和中小資本之間的合作金融區分開來。小生產者之間的合作金融,其實就是貨幣互助。中小資本之間的合作金融算是有一定資本性質的貨幣互助。商業金融則是純粹的貨幣資本行為。中國目前的合作金融大多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合作金融。如果中小資本與小生產者之間搞金融合作,那必定是中小資本對小生產的掠奪。

  股份合作制可以說是合作制的貨幣化。

  【0327論“小農”概念隱含“不獨立的手工業”】

  一本專門研究中國小農傳統的書,引用了馬克思的表述,但馬克思的表述是這樣的“小農與獨立的手工業””,可這書作者顯然沒讀懂馬克思這個表述。在馬克思的這個表述中,“小農”概念顯然隱含了“不獨立的手工業”這層意思,而這作者論述幾乎不涉及“不獨立的手工業”意思。這似乎是這幾十年關于“小農”論述的習慣性做法。

  【0407論土地流轉的真正意圖和可能后果】

  友:您對上面有意土地確權及其流轉的可能性及長遠政治經濟后果如何看?

  范仄:上面無意發展集體經濟,而城市工業用地已到極限,只能確權和流動。一來將更多的農村建設用地轉移為城市工業用地?,F在中央都搞跨省統籌,不惜讓一些地區成為永久性農業地區。二來通過流轉發展規模農業?,F在雖然中央開始傾向將土地流轉到集體組織手中,但已經是股份化。下一步可能是在新城鎮化中開始農村土地股份轉讓,從而農民與土地脫離關系,被新集中的城業工業用地吸納。這輪鄉村振興建起來的“美麗鄉村”則可能落在新興職業農民和有錢人手中。這一演變過程會不會完全實現,尚要看其他因素的變化,比如新技術創新速度和全球一體化速度。

  【0721論鄉村發展旅游和民俗】

  這種奢侈鄉村度假或者是吸引和生產炫耀式消費,不是新興事物,開始是在新開發的知名風景區,比如瀘沽湖和亞丁等,而現在則已發展到一天來回的城郊區域。單從物的層面看,美麗鄉村的實現并不難,難的是鄉村里的人的去向。比如這幾天熱議的明月村,從網上查到有723戶,從新的發展模式中除掉那些“新村民”(即外地來這里發展的投資者),不知共有多少戶老村民從中真正獲益。

  2002年我在云南四川一個人背包游兩個多月,比較過不同的新開發風景區原住民的獲利模式,比如四姑娘山是不允許景區開發公司提供租馬業務,租馬業務只能由本地村統籌全體村民提供,比如海螺溝是原住民村落提供民宿,風景區開發公司提供高級住宿,比如白水臺是原住村自己開發,比如滬沽湖和麗江古城是原住村民有條件的自己建民宿,與外來資本一同競爭,但更多的地方是風景區開發公司獨吞利益,原住村民靠在必經通道做“刁民”騙一個算一個。后來我得出結論,凡“刁民”比較多的風景區,必定是原住村民從風景經濟中無從分利的開發模式。

  從各方面報道看,新一輪鄉村振興(圈地運動)避免“刁民”瞬間大規模產生的方式,是讓農民做上一段時間“食利者”(分紅)。

  北京周邊民宿發展可以根據北京城的規模和城鐵的發展來區分階段。我是在建設三環時來北京的,那時在周邊爬山,北京山區農民還有兩人穿一條褲子,誰出去有事就誰穿褲子。大約建四環前后北京新景開發比較多。新景區剛開發,在景區黃金地帶的村民常被政府官員壓制,是為了讓自己有關系的村戶有生意,后來是政府官員所支持的景區開發公司和原住村民斗法。剛開始,郊區發展機會少,稅費不分,為游客提供簡單住宿的民宿是少數村民比較早的賺錢方法,政府官員上門找碴亂收費比較嚴重。黃金地段的搶奪則近乎你死我活。直到北京城盤子越來越大,城鐵修到郊縣,民宿生意規模大到可以普及到郊縣的每個角落,同時黃金地帶的你死我活爭奪也基本上告一段落,大多落到有政府背景的資本手中。這時再去考察,大抵就是官“民”同樂的民宿經濟了。

  【0410論村鎮一體化】

  小鎮只有走鎮村一體化道路,才可能有生命力。所謂特色小鎮多會成為特而不當之物,特別是其中還是外來設計團隊規劃的。

  【0413論“過日子”的經濟學意義】

  所謂“過日子”,用政治經濟學術語說,就是為使用價值而生產。

  【0418論不同工作方法背后的政治意義】

  這跟當年打土豪斗地主是一個道理。一個比較經典的土地革命故事:土改工作組下去把地主家的地和浮財沒收分給農民,結果被上頭批判,把地與浮財退回去,要求土改工作組下去發動群眾,讓群眾去沒收地主的地和浮財,讓群眾來分配這些東西。這其實不只是工作方式不同,而是對群眾的理解和態度不同。前者把自己看作救世主,失敗了也會不停地埋怨群眾,而后者相信群眾,以群眾為主體,把自己只看作一個發動者和引導者。

  【0421論集體股份化】

  友:官員是這樣說的: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是區別于一般農民合作社的農村集體資產經濟組織。社員由具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村民構成,“身份入社,限制退出”,以促進集體經濟發展、保障社員利益為主要職能。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指在堅持農民集體所有前提下,在明晰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歸屬的基礎上,按照股份合作的原則,將集體統一經營管理的資產折股量化到人,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等權能,實現農民按份享受集體資產收益的制度改革。

  農民把自己的土地經營權入股/存儲到合作社,這個里面會有一個經過商討后的價格,這個就算是內部交易形成價格。資產在內部完成定價,交易就有參考的價格了,或者是方便抵押。

  范仄:看來我的基本理論分析是對的,盡管現實遠比我分析的要殘酷得多。集體成員身份股份化,我在沒有見到事實的情況下根據當前狀況分析到了這種情況。但現實更為殘酷的是,他們是將集體成員身份股份化和承包土地經營權股份化做了分離處理,這就為下一步鄉村徹底資本化及農民和土地分離打下非常好的事實性基礎。在這一過程中雖然會有一部分集體經濟因為組織化程度較高而像南街村一樣保留下去,而絕大多數會成為把農民圈禁在美麗都市和美麗鄉村之間“樓上”的工具,即所謂的新城鎮化。

  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會分一點蛋糕給他們吃的,否則憑什么圈禁他們。百姓多少要分一點,用這個觀點理直氣壯地反駁我的,已經有很多回。這個反駁理由其實有一定合理性,因為這也是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谷的直接原因之一。

  【0426論杜潤生們及改革者當年的承諾】

  范仄:還拿杜潤生忽悠人,把農民忽悠成農民工,下一步把農民忽悠成什么呢?把農民忽悠成農民工這個事實還是顯而易見不難明白的吧。

  土生:杜是個做實際工作的,不會是故意的,也看不到這么遠吧?

