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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民公社成敗得失

智廣俊 · 2019-08-1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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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是留給我們寶貴的歷史財富。前車之轍,后車可鑒。研究人民公社的歷史,對今天振興鄉村建設、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強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論人民公社的成敗得失

  智廣俊

  人民公社是我國農村1958年—1983年期間的基本社會制度。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是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一體,特點是一大(規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偨Y人民公社的成敗得失,吸取其歷史經驗和教訓,對目前深入開展的振興鄉村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對歷史的一個交代。

  一、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國革命的必然產物

  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帶領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為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浴血奮戰48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鏟除剝削,建立起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美好社會,大力促進提高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實現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共同致富的目標。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分配方式采取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于是人民公社就這樣在中國大地上應運而生了,在它身上寄托著共產黨人和廣大農民群眾的理想和信念。

  社會主義是一種理想,是一種社會制度,也是有覺悟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世界上信仰社會主義的革命者,都在探索如何在農村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思想原則新的農業生產方式。蘇聯首先創造了集體農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仿效,也建起了類似集體農莊的農場。

  今天俄羅斯雖然已經實現私有化了,但依然約有35%以上的農莊,變身為集體所有制的農場,保留了下來。

  以色列1948年建國,世界各國猶太人紛紛移民以色列。但是,該國自然生存條件太惡劣了,一半國土屬于沙漠,水源奇缺。移民在以色列進行農業生產,單打獨斗根本無法生存,所以從蘇聯過來的移民,把集體農莊模式移植了過來,結合當地實際,創造性地建立了基布茲。社區里的人沒有私有財產,工作沒有工資,衣食住行教育醫療都是免費的。外人可以自愿加入基布茲,里面的成員也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時候可以領到一筆退出費以回報對社區的貢獻。2013年,以色列有274個基布茲,工業產值約120億美元,占全國的9%,農業產值75億美元,占全國的40%。

  日本山岸會是20世紀50年代由山岸會創始人山岸已代藏創建的,這是一種生活一體化、經營一體化的獨特生活模式。其宗旨是:"強調人和自然的和協和統一、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物質財富、消滅私有、鏟除私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使人類共同走向繁榮"。加入山岸會的村莊被稱為實顯地。除日本本土39個村落外、在德國、瑞士、美國、澳大利亞、巴西、韓國、泰國7個國家也有其實顯地。會員達10多萬人。山岸會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全部歸公共所有。人們平等相處、各盡其才、各顯其能、不計報酬、按需分配。人們志同道合、不計名利得失、具有共同的人生價值觀。

  山岸會很富有,但成員過著儉樸的生活。他們吃集體食堂,有養老院、衛生院、村民涵養所、洗衣房、村民宿合樓等設施。孩子們有幼兒園、學園。學園是孩子們上學前、放學后集體生活、學習、娛樂、活動、健身的地方。山岸會村民滿足個人基本需求的供給,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平等、祥和。

  世界上還有很多種社會主義式的農業社區和生產模式。我甚至認為,日本韓國和臺灣的農協會組織也具有很多社會主義的因素。美國歐洲等國的農協組織也部分地吸取借鑒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經驗。他們都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農業社會化生產、銷售的。

  而人民公社則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廣大農民群眾根據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結合中國的實際,創造出來的一種獨特的農村社會形態和農業生產組織形式,人民公社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

  中國國情不同于蘇聯。蘇聯十月革命前,農村是農奴制社會,農奴是在農莊集體勞動的,集體農莊脫胎于農奴制農莊。而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小農的汪洋世界,自耕農、或者租地主的土地來種的農戶是農業生產的主體,家庭小農方式是農業生產的主流。全國解放后,農民都分到了土地,全國農業除了國營農場外都是家庭小農生產方式。家庭小農生產方式的缺陷是,難以大范圍改造土地,水利工程難以開展進行,難以推廣農業先進技術,采取機械化作業,生產效率不高。小農經濟也脆弱,個體農民遇到了天災人禍后,無奈之下,只能賣房賣地、賣兒賣女,農民兩極分化成了必然的趨勢,任其發展下去,幾十年過去,農村又會回到了封建社會的窠臼里了,這與歷史上農民起義后重分土地,后來土地又被地主兼并集中,并沒什么不同。這當然不是共產黨人的追求。

