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競爭推動分工不斷深化，生產走向社會化，個體化小生產必然要被社會化大生產所淘汰，小農變成無產者。當今時代，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農業生產已經高度社會化，小農家庭經營的生產組織形式沒有消失，但小農戶已經被整合進高度社會化的農業產業分工體系，從屬和依附于大資本，處在半無產化狀態。個體小農分散經營已經不能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通過農民組織化重構食物生產與流通體系，成為必然要求。

　　[關鍵詞] 分工深化;生產社會化;小農家庭經營;半無產化

　　一、引言：審視當代中國小農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視角

　　中國有著悠久的小農經濟傳統，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小農生產方式。1949年之后，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徹底改造了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分田到戶改革，讓中國農業又重新回到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家庭生產模式。經過40年的市場化改革，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分化：一方面，以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迅速發展壯大;另一方面，“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規模家庭農業仍然大量存在，表現出很強的堅韌性。

　　21世紀以來，圍繞我國農業現代化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學術界一直有激烈的爭論。其中，如何對待小農戶是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不少人把美國式大農場當作現代農業的樣板，據此批評我國的小農戶生產經營規模太小、生產效率太低，主張用大農場取代小農戶(馬曉河、崔紅志，2002;姜長云、郭志芳，2014;張紅宇等，2017)。一些學者極力倡導土地的私有化，試圖通過土地私有化實現農業的規模化。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在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條件下，小農戶的大量存在還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溫鐵軍(2013:6)認為，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和小農戶的大量存在，使得近代以來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風險能夠得到轉移，維護了社會的基本穩定。賀雪峰(2015)認為，小農戶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農民家庭通過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模式，以較低的成本完成了勞動力再生產，極大地降低了中國制造業的成本。黃宗智(2012)認為，相對于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農場，大量小農戶的存在可以避免農民的徹底無產化，淪為雇傭工人。此外，還有學者指出，我國擁有悠久的村落傳統，小農戶的存在對于傳承傳統文化、維持村落社區、保護生態環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付會洋、葉敬忠，2017)。

　　當前關于小農問題的爭論，與研究者的立場有關，站在工商業資本的立場，與站在小農戶的立場，顯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同時，不同觀點也與研究者所秉持的理論視角有關。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面對同一事物，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國內學界對有關小農經濟的經典理論流派進行了梳理，將其歸納為實體主義(以俄國民粹主義經濟學家恰亞諾夫(A.V. Chayanov)等人為代表)、形式主義(以發展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等人為代表)和馬克思主義三大理論傳統(黃宗智，1986：1-4;潘璐，2012)。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更加傾向于形式主義的分析，認為小農戶與資本主義企業沒有什么區別，主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優勝劣汰，用大農場來消滅小農戶。黃宗智等學者則更加傾向于實體主義的理論視角，強調農民家庭農場相對于資本主義企業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使得小農戶能夠戰勝資本主義企業，他認為國家應該保護和支持小農戶的發展。在這場關乎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道路和幾億農民前途命運的爭論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處在嚴重的失語狀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推崇私有產權、自由市場機制，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水火不容，自然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土地公有制、計劃生產等政策主張。而親小農派學者則批評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樣，把農民當成了理性經濟人，并且過度迷戀土地規模化經營(黃宗智，2018)。

　　改革開放前，馬克思主義被當作唯一真理，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其他具體學科被當作資產階級學科，剝奪了存在的合法性。這當然是極“左”的行為。然而當今時代，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甚至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這無疑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就當代中國小農問題研究而言，缺少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論作為指導，相關討論很容易陷入兩個誤區：一是認識上的經驗主義，表現為只看到某些表面的現象，看不到現象背后深層次結構性規律，無從把握小規模家庭農業這一生產組織形式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和動力機制;二是政策上的實用主義，著眼于眼前的局部的技術性改良，而不是尋求長遠的根本的結構性調整。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探尋，具有宏大的歷史視野和整體性的分析范式。馬克思主義宏觀的、歷史的、辯證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恰恰可以彌補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不足。

　　總之，今天中國農業的現實狀況，對農業農村發展道路的討論，引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是十分必要的。那么，馬克思主義關于小農問題的理論和方法，能夠帶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今天全世界范圍的小農問題，與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有哪些相同之處，又有哪些不同之處?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如何解釋今天中國億萬小農戶的性質、面臨的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

