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語 ·

　　一個高溫干旱的夏天會給城市居民帶來偶爾的體感不適，帶給農民的卻往往是非常具體的焦慮：減產，甚至絕收，前半年的努力流失，后半年的希望落空。當前，氣候變化使得中國農民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伴隨而來的諸如灌溉等次生問題讓農業生產更加危機四伏。一方面，氣候變化改變了農業的氣象資源，影響作物產量和種植制度，威脅著糧食安全、農村地區的發展及農民的生計;另一方面，農業生產(包括種植業和養殖業)本身就是一項顯著的人類活動，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當人類的行為對地球氣候環境造成了難以逆轉的升溫后果時，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為當前危機四伏的現代農業勾勒可持續的、值得期許的未來發展方向，是我們當下亟需思考的問題。

　　作 者|王春暉、唐浩

　　6月下旬的一天，川滇交界的河谷地帶，幾個頭戴五福冠、身著長衫的男子手搖法器，口中念念有詞。云南寧蒗縣永寧的幾位東巴正在“神山”舉行求雨儀式，當地摩梭人信奉東巴教，相信“萬物有靈”，認為自然中的事物受不同的自然神掌管，祭祀自然神求雨便是東巴文化中的一項傳統習俗。

　　永寧地區的部分古村落保留著傳統的東巴文化， 東巴是可以與“神”對話的智者，管理著村落的家庭和公共事務。但是，永寧地區今年遭遇嚴重旱情，有些作物因干旱死苗，村民不得不補種。持續干旱少雨的天氣令東巴們一時失去了對策，不得已只好聚集到神山祈求雨水降臨。

　　儀式完畢，東巴們沿顛簸崎嶇山路返回途中，大雨竟然瓢潑而至。

　　從麗江市出發，穿過著名景區玉龍雪山，經過三四個小時的翻山越嶺，便抵達金沙江。金沙江流域的干熱河谷里傳統村落不勝其數。今年的春夏時節最為難熬，據氣象局數據，整個云南省的雨季較常年推遲了29天。進入5月后，麗江全市范圍都處于高溫晴熱天氣，低海拔河谷地區最高氣溫均超過了35攝氏度，部分地區最高氣溫甚至達到40攝氏度以上。永寧所在的寧蒗縣大部分地區遭遇的則是特別嚴重氣象干旱，太陽熨烤著沿岸的村莊和莊稼，讓本就干熱的河谷地帶的農業生產難以為繼。

　　在云南還有很多像永寧這樣的地區，典型的旱作農業區嚴重依賴夏季自然降水。

　　十多年前的永寧，水稻是主要作物。但近些年來，由于村里年輕人紛紛放棄種地外出務工，加上氣候和有限的灌溉條件，水稻耕作在永寧漸漸被荒廢了。而今年，永寧部分村民種上了烤煙，這是當地政府精準扶貧計劃中的扶持項目。在寧蒗縣，烤煙是幫助農戶實現脫貧的重要經濟作物，全縣今年種植3.1萬畝烤煙，可為一戶家庭帶來3.5萬元左右的收入。但烤煙是旱作作物， 不同于水稻，煙苗移栽之后是至為關鍵的生長時期，水分需求很大。

　　5-6月份正是移栽烤煙苗的時間，可眼下的高溫和雨水的匱乏卻讓剛栽種下去的煙苗面臨“大烤”。對農戶來說，本來一直盼著幾畝煙田可以充盈一整年的經濟收入，但現在卻和煙苗一起陷入焦灼的境地。

　　干旱還不是村民和煙苗面臨的惟一困境。8月份，遲到的汛期終于露面，但來勢過于洶洶，且集中在滇東北北部、滇西北東部、滇中、滇西南等地，令剛剛忍受了高溫炙烤的煙田和果樹又有了澇災甚至冰雹的風險。

　　最糟糕的莫過于金沙江河谷在強降水季節所顯露出的生態脆弱性。在反常的天氣里，泥石流、滑坡塌方、落石很常見，道路損毀造成的物資運輸困難亦是“家常便飯”。烤煙加工設備運進村里，收獲的烤煙運出村外，在雨季遇到的阻礙都比往常要大的多。寧蒗縣永寧當地一位村民說：“旱起來旱死，澇起來澇死!前段時間那么旱，現在只要一下雨就下大雨，這么下去什么東西都種不好!”