  面對土改以后農村出現的新情況,一些農村黨員干部開始把農民組織了起來,變工隊、互助組、初級合作社在中國大地如雨后春筍一樣冒出。毛主席黨中央因勢利導,有意識地引導農民走向高級社、人民公社的方向。1958年更是借助行政的力量,革命的輿論氛圍,短短幾個月的工夫,就在全國建起了人民公社制度。因為人民公社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制度,沒有經驗可借鑒,為此,人民公社也走過不少彎路,有過很多挫折。就以號稱人民公社的憲法的《人民公社六十條》來說吧,就先后經歷了四個版本,不斷地在修訂中。 1961年3月的中央廣州工作會議,出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人民公社六十條);同年6月,經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修訂,更名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雖然《人民公社六十條》號稱是人民公社的憲法,但始終是草案,算不上是正宗的法律文本。這反映了黨和人民不斷在實踐中進行探索,來尋找一條比較適合農村實際工作的正確路子來。

  二、人民公社的歷史功績

  在人民公社二十五年的實踐過程中,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成就,突出表現在:

  (一)使農民安居樂業,滿足了農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求,保持了社會和諧穩定的局面

  自從1848爆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大地就陷入戰亂動蕩中,農村處于破產狀態,百業凋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更有千萬流民流離失所,過著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餓殍遍地。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一下子就杜絕了一百年來形成的流民現象,把二流子改造成合格的勞動者,把過去不勞而獲的地主分子改造成勞動人民,社會出現了安居樂業、蓬勃向上的局面。雖然,人民公社由于底子薄,攤子大,生產力不夠發達,管理上也出現了很多問題,致使多數農民群眾生活水平不夠高,還沒有完全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保證了農民的起碼的生存需求。一個地方遭受特大自然災害,導致農業絕收,國家負責調撥糧食,保證每個農民不低于每人每年280斤口糧標準的供應。對孤寡老人列入了五保戶照顧范圍,集體組織負責其生老病死,使他們的生活有了保障。

  有一次我坐出租車,車上已經有了一位乘客,那位乘客訴說人民公社時期生活水平如何的低下。司機師傅反問乘客,你現在家庭每月收入有多少。乘客說,倆口子每月收入一萬多。司機又問,你幾個孩子?乘客答,就一個兒子。司機又問,為啥不多要一個?乘客苦笑,養不起呀,兒子上校外興趣班、補習班學費、學校里收各種學雜費,費用花銷大,家庭收入多用在了兒子身上了。司機得意的一笑說。當年我爸在生產隊勞動一天,掙十分工,我媽掙八分工,一個工只值三四毛錢,可是我爸媽養育了我們兄弟姊妹六人,三人念了大中專,我最次,也是初中畢業。對比一下,你能說人民公社時期的生活不堪嗎?大家一起笑了,人民公社實行的是低收入、低消費、高保障,不能只從數字上來衡量當時農民的實際生活水平。

  (二)人民公社改天換地,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山林、河流、道路等自然資源全歸集體所有,農民組織起來,統一進行生產勞動,所以有了條件統一規劃布局鄉村建設、搞農田水利建設。人民公社二十多年來,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工程,全國先后建成了8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庫,不僅洪水泛濫的歷史基本結束,還基本避免了大面積干旱現象。不少水利工程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的防汛抗旱作用,如河南省林縣的紅旗渠。各地公社建了中小型水庫、引水排水渠、揚水站等工程。生產隊打了大批機井、大口井,水地面積突飛猛進。農田基本建設徹底改良了土壤,把大面積的荒沙地變成了沃土,鹽堿地變成了良田,山坡旱地普遍實現了梯田化,可以說,人民公社時期,我國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土地生產能力極大地提高了。

  (三)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得到了極顯著的改善和提高

  人民公社時期,一般每個大隊都建有一所小學,公社建有中學,適齡兒童幾乎全部入學,學費、學雜費低廉,只要本人愿意,全都可以升入初中就讀,徹底扭轉了中國是一個文盲大國的狀況。而且城鄉教育資源相對公平,大中專學校里,農村籍的學生占了大多數,考入北大清華的比例也很高。赤腳醫生制度的建立,使醫療衛生防疫保健事業在農村實現了全覆蓋。1949年全國人均壽命為35歲,1981年達到了68歲,這是了不起的進步。

  (四)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資金和廣闊的市場

  國家通過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政策,農業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建設資金,使我國工業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成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農業為工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此,農民也付出了很大的犧牲。同時,農村也為工業品下鄉開辟了廣闊的市場。

  (五)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充足的人力資源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兩個有利條件,一是農村

