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經濟導刊》12月刊

　　作者 |  于濤，中共煙臺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原編者按：

　　2017年，煙臺市委組織部牽頭在全市的黨建工作中推動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工作。他們在各級黨組織和基層黨員干部中統一認識，從最初的11個村試點起步，擴大到百村示范，今年已覆蓋千村。各縣市鄉鎮在工作推進中堅持群眾自愿原則，不搞強制推進，不搞“一刀切”，不斷總結經驗，從合作社的組建方法、入股方式、經營模式、收益分配、民主決策、內外監督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并明確了合作社的檢驗標準：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堅持共同富裕、防止大戶控制。

　　煙臺市目前已有1470個村開展了這項工作，占村莊總數的22.8%。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顯現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基層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觀，涌現出一批好帶頭人，實現了強村富民雙贏，群眾的集體主義意識增強，人才開始回流，村莊再現蓬勃活力。

　　通過這項工作實踐，煙臺市深切地感到：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帶領群眾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引領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同時關系到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新型集體經濟在土地聯產承包基礎上，以股份為紐帶連接了集體和村民群眾，既能把群眾凝聚起來，又能夠激發群眾的積極性和參與性，并不是向“大鍋飯”的回歸。

　　煙臺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至今已有兩年多時間。從最初幾乎無人贊同，到現在越來越多地形成共識，全市各縣區的農村集體經濟蓬勃發展。我們深切感到，只有把群眾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才能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力支撐。

　　為什么要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經常有人問我們，當初是怎么考慮推動這項工作的?我想主要基于以下幾點：

　　問題倒逼的結果

　　我先后在山東兩個市工作，工作期間調研走訪了300多個村。我深切感受到當前農村存在幾大突出問題：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

　　一是村集體經濟發展程度不高。煙臺是一個發達城市，工業領先于全省，但是農村集體經濟薄弱的問題比較突出。2017年，村集體收入5萬元以下的村莊有2100個，占32.6%;有的村即使有集體經濟，但大多是靠資源吃飯，簡單發包租賃，增收渠道單一，發展后勁不足;有些村已經習慣“等靠要”。村集體經濟空殼，黨的領導和基層治理也近于“空殼”。由此，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已經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二是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降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業生產經營權和勞動產品支配權都回到了一家一戶手里。在很多群眾心中不知道黨支部還有什么作用。村“兩委”換屆選舉，村民只看中村委會的選舉，想方設法拉票甚至發生賄選問題，而村黨支部書記常常選不出來。有的村黨組織不會做群眾工作，只是用簡單的給錢給物代替思想工作，導致說話沒人聽，干活沒人跟，基層黨支部失去了權威性，也失去了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宗教甚至邪教隨之在基層爭奪群眾。農村基層的組織力和號召力是黨的執政基礎，必須鞏固。

　　三是群眾集體意識淡化。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很大作用，但不可否認，農民一家一戶單打獨斗，淡化了群眾的集體意識。一些群眾只關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對村里的公共事務不聞不問，甚至只要權益不講義務，不再熱心為集體發展獻計出力。我們國家搞革命斗爭取得全國政權，靠的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用短短三十年時間建設新中國，靠的也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我們在工作中一個很深切的感受就是，群眾是需要組織的，過集體生活的群眾跟關起來門來自己過日子的群眾，精氣神完全不同。群眾組織起來才能成為人民，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才能產生巨大的能量。

　　四是農村發展活力不足。現在青壯年外出務工、大量土地撂荒，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農業邊緣化等是全國性的問題。煙臺蘋果享譽全國，蘋果的結果期是30年，改革開放后種的第一茬蘋果已經到了樹齡老化、產量下降、品質降低的時間節點，正逐漸被新疆、陜西的蘋果趕超，現在留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沒有能力給果樹進行更新換代。況且，更新果樹之后的3-4年內不結果，何以維持生計?所以一家一戶不可能實現果樹產業升級，也無法解決機械化作業的問題，只能眼看著蘋果產業一年年衰落下去。要提高農業生產力，必須推動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走集體化、合作化路子。