　　二、馬克思恩格斯論證的小農經濟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與動力機制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小農家庭經營的前途命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非常重要的主題，也是充滿爭議的話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時代，西歐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突飛猛進，資產階級使人口集中在城市，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2012:405)。在英國，資產階級通過暴力手段剝奪農民，使農民與生產資料相分離，成為自由到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自由勞動力以及商品銷售市場。馬克思對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性進行了嚴厲抨擊，指出這個過程充滿了暴力和血腥，是用血與火的文字寫成的，但馬克思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又認為，先進的生產方式淘汰落后的生產方式，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感情為轉移的，分散占有生產資料的個體小農經濟作為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必然要被高度集約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

　　馬克思恩格斯小農經濟理論在過去一百多年引起巨大而持久的爭議，顯示出這一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和復雜性。然而，我們仔細去審視這些爭論卻發現，眾多的批評者主要是抓住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小農經濟研究所得出的若干具體結論，把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辯證的理論體系簡化成為若干公式，如“大生產必然排擠小生產”等等(考茨基，1955:16)，然后用相反的經驗材料來否定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這種抓住個別結論的做法，恰恰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恩格斯早就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恩格斯，1995:681)。為了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小農經濟理論，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體系，厘清他們的核心概念，把握他們論證的內在邏輯。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小農經濟概念特指自給自足的個體化小生產

　　馬克思是從生產方式上來界定小農，其基本特征是自給自足，屬于孤立分散的個體化小生產，與之相對的是建立在分工協作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對于小農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于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馬克思，2012:762)。

　　恩格斯(2012:358)在《法德農民問題》中對小農做了簡明扼要的定義：“我們這里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養活他的家口的限度”。 “家庭是自給自足的，幾乎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莊則更是如此。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經濟，貨幣幾乎根本不需要”。

　　（二）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排斥分工協作和生產的社會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了生產力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一種生產方式取代另一種生產方式，歸根到底在于后者能夠創造更高的生產力。通過專業化分工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生產的發展，這是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共同的命題。

　　古典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1972:5-6)在《國富論》開篇第一句話就指出，“勞動生產力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馬克思繼承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147)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細考察了從15世紀以來，資產主義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這三個歷史階段，把分散的孤立的生產融匯成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功績就是把個體化小生產變成社會化的大生產，把個體化的勞動變成社會化的勞動。正是由于分工與生產社會化，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分工和生產社會化需要建立在生產資料空間集聚基礎之上，以便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進行分工協作，而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卻要把生產限制在狹小的家庭范圍內，這顯然非常不利于分工的深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興起是通過暴力等方式強行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打破了自然經濟的封閉性和狹隘性，從而為分工的深化和生產社會化創造了前提條件。這個過程是非常殘暴的，所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管理上也是專制的。對此，西斯蒙第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情農民的遭遇，反對資本主義，美化農民的小生產。而馬克思恩格斯(1974:1135)則認為，傳統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雖然是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的統一，但這種統一是一種“幼稚的形式”，“不適合于把勞動發展為社會勞動，不適合于提高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批評分散的小生產排斥分工，因此制約生產力的發展。小生產“這種方式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 “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馬克思，2004:872-873)。農業小生產的落后性決定了農民生活的困苦。“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 (馬克思，2004:919)。

　　（三）社會主義農業之所以會取代小農經濟和資本主義農業，在于其更加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

　　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資本主義促進生產社會化的歷史進步性，也揭示了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帶來的嚴重問題，包括資產階級唯利是圖導致對土地資源的掠奪式開發，以及由此導致的生態問題。“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馬克思，2004:552-553)。此外，資本主義體制下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導致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難以克服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變成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失去了其歷史進步性，從而必然要走向滅亡(馬克思，2004:874)。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產者與生產條件必須重新結合，但這種重新結合肯定不是回歸到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是建立起社會主義的體制，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取代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原有的統一的恢復，只有在資本創造的物質基礎上，并且只有通過工人階級和整個社會在這個創造過程中經歷的革命，才有可能實現”(馬克思，1974:1135)。

　　社會主義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與經營方式，是合作社聯合體按照總的計劃組織全國農業生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土地實行國家所有，包括農業在內的一切生產部門將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漸組織起來，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組成聯合體，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馬克思，2012:178)。

　　三、大生產為何沒有消滅小農戶：嵌入社會化分工體系的小農家庭經營

　　過去一百多年，市場經濟體系在全世界擴張，不斷瓦解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拓展著分工的廣度和深度，提高著生產的社會化程度。時至今日，世界范圍的分工深化與生產社會化的程度，較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農業領域也同樣經歷了分工的深化和生產的社會化。一些大型農業跨國公司在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進行專業化分工。然而，生產社會化并沒有導致大農場排擠小農戶，即便在德國、法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農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小規模家庭經營。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出現了一股再小農化的浪潮。

