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本文對一個鄉村旅館的合作經營進行了案例研究，指出新鄉村建設面臨兩個困境，一個是當新鄉村建設的合作經濟試圖將經濟收益與生態理念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經濟收益的壓力容易蓋過對生態理念的追求，造成問題。另一個是，合作經營的基礎仍是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后者會對前者形成掣肘。我們且看作者如何展開分析。

　　一、引     言

　　溫鐵軍總結中國的主流發展模式為“四化”：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1]。這種契合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擴張趨勢的發展模式逐漸成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過度追求地方工業化和資源資本化的“發展主義”話語一方面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給農業和農村帶來消極后果，如農業化學化、小農破產化、消費主義侵蝕以及生態環境破壞等(張和清，2012;何慧麗等，2014)。從2000年左右開始，國家對“三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斷加大。然而，隨著工商業資本進入農業生產領域，國家支持多為大戶或大企業所用，小農實際受惠有限(林春，2015)。城鎮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之一，也因資源限制、城市新貧民產生等問題受到學者諸多詬病(賀雪峰，2006)。

　　與此同時，由知識分子發起、民間推動的“新鄉村建設”運動正在尋求中國農村發展的另類路徑。同民國時期梁漱溟、晏陽初等人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一脈相承，當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旨在復興城市化、工業化、資本化背景下日益衰敗的農村。為了區別于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一些學者將當代鄉村建設稱作“新鄉村建設”(以下簡稱“新鄉建”)。Hale(2013)將中國的新鄉建實踐概括為“從經濟和文化上加強農村社區建設，復興和創造可以自給自足并且能夠不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波動影響的農村社區”。呂新雨(2010)則以“新鄉土主義”將至下而上的、小型的、在地化的生產方式理解為新鄉建運動的重要內容。潘家恩、杜潔(2013)認為，新鄉建運動強調經濟與社會的平衡發展，包括了“現代社會對農村的影響、城鄉關系、知識分子與民眾、農村改革(教育/醫療)”等議題，“并在新時代中增加了生態可持續這樣的內容與角度”。溫鐵軍等新鄉建的實踐者和推動者則歸納了三條新鄉建原則：以人民生計為本，合作聯合為綱，多元文化為根(Wen et al.，2012)。

　　新鄉建運動與國際學界的“另類發展”或“社會經濟”話語相呼應。“另類發展”指能夠替代資本主義或者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Miller，2010），其相關論述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強調發展應當是“適應需求的”“內生的和自力更生的”以及“環境友好的”(轉引自  Friedmann，1992)。“社會經濟”強調經濟的社會性——經濟發展必須為增強社會團結服務，為大多數勞動者利益服務，其要旨在于“以人為本、立足社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潘毅等，2014)。結合相關研究，筆者認為，新鄉建運動至少有三個特點：首先，至下而上的動力模式——往往由民間組織而不是政府或企業牽頭；其次，利用合作性質的經濟體來發展，強調經濟利益分配向普通勞動者傾斜；第三，除經濟發展外，亦強調社會、文化和生態的可持續性。

　　中國的新鄉建實踐自2000年左右開始(潘家恩、杜潔，2013)，目前其影響力拓展到全國各地。已有文獻中，新鄉建通常指以溫鐵軍為代表的學者發起的，包括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小毛驢農場和國仁綠色聯盟等機構的體系以及接受新鄉建意識形態的各地農民合作社。除此之外，類似的農村發展實踐至少還有兩個源流：一是倡導城鄉互助和公平貿易的非政府組織開展的工作，二是伴隨著中產階級興起而發展的有機消費運動。前者的典型代表是香港理工大學在內地支持或影響的各類農村發展項目，后者則主要表現為城市消費者群體通過聯系城鄉社群而尋找健康農產品的各種活動[2]。這三個另類農村發展實踐的源流通過各種平臺進行資源互通和理念共享，因此也可以將這三者的合集看作廣義的新鄉建運動。根據潘家恩、杜潔(2013)的研究，新鄉建運動在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中，吸引了100多所高校的學生參與，影響了10萬年輕學生。僅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截止到2007年，已經培訓近800位農民帶頭人，幫助建立了幾十個農民合作組織。新鄉建的典型案例，諸如開封“教授賣米”、北京“小毛驢農園”等，被媒體廣泛報道[3]。