　　“氣候變化”進行時：

　　旱時更旱，澇時更澇

　　一個高溫干旱的夏天會給城市居民帶來偶爾的體感不適，帶給農民的卻往往是非常具體的焦慮：減產，甚至絕收，前半年的努力流失，后半年的希望落空。盡管只是局部、個體的觀察和感受，但永寧老百姓這句“旱起來旱死，澇起來澇死”無意中契合了近些年中國氣候的總體變化趨勢。

　　中國氣象局今年4月份發布《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19)》，匯總分析了自1961年有完整氣象觀測記錄以來的數據，指出在過去的30年間，尤其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全國范圍內的溫度、降水、極端天氣，都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然后是降水。一方面中國地區整體降水量呈微弱增加的趨勢，尤其2012年以來降水持續偏多;但另一方面降水日數顯著減少(平均每10年減少2天)，年累計暴雨日數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3.8%)。不同地區的降水變化差異很大：青藏地區顯著增多，西北部分地區有增加的趨向，而西南地區總體呈減少趨勢。

　　此外極端天氣事件的時空分布和發生強度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極端高溫事件和極端強降水事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明顯增多，冰凍圈消融加速，氣候風險水平呈上升。這一系列趨勢在另一份名叫《農業應對氣候變化藍皮書(2016)》的報告(《農業應對氣候變化藍皮書：中國農業氣象災害及其災損評估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中被通俗地總結為 “暖時更暖、旱時更旱、澇時更澇”。

　　通常來講，人們在特定季節感受到偏離常態的或冷或熱、或旱或澇的現象，在定義上屬于‘極端天氣事件’，反映出的是一種當下的、周邊的變化;但從更大的時間尺度來說，極端氣候事件本身呈現出頻率加快、強度增強的趨勢——這種全球范圍內出現的普遍規律，已經被各種觀測數據所證實，是典型的氣候變化范疇。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楊曉光教授是農業氣象學領域的資深學者。她在接受思想市場專訪時表示，在氣候變化與農業生產的議題上，人們首先需要正確理解的是， “氣候變化”的定義范圍本身，既包含溫度升高、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也包括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頻率的加快。

　　一般科學界的共識是，氣候系統周期震蕩和人類活動可以產生疊加的效果。但當個別季節的區域值發生變化——比如不同地方的人們感知到某個夏季超常的高溫現象——其產生原因和機制究竟是什么?是自然造就還是與人類活動有關? 這需要專業領域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嚴格的歸因研究。

　　已觀測到的氣候變化毋庸置疑，并已經開始嚴重影響農業生產領域。極端高溫、干旱、洪澇及病蟲災害發生頻率增高、面積擴大，從更大的時間尺度上看，就連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南澇北旱”格局在過去幾十年間也在悄悄改變。

　　根據氣候科學家長期跟蹤監測數值顯示，升溫的事實導致熱量資源增加，致使北方地區的平均氣溫、平均最高/最低氣溫整體出現升高的趨勢，同時降水量的整體數值也體現出弱上升的趨勢(全國降水平均增幅為2%-5%，北方降水可能增加5%-15%)。 僅從自然界降水量變化這一項指標來說，有專家形容中國”南澇北旱”的格局正在慢慢向“北澇南旱”進行周期性轉變。

　　只是中國地理地貌復雜多樣，地區差異極大。對于北方而言，不是所有地方都更暖、降水更多。部分西北地區——主要是新疆、甘肅、青海等地，在降水量變化值上呈現所謂“暖濕化”趨向;而主要冬小麥產區和玉米產區，包括華北和西南地區，卻呈現出明確的“暖干化”特征。

　　“暖濕化”趨向：是福還是禍?