  范仄:不好說,毛澤東對他可謂苦口婆心,似乎他理解不了。我有記者朋友采訪他,據記者朋友講,杜說過類似意思:中國農業必須搞土地私有化,才會真正有活力,但現在不能講,要慢慢來,當年我們搞改革開放就是這么慢慢來的。他說這個話有點像吳敬璉,吳在一次會上吹牛說,他早就知道市場經濟前面加社會主義是多余的,是悖論,但當年不能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策略。這是我親耳聽到的。

  我最近搜羅了一些八十年代的相關著作,看當年他們到底承諾了什么,以什么名義來主張觀點的,發現當年的承諾和名義大多數沒實現,后來基本上走向這些具體承諾的反面,特別是涉工農利益的改革幾乎都與起初的具體承諾背道而馳,為發展國企的改革變成國企破產、國企工人下崗和大量國企下崗女工淪為妓女,為農民致富的改革變成連續三四十年超時長超強度的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和兩三代留守兒童,工農的政治地位更是越改革越低,他們都是事后用更加抽象的目標或標準比如GDP來論證改革的成功,而具體承諾早已拋諸腦后,但還沒看到他們當年的敘述到底是策略還是真的那么認為的。

  毛澤東的思路雖然被拋棄了或者說被背叛了,但他的思路至少應該獲得正確理解。也就是說你可以否定毛澤東的思路,但不能歪曲他的思路。

  【0508論假設中國不走資會怎樣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后中國如果不走資,正常道路應該是:一、農業實現的種子革命將使大量農民直接通過集體組織轉入工業領域。二、已經相對普遍化的高中學校培養的高中生直接進入相對普遍化的大學。一的工業和二的大學相結合,大抵是不走資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升級道路。

  文革時代先是同步普遍化小學,然后是普遍化初中,然后是普遍化高中,然后文革結束了,如果不結束,就應是普遍化大學,實現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說的每個公社有一所大學。再后來應是各級學校優化升級。

  無產階級專政主導的工業化升級和資本主導的工業化升級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為勞動者解放的工業化升級,后者是為資本利潤的工業化升級。

  他們瞧不起毛澤東這種平民教育體系,覺得太粗制濫造,但不知從小學到大學的平民教育體系一旦建成共同進行優化升級,那成效是巨大的,是難以想象的。

  【0611論小農戶經濟不合時宜的真實原因】

  不是大農場適不適合的問題,而是在工業品和高科技品的競爭下,小農戶生存空間越來越窄的問題。

  【0619論某類經濟的軍事管理特征】

  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分社資,都帶有軍事管理特征。即使西方是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也具有軍事管理特征,只是已經作為職業行為標準和商業禮儀轉化到大中小學教育中,從小已經開始進行工業行為規訓。白領一色西裝領帶,注重言行和儀表工作和開會,不過是軍事管理特征的變形。凡是直接需要軍事管理的,都是因為存在大量未經工業行為規訓過的勞動力。

  【0621論如何看恢復高考】

  以毛澤東的構想,每個鄉在有高中以后往前發展是每個鄉有大學。這種大學開始會差一點,多半還是以自修的形式開始(毛澤東辦過自修大學,對此有體會),但累積一段時間,大學質量同樣會提高。在如何看待恢復高考這一問題上,應增加這樣一個假設條件,否則看得不全面,也看不到事物的本質。

  【0625論分田到戶首要功能是拆解工農聯盟】

  分田到戶首要功能是拆解工農聯盟,而不是所謂的農民積極性。毛澤東說過,農村集體經濟一解體,工農聯盟就維持不了,工人在城里的主人地位也保持不了。分田到戶政策的首要目的可以說就是廢除城市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因為只有廢除城市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工業領域的資本化才可能真正啟動。

  在工業化時代,分田到戶就是農民破產,在馬克思主義這里是常識。做那么多調研,最后也是這一客觀事實。我的同齡人曾經游手好閑三五年,全村年輕人幾乎都是小偷,那種煎熬我是經歷過的。

  農民付出巨大代價,農民工在工廠里極其惡劣的環境下沒日沒夜工作,最后其實只拿到一丁點。把這種所獲得的改善視為改革對農民之福,不是無恥,也至少是不了解真實情況。20世紀90年代我在我大哥的打工宿舍住過,也在我侄女租的房子住過。我一看到吹捧杜潤生心系農民的文章就覺得嘔心。

  當前農村就是農業經濟+打工經濟支撐的。農民工不僅支撐了城市,也支撐了農村。

  鄉村振興戰略只可能是進一步掠奪。跟過去一樣,似乎給了甜頭,虛晃一槍,便已有的都沒了。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便是這結局。

  【0625論搬遷脫貧的真實邏輯】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有本地居民的偏遠地區,資本是不會去的,因為本地居民坐地起價,換言之談判籌碼大,故一直是荒涼惡劣地帶。本地居民搬遷之后,去了陌生地帶,在那里沒啥談判資格。原住地沒人了,沒人坐地起價,大資本便去了,僻遠地帶不再僻遠,環境惡劣地帶不再惡劣。應說這才是資本主義條件下搬遷脫貧的真實邏輯。

  【0701論農產品賣情懷的營銷模式】

  農產品賣情懷也是符合營銷原理的,也是可以作為一種商業模式的。它的本質就是把產品模式變成服務模式,產品成為關鍵的服務道具,成為寄寓情懷的東西。難題在于產品作為情懷寄托物之后為它設計相應的情懷服務標準、流程和營銷。

  我不是高手,連低手都不是,最多是用一些詞匯似乎精確地描述了它的原理。一線實踐恐怕得多次實踐,反復微調,操作者本人才可能真正懂得某類涉農產品的情懷服務,才可能用較細膩的方式傳達給相應的情懷服務需求者。在這個過程中還得保證資金鏈不斷裂。