　　二、問題的提出：

　　經驗研究與建設性的批判分析視角

　　與轟轟烈烈的實踐形成對比，學界缺乏對新鄉建的經驗研究。目前，少量相關研究多以具備影響力的案例來闡述新鄉建內含的意識形態。比如，潘家恩、杜潔(2012)通過對北京某市民農園的介紹，突出“社會化農業”的必要性;何慧麗等(2014)通過對開封新鄉建10年經驗總結，闡述鄉土性與綜合性對破解“三農”問題的意義;邱建生(2014)以培田社區大學為例解釋了新鄉建中文化活動對社會資本重構的作用。正如潘家恩、杜潔(2013)所說，這些關于新鄉建的“當代研究和歷史研究一樣，被處理為浪漫化的道德(英雄)主義視角，并以模型化和理想化后的鄉村建設實踐與論述為討論對象”。

　　也有學者對新鄉建提出質疑，補充了相關研究的批判性。一些學者指出了新鄉建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例如，市場經濟帶來的利己主義價值觀弱化了農民組織的傳統紐帶，給農民合作帶來阻礙(賀雪峰，2008;溫鐵軍、董筱丹，2010);鄉村建設中的鄉土性與推動鄉建的知識分子身上的現代性之間存在矛盾(潘家恩，2011)等。相比于這些較為碎片化的批評，嚴海蓉、陳航英（2014）的工作更為系統。他們在一篇文獻綜述中指出，新鄉建的倡導者雖然一直警惕被大戶或企業壟斷的“假合作社”的出現，卻過于強調農民的同質性而忽略了經濟上已經開始分化的農民在合作上的困境。另外兩位外國學者對新鄉建進行了批判性的經驗研究。一是Lammer(2012)通過對河南某合作社的分析，認為新鄉建促成的合作社缺乏普通社員的積極參與，為少數人主導，是“想象中的合作社”。二是Hale(2013)通過對4個案例[4]的調查，指出了新鄉建面臨的結構性矛盾——經濟上的成功需要更深程度地將農村社區卷入資本主義過程，因此，新鄉建強調的“社區性”并非可以抵御市場侵蝕的利劍。

　　總體上，少量批判性研究質疑了新鄉建的可行性以及最終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可能性。這類質疑與國際學界對社會經濟、另類發展的質疑如出一轍——另類發展沒有處理根本性的階級動力問題，因此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社會的限制，甚至受到各種結構性限制而被現有社會再生產機制所同化(Bernstein，2009)。

　　然而，關于另類發展的研究范式，筆者更認同Wright和Gibson-Graham的觀點。作為研究另類發展的國際領軍人物，他們認為，學術研究應當為實踐作貢獻，且批判性的背后應當充滿建設性。盡管十分清楚一些學者對另類發展的批評，Wright(2010)仍指出：在資本主義已經很強大且沒有什么方法可以立刻威脅到它的世界里，人們仍可以去做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很可能在未來某些特殊時刻開啟不同的可能性，從而引發社會變革。因此，重要的不是討論另類發展到底能否推動社會實質性的良性變革，而是討論如何在現有社會中突破種種限制，營造可能空間，逐漸推動實踐前行。類似地，Gibson-Graham(2014)認為，沒有現成方案能直接拿來使用，對另類發展的研究應該突破一般研究“重理論構架”的約束，采取“重描述，輕理論”路徑，讓微小事實說話，產生更具建設性的學術成果。