  土地集體公有制,為城市建設提供了廉價的土地資源。因為土地屬于集體所有,所以城市建設征地阻力小,成本低。這與土地私有制國家征地難形成了顯明的對比。美國和印度等國為什么高鐵發展不起來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征地難。二是農村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有文化素質的勞動力。農民工已經是城市建設、工業生產、城市社會服務業的主要勞動力。農民工吃苦耐勞,一般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以上,工資低,待遇差,貢獻卻多。為什么中國產品物美價廉,在世界上具有競爭力呢?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民工工資低,降低了商品生產成本所致。

  三、人民公社的歷史教訓

  (一)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一條科學的規律。生產關系的滯后會壓制延緩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關系人為地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是弊大于利。拖拉機是農業機械化標志性的農機具。我國農業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才普遍推廣使用拖拉機,電也是在這個時期大規模進入了農村的,農業先進生產力在這個時期才有所體現。以前的農業生產方式還是沿襲著千百年流傳下來的牛耕、耬播的種植技術,這種生產方式更適合家庭經營。一家人鋤一塊地,收割一塊田的勞動方式,肯定比大家一起大呼隆干活效果好,完成的農活兒質量高,這是不言而明的事。人民公社建立從時空上來講,超越了十五六年,違反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的客觀規律,自然做起來就費力難見好。

  (二)人民公社實質上是一種官營集體經濟

  “三農”草根學者何平2015年在網上發表了系列文章,他在國內第一個提出,初級合作社是民有民營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是官辦集體經濟,新時期華西、南街村是新型民有民營集體經濟的論點。我認為何平的觀點切中了人民公社的要害。

  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生產大隊一般不是生產單位,是協調領導生產隊的組織,后期生產大隊辦起了水利工程專業隊、牲畜配種站、良種場、農機具修理廠等隊辦廠,具有了生產單位的性質。大隊是在各小隊年終核算的基礎上,用各生產隊攤派上交的費用和自身附屬單位的產值,進行第二次年終決算,大隊經費支出中,包括支付大隊干部的工分款和日常辦公開支,隊辦場(廠)的積累等。大隊干部掙的工分是各小隊工分的平均值,大隊里的八大員在大隊記工分,由大隊開出工分條回各自小隊參加年終決算分配。大隊搞的水利、林業工程,只是從各個生產隊攤派出工人數,參加大隊組織勞動的社員,還是由本生產隊記工分,參加本生產隊的收入決算。

  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負責組織領導全公社的農業生產,負責全公社的行政管理事務。在這種體制中,小隊、大隊干部是由社員選出的,對全體社員負責,而公社的干部卻是掙國家工資的干部,是由上級政府派來的,公社干部主要是對上級政府負責,當上級政府的要求與生產隊社員意見出現了矛盾的時候,鄉干部自然要執行上級政府的行政指令,而不顧及社員們的意見。這就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比如,上級決定以縣或以公社上馬一項大型水利工程,要求各生產隊出錢出勞動力參加,工程不受益的生產隊的社員自然不愿意,公社領導就會行政強迫不受益的生產隊出工。在人民公社三級管理體制中,公社一級具有領導強勢地位,生產隊只能無條件地執行。雖然《人民公社六十條》也規定了公社的社長要由社員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但那只是走一下民主選舉形式而已。社員代表無權提名選舉一個不是國家干部身份的人擔任社長,一旦出現由社員代表自行提名社員身份的人擔任了公社社長的事,那就意味著當地出了政治事件,上級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隊干部工作表現再突出,也難轉為公社干部,就像陳永貴,他已經是國務院副總理了,身份還是大寨的社員。陳永貴掙得工資要交回生產隊記工分,年終參加生產隊的分紅,他按規定,只能留點生活補貼費。我所在的公社,即使是按照政府計劃招的臨時工,社員到煤礦當輪換挖煤工,到磚廠當壯工,假如每月工資42元,必須交回生產隊30元,由生產隊給他記10分工,工分值也就是三四毛錢而已。交多少錢才能記生產隊的10分工,是由各生產隊社員大會上自行確定的。有的外出社員膽敢不執行,生產隊就停發這家人的口糧,誰敢違反。