  【0702論“農民組織起來”在當前的真實含義】

  把農民“組織起來”在不同時期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把農民“組織起來”的社會本質,是為把農民與土地徹底切割做準備。

  【0714論“三無人員”的經濟含義及其真實終結】

  讀王章輝著《英國經濟史》第三章“圈地運動和農業革命”,里面寫到英國政府當年如何對付因圈地而形成的“流民”,雖然具體形式有所不同,但其與中國當局當年對付“三無人員”異曲同工。英國圈地速度快于英國工業化速度,快于英國工業化對因圈地而形成的“自由勞動力”的吸納,便形成一大片“流民”,對社會造成不穩定。英國嚴懲無業“健壯流民”,第一次發現是“割耳”,發現三次是“處死”,但如果愿意回到原籍,則可以獲得一定救濟。中國“三無人員”的形成與英國“流民”的形成有所不同,是通過將前三十年形成的工業體系轉化為貨幣,給因分田到戶而形成的小生產直接造成隱性債務,無數小生產成為城市農民工和“三無人員”,后者讓城市資本主義當局和住民深感不安。抓捕和驅逐“三無人員”便成為長達一二十年的城市基本政策之一,直到驅逐“低端人口”時代的到來。而英國這一政策長達一兩百年。

  (三):土地流轉緩慢是因為沒有黑心的宅基地地產化

  【0818駁“綁在集體吃土”論】

  范仄:九號院通過農村改革為城市資本提供數億極廉勞動力。

  土生:這個還是要比,看他們自己決定呆在鄉村還是在城市對他們自己更好。當然還要看外在的條件。比如村里沒事做,就跑去城里當保姆。

  范仄:有教授說“綁在集體吃土”,言下之意是搞集體經濟就是把農民綁在集體,綁在土地上,可問題是誰說搞集體經濟就是這樣呢?保持原來的高比例小升初、初升高,再全面發展大學,如果村里沒事做,為啥跑到城里只能當保姆?為啥不是去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做有主人翁地位的工人?

  你說的村里沒事做,就跑去城里當保姆,要分兩截。一截是村里沒事做,隨著生產力提高,村里出現剩余勞動力。這就產生剩余勞動力的去向問題。在前三十年出現的經濟危機大多不是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沒有去向,而是因為農民進城太多,超過了農村剩余勞動的承載能力,不得不常常出現進城農民或城市人口返鄉的安排。那時如果存在農民對集體的依附性,主要不是源于集體制度,而是源于落后的生產力。一截是跑去城里當保姆,當毫無地位的被雇傭者,這是以分田到戶,工農聯盟被拆解為前提的。這兩截不能混為一談。

  土生:所以要說要看條件,特別是制度上的安排。

  范仄:所以才說九號院是吃人院,安排了一個吃人制度:村里沒事做,只能去城里當保姆。20世紀90年代我去過兩次打工住宿地,那比當保姆還暗無天日。和解放前的打工比,唯一區別是吃得飽,營養跟得上。如果營養跟不上,那打工環境絕會死不少人。

  我在一微信群建議有人研究前三十年農民進城的人數、路徑、前提、制度等,不能像有教授那種做學問的一開口就說“綁在集體吃土”。汪暉老師接話說他當年所在的工廠有很多工人是從農村里招來的。前三十年農村與城里的人員互動和后三十年可以做做比較,唯一要注意的是生產力水平是有歷史過程的。

  但有一點必須明白,在農村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并不是要把農民綁在集體綁在土地上。

  小升初比例,1975,1977年是最高,1984比1970還低。人們關注當年恢復高考,卻忽視其他方面。1984年中國人口總人數比1976、1977年只多不少吧,而在校中學生卻少了近2千萬。這近2千萬絕大多數是農村里的,我想大家沒有異議吧。

  拋除勞動生產率差異,以2千萬勞動力之差來比較經濟產出,恐怕也不是小數字。也就是說恢復高考,大學成為城市專有物,在農村憑空新增五六年的2000萬勞動力。這帶來的經濟產出和剩余勞動力是巨大的。

  土生:這是個大事情。

  范仄:我再給你說個大事,很多人批判大躍進時期的超負荷工作,可誰去說數億農民工連續二三十年一周休息一天且不少是一個月休息一天,每天十六到十八小時的工作,凡能儲蓄一點錢的全靠加班加點賺,如果不加班不加點,可能連吃住還不夠。

  如果我們假設所有農民工每天工作8小時,還有個狗屁改革成果,恐怕連外資都喂不飽。不僅農民工收入,而且中國資本收益,絕大部分都來自農民工加班加點生產的那部分利潤。

  這又是一個大課題,中國改開成果是來自農民工8小時內工作,還是來自加班的那部分?這可以看出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收益的真實來源及如何分割利潤的。

  我再說一個大課題,還是和三農是有關的。我多次說過現在的農村經濟主體結構是打工經濟+農業經濟。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這兩者在農村的占比及其對農村的真實影響。我看很多寫三農的文章,幾乎都不以這個主體結構為背景談農村的變化,常常給我虛假的感覺。

  上次有人轉文說某縣農村政策改變了鄉村面貌,結果查該縣勞動力結構,90%以上是農民工。可以說這文章連毛都沒摸著。

  【0821論農業合作社與土地合作社】

  農業合作業的前提恐怕是農民安心做農業吧。提“土地合作社”,也許更符合現在農民與土地關系的實際。農民是土地股東,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恐怕關鍵還是沒有比較好的辦法保護土地股東即農民和經營者的雙方權益。

  政府應下決心,用三到五年時間對村民來一輪財會知識培訓,看得懂賬目,能查賬,懂一點財務管理,也許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基礎,至少是有了可溝通的基礎。財務是經營的核心問題。激勵農民有經營意識或與經營者合作,卻不培訓他們的財務知識,豈不是讓他們做冤大頭?