　　Wright(2010)的社會變革理論為兼具批判性、建設性和實踐指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路徑。他認為，另類發展的最大挑戰來自“社會再生產”;他區分了“主動”和“被動”兩種不同的社會再生產方式。“社會再生產”指現有的社會結構存在一系列機制來復制并保存原有的社會秩序。主動社會再生產直接通過現有的社會制度安排進行，如法庭、警察、國家治理等。這些制度和結構雖然不是以社會再生產為目的，但至少客觀上起到了相應作用。被動社會再生產指隱藏在日常生活中、對人們潛移默化而使人們對當下社會制度安排習以為常的機制，比如廣告、周圍人的行為等。如果另類發展不能克服這些社會再生產機制，則真正推動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

　　本文將采取Wright和Gibson-Graham對另類發展的認識范式，試圖突破以往浪漫化新鄉建與質疑新鄉建的二分視角，結合案例描述并分析新鄉建在嵌入社會、文化、生態價值以及推進合作勞動時所面臨的阻礙，并簡要探討這些現象背后的社會再生產機制。這些描述與探討不是單純地倡導或批判新鄉建，而是期待在對實踐仔細分析的基礎上，幫助實踐者反思并對其未來的行動方向提供可能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與案例簡介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案例是一個名叫“青田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以下簡稱“青田”)的機構在春熙村發起的鄉村旅館項目。到2017年該項目已有8年的歷史，獲得政府及媒體等多方關注，具備一定影響力。同時，該項目運用了新鄉建的理念，包含對外連接市場、對內促進合作以及處理社區內部關系等多方面的經驗。因此，選擇此案例符合案例研究中的“信息豐富”原則(Stake，1995)。

　　筆者曾分別于2012年5月、2013年4～5月走訪案例村莊兩次。第一次走訪歷時一周，第二次走訪歷時20天。主要的數據搜集方式為參與式觀察和訪談。其中，參與式觀察包括參與調查對象的勞動，比如幫助鄉村旅館項目的參與者插秧、簡單加工農產品[5]、收拾碗筷等。訪談對象包括鄉村旅館項目的參與者和當地其他村民、村干部以及青田工作人員。訪談方式往往為半結構式，內容包括鄉村旅館運營模式、成員分工合作、收益分配情況、村民和村干部對鄉村旅館項目的看法、青田項目設計思路等。

　　案例所在地春熙村是中國南部某省的一個自然村，人口約400人，屬于水源保護地。受保護水源地政策限制，該村不能發展工業和養殖業，加上地理位置偏僻，屬于貧困村。據該村所屬行政村村委會統計，2011年，該村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該村山地多，人均耕地不足六分。村民主要收入來源是在山地種植砂糖橘，也在耕地種植少量水稻和蔬菜。大多數村民居住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老式泥磚房里。青田從2009年10月開始在此實施小型農村發展項目，前期項目資金為政府資助。

　　春熙村環境優美，民居建筑有一定特色。2009年進駐時，青田認為，此地可以發展鄉村旅游。經過近3個月的實地調查后，青田從村民中選擇了8位比較弱勢的婦女，組成了鄉村旅游互助小組(以下簡稱“旅游互助組”)。這些婦女有的家中有病人，有的來自單親家庭，有的家中經濟條件不好。青田幫她們租下幾間泥磚房進行裝修，改造成旅館后于2011年5月正式對外營業。隨著旅館收入日趨穩定，青田在持續3年的資金支持后停止投資。目前房租費和其它運營費用由旅游互助組成員平攤。

　　青田的鄉村旅館項目自2012年起還擴展到生態農產品銷售和農產品手工加工。前者指青田向村民收購生態農產品，在城里青田開辦的公平貿易商店售賣。后者則指青田指導農戶對當地農產品進行手工加工，制成特色健康食品銷售到城市。農產品手工加工小組最初只有2戶農戶加入，目前已拓展到附近的另一個村莊。除經營旅館外，旅游互助組成員有時幫助青田收購農產品，并參與農產品手工加工。由于旅游互助組成立最早，目前運營較為穩定，對旅游互助組的觀察有利于筆者了解更多的事件過程和信息，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旅游互助組的運營。為保護隱私，本文出現的機構名稱和村名都是化名，人名則以“字母+數字”的方式代替。

