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講一下人民公社究竟是怎么來的。實際的過程是土改以后，共產黨推動互助組，進而就是初級社、高級社，然后出現了高級社的聯社。從對當時文獻的考察和對經驗材料的梳理，我感覺有一個東西不能忽視：就是在新中國領導人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中國農村人多地少，尤其南方農村人均土地很少，根本不需要也不應該有那么多人去種田。但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當時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包括生產條件又很差，工業化壓力巨大。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中都論述了中國的出路在于實現工業化。這個觀點在朝鮮戰爭以后空前強化。你看，就是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才對“軍事工程”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和緊迫感。戰爭還沒打完，陳賡馬上回國籌辦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因為這場戰爭可不是跟蔣介石的軍隊打，主要對手是以美國為首的許多世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的軍隊。實際上，朝鮮戰爭對于中國走什么發展道路、經濟戰略的選擇等的影響是極大的。這場戰爭一打，本來就很強烈的工業化追求就空前高漲，羅必良教授說我們搞集體經濟是為了工業化，這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另外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業自身的發展問題。

　　當時，農業生產條件很差，農村人口很多，那么多人種糧食，又只能種出那么一點點糧食，還經常挨餓，這是很糟糕的。怎么辦?中國共產黨在進行土改，實現耕者有其田以后，實際上造成了很多超小小農。我在臺灣聽他們講，臺灣是小農社會，但大陸與它一比，我們這個小農就更小了。臺灣每個農戶的農田至少還有1公頃多一點，我們許多農戶就那么丁點田，根本無法解決農民的問題，也無法滿足國家對于農業產品，包括糧油棉產品的基本需求。當然，這些東西可以進口，但國家在工業化壓力下，有點錢也要進口工業設備，況且當時也沒有多少外匯。怎么辦呢?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思維傳統，也依據“延安經驗”，推動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合作化的目的是多樣的，如發揮集體力量興修農田水利、拓荒造田、平整土地等。這些都是在貧窮和生產條件不好的情況底下的勞動積累。你不組織起來，這些事情根本就沒辦法搞，這等于你還得在既定的惡劣條件下去進行農業生產。

　　還有一個就是發揚中國農村的“兼業”傳統的問題。中國農村由于人多地少，小農業兼搞家庭小手工業是維持生計的一種策略。通過組織起來，理論上可以進行分工，有人種田，有人搞農田基本建設，有人搞副業或小手工業，甚至搞商業，這樣就能實現多種經營。許多地方的農民把山上的野藤一砍一編，就是一個個小籮筐，就可以賣到國外去換錢了。中國農村早期的“草根工業”就是這樣起來的。所以，這種設計，說穿了就是由于窮，是一種窮則思變的辦法。其實質就是在幾乎沒有別的可以利用的因素條件下，如何利用這個向來被視為壓力的巨大人口，轉化為一種可以利用的資源的問題。把農民“組織起來”就是實現這種轉化的基礎性條件。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積極和進取的辦法。

　　合作化沒搞以前，許多地方人浮于事，勞動力過剩，因此有人斷言，合作化以后通過分工合作，會節省勞動力，因而一定會出現更加嚴重的勞動力剩余問題;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合作化搞起來以后，許多地方出現勞動力不夠用的問題。為什么呢?就是組織起來以后，干了許多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大活，或者叫工程，田也要求種得精細了，有不少地方還搞了多種經營，毛澤東把這種情況概括為“精耕細作，多種經營”。于是就出現了動員“半勞動力”出來干活的問題，這就包括上了年紀但身體還硬朗的老人，主要是婦女。婦女由此也成為重要的勞動力資源。所謂“婦女能頂半邊天”，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來的。正因如此，當年毛澤東搞《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時候，有一條專門講計劃生育的問題，但合作化一搞，勞動力不夠用了，計劃生育也就沒有抓得那么緊了，因為畢竟還需要勞動力嘛。

　　可以說，在當時毛澤東的眼界里頭，集體化后的中國農村發展的應有常態，除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之外，就是“精耕細作、多種經營”。大家可以看一下毛澤東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其中就有很多推薦搞多種經營的案例。50年代，他還就多種經營的問題，專門給省委書記們寫信，說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就會影響農民生活的改善而犯很大的錯誤;以前中國農業不僅水平低，也很粗放，現在農民“組織起來”以后，普遍搞“精耕細作”，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總之，“精耕細作”和“多種經營”就是當時農村組織起來以后，發展經濟的基本方針。后來人民公社正是沿著這種思路展開的，它提得更加全面，所謂“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