　　光、熱、水等氣候資源的長期變化，勢必會對現有的農業種植制度產生影響。楊曉光教授和她的同事們早在2010年開展的一組研究發現，在過去的30多年間，氣溫上升導致中國農作物多熟制(是指一年之內在同一地塊上種植不同的作物，并至少可以收獲兩次或以上)可能種植的北界向北、向西移動，使得很多原先一年一熟的種植地區具備了一年兩熟的熱量條件。(《全球氣候變暖對中國種植制度可能影響I.氣候變暖對中國種植制度北界和糧食產量可能影響的分析》*楊曉光，劉志娟，陳阜。中國農業科學，2010年。) 這就是農業上所謂的種植北界的“北移西擴”現象。

　　由于積溫增加，單位面積周年的產量在理論上可能增加。現有研究結果表明，如果原先一年一熟的地區變為一年兩熟或者一年兩熟地區變為一年三熟，(全國)小麥玉米水稻的產量可能增加3%。另外水稻、玉米等作物的可能種植北界也發生北移，明顯的改變比如東北黑龍江。 在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原先積溫較少的黑龍江北部地區，水稻種植區域明顯北移。

　　這似乎可以看作是氣候變化帶給中國農業的一個潛在的機遇。然而出于相同的原因——溫度和降水在中國空間區域上差異—過去幾十年平均數值上顯示出的暖干化或暖濕化趨向對北方農業的影響無法一概而論， 更難測定它具體能為中國農業帶來多大貢獻。

　　不同地區的旱澇情況可能分別造成完全不同的影響;不同種類的作物對氣候變化也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的可能增產，有的反而會減產。尤其對于西北地區一些極度干旱的地帶來說，所謂降水增加絕非萬能靈藥：有些地方本來就年降水量極少，數據顯示的降水增加值很可能不會對農業生產帶來任何實質性影響。 同時作物生長還要考慮溫度、光照、蒸發量等各項綜合因素，需要長期跟蹤調研。

　　另一方面，如果站在更大的環境角度去考慮：近些年青藏高原雪線上升，融雪增加，青海湖水位持續回升——這一系列全球升溫造成的影響，對農業種植或其他植被帶來貌似有利的生長條件，卻可能是非常短期的“飲鴆止渴”。

　　由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今年9月25日發布的《氣候變化和海洋和冰凍圈》報告中也提到，氣候變化驅動的冰川融化會導致水徑流在初期激增，暫時增加供水(在亞洲、歐洲阿爾卑斯山和阿拉斯加，人們已經觀察到水流年徑流量的增加)。但這種高峰水效應是短暫的，隨著冰川水儲存耗盡，水供應將縮減，可能直至完全喪失。 這一可以預見的地球環境危機在何種程度上會超過“暖濕化”理論上帶給農業的好處，需要得到更多學界和公眾的關注。

　　灌溉危機：人類與自然疊加影響

　　事實上，僅根據氣象數據中自然界降水量變化的角度對特定地區“干”、”濕”特征進行定性——這方法本身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它既沒有考慮陸地水分收支的情況，也沒有考察人類活動(比如人類用水)可能帶來的影響。有學者用由 GRACE 衛星數據計算得出的陸地水儲量(TWS)，將大氣降水、地表的蒸發、徑流和地下水，還有人類用水的影響等多種要素進行綜合分析， 得出的結論是盡管西北特定地區降水量有弱上升趨勢，但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尤其東部(包括華北平原)，依然處于干旱化時段，甚至在近些年有加劇的趨勢。(《關于我國北方干旱化及其轉折性變化》馬柱國, 符淙斌, 楊慶, 等，《大氣科學》2018年7月。)

　　這樣的觀測結果與農業領域的相關研究是一致的。根據《農業應對氣候變化藍皮書》所示，1961年-2010年，全國農業干旱災害整體上呈面積擴大、頻率加快的趨勢。特別是21世紀以后，干旱成災率平均達56%，其中華北產糧區和西南地區的干旱風險顯著增加，已經開始嚴重威脅農業生產。(《農業應對氣候變化藍皮書：中國農業氣象災害及其災損評估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7月底的龍山水庫盡管還能看到水，但據說只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庫存量。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這兒不光有海鮮，水果也是一流的。我們的桃子、葡萄、蘋果、櫻桃，往往作為優良種質資源運往全國各地。就連新疆長的水果有時候也是這里的品種。” 王屋水庫坐落在山東省龍口市境內，緊挨著蓬萊，總庫容1.49億立方米，是龍口最大的城市生活用水、工業用水水源地。庫區周圍散布著幾座中等規模的葡萄莊園，其中一座連接了通往水庫的入口。8月份的葡萄園四下靜謐，只有兩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術人員在查看水庫蓄水情況。