  【0824論成年子女應去理解父母,而不是父母去理解成年子女】

  嵇心:這是很痛的領悟,尤其在農村的父母與子女之間,大家往往是失語的,每當想說點什么又不知從何說起。哪怕是父母,你也很難向他們解釋自己為何投入大多數精力和感情。

  范仄:我與在農村的父母有聊不完的話題。他們不懂《安娜·卡列妮娜》,但可以講很多比《安娜·卡列妮娜》更精彩的農村故事及其中的道理。

  嵇心:這就是你厲害的地方。我們被區隔得很厲害,父母也不知道和我們說什么,這是很多農村出來的青年學生都有類似的感覺。

  范仄:父母把我們往前送了一程,不一定要他們了解我們,但我們要理解他們,然后他們信任我們。也就是說,子女站在父母的肩上看得廣,看得遠,讓父母理解子女所看到的必然有難度,但子女理解父母所看到的是沒有難度的。這是人類代際成長的一般規律。

  【0901論基層干部收入競爭力的治理意義】

  基層治理,如果國家沒足夠財力給基層干部有一定競爭力的收入,就應給基層干部一定灰色地帶,否則鄉村便會陷入非白即黑的治理困境中。

  美國治安法官制度在很多洲一直實施到20世紀八十年代,直到交通十分發達,治安法官業務才被縣法院接收。治安法官收入來源于其對違法者罰款的提成。美國長期靠這個制度維持基層基本秩序。這套制度弊端之一是重罪往輕里判,因為判罰款超過一定量,案子就得移交縣法院,治安法官就拿不到提成,因此治安法官與縣法院就會爭奪重罪案子處置權。弊端之二是輕罪重判,治安法官判處輕罪總是往重罪臨界點靠近。我覺得美國治安法官制就是一種灰色制度設計。

  我說這個例子只是幫助理解灰色制度概念。在當前中國,走黑白分明的治理道路只會更糟糕。沒有基層官員從治理績效中獲利的制度設計,搞所謂的打黑除惡同樣是耍流氓。就像當前的高壓反貪,在社會貧富分化嚴重情形下,沒有解決官員有競爭力的收入,也同樣是耍流氓。

  【0917論農民宅基地地產化】

  最近農村的爭論焦點可能會轉向農民宅基地,以提高宅基地效益為名(其實是搞有錢人才能住大房子)使作為農村集體成員的農民宅基地市場化,向農民征收宅基地購買費用,把農民宅基地房地產化。這一招一旦實現,宅基地價格會猛漲,新生農民工在城里買不起房,也別想回村里建房。這樣一來,農村也實現把農民趕走的目的。新生農民工只能逼上城鄉之間的“樓”。

  【0917論農產品銷路】

  關鍵還是解決銷路。很多企業能做到某種管理方式,但如果不能解決銷路,這管理方式很快就維持不下去。褚橙解決銷路的方式之一似乎主要是是企業和白領團購。一些家庭時常收到寄來的褚橙,不少是合作方送的。

  了解和宣傳一種成功模式,一定要找到其關鍵環節,否則誤人不淺。而成功企業做宣傳,幾乎從來不說它成功的關鍵環節,甚至會有意地隱藏起來。我曾在企業負責集團品牌部時就遭遇到這樣的要求。

  農業是競爭強度最大的產業之一。銷路沒有一般的破解方案,仰賴具體的、不斷創新的、有競爭力的、低成本的資源整合。禇橙的獨特競爭力可能就是某人所說的大企業家站臺。一旦失去這個,這些果農有可能被害得很慘,以前賺到的都可能全虧回去。

  【0923論鄉村振興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內卷化的融合】

  農業現代化與農民的關系是將農民從農業和農村驅逐出來。它只解決驅逐問題,而不解決農民被驅逐之后去哪里的問題。農民被驅逐之后去哪里存在著社資的根本區別,但無論社資,這個問題在工藝學上都是工業化及隨之而來的城市化問題。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不對接好,就會出現農民大量失業或工業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中央沒法在農業現代化問題上大刀闊斧,只能邊走邊看,邊看邊走。農民上樓早了不行,上樓晚了也不行。

  前一陣子中央提加速城鎮化建設,但很快發現與工業化脫節的城鎮化不僅解決不了被驅逐農民的去向問題,還容易造成一片廢墟。因此工業化跟不上時就抑制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加速發展時就促進農業現代化,而城鎮化一定要建在工業化基礎之上。

  無奈現在已從工業化往自動化智能化發展,不僅不能解決被驅逐農民的去向問題,而且還要把城市工人和進城農民工驅逐出來。這時既不能抑制農業現代化,也不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唯一選擇是促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內卷化的融合。這就是目前的鄉村振興運動真正的背景。

  最近以劉教授為代表的學者不是開始打農民宅基地主意么?這是一特別的計策。原來都是在打農民耕地的主意,無論從現實和政治層面,看來打不通了,他們就開始打農民宅基地主意,說農民宅基地浪費,沒效益,應收費。收費其實就是農民宅基地地產化。富人住占面積很大的豪宅,玩占地很大的高爾夫球,他們不覺得浪費。其實差別就是農民沒錢,不能住太大的房子。農村宅基地地產化,農民在農村買不起地建房,結果是農民在農村既無宅,也無業,只能徹底離開農村。這樣一來,這些專家一直打農民耕地沒成功的主意就可以實現了,至于徹底離開農村的農民去了哪里,就不在這些專家考慮范圍之內,即使想考慮也無計可施。

  農業現代化與農業內卷化相結合的意思是在城市工業自動化智能化過程中,通過鄉村振興即所謂新型集體經濟讓農村能養相對更多的從城市工業自動化智能化中排斥出來的進城農民工。我在一次討論中曾指出這種集體經濟是把農民轉化成圈養起來的專門消費城市自動化智能化生產出來的產品的“豬”兼往城市輸送必要的自由勞動力。

  還在談美國第三產業?工業空心化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已經使“第三產業”這個概念十分可疑。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資本總結構中,工人為工人服務,資本家是不會出錢的。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服務業的發展限度是勞動力再生產。連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私人資本家都不太愿多付出一點,而是靠國家資本通過分割利潤強制實現。

  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低,所以才說是“被圈養物”。其實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秘訣,是分田到戶的要義。

  【0928論村民選舉與村公共事務的關系】

  在村公共事務不多且與多數村民利益相關性低的情形下,村選舉確實主要是站隊,變成極少數人爭奪位置而多數人無所謂,只看私人關系。某村真正有意義的一次選舉,是村公路路面硬化已經落后于周邊村多年,村民憤怒了,齊心要選一個能完成此任務的人當村主任。最后一個曾多次因偷東西而入局子、現在主要與信用社合作在外放高利貸的人當選村主任。此人上任一年之內就完成村公路路面硬化任務,還修路將村內分散的幾個群落連起來。下一次選舉,又把他選下去了。

  當年仝志輝關于村民選舉的博士論著出版,請我寫書評,我抓住的就是村內的公共事務類型及其與村民利益的相關性來評價。在村內要激發村民積極性,需要善于創設與村民具體利益高度相關的公共事務。

