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隆重表彰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最美奮斗者，社會各界各個歷史階段的278名勞模英才獲得了這一殊榮，其中作物育種界有3人入選，他們分別是袁隆平、李登海和裘志新。耐人尋味的是這3人科研起步階段都不在正規科研部門工作，屬于民間科學愛好者出身，俗稱民科，而后二位更是農民身份。

　　袁隆平是湖南省懷化地區安江農校的一位老師，這只是一個地區級的農校，算不上是一個科研單位。袁隆平就是在這個學校試驗田里萌生了雜交水稻的科學設想，通過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復系的三系法途徑來培育雜交水稻，這個課題的第一道科研難關就是必須先找到不育植株。在水稻開花的時候，袁隆平帶領他的學生在稻田里一株株地扒開揚花的水稻稻殼，尋找天然沒有雄花的植株，這個過程就像大海里撈針般的艱難。找到天然不育植株，趕緊將其他水稻品種的花粉人工授粉到不育植株上，然后套袋隔離開。如果，人工授粉生產的種子后代里沒有分離出不育植株，那就等于白干了，袁隆平他們就是在一次次失敗中頑強執著進行科學探索研究，終于他的一個叫李必湖的學生在海南島南繁基地的一個水塘邊發現了幾株天然不育的野生稻植株，袁隆平就用這幾株不育植株，深入進行了研究，終于培育成功世界上第一個大面積推廣的雜交水稻品種?，F在袁隆平在海水稻研究上又有了世界性的科研突破，他們培育的海水稻已經示范推廣，可以在海邊灘涂上種植。而海水稻的原始種質是一個叫陳日勝的人在1986年11月發現的。陳日勝畢業于湛江農業?？茖W校林果專業， 從1987年到2015年，在29年時間里，陳日勝的"海水稻"育種一直是單干模式，他長期處于一個無工作單位，無科研身份，無專業學歷的三無人員。

　　李登海作為農民發明家，被稱為"中國緊湊型雜交玉米之父"，使他與"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齊名，共享"南袁北李"的美譽。30多年間，他帶領的團隊先后選育出玉米高產新品種80多個，先后7次創造了我國夏玉米高產紀錄，兩次創造了世界夏玉米高產紀錄，先后獲得國家星火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山東省科學技術最高獎等國家和省部級科技獎勵23項，育出的緊湊型雜交玉米高產新品種累計推廣面積約12億多畝，為國家創造社會經濟效益1200多億元。

　　小麥育種專家裘志新是寧夏永寧縣小麥育種繁殖所的原所長，他培育的寧春4號春小麥在西北、華北地區廣為種植，以其突出的豐產性、廣泛的適應性、優良的品質創下了26年久種不衰的奇跡。截至2005年，寧春4號累計推廣面積近1億畝，增產小麥50億公斤，新增產值50億元。

　　裘志新1947年8月生于浙江杭州一個小資本家庭里，1965年高中畢業后，作為下鄉知青來到了寧夏。他經過一段時間的勞動實踐，悟出了農業生產離不開科技的道理，積極投入到小麥新品種引進等新技術推廣工作中，成為當地農村科技帶頭人，并被聘為鄉農技員。8年的農民生涯讓裘志新認準一個理：農村最需要懂技術的人、良種是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不可或缺的助推器。裘志新很快成為技術能手，并逐漸走上了良種研究的道路。1973年，他被吸收到縣良種場，成為良種場的一名技術工人，他搞小麥育種研究的工作條件有所改善。

　　為什么受表彰的作物育種界3位代表都是民科出身，而正規科研單位的育種家卻沒有入選呢?這真是一個謎一樣的存在，值得關注，值得深入思考。首先得承認，這3位獲獎人的科學成果貢獻巨大，取得了極其顯著的經濟效益。袁隆平是社會公認的"雜交水稻之父"，李登海是"中國緊湊型雜交玉米之父"，裘志新寧春4號在華北西北地區推廣種植三四十年。他們獲獎理所應當，別人比不過他們。

　　因為我本人也是一名民科出身的育種研究員，我知青下鄉后，主要以業余自費形式在內蒙古搞作物育種，在小麥、燕麥、大麥三種作物上育成經自治區審定命名的5個新品種，成為當時內蒙古的主推品種，且填補了內蒙古燕麥、大麥育種的空白。我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說起，試圖解讀這個民科育種專家獨占鰲頭的謎團。