　　四、另類商品化：

　　嵌入非經濟目標的困境

　　（一）“嵌入的困境”與另類商品化

　　“嵌入性”是新鄉建的重要策略，指“生計拒絕窄化為‘財富/收入’單一物質層面與純粹經濟視角下的生產，而是同時包括‘生態、生活、生產’在內的立體脈絡與豐富內涵”（潘家恩等，2014）。相關學者一方面結合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理論，將“嵌入”解釋為農村社區應對市場侵蝕的“自我保護運動”(潘家恩、杜潔，2012);另一方面則指出“嵌入”可以通過關聯綠色食品、環境保護、社區發展等議題吸引特定消費者，幫助農民拓展市場，反作用于生計建設(葉敬忠等，2012)。

　　春熙村的項目強調“嵌入性”。首先是文化價值的嵌入，主要利用鄉村旅館吸引游客關注當地的傳統建筑和村落布局，同時增強村民的文化自信。其次是生態價值的嵌入。青田利用生態農產品的銷售引導市民關注食品安全，支持生態種植，突出農村社區對生態保護的意義。第三是社區凝聚力的嵌入。在項目內部運營上，旅游互助組采用合作經濟的方式，盡量避免個人主導或壟斷。同時，旅游互助組用旅館運營的部分收益設立社區基金，該基金服務于社區，讓未直接參與青田項目的村民受益。

　　然而“嵌入”并不容易落實。對應的實踐與其稱為“嵌入”，不如稱為“另類商品化”更為準確。這里，“另類”體現了“嵌入”的特性，即關注經濟以外的社會、文化、生態等價值。“商品化”本來定位于實現“嵌入”的手段，即通過特定產品和服務的交換價值的實現，在改善農民生計的同時，最終引導消費者和生產者注重產品和服務所內含的社會文化和環境價值。然而，在實踐中“商品化”卻被抬升為目的，“嵌入”或者說“另類性”則淪落為手段。尤其是參與項目的村民似乎對“另類性”感受不深，主要聚焦在如何通過“商品化”獲得更多經濟收入上。村民與青田不同的關注點，使得項目組成員和非項目組成員之間以及項目組成員內部產生了一系列可能有悖于另類發展初衷的張力，有悖于青田最初強調的社區性以及對鄉村文化的關注。

　　旅游互助組成員對修建新房的態度體現了文化價值的嵌入之難。與青田利用傳統民居吸引游客、培育村民的文化自信的目標相反，旅游互助組成員更希望自己住上用紅磚和水泥建的新式住房。一方面，當地許多人住的老式房屋年代較久，需要修繕;另一方面，村里家家戶戶蓋新樓，村民們有攀比心理。筆者曾問旅游互助組組長：“城里人喜歡你們旅館的老房子，如果大家都蓋新房子，城里沒人愿意來了怎么辦?”組長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沒人來，我們也要蓋!”于是，在春熙村，游客對傳統泥磚房的濃厚興趣與村民們對新式住房的迫切需求形成了鮮明而意味深長的對比。

　　生態價值的嵌入之難體現為大部分村民并不響應青田對有機種植的推廣。青田宣傳有機砂糖橘和有機蔬菜具有價格優勢，且少用化肥農藥能夠降低成本并保護生態環境。但是，除極個別村民外，大部分村民擔心有機種植會有產量下降的風險。有村民表示：“雖然他們說能賣個好價格，但是，到時產量少或者產不出來怎么辦?而且價格貴，買的人能有多少呢?”