　　五是當前合作社在發展中暴露出不少問題。中央大力提倡發展合作社，連續1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民合作社提出了明確要求。但一些合作社在發展中偏離了造福群眾、服務群眾的方向。比如，有的合作社被資本利用，作為圈地謀利的工具;有的合作社僅由幾個發起人組成，上級的優惠扶持政策被少數人獨享;有的合作社成立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指標，沒有實質性運轉，等等。

　　如何充分釋放合作社的優勢、端正發展方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問題。由此，我們從實際出發，探索了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辦法，以期系統性地解決問題。

　　農村發展改革的第二次飛躍

　　1990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農村發展改革“兩次飛躍”的思想：第一次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次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小平同志多次強調：“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不想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1990年，習近平同志在農村調查時就講過，“喜的是廣大農民開始脫貧致富了，憂的是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出現了弱化的現象”。他指出集體經濟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農村沒有把壯大集體經濟放在應有的位置，摒棄了“統”的思想，造成從“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在《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文章中指出：“有的同志說，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點沒有關系。我們說，不對!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重大!”他多次強調：“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壯大村集體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引領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關黨在農村的引領作用，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村黨支部的責任所在

　　首先，村黨支部發展集體經濟職責是黨內法規明確規定的。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規定：村黨組織書記應當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民委員會主任和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組織負責人;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進一步明確提出“村黨支部要組織帶領農民群眾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村黨支部不努力做好這項工作，就是失職缺位。

　　其次，黨支部具有其突出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黨的基層組織要站在經濟發展的前沿，帶領群眾一起干，轉變以往村集體將資源、資產簡單發包租賃的模式，牢牢把握集體經濟主導權，把黨支部工作全面融入到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和集體增收之中。黨支部是在領導群眾干事中不斷樹立威信，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時，黨支部的組織力和戰斗堡壘作用也就體現出來了。

　　第三，重建黨支部與群眾的經濟聯結紐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弱化了基層組織與家庭之間的經濟聯系，降低了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弱化了義務觀念和集體意識。黨支部通過領辦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把集體和群眾聯結在一起，形成了經濟利益共同體，群眾對集體的關心自然就上來了。

　　如何推進工作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俞正聲主席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時發言，肯定了王宏甲同志寫的《塘約道路》。塘約村黨支部通過把群眾組織起來，抱團發展，用兩年時間把一個一貧如洗的村莊建設成小康村，令人感動不已。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推進農村集體道路，《塘約道路》和我的設想高度契合。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很多同志對是否還要發展集體經濟心存疑慮。《塘約道路》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這是我們統一思想的突破口。

　　從組織部門入手，統一思想

　　首先從組織部門入手，2017年4月，煙臺市委組織部下發文件，要求全市黨組織把學習《塘約道路》作為“兩學一做”的一項內容，同時作為黨支部書記的必讀教材。2017年我們邀請王宏甲老師來到煙臺，給全市2000多名黨員干部做報告，并邀請他到我市已有的村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進行調研，然后召開了縣市區委組織部長和部分鄉鎮、村書記的座談會，拉開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大幕。

　　但是，幕好拉、戲難唱。

　　一是干部思想解放難。就在王宏甲老師參加的座談會上，大家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有的同志不贊同集體化道路，認為塘約村可學的是精神、不是道路，認為現在再提發展集體經濟是走“回頭路”，不合時宜;有的認為煙臺農民一家一戶發展得不錯，只要農民富了，有沒有集體經濟無關緊要;有的認為很多村集體的山地都承包到戶了，沒有預留資源和空間，發展集體經濟已經“山窮水盡”;有的認為前些年發展村集體經濟，辦工廠、上項目，結果很多村辦企業辦得不好，集體背上了沉重的債務，現在再搞會重蹈覆轍;有的認為發展集體經濟會導致小官貪腐，損害群眾利益;還有的講，塘約村搞集體經濟是因為窮則生變、因為有個左文學，我們沒有那樣的人，出不來那樣的村;如此等等。