　　大家都認定毛澤東說“人民公社好”，其實，他不是這樣講的，他是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涉及的是對于名稱的選擇問題，而不是直接的價值判斷。為什么“還是叫人民公社好”?當時毛澤東很反感我們黨內許多人在經濟工作中，尤其是在工業、計劃和文教衛生等領域照搬蘇聯的做法，說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了“教條主義”，所以在農業方面，他就講，我們不能把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搞成像蘇聯那樣的集體農莊。蘇聯集體農莊只搞農業，不搞工業，農業還搞廣種薄收。中國農村人口那么多，地又那么少，既沒有本錢搞廣種薄收，也不能搞成純農業的生產，因為確實沒有必要那么多人去種田。所以，當他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時，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是出于所謂的“公社”情節，或是對“一大二公”的迷信之類的，而是因為“人民公社”這個名稱沒有業態的限制。你管它叫“集體農莊”，或者叫什么“農場”之類的，都是以“農”為標示的，這既不符合當時許多農村集體組織的實際，更不適應未來對于農村產業發展的引導。后來，毛澤東很得意地說，這個人民公社搞工業，現在的水平還很低，以后發展了會很有前途;它發展起來不僅可以活躍城鄉經濟，在農村內部實現“以工補農”，改善農民生活，壯大集體經濟，而且還可以創造“在地工業化”和“在地城鎮化”的條件，避免大批農民向城市“盲目流動”，重蹈西方工業化、城鎮化的老路。因此，毛澤東說它是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所在。“人民公社”也在這一意義上被贊譽為“金橋”。

　　后來的情況變化是很不順利的。1958年開始大搞社隊企業，后來變成一窩蜂，魚龍混雜，造成了亂局，于是就要來收拾這個“亂局”。我們以前講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兩條路線”，就天然地聯想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太狹隘了。中央當時一線的領導人一開始實施整治，首先砍地方工業，尤其是社隊企業。因此就有一系列的文件不斷地說，農村人民公社一般不能辦企業。已經辦的怎么辦?那就分情況，關、停、并、轉吧，總之要與公社脫鉤。似乎農村人民公社橫直只能搞農業，不能搞工業。當時有一個典型說法，說辦社隊企業，弄了這么多人脫離農業生產，這么多人要吃糧食，加劇了糧食供給的壓力，因此，必須下馬。后來那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也就是“六十條”，就明確規定人民公社不能辦工業，我把它叫做“去工業化”。其實你看由陳伯達起草的那個“六十條”的版本，還是可以讓人民公社辦工業的，因為他覺得這是人民公社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所在。但在后來的修改中，就變成不能辦工業了。

　　我認為，這樣一來，人民公社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甚至認為，對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去工業化處置，是造成毛澤東對于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尤其是劉少奇、陳云不滿的一個方面，因為這種去工業化處置的主要就是他們。其實，反對社隊企業發展在當年中央某些一線領導人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李先念還講過，強調公社工業是光明燦爛的希望所在，不見得對。陳云也接著這個話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一個資本家是這樣搞的。改革開放使社隊企業異軍突起，許多人覺得是新生事物，其實這正是毛澤東一直努力為之奮斗的。1962年人民公社雖遭到去工業化處置，但毛澤東并不死心。“五七指示”就講，有條件的農村也要由集體辦一些小工業。這實際上是帶頭“造反”，明顯地違反中央文件原來的禁令。到了1975年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前夕，浙江有一個縣的銀行干部給中央寫信，希望中央在這次全國農業學大寨的會議上取消1962年禁止社隊企業的規定。毛怎么處理這個“人民來信”呢?他把這封信，連同華國鋒要求湖南省委支持社隊企業發展的信，還有1974年《河南日報》發表的關于鞏縣回郭鎮人民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一個調查報告，一并批轉給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希望把這些文件印發給在京的中央同志。這實際上促使社隊企業發展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局。正是有了這個批示，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就大講特講社隊企業。這次會議后，中央設立了社隊企業局，并提出把社隊企業列入國家經濟計劃的序列，社隊企業由此有了戶口。后來華國鋒、陳永貴在毛澤東去世后，繼續大力推行社隊企業的發展。