　　我認為這3位育種專家的成功，首先得益于當年黨的方針政策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黨在科學技術工作方面有三個三結合方針，即，專業隊伍與群眾性的科學技術運動相結合，專家與工農兵相結合，科學實驗與生產斗爭相結合。黨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挑戰權威，不拘一格地創新。工農大眾也是向科學進軍的一個方面軍，群眾性的科學發明創造很活躍，工農大眾搞出了很多發明創造成果，基層出了很多人才。比如李瑞環當年是一個青年木匠，在建設人民大會堂勞動中，提出施工中放樣的改進方案，提高了施工效率。河南省一個年輕盲流，流落到青海省農科院當農工，看見專家搞小麥雜交，心癢難捱，也照貓畫虎搞了幾個雜交組合，沒想到從他搞的雜交組合中選育成功一個新品種，命名為高原338，種植這個品種創造了我國春小麥畝產首次過千斤的高產記錄。那個年代，農校小單位、大隊良種場都專門開辟了試驗田，為袁隆平、李登海、裘志新這種民間科學愛好者提供了從事育種研究的場地和必須的科研條件。如今這種群眾性搞科研的環境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包產到戶后，土地全分到了戶，李登海的研究正處于科研突破階段，可他沒有了試驗田，他就利用自家的承包地自費搞育種，自家的土地面積安排不下試驗田，李登海向相鄰農家提出轉包幾畝地的請求，可人家就是不答應，愁的李登海直哭。

　　當年科技界的社會風氣也好，全國一盤棋的觀念盛行，沒有知識產權一說，單位之間相互引品種資源沒有任何阻礙，那種把單位品種資源封鎖起來的做法令人鄙視。我當年在大隊良種場搞育種，先后向全國22個省市近百家育種單位、種子公司引進品種資源，沒有碰過一次釘子。我從《中國農業科學》雜志上看到黑龍江一家育種單位用小麥與鵝觀草遠緣雜交成功的論文，就到這家育種單位南繁基地上點名引種，人家說沒有帶這個材料，我參觀完該單位品種圃，確實沒有發現這個材料。后來我在穗系圃中發現有一個穗系與眾不同，就提出掐一個麥穗的要求，人家同意了，我追問這個穗系的系譜，得知正是小麥與鵝觀草遠緣的后代，后來這個品系對我育種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每年要向外地育種單位寄出二十幾封引種信函，絕大多數都能收到所引的品種。中國科學院品種資源所、作物所從國外引入的新品種，我很快就知道了，及時引進我的育種田里。我是在云南元謀縣南繁基地上認識裘志新的，我們一伙人去參觀他的南繁育種田，順便引麥種。裘志新熱情接待我們，他那年引種圃里種了200多個小麥品種，裘志新為我們介紹每一個品種的來源系譜，及品種的優缺點，如數家珍，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影響。對各地品種資源如此熟悉了解，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人。李登海玉米研究起步階段，也是得到了一位農學院教授從國外新引回的玉米品種資源，人家無償與他共享。到了80年代，科研單位就有了知識產權的觀念，相互就開始封鎖起品種資源了，引種就成了一件很困難的事了。

　　當年社會風氣好，那個時代搞育種的人都有一種獻身科學的精神，一心為公，不在乎個人的得失。專家權威即使有私心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打擊基層科技人員。進入上世紀80年代就不一樣了，后來的育種人更在乎個人的得失了。有的專家開始搞起了小圈子，專家們評科研成果，不看成果水平的高低，首先看是誰搞出的成果。甚至搞起投桃報李，輪流坐莊那一套。我以我親身經歷的事來說明。

　　我提供內蒙古旱坡地、旱灘地小麥新品系參加自治區級新品種審定試驗：一年預備試驗，三年區域試驗，二年生產示范，光鑒定試驗就搞了六年，超出國家審定品種的試驗年限。我共提供了5個新品系，結果，我育的5個品系分別在旱坡地居參試品種的前3位，旱灘地上的居前2位，科研單位的育成的品系增產幅度遠遠落后我的品系。農業廳的一位副廳長坐不住了，他在大會上批評下屬單位的領導和科技人員，“怎么搞得，我們科研單位花了那么多科研經費，卻搞不過一個鄉里的農民技術員。”在這位領導的鼓動下，有的專家動開了歪腦筋，內蒙古品種審定條例規定的明明確確，審定品種有一個硬指標，增產幅度要達到5%。而我育成的這5個新品系，最低一個增產也在7%以上。開品種審定會時，專家臨時動議，品質達到國家優質品種才能命名，結果我只有一個品系通過了審定，命名為蒙麥35號，其余4個品系全卡住了。耐人尋味的那一屆評審會，其他科研單位都沒有申報命名小麥品種，隔一年再開會，再不提小麥品種品質必須達到國優標準了，通過審定命名的4個小麥品種增產幅度全都在2.6%以下，就是這樣的不公道。

　　蒙麥35號在試驗中取得了四項歷史性大突破——是超大穗，增產幅度最高，三年區域審定試驗增產17.8%，二年生產示范增產72.6%;抗寒性最強、抗病性最好、抗倒伏性最好;是自治區唯一的一個品質達到國家弱筋優質小麥標準的品種;是本屆唯一個人自費科研成果，而且年度推廣面積已經達到一百萬畝。蒙麥35號參加科技進步獎評獎時，完全夠得上評一等獎的標準，可連三等獎都沒評上。我向自治區科技廳提出，我要在報紙上登廣告，誰能提出證據否定蒙麥35號幾個“最”和“唯一”，我公開道歉，退出科技界，否則評審專家必須給我一個為啥沒有評上的說法。自治區農業廳曾來我所在的鄉召開過蒙麥35號的推廣觀摩會議，農科院一位副院長也參加了會議，他在觀摩現場說了不少贊揚肯定的話，可他作為這屆科技進步獎評審小組的組長卻在評審會上說，“農民技術員沒水平，哪有什么最。”操縱了評審會議，我同時向科技廳舉報這位副院長，“你作為小麥育種專家 ，10年里得了6項自治區級科技進步獎一等獎，2項農業部豐收一等獎。而內蒙古小麥生產上主體品種卻一直是寧春4號，你育成的品種在生產上只有幾百、幾千畝的面積，你咋評上了一等獎呢?”我要求科技廳對此調查處理。