　　在起步時，反對聲一邊倒地蓋過了贊成聲。我們不怕爭論，爭論的過程也是統一思想的過程。

　　二是要努力做好部門協調工作。起步時，這項工作是由市委組織部推動，到2018年初，很多合作社已經初見成效，我們整合各方面資源，以市委的名義出臺了扶持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文件。市委組織部主動向市里各有關直屬部門征求意見，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到2018年7月，在沒有外界支持的情況下，我們靠把群眾組織起來，已經有300多個村成立了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村莊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組織各縣市區和相關部門開了現場會，參會的同志心服口服。《百村示范行動》文件終于正式下發。

　　三是基層群眾發動難。東院頭村的林賢書記動員村民組織起來比塘約還早。一開始村民都不認可，認為這是重搞“一大二公”、吃大鍋飯。村黨支部一個月內開了12次會，還邀請了高校研究合作社的教授來講“什么是合作社，辦合作社的好處，怎么建合作社”，不斷做工作，最后在村民中形成了共識。這只是領辦合作社中遇到眾多難題的冰山一角。塘約是一個點，煙臺是一個面，它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煙臺雖然集體經濟薄弱，但一家一戶的日子過得不差。所以，大家不理解不支持很正常。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堅信，只要方向正確，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錘接一錘地敲，就一定能成功。我們憑著這么一股勁往前走。自上而下推動集體經濟，這是一次自覺的自我革命，是理性思考之后的主動選擇。

　　我們一個縣市、一個縣市去跟縣委書記剖析，召開工作會議，抓好干部培訓，研究扶持政策，深入群眾做細致的思想和宣傳工作。凡是到基層調研，我們必到現場，必聽工作進展，必問下一步打算。在這個過程中，統一思想非常重要。就像蒸饅頭，必須經過一個發酵的階段，發酵不充分，面發不好，就會蒸成一鍋死面饅頭。在重大問題上必須把握節奏，不疾不徐，穩中有進，急躁冒進不行，“一刀切”不行，拐急彎一定會翻車。我們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過程中，光“發面”就發了半年之久。這個思想發動是我們貫穿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一個重要辦法。

　　選好“頭雁”，讓支部書記領著干

　　群雁高飛頭雁領。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關鍵要有一個好班子，特別是要選出一個好書記，才能有公信力、凝聚力，才能把群眾組織起來辦好合作社。

　　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后僅半年，就趕上了村“兩委”換屆，這是一個重要節點。從一開始我們就要求合作社的理事長要由村黨支部書記來擔任。群眾把自家的地、自家的錢放在了合作社里，如果這個理事長沒有為群眾辦好事、辦成事的情懷，沒有講奉獻、講公心的境界，這項工作就很難推行下去，甚至會成為“爛攤子”。所以說，“頭雁”能否選好直接影響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成敗。

　　煙臺市承擔了全省的換屆試點任務。我們把政治標準作為選好村“兩委”干部的第一關，“首關不過，余關莫論”，在全市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好人+能人，才是當家人”的選人標準，不能單看干事的本領，而是從“好人”中選“能人”，“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我們設置了“兩委”成員候選人正面清單和“十五個不得”、“十五個不宜”的負面清單，創造性推行了自薦參選，讓競選人站到臺前公開競選、依規承諾，讓黨員群眾選擇，把那些有私心、有污點的人擋在門外。這次換屆，我們首次實現了所有村黨組織、村委會全部換屆以及所有村都配備黨支部書記“三個百分之百”的歷史性突破，信訪總量比上屆減少46%，全省超過1/3的縣市區來煙臺學習經驗。這為后來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打下了堅實基礎，儲備了一批有情懷有擔當、能干事不出事的黨支部書記，同時又兼任村委會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長。

　　開展領辦合作社工作，對支部書記的思想觀念、知識結構、經營理念、創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組織部高度重視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以期統一思想，加快培養一批具有互聯網思維、掌握先進技術的黨支部書記。我們每年組織100名村黨支部書記到浙江大學舉辦“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專題研修班，另外篩選部分村干部到100個示范村跟班學習，把合作社運營的每個環節都弄清楚、學明白，帶出一批懂政策、善經營、會管理的農村干部。村書記在培訓體會里寫到：“學成歸來之后信心滿滿、干勁十足”，“人家能干成的，我們也能干成”。這為領辦合作社做了干部儲備。