　　我講這一段歷史就是要說明，毛澤東心目中的人民公社與后來被去工業化以后的人民公社是兩碼事。這兩天大家討論人民公社的效率問題，我認為，一旦對人民公社實行去工業化，它的效率一定是不高的。我講的是效率的顯示。當組織公社只能去種田時，所有的產出主要就在那幾畝田里。還有一個統購統銷的因素。大家知道，所謂統購統銷有“三定”，即定品種、定產量、定價格。這樣一來，幾畝田加“三定”，就決定了不可能有太多東西拿出來分配。折成貨幣形式，就少得可憐，但是由此說它沒有效率，也太簡單化了。即使去工業化后，借助人民公社的體制，還是做了很多無法在當時的分配中顯示出來的好事的，包括直到今天農民還在享用的農田水利設施。

　　有材料說，當時修了8萬多座水庫、幾百萬座水壩，這都是實實在在的貢獻。所以，當我們一概而論地講那時候的人出工不出力、勞動沒有效率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的良心是有點問題的。當時的口號是：先治坡后治窩，先生產后生活。當時農民的低收入，應該被看成是一種奉獻，盡管不一定是自愿的，但畢竟為后人留下了很多東西，我們應該對他們表示感激。還有赤腳醫生、普及基礎教育等等，都是借助這種體制實現的。因此，講農村人民公社問題，我覺得應該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當然，有沒有出工不出力的?我想一定是有的，有些地方甚至會很嚴重。根本的問題還是人浮于事，因為農村被去工業化后，剩下的就種那么點田地了，本來就不需要那么多人種地，出工不出力，消極窩工、怠工也就在所難免了。以上就是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的話題。

　　下面簡要談一下關于建構農村經濟有機體的可能選擇問題。我這里用的概念是有些模糊的。什么叫農村經濟有機體?經濟有機體的對應面就是“堆積物”。我們現在的農村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個相同的小利益體，這種小利益體彼此之間很少或者沒有共同利益。每家每戶就是一個小的生產單位，農村就是由這樣一個個小生產單位組成的堆積物。這樣的堆積物彼此之間沒有什么經濟上的聯系，差不多是歷史上有人形容過的那樣，是一袋馬鈴薯。農村變成一個堆積物的狀況，為農村社會的發展以及政府的治理等都帶來了許多麻煩。我們現在許多地方還把農村叫做集體，甚至叫做集體經濟，我想它與以前的集體或集體經濟概念完全不同了。這個集體不再有內部的分工合作，不再是一個經濟上的共同體，無非就是弄一個口袋，把馬鈴薯裝進去，這個口袋的口子如果扎不緊，馬鈴薯就四處散落了。以前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為了解決效率的問題，解決生產的問題，但它如何與市場銜接的問題并沒解決，因此，生產和再生產的循環就不暢順了，這是問題的關鍵。我們考量為什么現在的農村會變成這樣一堆馬鈴薯，這一過程有兩個節點。一個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泛化。說這是改革，我也努力想把它理解為改革，但我覺得主要的方面還是向傳統的回歸。“聯產”意味著你必須首先根據國家統購派購的任務所規定的特定“產品”去種植，“承包”則是你既要承包向國家繳納土地稅收和完成統購派購任務，又要承包向集體繳納各種“統提”指標。不管如何，農民在這種條件底下，不存在與市場接軌的問題。因為通過國家的“統購派購”制度設計，農民的生產有著與被政府控制的市場接軌的特殊方式。但是，從1985年國家逐步取消統購統銷以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民種植什么，有自主權了，但是其價值的實現必須自己到市場去。目前的情況就是一家一戶的那點小田地所種的東西和市場無法接軌，這樣價值的實現就有問題了。

　　前些年廣東和全國許多地方都在講“農超對接”，但能對接起來嗎?根本接不起來，因為誰會去面對一個個小農戶收購品質、品種都難以統一的農產品呢!那個交易成本根本就難以承擔。所以，現在如何使一盤散沙的農村，使一個個以農戶為生產單位的小得可憐的經濟體和市場接軌，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目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變得既不聯產，也沒承包，就剩下一個家庭經營了。是否有出路呢?我認為還是有的!

　　我有一個構想，就是組織區域性的農民合作社，讓合作社以市場方式去承擔農村主要供銷業務，并在政策支持下，經營農村的金融、協辦保險，并以此為抓手，為個體農民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從而在農村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經濟有機體。這樣可以保障農村的各種商業性利潤不被城里的工商業資本吸走，而是留在農村里面，滋養和回饋農村。也許這樣，我們就有可能逐步彌合農村的分立化，逐步建構一個經濟有機體。這種區域性的農民合作社與所謂的專業合作社不同，與以往的集體經濟也不同，是以市場方式運行的，不與主流的家庭經營政策相沖突，甚至可以說是對它的補充和完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