　　技術人員解釋，要不是之前從黃河調了差不多1千萬立方的水進庫，以及7月中旬一場急雨帶來的大概70毫米雨量，王屋水庫的情況會比現在嚴重得多。“現在這樣也就三分之一庫存量。正常情況下水位可以滿到那邊。”女技術員轉過身，指著高處至少300米開外的葡萄莊園主體建筑。“這幾年夏天都很旱，今年實在太旱，再這樣下去感覺我們龍口的果業和農業都沒啥前途。”

　　8月初的膠東半島滿眼綠色蔥蘢，初來此地的外人第一眼看過去，很難相信這里正在經歷大旱。官方數據顯示， 截至6月底煙臺全市1112座小型水庫中有588座低于死水位運行，404座小型水庫已基本干涸。不僅是煙臺，整個山東都在夏天經受旱情的考驗。截至6月底，山東全省平均降水量104.3毫米，較常年偏少44%。農田干旱總面積約為106.7萬公頃，中旱以上面積15.1萬平方公里、重旱以上面積8.7萬平方公里，均為近30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多。

　　平山水庫

　　和王屋水庫比起來，位于蓬萊市內的平山水庫命運要糟糕得多。這是蓬萊市一座中型水庫，從壩上看過去，整個庫底長滿了野草，全面干涸，沒有任何調水補充。農民甚至開始劃分地塊，種些零碎東西：小麥、花生、大蔥……

　　丘山水庫

　　丘山水庫雖然還能看見水，但庫容量接近“死庫容”。那是“保底”的救命水，按規定不能隨便用于灌溉。大面積龜裂的河床裸露在空氣中，上面散落著巨大的空蚌殼。當地老農家養的牛慢悠悠啃著河床上的葦草。

　　從理論上講，農業的旱災(令作物減產或絕收)與氣象意義上的干旱不一定同步：豐富的地下水資源、蓄水狀況良好的土壤及健康的作物根系都可以避免干旱災害的爆發。 但在地下水超采嚴重的華北大平原，農業發展和水資源之間原本就存在著張力。干旱加劇的氣候條件則進一步加深了其中的矛盾。

　　“半年都沒怎么下雨了。”蓬萊魏家莊的老姜今年50多歲。在他印象中，從沒經歷過這么旱的夏天。村里的井早已無水，他只好和5戶鄰居在田邊聯合打井抗旱。簡單的水泵和鉆井器械提上來一桶又一桶濕泥沙——已經打到差不多地下100多米的深度，還沒有出水。老姜家里有5畝果園，不到300棵果樹。他說村里現在對于打井的要求是，每三個小時抽一次水，每次只允許抽40分鐘——按照當地的農業經驗，這40分鐘的水大概只夠澆五六棵樹。

　　村民打井

　　平地的村莊需要打井;丘陵中缺水的山村打井條件有限，因而滋生了另一項臨時“產業”——從臨近水庫運輸賣水的生意眼下極為火爆，山間小道的賣水車幾乎要引發交通堵塞。

　　棲霞村民張鑫的13畝果園坐落在半山腰上，眼下急需買水救樹。“現在這水是不夠的，主要為了保樹，后面還得等雨，沒雨這果子長不大。”作為經濟作物，蘋果雖然有比小麥、玉米之類的糧食作物有更高的利潤空間，但考慮一棵果樹從幼苗到成材至少需要3-4年，樹一旦死去，果農就血本無歸。張鑫面帶焦慮地給我們算了一筆賬：眼下這個情況，全部果園澆一遍需要5天，花費至少在5000元以上，只能維持10天左右。

　　7、8月正是玉米生長的時節。但在棲霞，沿途所見的玉米田成片枯萎，而其他零星的作物如花生和大蔥本來還算耐旱，如今也有氣無力地倒伏在地里。

　　隨處可見打井機

　　這一帶的農業絕大多數采用傳統“大水漫灌”方式，即通過人工開渠，令水沿著溝或苗床邊沿流入農田。在用水資源日益緊缺的今天，這種粗放的農業灌溉方式開始顯示出巨大的缺陷： 用水效率太低。加上地質條件差異所導致的水分滲透不均，極易造成水資源的進一步浪費。