  生產隊一開始只選隊長,由隊長負責管理全隊的事務,僅僅過了幾年,就分設了政治隊長和生產隊長職務,政治隊長是一把手,負責生產隊的總責。政治隊長必須由共產黨員來擔任,政治隊長是由大隊黨支部派來的,不是社員大會上選出來,如果本生產隊沒有擔任政治隊長合適的黨員人選,那就從外村派來,也有的生產隊因為隊里沒有黨員,外村黨員不愿來,也就沒有了政治隊長。聽說在南方,政治隊長叫政治指導員。所以,生產隊不僅是一個生產單位,更是一個政治單位。這就很容易發生黨政不分,政治過度干預生產隊生產經營的現象。比如,生產隊想多開展副業生產來增加收入,上級領導就會提出批評,說你想走資本主義道路,違反以糧為綱的方針。社員對生產隊的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權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旦公社領導犯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錯誤,社員們很難進行抵制、反對,只能消極應對,眼睜睜地看著把事情搞糟。比如,好多勞民傷財沒效益的花架子水利工程就是這樣搞起來的。這就是雖然以色列是資本主義國家,基布茲也不是由共產黨組織領導的,但基布茲是真正的民有民營集體經濟組織,其成員擁有對組織的完全自主經營管理權,所以他們能夠生存發展了下來,而人民公社卻解體了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一紙行政決定,全國人民公社都得解體,而以色列政府就無權干涉基布茲的正常生產經營。現在華西村等集體經營村,當地政府也無權往里安置一個人,干涉人家的自主經營。這就是人民公社是官辦集體的鐵證。

  (三)極左思潮左右了人民公社的發展大局

  人民公社是具有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共產黨員發起組織成立的,黨組織主導了人民公社的發展進程。在黨和政府領導農業生產過程中,面對新事物,犯錯經受挫折,是避免不了的事。黨中央從上到下,從下到上,反復調查研究,總結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制定出了有人民公社憲法之稱的《人民公社六十條》。這是一部實事求是,切實可行的綱領性的文件,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如果人民公社在日常工作中嚴格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條》的原則去辦事,同時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修改六十條,人民公社的發展必然會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好結局??墒?,我們有不少干部在領導人民公社的工作中,其思維觀念更多地是從書本上、從上面出發的,未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未能全面反映代表了農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他們往往以革命的極左面貌出發,不斷做出違反六十條原則的行為,將自己的主觀意愿強加在社員身上,理論脫離了實際,必然會產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結果導致了事與愿違的結果。

  比如,人民公社剛成立,農村就刮起了“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風、瞎指揮風),對生產隊造成了嚴重破壞,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我始終認為,陳永貴是忠誠的共產黨人,共和國的英雄,大寨是陳永貴為首的黨支部帶領社員實干出來的,全國學大寨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歷史成就。但是,大寨人具有的共產主義理念脫離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具有空想的性質,全國學大寨運動中出現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其做法破壞了《人民公社六十條》所規定的基本原則。比如,大寨式大隊核算,破壞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大寨式自報公議評工方法,破壞了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學大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工程,無條件地抽調不受益生產隊勞力的做法,破壞了生產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破壞了隊與隊、隊與大隊公社之間經濟來往的原則規定。世人只看到紅旗渠是學大寨的偉大工程,沒有看到各地學大寨建的不起作用的花架子工程有多少,造成的損失有多大。比如,我所在的縣建起了42座揚水站,只有2座發揮了效益,其余都是勞民傷財的敗家子工程,全縣建了100多個大中型蓄水池,無一發揮了作用。我好不夸張地說,學大寨運動造成的損失遠遠超過了大躍進時期全民大煉鋼鐵的損失,把生產隊的家底子都折騰光了,使社員們對人民公社失去了信心。大寨人當年有句口號響徹了全國大地: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在這種口號下,把社員正當的自留地、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的極左做法,損害了社員的利益,造成了社員群眾生活的困難,使生產隊跌進了越革命大干越貧窮的怪圈里了,這是直接導致了多數社員歡迎包產到戶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四)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僵化了