  某村選那個入局子多次的人當村主任,理由其實很簡單,他是混黑白兩道的,能把村民修路的份子錢全收上來。

  沒有值得村民特別關心的村公共事務時,大家更愿意選一個平庸的人當村領導。這兩年村里自來水已成為一大難題,因為都已習慣用自來水,而自來水需要系統解決,有可能在這個問題苦久了,這個村又可能會選個混黑白兩道的人出來做村干部。

  【1009論人民公社的真正意義】

  把人民公社限定為農業問題討論是某文的嚴重偏差,很多問題回答不了。在毛澤東那里,人民公社是工業、農業和大學相結合的政社組織,是工農聯盟的經濟基礎,是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辯證統一的一環。

  后來吃飽飯跟分田到戶沒啥直接關系。分田到戶只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拆散工農聯盟,為發展城市工業資本主義開路,一個是在工業品面前農民直接破產,為城市工業資本主義提供低風險自由勞動力。

  人民公社不僅是農民當家作主的基礎,而且是城市工人當家作主的基礎。前者大多左翼看得到,而后者只有毛澤東認識到了。人民公社沒了,城市工人主人翁地位也沒了。

  【1014論三權分置改革與有限制的農業資本主義】

  范仄:農村三權分置改革成功與否,決定于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也即俗稱的新型的經營性農民的成長狀況。這不是行政所能推得動的,因此不能看短期。通過分置流轉會形成小部分新型集體經濟,但很難成為主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決定于城市資本主義所能允許的空間。如果最后分置改革失敗,則中央可能不得不將“流轉”政策直接轉為“流通”政策,這則可能表明資本主義已在中國農村完全占據統治地位,畢竟“流轉”政策屬于有限制地發展農業資本主義。

  走不了集體經濟道路,在流轉政策即有限制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和流通政策即無限制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之間選擇,相對而言,前者對農民和農民工稍微好一些,但從目前來看,走有限制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并非易事,具有雙重限制,一是農業資本家也即新型的經營性農民對流轉型土地缺乏足夠的經營動機,偏好不足,二是農民工就業空間和發展空間不足以讓他們放棄對土地的依附(依戀)。

  當然更重要的是歷史上的相對純粹的自由勞動力的形成,幾乎全是由暴力驅逐形成的;讓大多數農民自主放棄土地,安心地去做自由勞動力是從未有過的。現在看來,即使用流轉政策也不足誘惑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將土地安心地放出來。雖然資本主義邏輯是可流通的才是自己所有的,但對于農民(工)來說,直接占有的才是自己所有的,任經濟學家怎么鼓吹土地流通權是一種多么高大上的權利也沒用。經濟學家完全忽視歷史上的從農民手中流通出來的土地大多是以暴力為基礎,以土地流通權為表現形式,而不是因為土地流通權多么高大上。十年前,在配套政策出來之前有一個短暫的土地流轉高峰期,被農辦陳錫文主任叫停,理由之一就是這會直接刺激農村黑惡勢力全面介入土地流轉。

  有人這幾年用兩個億在內蒙收地,目標是一塊六七十平分公里的土地,上面住著二三十戶牧民,幾年了,還沒最后完成。他跟我講沒黑白兩道同時進行,幾乎收不上一塊地。所以馬克思反復強調所有權從來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

  土生:土地現在更多是一種權利以及預期,用地種糧食,這基礎功能已經沒有原來那么重要。

  范仄:不是現在如此,而是從農民外出打工那一刻起就是如此。

  流轉政策目前實施緩慢,其實缺一個很黑心的配套政策,即劉守英所主張的農民宅基地收費政策,表面上是為提高農村宅基地使用效率,其實就是將農民宅基地地產化。這一招一旦實現,土地流轉政策可能會推行得快一點。

  把種糧補貼補到種地的農民身上這一招,確實能極大地提高經營性農民對流轉土地的經營偏好。但實施困難。因撒胡椒面不好而叫停農業補貼,豈不是把還在運行的農業也叫停了。怎么能說種糧補貼政策錯了呢?一個政策是多角度的。農業補貼雖然是為了農業發展而生,但又不能不兼顧以現有土地制度為基礎生成的公平觀念,即將農業補貼和農民受益補貼結合起來。

  分置流轉政策被地方政府叫停,主要原因還是反正看不到有什么好處,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土地一動,糾紛不斷。三位一體比分置流轉還難實施,而且它必定是以分置流轉為基礎。頂層設計者不該提“三位一體”,變成同步推進、一步到位、要素齊全、結構單一的東西,一下子把問題搞復雜了,既難以照顧地區差異,也難以照顧操作。如果提大力發揮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等社會化手段的作用,把農村和農業推向社會化的合作化道路上來,以區別于小生產型的合作化道路,可能更好一些。

  頂層設計者不是學者,不能被學者的模型建構和概念體系牽著走。頂層設計者的概念體系不只是概念體系,而首先是政策體系,是政策指標,是行動體系,是行動指標,得對照著執行。頂層設計者有時直接采納學者的提法,比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果到現在很多人都還整不明白,包括學者和官員。

  【1021論農民股份化的不同道路】

  范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這三變中的關鍵,是“農民變股民”的邏輯,是依據前兩變,還是依據村民集體成員身份,是根本不同的兩種道路。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股份化,還是以集體成員身份權為基礎的股份化,在當前農村的發展上成為一種道路分叉。在開始的時候,這兩者可能兼而有之,但很快會出現何者為主導的問題,或一開始便存在何為主導的問題。

  土生:集體成員身份為基礎的股份化要怎么操作?