　　壓實責任，讓黨委政府推著干

　　2019年4月底，我在市委黨校給全煙臺市的鄉鎮(街道)黨(工)委書記，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專題講了一次課，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明確思路、加壓推進。各縣市區把這場輔導報告的視頻錄像作為思想發動教材：像龍口和棲霞都召開千人大會，直接把會議開到了村一級;蓬萊組織“走看評”現場觀摩。在層層推動下，各縣市區已將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作為抓實農村基層黨建的“牛鼻子”，形成了一個熱潮。

　　鄉鎮黨委書記是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施工隊長，他們首先要做到思想認識到位、統籌謀劃到位、推進措施到位、責任落實到位。深入一線發現和解決問題、推動工作，將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納入鎮域經濟發展規劃，與鎮域經濟發展、與本鎮特色產業發展結合起來。如棲霞市官道鎮，投資300多萬元建設“村級黨組織領辦合作社服務基地”，提供社員培訓、技術指導、人才建設、規范管理等全方位服務。龍口市東萊街道把該項工作列為“一號工程”，黨政班子成員“一對一”掛靠重點意向村。萊陽市龍旺莊街道設置專項獎補資金，建立每月會議調度一次、每月實地督導一次、每月集中研判一次的“三個一”工作機制。這一工作涵蓋了支部建設、組織發動群眾、產業發展、農民增收等方方面面。

　　在資金支持方面，牟平區玉林店鎮設立發展集體經濟專項資金池，村集體從資金池中申請扶持資金，作為集體資金入股到合作社，鎮黨委與村集體簽訂協議，要求村集體每年在合作社分紅后，拿出村集體分紅資金的20%作為反哺資金，重新注入鄉鎮資金池，維持資金池的持續運轉。棲霞市對投入到村的財政資金，要求從收益中拿出30%投入到所在鎮的“資金池”，扶持其他村的發展。各縣市區都在統籌利用切塊到縣的鄉村振興“資金池”，集中資金辦大事。

　　在政策支持方面，2018年，市里整合財政、農業、國土、供銷等8個部門的力量，對100個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示范村進行全方位支持。2019年，又進一步整合農口相關部門力量，專門出臺配套扶持政策。農業農村局制定了關于支持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的十六條措施;市供銷社依托為農服務中心，為合作社提供測土配方、水肥一體化等八項“定制”服務;市商務局明確了搭建電商平臺、農超對接等9項重點任務，給合作社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成長空間和發展環境。我們請來農科院的專家，把新技術、新品種和新生產理念引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村莊。

　　由點及面，讓典型引路帶著干

　　做工作必須扎實，不能停留在文件和口號上，也不能只求數量，重要的是實際效果。我們在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中，堅持試點先行、典型引路，堅決不搞“一刀切”、“大呼隆”。

　　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我們在全市找出當時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11個村，把他們作為探索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排頭兵”，率先邁出步子、發現問題、闖出經驗、打造樣板，帶動面上推廣。隨著工作推進，越來越多的村認同這個路子，愿意嘗試。2018年6月，我們又篩選了100個村開展示范行動。2019年1月，我們在全市組織部長會上明確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2019年全市農村基層黨建的重點。我們認為，做工作要抓主要矛盾，突出重點，農村工作的重點就是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2019年4月，我們舉辦了煙臺黨建智庫高峰論壇，邀請了中央黨校、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的一些“三農”專家和學者，對我們這項工作進行現場觀摩，然后召開了組織部長、鄉鎮黨委書記、村黨支部書記各層面參加的專題座談會，給我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脈問診。這一次的座談會與兩年前完全不同，所有到會的人士激情澎湃、意氣風發。

　　從2017年11個村試點，到2018年的百村示范，再到2019年的千村覆蓋，我們始終穩扎穩打往前推進，現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群眾推著黨支部成立合作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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