　　社區凝聚力的嵌入之難表現得更突出。一個簡單的例子是村民與旅游互助組之間的張力。青田在城市出售的生態農產品，和游客到村購買的土特產，往往經由旅游互助組成員從各家村民收購。然而，其他村民指出，她們重點收購自家和親友家的農產品，“很自私”。即便旅游互助組設立了社區基金，用于慰問老人和修繕村中廁所，村民們還是不買賬。一個未參與旅游互助組的婦女說：“這8個婦女是村干部秘密選出來的，她們和村干部有親戚關系。”筆者調查，旅游互助組成員確實是青田的工作人員走訪后根據一系列標準確定的。“是村干部秘密選出來”的指責是這個婦女自己“構建”出來的，用于解釋為何自己被排除在旅游互助組之外。類似指責在村民中不少，表現出未參與項目村民的不滿。

　　參與項目的成員之間亦有張力的存在。2013年春天，青田計劃和剛成立不久的農產品手工加工小組制作一種水果精華。此產品具有強抗氧化功能，價格較高，在臺灣已有較好的市場。旅游互助組聽說后，也開始準備自行制作類似產品。在此之前，青田的工作人員曾講明，此次為試驗性質的生產和銷售，計劃只有農產品手工加工小組參與，旅游互助組暫不參加。但這種提醒并沒有奏效。農產品手工加工小組的嘗試性生產只用了約15公斤原料，產出10瓶左右的成品。而旅游互助組則用了約50公斤原料，制作了近40瓶成品。由于工藝原因，旅游互助組的成品質量不達標。然而，青田不忍心看到旅游互助組成員的辛苦白費，最終答應幫助旅游互助組將產品作為果醬而非水果精華銷售。

　　青田對首次生產的風險有預估，因此計劃較為謹慎。然而，按照青田工作人員的說法，旅游互助組的成員卻存在僥幸和投機心理——不顧計劃盲目自行生產，而且產量較大，增加了青田的銷售負擔，同時給剛成立的手工小組帶來了競爭壓力。

　　（二）困境的來源：全方位商品化的農村生活

　　根據調查，“嵌入”的困境至少可以部分地被一個重要的社會再生產機制解釋——已經達到相當廣度和深度的商品化與市場化。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更深入地卷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春熙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市場上日益豐富的工業品的需要以及個人負擔的教育、醫療等支出大幅增加了村民對現金的需求。在政府與市場的合力推動下，春熙村開始了農業商品化生產的進程，以實現地方政府設想的“跨越式發展”。春熙村從2000年前后開始種植砂糖橘，并逐漸放棄了水稻生產。村莊原來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瓦解。村民日常需要的大米、蔬菜、肉蛋等必需品大部分需要從市場上購買，這進一步加劇了村民對現金的需求。然而，農產品價格波動以及不斷攀升的農藥化肥等生產成本，使得經濟作物種植并未收到預想的增收效果。隨著種植規模的急劇擴大，每公斤砂糖橘的價格從剛開始種植時的十多元錢跌到2007年前后的一元多錢，春熙村的砂糖橘種植戶連續3年連生產成本都無法收回。之后價格雖然回調，但也沒有超過兩元一斤。

　　此外，受消費主義和城市文化侵擾，村民對必需品的標準逐漸提高。典型的是當地新房修建面積和裝修標準。當地政府對符合條件的困難家庭予以建房補助，2012年補助標準是每戶4.5萬元，大概可以修建45平方米的新式磚房。但這一標準對農戶來說太低了。許多拿到補助的家庭會東拼西湊借錢修建好幾層、二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村民對房內裝修的追求更明顯地體現了消費主義在當地的影響。大部分農戶新房建成后會像城里人家一樣鋪地板，客廳里懸掛天花板吊燈。紅木沙發在春熙村村民中也較為流行。加上一些家電配置，一般地，修建一座兩層樓新房在2012年前后要花費15萬～20萬元。

　　農業商品化生產帶來村民自給能力的瓦解，而消費主義的入侵不斷強化著村民對現金的需求，使得村民往往將經濟目標置于首要位置，難以響應另類發展對社會目標的追求。在這一宏觀背景下，“另類商品化”本身所包含的經濟維度得到放大，社會維度則作為模糊的背景被村民忽略。傳統民居的文化價值無法給村民帶來“體面”的新式住房，有機種植的生態價值帶來的產量和銷售不穩定使得已經在市場波動中日趨脆弱化的村民難以承擔相應的風險，村民將社區凝聚力看得比經濟利益更重要，則可能將有限的經濟機會讓渡給他人，不能提高自己的收入，最終導致“嵌入的困境”。