  范仄:先要確立集體成員身份認定機制,也算是身份權確權。在此基礎上集體生產資料和財產在身份權基礎上的股份化是均等的,并一直根據新的身份權確認來變動股份。這應成為根本基礎,在此基礎上再根據股份經濟組織經營績效的需要不斷地做各式各樣的創新。

  土生:這次是要憑身份斷資產的意思,搞成依人變動、適時調整。搞不好就變成分家當。

  范仄:這么一股份化,基本上就是私有化,因為權利變動錯綜復雜,要清零太難,農村新增人口只能走繼承道路。

  友:從包產到戶到現在為止,各地區的土地變動很大,中央應該做個調整。不能是土地承包權再延長幾十年。

  范仄:在承包基礎上調整土地承包確實成本太大,操作難度太大,但在股份化基礎上則不存在這個問題。至少在股份化做得好的農村集體沒必要不再做調整。

  (四):農村資產自由流轉的基礎制度即將完成

  【1021論左翼公益機構的運營困境】

  友:這個小資小知團隊一直有各種蠅營狗茍的問題,我2015年離開鄉建機構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從理論上我也明了這樣的實踐思想團隊的局限。再轉發這樣的東西,也是因為身邊的好友不得不面對小資團隊的各種不公。主要是南方的以新生代系的服務機構內的組織問題。

  范仄:恐怕大多數鄉建機構和公益機構都存在這種問題。這種機構的剝削程度不少比企業還重,只是普通成員不知內幕而已。

  友:我們很早也意識到這種問題,比如正道、鄉建、小左翼青年團隊,主要是推薦的朋友過去工作,都做寒心了。他們不愿意再做這方面工作,對這些團隊的官僚風氣很厭惡,并對他們個人也造成很大影響。甚至造謠傳謠,弄清楚事實了,也沒人管,沒人道歉。是因為我,他們才會認識或者更信任,但是他們目前關系弄得很難堪。

  范仄:這種機構還有一特點,喊民主、平等、共享比任何機構都厲害,而官僚專制作風也比很多機構厲害。過去有人想去這類機構工作,咨詢我時,我會告知此種情形及其形成機制,還會告知做好充足心理準備,只是去做點事情,去了解真實社會,別抱太多的幻想。

  友:目前推薦去這種地方工作的,都是已經進入社會工作、有一定經驗的朋友。他們可能還是天真了吧,只是確實很殘酷,并不是因為幻想的破滅。

  范仄:公益機構創始人或負責人多自認為很有理想,很有情懷,然而開始做后,現實很骨感,特別是沒資金來源。這一方面使他們更加覺得自己是在為理想而做出犧牲,另一方面不知不覺形成為理想而不擇手段的方式。這是我在04年05年左右給幾十個公益機構負責人做媒體傳播講課時獲得最大體會。說夸張點,大多是養不活自己的人在做公益,就像鄉建一樣,很多是連自己都養不活的人帶著莫名其妙的情懷和理念去拯救鄉村。

  友:目前鄉建基本上都能養活了。

  范仄:養不活的,年輕人去后干三四年,面臨娶妻生子的壓力,就很難堅持。

  友:也是的,總體上服務于勞工的機構和組織運營都很困難。民主氛圍鄉建團隊還算可以,但是山頭太多。溫老師也做過類似整風的提倡,但基本上沒有什么用。鄉建中像我們這樣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都處于被排擠的地位。鄉建多以高校知識分子和學生為主。

  范仄:干了幾年如果還干鄉建,自己就得有籌集鄉建資金的能力,然后用理念去忽悠有理想的青年學生參加。

  友:沒想到這些左翼青年團隊轉化進勞工機構的,也是如此問題。

  范仄:鄉建是部分高校知識分子吸金的渠道之一。上次去廈門講課,差點把這個意思說了,但最終忍住了。公益機構由于無法財政自主,具有極強的依附性,這是根本原因,再多的光環也掩蓋不了這一現實。

  友:這個是的,所以都想著創業。

  范仄:所以我建議想去的人先有這個認識,一開始就抱著利用這個平臺做一點算一點的心態進去。機構負責人來咨詢我,我的建議重點是如何財政自主,如何機構理財,如何讓進來的人能有人生規劃和職業規劃。

  一朋友做一文化機構,很多年靠自己賣了父親的一套房子補貼機構,同時也讓一起創辦機構的人因他這情懷而不忍心離開,機構長期半死不活,盡管在外名聲日增。我給他指出死結所在,這些朋友隨著年歲增大,你搞不活理財,會把朋友們捆死在這里的。這朋友開始去大企業兼職,同時開創創收渠道?,F在很久沒來咨詢,我想應該上軌道了。我也知道他們有了多個創收渠道,創收與文化公益似乎能相互支持,而不像過去每年來北京咨詢很多次。

  【1031論生態農業在當前可能的后果】

  所謂生態農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其實際結果只能是農業大資本化。這帶來兩個問題,生態農業到底搞不搞和怎么搞。說實在的,從左翼角度看,并不樂觀。現在很多搞的是假生態農業。如果是搞真的生態農業,從事生態農業的農民都吃不起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

  真的所謂綠色無公害食品,別說普通老百姓都吃不起,就是喊生態食品最響的中產階級都吃不起,大多是吃著假的好看的綠色食品,還自以為高人一等。

  【1124論鄉村振興運動的主因和可能】

  現在想來,當年搞鄉村民主,學術成果似乎比實踐成果多得多,鄉村民主實踐最后基本上變成一地雞毛。

  工農業剪刀差,是個特定的社會主義概念。離開社會主義前提,這個概念毫無意義。

  城市資本嚴重過剩,卻找不到合適的方式下鄉,根本原因是城市資本與農民工沒有形成真正的共生關系,沒有形成可持續的共生關系。特別是城市資本嚴重過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資本沒有與農民工形成共生關系。政府對這個問題不一定找得到解決辦法,但還是了解這一問題的,因此對拆解集體所有權和資本下鄉持謹慎態度,而會議學者一般不面對這一問題,直接主張拆解集體所有權和資本直接下鄉。政府和學者的分歧產生的根源主要是這個。

  但這輪鄉村振興運動形成的主因還是城市資本嚴重過剩。政府想找到一種城市資本間接下鄉的辦法,這樣還能加強黨對資本的領導地位。

  鄉村建設研究者宜在城市資本間接下鄉方面大力進行制度創新。大家的勁都往這上面使,創新空間還是很大的。如果拆解了集體所有權,中共作為執政集團的總地主身份就很難維持,而這是其堅持執政的深層次根源之一。

  最近多名學者和退休財經官員在推農村宅基地地產化,基本上就是響應城市剩余資本所看中的鄉村這一塊,其實是徹底斷農民工的退路。社會主義革命現在對農民工唯一殘留的意義就是回到村里有塊免費地蓋房子。

  在市場經濟中組織化的核心問題其實是財務制度。要學會圍繞這個問題來建設組織。共產黨當年圍繞打土豪分土地,現在圍繞財務制度,道理是一樣,組織化需要以看得見的利益為樞紐。