  后期人民公社的管理更多地體現了長官意志,嚴重壓制削弱了社員群眾的民主權利。比如,生產隊的種植計劃要由縣政府下達,公社和大隊再分別按比例不折不扣地給生產隊下計劃。社會主義是搞計劃經濟的,對作物種植計劃有一個宏觀規劃是必要的。但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種地,本來是種地莊稼人的一條基本原則,讓生產隊機械地執行縣里下達的種植任務計劃指標,本身就是違反科學的。我所在的大隊,有一塊萬畝灘,已經連續種了幾年小麥,造成野燕麥雜草泛濫成災,所有人都認為這塊地應該倒茬換種其他作物,可是,下派來的工作隊組員,根據縣里某位領導的意見,堅決要求繼續種小麥,生產隊只能繼續種小麥,秋天,看著減產的地塊,我又與這位下鄉工作隊員討論這件事,這位領導語重心長地對我傳授經驗,他說,你是一個好干部,但就是性格犟,不按照領導的意圖辦,這樣對你個人前途不好。你工作心里要有一個數,那就是,有了功,是黨的,捅下簍子是哥的。好多干部就抱著這樣一種只對上級負責的工作態度,這能聯系實際搞好工作嗎?那時候,縣里為了貫徹政府領導的意圖,每年往下派大批下鄉工作組,工作組是生產隊的太上皇,一個工作組員就能指揮著隊長團團轉。作物種植計劃縣長說了算,農民沒有發言權,生產隊沒有自主權,這就很容易發生瞎指揮的事。這是六十條明確反對的做法,但有的領導就不把六十條當回事。

  生產隊生產的糧食再多,社員口糧也不能多分一斤,豐收年,每個成年人每年分360斤糧食,1977年后內蒙古增加到380斤。生產隊交不夠公糧,降低社員口糧供應標準,但即使是大災年,政府也按每人280斤返銷供應玉米。理論上生產隊交夠公糧,分夠了社員的口糧,留夠了種子和飼料,富余下來的糧,生產隊可以自主支配。但縣里和公社的領導千方百計地動員你賣愛國糧,隊長敢于堅持不賣嗎?事實上,有的年份生產隊就被下鄉干部催的征了過頭糧。我親身經歷了過這種場合,我們生產隊場面上的小麥收場了,駐隊下鄉工作組組員強令把這場收獲的糧食作為公余糧賣到糧庫,結果,生產隊賣了過頭征購糧,社員口糧不夠分了。第二年二月,生產隊還得從糧庫買返銷玉米,社員們把隊長罵了個半死,隊長上下受氣,要辭職不干。

  在人民公社時代,極左思潮占了上風的時候,極左分子用革命口號大帽子一壓,用一頓革命大批判的口氣夸夸其談一氣,什么站在小山村,胸懷全世界;要斗私批修,革命不能講代價,無償支援受困社隊,支援亞非拉世界人民。工作中不能拘泥經濟的得失,要算政治大賬,等等。社員搞正當家庭副業,就被視為小生產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遭到批判制止,大寨社員是不養豬和羊的,他們家庭副業生產幾近于無。內蒙古有的地方,社員家庭只能養兩只羊,多出的羊生產隊要折價收回。就怕社員家庭副業搞好了致富,與集體離心。隊干部維護生產隊正當權益,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被視為沒有全局觀念,搞社會主義革命不徹底,有的就被撤換下來了。生產隊沒有了自主生產經營權,社員們沒有生產積極性,能搞好工作嗎?

  有人說,如果人民公社不解體,今天全國大地到處是華西村。我說這話只說對了一小點,因為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絕對不會出現華西村這樣的巨無霸。人民公社解體了,華西村才獲得了完全的自主生產經營權,他們沒有了上級政府的干擾,才能放手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如果,當初把生產經營自主權完全歸還給生產隊、生產大隊,由生產隊根據大多數社員的意愿,自主地采取適合當地的生產經營方式,像小崗村那樣落后的村,村民要包產到戶,也允許嘗試,但土地集體所有的原則不能突破,土地不能私有化自由買賣。如果這樣搞下去,類似華西村、南街村那樣的典型,是有可能在祖國大地上出現一大批的。毛主席說過,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組織群眾,這是造成如今農村困局的根本原因。

  人民公社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農民群眾,根據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原則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獨創的農村社會制度,在實踐中總結制定出《人民公社六十條》這部被稱為農業憲法的綱領性文件,人民公社框架是好的,在長達二十五年的實踐中,顯示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來自左右思潮的干擾,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人民群眾對此不夠滿意,但問題不是方向出了大問題,而是執行過程中出了大的偏差造成的。最令人痛心遺憾的是兩點:一主要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在人民公社工作實踐過程中,《人民公社六十條》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執行,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使部分農民群眾與人民公社離心離德,有了包產到戶的想法。二是政府沒有廣泛聽取農民群眾的意見,貿然采取一刀切解散人民公社的政策,使人民公社這一新生事物壽終正寢,成為了歷史遺跡。

  人民公社是留給我們寶貴的歷史財富。前車之轍,后車可鑒。研究人民公社的歷史,對今天振興鄉村建設、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強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歡迎閱讀本人寫的反映人民公社歷史風貌的長篇小說《麥頌》)

  201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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