　　五、合作勞動中的

　　分工與分配：公地運營的困境

　　“合作”作為新鄉建的另一個重要策略，主要是為了幫助分散的農民增強市場談判能力以及進行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潘家恩等，2014）。此外，合作被賦予一種文化意義——能夠激發“超越小我的集體意識”(Gibson-Graham et al.，2013)。合作的方式有多種，比如勞動的合作、農資購銷的合作、土地的合作等。旅游互助組的主要合作方式是勞動的合作，其成員共同經營鄉村旅館，同時租種兩塊地作為公田共同耕作。旅館和公田構成Gibson-Graham所說的“公地”(commons)，即可以為所有成員帶來收益的共同的生產資料或資源(Gibson-Graham et al.，2013)。

　　青田在項目設計之初，就將“公地”作為重要的制度設計，其目的除了上文提及的增加農戶的談判能力以及構建集體意識外，還有防止在旅館運營過程中出現個別人主導的考慮。其最終目的是按照勞動這一非資本要素分配產出，以保障成員相對平等的剩余索取權。然而，合作也會產生諸如“搭便車”(Hardin，1968)的問題，容易出現成員勞動積極性不高和效率不足的現象。因此，對產生這兩個現象有直接影響的分工和分配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模糊分工、勞動監督與勞動積極性

　　在旅館的管理事務如記賬、采購、維修設施等方面，旅游互助組成員是有分工的，且不同的管理任務在8個成員之間定期輪換。在旅館的服務性工作，如收拾房間和做飯等方面，8個人就沒有明確分工了，或者說采取“模糊分工”即“誰看到手邊有什么要緊的事就上去做”的工作方式。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旅游互助組不好處理“將高強度的工作分配給誰”的問題。根據組長X1的說法，旅館運營過程中的所有勞動都沒有超出大家的承受范圍。按照多勞多得原則，如果負責較高強度勞動的人最終得到的收入較多，其他成員就會覺得不公平。如果分工固定，但是不按照多勞多得原則分配，從事高強度勞動的人也會覺得不公平。因此，模糊分工就有其合理性：雖然每個人每次做的事情不同，但長期來看，大家的平均勞動強度大體上相似。成員不會為了計算更公平的分工方式而引發內部矛盾。

　　模糊分工并非毫無張力，實踐中往往需要成員間有高度的默契。但有時各成員對什么需要做看法不一，也會相互抱怨。比如成員X5說：“我曾告訴她們要打掃房間，清理垃圾。但是，沒有人聽我的。我就只好自己去打掃?？墒沁@樣一來，她們又說我沒有和她們一起洗床單。”

　　為解決旅館農產品原材料采購問題，也為滿足游客體驗農耕勞動需求，旅游互助組向其他村民租用了兩塊地作為公田，一塊用來種水稻，另一塊用來種蔬菜，每塊大約1畝。公田的耕種也沒有分工，加上農業產出周期較長，無法在當時檢驗勞動成果，成員勞動積極性的問題比旅館運營中的還要嚴重。

　　這一問題在蔬菜地塊表現得更突出。蔬菜是勞動密集型作物，加上旅館對外宣傳其烹飪所用食材是有機的，青田要求種植過程中不能使用農藥化肥，除草防蟲只能依靠人力，使得蔬菜地塊對勞動需求更大。生態農耕方式，加上難以有效地監督勞動，無法提高成員的勞動積極性，導致蔬菜產量很低。

　　水稻種植對勞動的需求比蔬菜種植少，水稻地塊的情況比蔬菜地塊好一些，但從中仍然可以窺見勞動積極性的問題。筆者第一次去春熙村正值插秧季節。旅游互助組的公田是村里最晚插秧的地塊。所有成員先將自家的田插秧完畢，才開始準備公田的插秧。插秧那一天，旅游互助組成員到達時間不一。有成員采用了“拋秧”的辦法[6]。拋秧比插秧要輕松一點，因為可以一次拋許多秧苗，且不用長時間彎腰。雖然這種技術在一些地區常用，但對土壤有一定要求，且往往需要與其它栽培技術配合使用。春熙村的大部分人家并沒有采用這種技術，因為拋秧讓秧苗扎根土壤不深，生長過程中倒伏的可能性更大。個別成員拋秧說明，成員間勞動投入程度是不同的，而其他成員并沒有對這個做法提出異議。