  這一輪鄉村振興運動,確實是在一夜之中興起的學者比農民獲利多得多,是鄉建學者的盛宴。

  【1129論合作社空殼的實質】

  說合作社淪為空殼,也是掩蓋事實真相的說法。說合作社淪為非合作經濟達到其他目的的工具也許更準確一些,就像當年鄉鎮企業一樣?,F在很多人撰文還說鄉鎮企業垮的主因是鄉鎮財政赤字,而其實人民公社取消以后的鄉鎮企業,絕大多數一開始就是私人創辦私人控制的企業,只是披著鄉鎮的名義而已。

  【1130論農民組織起來的真實困境】

  中國此時的城市資本主義會允許農民組織起來么?勞動者的相互競爭,目前基本結構其實是農民工與農民的競爭。農民組織起來,收益增長,農民工便會返回,城市工人成本便會上漲,工人工資便會上漲,一旦高過農民組織收益,農民又會去打工,農民組織便會潰散。農村組織渙散、農民組織不起來的核心問題在這上面,即在它與城市資本主義的競爭結構中。思考農村問題,放到這個競爭結構中想出來的方案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

  不要埋怨農民落后,缺乏組織性,他們因生存的艱難對市場的變化其實是很敏銳的,只是這個競爭結構太強大。個別地方的農民組織起來是沒問題的,最多是這個地方的農民工回來。如果組織起來的農民超過一定數量,城市資本主義就會崩潰。政府在支持農民組織起來這一點上一直虛情假意的根本原因也在這里。

  政府一直是提農民進城與農業現代化,是把兩者關聯起來運作的?,F在倒是有機會了,城市工業開始搞自動化、智能化,農民工是城市工業驅逐的對象。這是這次鄉村振興運動的根本背景。但這么發展下去,那鄉村成什么地方呢?我曾在一文章中說鄉村有可能變成為城市自動化智能化資本主義圈養專門消費的“豬”的地方。隨著城市驅逐的人越來越多,到時農村又是另一番景象。

  【1219論如何閱讀既得利益者的歷史書寫】

  在某群有人問我怎么看杜潤生,由此引發一系列聊天,把我所聊的串在一起記錄下來:

  我把他定義為一個政治大騙子。有人采訪到村民說當年杜潤生在一個村組織教光棍唱分田到戶一人一個老婆的事情。把他為什么是政治大騙子這個事情說清楚,先得講清楚很多理論,再講清楚很多史實。但有一點可以說,他私下說的和他公開寫的在根本點上是相反的。他把后者稱為策略。就像剛才那話,他說河流都會奔向東方,但心里想的可能是就是為了改道西方。

  有飯吃到底怎么來的呢?農業小生產經濟方式在那么多國家都沒解決吃飯問題,一個分田到戶就有飯吃了?如果1958年的書寫者都吃得很好,保證你讀到的歷史會完全不同。就像現在的印度,大量低種族和農民吃不飽,但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員都過得很好,人們讀到的印度就大不同。讀歷史一定要有穿透文字的想象力,否則就是把書寫者的局部狀態當作歷史整體。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數估計約1200萬至1800萬之間。而1976、1977年初中升高中是99%,有6000多萬在校高中生,而到1984年只有4000多萬在校高中生。我1986年初中考高中,一個班才考上三個高中生。二三十年后才明白我考高中時為什么會那么難。但書寫歷史的人已經通過高考成為既得利益者,這2000萬差異就完全被忽視了。前面20年知青才1200萬到1800萬,卻被大書特書,引起無數憤怒,而這每兩三年間就2000萬,無人說,即使說了也只是表示一下同情。

  中國知識分子也許只有在做奴才而不得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正義情懷。在知識分子所書寫的歷史中,其實只能讀到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知識分子作為既得利益者時所感知到的局部歷史,一部分是知識分子做奴才而不得時所感到的局部歷史。

  讀到的給西南聯大的美譽大多數是假的。勾心斗角、爭奪國難時期的蠅頭小利以及特務政治,也是西南聯大的常態。國難當頭,把優秀分子的精神激發了,這種精神單獨闡發是可以的,但沒必要過于美化西南聯大,畢竟大多數仁人志士都奔向抗日戰場了。

  【1222論某些在農村值得嘗試的努力】

  昨日上午兩位在農村探索村民共同發展道路多年的年輕人從外地來訪,相談甚歡。核心話題之一是建議一位年輕人競選村民委主任,摸清本村各種利益圈子、各種恩怨關系和各種能人,在這個基礎上找到適合本村共同發展的合作結構,建議另一位來自平原大農區的年輕人探索“集體實物股份合作+職業經營”道路??傊プ≈醒朐试S土地經營權流轉到集體手中的機會;要探索農村工業道路,不能讓村民總是拿農業去跟城市工業比拼生計;要辦農村大學,要結束本來受教育水平低而后又缺乏終身學習機制的村民去跟拼命繼續學習的市民比拼前途的現狀;要在堅持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放開思路,大膽創新這些形式,主要要靈活創新集體所有制性質的股權結構,放大三塊地融合的發展效用。特別是競選村民委主任或村支書,值得來自農村而在各種鄉建機構做事的年輕人嘗試,鄉建機構也似乎可以把這作為重點工作之一來推動。也許可以說,在當前的制度條件下,如果這條路都走不通,那么有著村民共同發展理念的鄉建事業的其他道路都走不通,永遠是屢試屢敗。

  【1225論毛澤東把農民組織起來的真實含義】

  還是沒吃透毛澤東的把農民組織起來的思想。把農民組織起來是為了搞農業?錯了。毛澤東把農民組織起來是為了搞工業,搞公社的工業化。沒有工業的農民組織起來垮起來是分分鐘的事情

  【1225論鄉建知識分子的局限與本質】

  友:動宅基地比動耕地要更容易一些。從國家政策層面看,對于耕地,還有很多顧慮,怕動了耕地之后出亂子。但是對于宅基地,現在整個調子都是強調宅基地的財產權屬性,政策基調也是這樣。既然是強調財產權屬性,對于宅基地就更容易動了。這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動了宅基地,耕地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動了。

  我現在對這方面立法感到悲觀。這些年,圍繞土地制度改革有很多爭論,不少學者都對這種做法提出質疑和批評,但到現在看,這些爭論又有多大效果呢,掌握政策和立法主導權的人,還是按照那樣的思路來做。

  范仄:他們的建議比宅基地地產化思路還落后,當然不會被采納啦。他們一直只從農業發展角度談農村,甚至有一定的反農村工業化趨勢,其實就是把農村往死路上趕。很多鄉建機構思路也是如此,全是把農村往死路上趕。

  友:確實,他們的思路確實偏保守。您認為他們的這種思路的局限性在哪里?對于認識中國土地制度問題,您覺得以什么樣的視角來看會更適合?