　　最后此事驚動了高層，越過專業小組直接給蒙麥35號評了一個三等獎了事。后來這位副院長評院士和自治區科技特別貢獻獎也都告吹了，他背后罵我害了他。高層科技人員弄虛作假為自己評高獎，仗勢欺負打擊基層科技人員已經是見慣不怪的社會公害了。就連袁隆平都遭遇三番五次申請加入中國科學院而不得，后來他被美國科學院吸收為外籍院士，才擠進了中國工程院的門。屠呦呦、李登海至今被兩院拒之門外。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留過洋，沒有博士學位，不在那個圈子里而已?；鶎涌萍既藛T遭遇不公正對待，自己只能忍氣吞聲。

　　我曾找過自治區和市級科技主管單位的領導，說我已經育成了3個品種，自治區每輪小麥審定試驗，我都提供參試品系，難道就不能為我的研究提供一點科研經費嗎?領導說，科研經費只對地區級科研單位，對基層單位和個人愛莫能助，渠道不通。哦，黨的科技工作群眾路線已經不提了，袁隆平、李登海、裘志新幸虧出名早，他們已經成為政府科研經費重點關照者，以后再難出現像袁隆平、李登海這樣民科出身的人了，他們已經成為時代的絕響。

　　作物常規育種門檻很低，一把取花粉鑷子、一個卷尺、一個天平、幾個紙袋，就能上手，然而，誰能搞出品種，就在于盡可能地多掌握品種資源，了解各個品種的特征特性，科學地配制雜交組合，用沙里澄金的方式，把優異品系鑒定選擇出來而已。誰認真，誰舍得下辛苦，誰的成功幾率就大。民科出身的研究人員，都有一股獻身科學的精神，當年李登海分田到戶后，與媳婦在自家承包地上搞育種，那真是一種拼命行為。袁隆平已經90多歲了，至今下地工作勞動，這是一種獻身科學的精神。我在云南南繁時，就見裘志新要到每一家南繁單位取經引種，而大的科研單位里工作人員就沒有這份激情，他們也放不下架子到其他單位參觀學習。所以裘志新他們的成功那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我第一年到云南南繁時，發現我的育種田里的雜交后代分離出麥粒數超100粒的麥穗，喜出望外，自以為撿到寶了。我興奮地請來一位專家察看。這位專家不以為然地說，你的材料生育期長，小麥在云南冬天穗分化時間拉長了，自然麥穗就大，回到內蒙古種植，麥穗就不會這樣大了。果不其然，回來再種植，再沒有出現那種大的麥穗。但我產生了一個聯想，如果用冬小麥品種與春小麥雜交，其后代應該能出現穗分化長的大穗品種呀。產生了這個念頭后，我就找我們縣科委主任游說，說我在青海省農科院南繁基地上，見到他們育成的一個蠶豆品種是多么的好。主任動心了，同意資助我去云南引這個蠶豆品種，共資助了我250元。這個主任是一個老古板，生怕浪費了國家一分錢，賬算得很細，去云南元謀縣通票來回96元，外出住宿費，每天不超2元，走半個月時間花不了30元住宿費，出差補助每天6毛錢，半月也就是10元，所以預算很寬裕。我高高興興上路了，去云南我引回了那個蠶豆品種，順便連小麥品種也引了不少。返程路上，我走了河南河北山西北京等冬小麥種植區，白天下車到科研單位引種，晚上上了火車，趴在座椅下睡覺，節約下錢，多到一個地方引種，這一趟我引進了約200多個冬小麥品種。搞冬春小麥雜交，是我獲得小麥新品種競爭成果的一個秘密武器。民間科學工作者都像我這樣辛苦。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內蒙古到云南、海南島南繁育種經費是由自治區種子管理站所出。負責南繁管理的同志到每個申請單位現場考察，他們認為育出了有希望的品系，就資助南繁，有的社隊良種場也爭取到了南繁的名額，這也體現了黨和政府重視扶持群眾性科學實驗活動的一種舉措，后來執行了3年就停止了。

　　總而言之，袁隆平、李登海、裘志新所以能搞出突破性育種成果，首先得益于黨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科技工作方針好，社會環境好，科學技術界學風好，使他們能夠脫穎而出。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的拼搏奮斗，創造性的科研工作。進入新時期，黨和政府為他們育種研究提供了更為優越工作條件，我記得新聞報道過，當年李鵬總理就動用了總理特別資金，來資助袁隆平的育種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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