　　山東位于華北大平原的東部。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這片由黃河、海河、淮河攜帶大量泥沙沉積形成的低平地勢憑借其自古蘊含的地下水資源，漸漸發育出成熟的集約化農業體系，成為中國最重要的 “糧倉”，承擔著全國半數以上小麥、玉米和花生產量的重任。也正是這同一片土地還承載著數座人口稠密的超大城市、無數城鎮、發展迅猛的工業，以及隨之而來的巨量消費需求。

　　在工業用水及人均用水量不斷攀升的情況下，經濟社會中各生產部門對水資源造成競爭性汲取，漸漸超出華北平原地表及地下供水量的自然承載力，令其面臨著嚴重的水資源緊缺。華北地區地下水超采嚴重，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區”——這早已不是新聞。根據今年最新的數據統計，目前華北地下水超采累計虧空已達1800億立方米左右，這給當地主要靠汲取地下水進行灌溉的農業造成更大的用水壓力。

　　今年夏天飽受旱情困擾的

　　棲霞果農們不得不靠買水來保樹

　　人類活動影響不斷加劇的今天，土地利用方式不當、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超采、工業和第三產業等用水增加及城市群的快速擴張，都會對干旱化產生重要影響。盡管氣象數據上有觀測到華北地區降水量自2001年以來有微弱增加的趨勢，但陸地儲水量卻持續減少，說明干旱仍在加劇。同時洪澇、冰雹等極端災害性天氣的發生頻次增高，降低了降水的有效性，令華北“糧倉”進一步暴露在氣候變化導致的脆弱性當中。

　　“氣候歸因科學”：進展和短板

　　被這些年的高溫干旱折騰怕了的棲霞果農們指著遠處山脊上連成一排的風力發電機說：“我們尋思是不是這些東西在作怪。自從安裝了它們，就一年比一年旱。”

　　風力發電設備背上了制造干旱的“鍋”，這尚無科學依據的猜測，隱約透露出村民們敏感而焦慮心態： 城市居民往往止于埋怨眼下某一場高溫或暴雨，過后即忘;農民卻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感受到了天氣條件的變化，同時試圖尋找原因。

　　科學界也在積極搜尋氣候變化的肇因。隨著近年來“氣候歸因”科學(Attribution of climate change)的發展，科學家們目前已經可以通過多種成熟的氣候模型及歸因方法進行分析，對短期極端天氣事件(尤其是極端溫度)做嚴謹而可靠的評估——而在2004 年以前，大多數的歸因研究還針對的是某一氣候變量(比如降水或溫度)長期變化與人類活動的關系。

　　氣候歸因研究和單純的氣候變化監測不同。它需要證明的是：監測到的變化不太可能完全出于氣候系統內部，而應該與人類活動的影響有直接關系。拿最近的例子來說，今年8月，由多家國際專業機構合作、聯合執行的“世界天氣歸因項目”(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 WWA)利用大量氣候模擬模型對過去兩個月橫掃歐洲大陸的夏季高溫現象進行歸因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人類活動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令英國7月份的高溫紀錄發生概率提高了20倍;同時令法國和荷蘭的罕見高溫發生概率提高了100倍。

　　類似的最新研究還有今年5月發布于日本氣象學會 SOLA 期刊的一篇論文。科學家在收集分析了55年的氣象數據并用模型進行模擬研究后得出結論：如果沒有人類活動的影響，2018年夏季在日本爆發的極端高溫天氣根本不會發生。

　　今年9月份，IPCC發布的《氣候變化與土地》報告第一次將氣候變化與人類腳下的土地聯系起來，并勾勒出氣候與農業生產之間復雜的因果關系： 一方面，氣候變化改變了農業的氣象資源，影響作物產量和種植制度，威脅著糧食安全、農村地區的發展及農民的生計;另一方面，農業生產(包括種植業和養殖業)本身就是一項顯著的人類活動，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土地狀況的變化可以對數百里公里外的氣溫和降雨產生影響;不當的土地使用和管理方式——如為應對糧食減產而進行的耕地擴張，擠占了林業用地空間，造成土地退化，進一步加劇全球變暖，形成惡性循環。