  范仄:局限性就是還是小生產思路,對社會化大生產缺乏真實認識,而本質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農村的田園牧歌想像和道德想像。

  友:您說的這個局限性,如果用賀老師書的名字,也就是《小農立場》。更深入地研究土地問題,看來還是需要超越這個,真正認社會化大生產。

  范仄:他們只知道毛的農民的組織化,不知道毛的農村的工業化。沒工業化,農民的組織化瞬間便垮了。這也是我與鄉建機構、鄉建人士少來往的主要原因之一。年初去廈門做講座可以說是最深入的一次,講的核心之一就是工業化。過去偶爾與鄉建人士交流,發現在這方面幾乎不可能有實質的內容。

  【1225論農村宅基地地產化政策】

  目前土地新政步子大得很,比如非農用地股權化、村民宅基地有償化(其實是地產化)、農民退出宅基地落戶城市等,都引發涉農微信群關注。鄉村振興戰略一出,我就指出過其要義是圈地和將農民趕往美麗都市和美麗鄉村的夾心地帶,很多人不理解,也不相信?,F在土地新政的具體指向至少是往這方面走。下面是在兩個群跟三農人士相關討論的綜合。

  農民有償退出宅基地或落戶城市政策,可以讓人安心搶土地了,不用怕“土著人”搞“失地農民運動”,要求返還土地,即不再用思考圈地之后如何防止土地原住民毀約重新要回土地的問題。這將形成一種新生意,幫助搶土地的人誘使農民進城落戶,黑白兩道齊上。讓農民進城落戶,表面上是讓出住宅地,而其實質是城市工業用地擴張和促進耕地兼并(現在叫實現規模經營)。

  宅基地入股政策是與村民落戶城市、放棄宅基地政策相配套的。政策設計者隱含一個預設:20年后有足夠的村民落戶城市而放棄宅基地乃至耕地。目前政府的政策思路可以初步確定為先動宅基地,再動耕地。讓宅基地地產化或股權化,人走了再動耕地就簡單了。

  據說解決城市落戶問題要成為下階段的重點工作之一,每年落戶多少人都有指標,看到一個說法是明年要落戶1億人。目前基本局面是大城市驅逐低端人口,卻誘使和強迫農戶落戶中小城市。為了完成指標,各地可能推出奇葩政策,比如強迫在城里買了房子的農民放棄宅基地,在城里落戶。

  有人質疑說動宅基地要比耕地難很多。我答曰: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從結構的變化上思考問題。不動宅基地,耕地永遠動不了。宅基地易不易動,不是相對于耕地,而是相對于城鎮。政策目的就是不可逆的動人。人動了,但可逆,圈地者依然有后顧之憂,資本就無法安心下鄉。這套政策既要讓資本有序下鄉,又要讓資本安心下鄉。很多人擔心資本下鄉,其實在以往情形下資本是不愿也不敢下鄉,下鄉的資本很多是血本虧盡。

  初步估計是五年之內地級市及以上城市大多會驅逐低端人口,農民落戶城市將以縣城和中心鎮為主。

  【1225論“城鄉中國”與“城市化”的關系】

  土生:劉老師從從人、業、制度角度用“城鄉中國”代替“城市化”這個框架怎樣?

  范仄: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怎么代替?“城鄉中國”這個概念有人提了一陣子,估計劉教授沒弄懂含義,硬生生來個“代替”說。我曾經把新的鄉村稱之為城市化的農村,即未來的城鄉之間的主要差別是主體產業不同及隨之而來的集聚規模不同,在其他方面則與城市沒根本差異。“城鄉中國”是城市化的產物,一個是描述過程,一個是描述結果,怎么代替呢?

  土生:這主要是政策上的用法,要扭轉預期。

  范仄:沒有繼續的城市化,哪來城鄉中國?現在在政策層面取消城市化這一過程內涵,更危險。沒有繼續的城市化,中央新政如何誘使或逼迫農民進城落戶?從治理和規劃角度看,城鄉中國提法確實會帶來全新的政策思路,但提“取代”城市化還為時過早。農民落戶城市達到一定比例之后,城市化則可以被取代。日本當年是提60%農民轉變為城市人口。

  友:城市化仍然重要,中央政策應是沒變。

  范仄:但對農村的治理和規劃的思路則必須發生根本變化,否則會嚴重落后于現實。

  土生:要生出有一些變化來才行。不要趕農民進城。

  范仄:不要趕農民進城,那就要接著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思路,探索這條道路的可能性,否則就只能趕到城里去。劉教授是趕農民進城急先鋒,不知你是怎么從他的所謂“代替論”讀出不要趕農民進城的想法來的。

  【1226論“三塊地”變成“兩塊地”】

  現在“三塊地”已經變成“兩塊地”,形勢更加逼人。建設用地與宅基地統稱為非農用地,是最近政策上的重大變化。宅基地歸為非農用地,在當前的條件下其實就是否定了農民的集體成員身份。

  【1230論糧食與國家競爭】

  糧食主要是與國家穩定有關,成不了國家競爭致命武器。如果中國的國際競爭弱到糧食穩定都做不到,哪還談什么參與國際競爭呢,談什么崛起呢。同時,美國如果動用糧食作為國際競爭重要手段,也就表明它原來的高端工業經濟和創新經濟等20世紀下半葉的絕對競爭優勢被嚴重削弱了。

  【1230論農村資產自由流轉的基礎制度】

  2019年新內容就是宅基地改革。集體清資核產和承包地確權在2019年必須完成,在這一年不搞宅基地改革,前兩項完成了,意義也不大,達不到前兩項資產全面資本化的目的。這三項改革完成,農村資產自由流轉的基礎制度就差不多全部建起來。此后就看對這種自由流轉的需求有多大,也就是說已經為資本下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基礎。雖然還差說到戶籍制度,但房地產市場時代,業主權一直在擴張,正走向業主權主導的時代,宅基地制度改了,也相當于戶籍制度變了,最后再臨門一腳,要么取消戶籍權,要么將戶籍權建立在業主權基礎之上。在中央政策框架里,農村新主體實際上只承認一種,即新經營主體,而以前意義上的農民是個負擔,屬于民生托底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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