　　對此，我們應該如何解釋?是由于農業的特殊性?抑或是農民家庭經營的特殊性?已有很多研究從這兩個方面進行論證。然而在筆者看來，兩種原因都不具有足夠的解釋力。小規模家庭經營與大型企業同時共存，并不是農業領域特有的現象，在工商業領域也同樣如此。工業領域，資本主義大工業并未完全排擠掉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廠，后者通過專業化生產參與社會化分工，同樣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重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與生產社會化理論，以及重新認識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才是解釋這一問題的關鍵。

　　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生產社會化，是與生產個體化相對立的。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普遍存在著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這種小生產是自給自足的、個體化的，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不需要進行深度的分工協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轉變為社會化占有(即一批人共同使用)，生產過程也從一系列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恩格斯，2012:656)。分工和生產社會化就必然涉及到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社會化生產可以有兩種組織形式：一種是生產資料集中在企業，在企業內部實現專業分工，分工的深化表現為企業規模的擴大;另一種是整個生產過程被分解為不同的環節，由不同的企業來完成，企業之間通過市場建立分工關系，表現為分工網絡的擴大。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時代，生產更多地體現出集中的趨勢。而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資本主義生產組織形式并非線性地走向集中化，而是呈現集中化和分散化并存的趨勢。一方面，資本的集中形成了體量巨大的企業;另一方面，分工越來越細化，完整的生產過程被分解為眾多的專業環節，分別由不同的專業化企業來完成(邱海平，2001)。特別是1970年代以來，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的福特制生產組織形式遭遇挑戰，資本主義生產組織形式從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轉變，專業分包變得更加流行，企業規模呈現小型化趨勢。在大企業的周圍，總是存在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為它提供各種配套產品和服務。這些中小企業并不是傳統的獨立的小作坊，而是深深地卷入到現代產業分工體系當中。

　　工業領域的分工與生產組織形式發展演變的基本趨勢，也同樣體現在農業領域。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曾經認為，由于農業本身的特點，農業的分工是受到限制的。斯密(1972:7-8)本人就曾指出，在工業上，富國比貧國要優越得多，這是因為工業易于實行分工，富國建立了分工復雜的具有強大競爭能力的制造業，而在農業上富國比貧國優越的程度不大，這是由于農業的性質使它不易實行分工。后來的學者進一步分析農業的特殊性，從而導致了農業分工的有限性(羅必良，2008)。工業生產組織主要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工廠，農業生產分工限于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周其仁，1985)。然而近代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成果大規模地應用于農業，農業生產過程被改造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極大地提高了。現代農業的產業鏈條已經大幅延伸，從產前的生產資料準備，到生產過程中的機械操作、技術指導，再到產后的農產品加工、運輸、銷售等等，各個環節都逐漸獨立出來，由不同的專業主體來完成。由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1988年，經濟學家舒爾茨(2001: 22-23)就發現，美國“玉米帶的農民家庭不再生產供家庭消費的雞蛋、牛奶、蔬菜和水果。他們去購買上述物品……農業生產過程的很多投入都是工業生產的。豬的生產被分成培育豬種、繁殖小豬并斷奶，把豬養肥，最后使之成為適合市場的食用豬”。他感慨亞當·斯密低估了農業專業化分工的潛力。正如亨利·伯恩斯坦(2011:142-143)所指出的，在工業資本主義到來之前，農耕在社會和空間的范圍上都是有限的，它存在于相對簡單的社會分工之中，相對自給自足，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勞動分工的專門化，曾經非常普遍的農耕生產和家庭手工業生產的結合被逐漸破壞了，在現代經濟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中，“農業”被整合進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成為現代經濟的一個部門。

　　總之，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隨著市場的擴張，自然經濟解體，自給自足的“小農”逐漸消亡。在這個過程中，小規模的農民家庭經營這一生產組織形式或許仍然得以保留，但已經卷入社會化分工體系，成為大生產中的一個環節，其生產的目的、方式，其運行的內在邏輯、發展演變的動力機制，較傳統的小農經濟已經發生根本改變。