　　由于同時關系到生計和糧食供應，從農業角度出發去設計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方案，就要把氣候變化的科學、糧食安全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議題同時納入考慮范疇。然而自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國同意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1.5℃以來，國家政府層面更有雄心的減排目標仍未出爐，國際間氣候融資和氣候合作進度緩慢。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決策層熱衷于在國際會議上陷入漫長的談判，為每一次減排份額、融資、能源寡頭的轉型與補償爭執不休;農業作為相對較為弱勢的產業，在氣候政治中缺乏博弈的籌碼，無法優先嵌入各國氣候變化的政策藍圖。 同時，由于農業在空間分布、作物種類等方面存在著高度的復雜性，難以制定、施用統一標準化的解決方案，現有的技術手段也還不足以支持具體細致的轉型方案，來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

　　而作為整個糧食系統最末端也是最弱勢的一環，作為個體的農民在這個議題里更容易陷入被動乃至被遺忘。雖然能夠感受到天氣的異常，但無論是永寧的村民還是煙臺的果農都對“氣候變化”的概念表示陌生。在如何調整農業生產方式、保持可持續發展方面，食物的生產者顯然還未做好充分準備。他們難以獲取第一手資源和信息，遠遠落在科學家和決策者們的步伐之后。

　　艱難的適應

　　調整農業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同時要充分考慮當地居民的生計和生活——這個問題在中國顯得格外突出。中國小農戶數量占到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70%。 “大國小農”的現實為農業與氣候變化議題在科學和經濟的考量之外添加了“人”和 “發展”的因素。

　　比如我國冬小麥產區需要大量地下水進行灌溉，而夏玉米目前主要靠自然降水。但不能為了減緩氣候變化，解決用水危機，就立刻把缺水地區的冬小麥改成(更便宜的)夏玉米。先不論改種可能會使冬季田地完全裸露，從而可能導致更嚴重的風蝕和沙塵化——首先要考慮的是，當地農民如果不種小麥，將以何種替代方式來維系并發展現有的生活。

　　研究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對農業、農村和農民造成的影響及應對措施，應得到更多關注和投入。據楊教授介紹，目前農業氣象學從以下幾個角度研究農業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問題。第一是作物的結構，涉及到作物種類調整;第二是作物品種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得益于育種專家方面在育種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適應氣候變化，比如培育抗逆性品種(抗高溫干旱等);第三是栽培管理措施方式，比如采取節水措施，適應當地降水的波動、適應暖干化趨勢，等等。這些都是為了幫助農民和當地政府了解并適應現在的氣候，使它朝著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這些努力方向也是目前國際上熱點領域 “氣候智能型農業”(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CSA)。

　　而另一種目前由聯合國糧農組織所提倡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則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可持續農業方案。這種食物體系呼吁從在地農人和傳統農業智慧中尋找改變的契機，保護那些在人類工業化進程狂飆中存活下來，仍在為當地小農提供堅實生計保障的獨特的生態農業耕作系統——直到今天它們仍然具有寶貴的文化、生態和農業多樣性價值，同時還能保證在地農人在適應的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對系統進行改良和更新。

　　還有今年剛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峰會(紐約)上由中國牽頭提出的“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強調自然系統在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等方面的潛力，通過充分、合理地利用大自然，在增進人類福祉的同時維護和修復生態系統，改善生物多樣性。具體到中國國內的農業方面，政府承諾將積極推動減少化肥使用和禽畜糞污，提升秸稈綜合利用水平等等。

　　作為革新性的農業生產框架，不論是CSA、GIAHS還是NBS，都毫無例外地試圖將農民的生計、農村和農業的發展與糧食安全共同納入考察范圍——這或許也是農業提供給氣候變化議題的一個啟示： 既然是人類的行為對地球氣候環境造成了難以逆轉的升溫后果，其解決方案最終要以人為核心，回到人的行為因素和需求中去，在適應中不斷改進，為當前危機四伏的現代農業勾勒可持續的、值得期許的未來發展方向。

　　—END—

　　圖文來源：“澎湃思想市場”公眾號，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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