　　（二）、平均分配與效率

　　旅游互助組的純收入大約70%用于勞務分紅，剩下的作為社區基金和旅館的維修基金。所有成員在每批客人離開后核算當次賬目。勞務分紅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則，成員個人只要參與了對這一批客人的服務，就能夠參與分配。缺席則不能參與當次分配。因為沒有明確分工，無法度量每個人勞動的質和量，也就無法完全做到按勞分配。這樣，采取平均分配是這個合作經濟體最理想的選擇。

　　但是，平均分配卻會影響到旅游互助組合作勞動的效率。比如，制作水果精華要求果汁連續兩天不間斷地熬煮并攪拌以防止粘鍋，因此需要有人守夜。當晚，旅游互助組所有人一起整夜值班，而不是輪流值班。旅游互助組成員解釋，每一班的時間對于體力的消耗是不同的，靠近白天和凌晨的時段比較好一些，深夜的一班則需要早起去加班再回去睡覺，人也難熬一些。因為最后大家的報酬是相同的，誰也不好安排別人去值這一班，于是只好所有人一起守夜。

　　平均分配影響效率的另一個例子是無法合理配置勞動力。旅館平時客人少，有勞動力剩余，節假日客人多時，人手又不夠。一次，某校師生來參訪，旅游互助組要負責70多人的飯食，工作量很大。他們一再叫當時在村調研的筆者幫忙，卻不叫自己家里人來。筆者感到奇怪，當時部分成員有子女在家，沒有上學或者工作。為什么不叫他們卻要叫筆者一個外人來呢?組員  X6就這一問題給了我答案：“你想想，我們8個人，叫了這家的孩子，不給工錢不好;給了，其他人家的孩子沒叫，又不公平。”

　　X6的話說明了旅游互助組對平均分配的堅持。平均分配只能在8個成員中進行，任何成員的家人難以參與其中。這個考慮與模糊分工的邏輯一致，依然是將旅游互助組成員的主觀公平感作為首要考慮因素。這種情況下，旅游互助組成員只能依靠自己和類似筆者這樣的“外人”來完成工作。

　　（三）、困境的來源：土地個體經營與勞動評價標準的缺乏

　　可以看出，模糊分工和平均分配是配套制度。這兩個制度從“人情”出發，目的是避免旅游互助組成員因分工和分配問題彼此“傷感情”。然而，人情是一把雙刃劍：既推動了成員間的長期合作，又給合作帶來了張力，比如犧牲效率換取成員間的凝聚力，有人勞動懈怠時其他成員不會明確指出。

　　比起人情對合作勞動的雙向作用，一些結構性的制度安排作為“社會再生產機制”，是造成公地運營困境的更為隱蔽的因素。改革開放初期，“分田到戶”被公認為是極大提高勞動積極性的重要舉措，春熙村同中國千千萬萬個村莊一樣，在80年代完成了分田到戶的改革。農戶單獨經營、各自為政的生產模式已經維持了將近30年，旅游互助組成員很難再適應集體土地上的合作勞動。

　　首先，旅游互助組的公田是被包圍在一塊塊已經分配給個體農戶并且由個體農戶負責管理的土地中。在旅游互助組成員每家都擁有自己的水田時，要求個人先顧及公田而后再管理私田非常困難。其次，當年集體經濟組織采用的“工分”或“互評互議”這樣的勞動度量和勞動評價機制已經消失，青田和旅游互助組并沒有可靠的度量和評價勞動的標準，無法進行明確分工和按勞分配，也就無法在顧及旅游互助組成員主觀公平感的同時，提供適當的激勵。雖然目前旅游互助組規模較小，模糊分工和完全平均分配的矛盾體現得不明顯，但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在繼續發酵。一旦旅館經營規模擴大，旅游互助組成員逐漸增加，能否維持這樣的合作機制將成為一個問題。

　　六、研究結論與反思

　　青田在春熙村的鄉村旅館項目貫徹了新鄉建的嵌入與合作理念，將當地經濟發展與社區文化保育、生態保護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內部沒有剝削的合作經濟組織。這是“另類發展”的有益探索。

　　然而，該案例也折射出新鄉建在實踐中的張力。在“另類商品化”的實踐中，村民過度關心“商品化”卻忽視了“另類性”。村民們對青田強調的生態價值和文化價值認同不深，甚至為了爭奪新出現的經濟機會而影響了社區凝聚力。在合作勞動上，旅游互助組的模糊分工和平均分配機制一方面照顧了各成員的情感和對公平的感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勞動積極性和效率的損失。

　　上述兩方面的困境有其結構性原因。在中國更深入地卷入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農村地區生產生活的商品化程度加深，農民對現金需求大幅增加，不得不優先關注經濟收益而忽視社會目標，導致“嵌入的困境”。長期的“分田到戶”之后的個體土地經營，使旅游互助組成員往來于合作經濟和個體經濟之間時往往將勞動力優先投入自家的土地，且缺乏細致的勞動核算機制，從而造成公地運營的困境。

　　本文結論補充了現有研究對新鄉建的批判性思考。首先，不同學者對新鄉建的批評各有不同，但不是每個批評都適用于所有案例。本案例中，因青田最初就嚴格挑選了旅游互助組成員，一些學者擔心的大戶壟斷和假合作社現象并未出現。其次，另類商品化的困境表明Hale的結論“新鄉建在經濟上的成功可能需要更深地將農村社區卷入商品化乃至資本主義的過程”有道理。是否有策略可以突破或減輕農民對單一經濟目標的過度聚焦，則需要未來研究關注。第三，部分結構性原因造成的困境有可能通過實踐中的某些操作得以緩解。本案例中，勞動積極性的問題在公田運營上表現得更嚴重，在鄉村旅館運營上則要好一些。未來的實踐或許可以考慮減少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合作勞動，增加服務性合作勞動的比重，以降低農業生產中勞動監督較難對勞動積極性的消極影響。此外，社會主義農村集體勞動時期的某些機制比如工分制、集體評議等，也可能成為當下新鄉建運動中合作經濟實踐的借鑒。

　　作為“另類發展”的新鄉建在現實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社會再生產機制的阻礙，并非易事。實踐者需要既“破”又“立”——不僅要挑戰現有的某些社會結構[7]，還要建立符合“另類發展”原則的新制度。“另類發展實踐路在何方”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是“路在腳下”——相關研究不應只是單純地倡導一種話語權，抑或是直接給予否定;而應該是在對每個實踐作細致的解讀和反思的基礎上，判斷哪些障礙難以觸動，哪些困難可以通過微觀實踐的調整來克服，從而給實踐者提供參考。

　　注釋：

　　[1]參見瑪雅，2008：《新鄉村建設的思考與跋涉——專訪溫鐵軍》，《決策與信息》第04期。

　　[2]比如農夫市集、社區支持農業和消費者合作社等。

　　[3]參見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09/content_7390431.htm和

　　http://www.lifeweek.com.cn/2009/0706/25335.shtml。

　　[4]Hale調查的4個案例中，3個是合作社，1個是種植有機蔬菜并以“社區支持農業”方式銷售的家庭農場。

　　[5]指手工加工農產品并制作成特色食品，比如后文提到的制作某種水果精華。

　　[6]拋秧指將秧苗拋向空中，由其自由掉落在水田中生長的播種方法。

　　[7]比如資本導向的、使人們過度重視經濟效益的機制，忽視勞動者對剩余索取權的利潤分配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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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文章來源：中國農村觀察 2017.6

　　原標題：新鄉村建設運動中的困境：另類商品化與合作勞動——基于華南某鄉村旅館項目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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