　　四、資本主導的農業分工體系與小農戶的半無產化

　　生產的社會化把不同類型的生產主體都卷入到同一個分工體系當中，小農戶與大資本可以長期共存，并行不悖。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分工和生產社會化會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使產業鏈上所有參與者都能分享受益，達到共贏的效果。他們把小農戶與大資本之間的關系看作是平等的“合作伙伴”關系。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民粹主義理論家，認識到小農家庭農場與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對抗關系。對于小農戶的大量存在，他們樂觀地認為，大資本并不能打敗小農戶，小農可以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性，成為抵抗資本主義的一種力量。小農生產方式代表著一種既不同于資本主義，也不同于社會主義的獨特的生產方式。

　　然而，如果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來分析，就會發現，自由主義經濟學所謂的“合作伙伴”的解讀，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遮蔽，有意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合理化，這正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雇傭關系看作是平等契約精神的體現。而民粹主義經濟學家關于小農堅韌性的信念，則是一種基于表象的盲目樂觀。小農戶與大資本共存在同一個產業分工體系當中，雙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雙方的實力相差懸殊。小農戶雖然可能掌握著一部分生產資料，但小農戶已經不可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整個生產經營過程。農業產業鏈條中，產前的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產中的農業技術指導、產后的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環節，都高度依賴各種類型的資本主體。現代農業產業鏈中，這些產前和產后環節變得越來越重要，具有更高的利潤空間，這些環節無一例外地被資本掌控，并且形成很高的壟斷程度，資本主體憑借壟斷地位剝削小農戶。

　　（一）資本主體依靠市場壟斷剝削小農戶

　　包產到戶改革不久，農民就遭遇到千變萬化的大市場與千家萬戶的小生產之間的矛盾。針對這一矛盾，1990年代初，山東等地的農民率先探索農戶與農業企業結成長期穩定的契約關系，建立利益共同體。這就是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最基本的形式是“公司+農戶”，農業企業與農戶通過簽訂購銷合同，規定雙方在農產品生產、銷售、服務以及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等方面的權利和義務，形成的農業企業和分散農戶的產業鏈縱向合作關系。這種組織模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訂單農業”。

　　農業產業化模式一出現就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和支持。學者們希望農業產業化一方面要把“千家萬戶”和“廣闊市場”兩者結合起來，提高生產和消費的組織化程度，最大限度消除不確定性，規避市場風險，另一方面要擴展農業產業鏈條，使農民能夠獲得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利潤，增加農民收入(李炳坤、張定龍，1999)。一些學者稱贊農業產業化是包產到戶改革之后的又一偉大創舉，是一場“真正的農村產業革命”(牛若峰，1998)。

　　農業產業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政府官員看來，農業龍頭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也能夠產生更多的正外部性，示范和帶動農民進入市場。1990年代，黨和政府大力宣傳“扶持農業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的理念，利用公共資源扶持農業龍頭企業。21世紀以來，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有大量的政策來直接扶持農業龍頭企業。

　　然而，從過去二十多年的實踐來看，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模式并沒有改善小農戶的處境。“公司+農戶”模式中，公司和農戶各自保持了形式上的相對獨立性，是一種合作關系，但由于雙方實力差距懸殊，地位很不平等，在利潤分配和風險分擔方面，農業企業占據絕對性的支配地位，農戶承擔了更多的風險，卻只能獲得有限的利潤，而公司得以轉嫁風險，同時獲得高額利潤。這是形式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

　　習近平(2001: 89-90)在《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一書中，以福建的案例來說明，市場中產加銷各環節及不同市場主體利益分配不合理，龍頭企業和農戶之間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市場利益主要讓“龍頭”公司拿去，處于“龍身”的廣大農戶獲得不多。武廣漢(2012)的研究指出，從“中間商+農戶”到“公司+農戶”，再到“公司+基地+農戶”，資本與農民的關系一步步從流通領域的市場關系，過渡到生產領域的準雇傭關系，而公司是否選擇直接介入生產領域，取決于其對產品的生產技術和質量是否有更高的要求，或取決于是否需要穩定的原料供應，總之，主動性完全掌握在公司手中。

　　如果說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生產組織形式，農戶對公司的依附性表現得比較明顯，那么，在高度市場化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小農戶對大資本的依附性就比較隱蔽，因為小農戶與大資本并沒有隸屬關系，形式上表現出更強的獨立自主性，但事實上，大大小小的資本主體仍然利用市場上的優勢地位，獲得更多的經濟回報，而把成本和風險轉嫁給小農戶。

　　（二）資本主體依靠技術壟斷剝削小農戶

　　對農業技術的壟斷也是資本主體擠占農戶經濟利益的重要途徑。在筆者調研的河北省冀村，大棚蔬菜產業非常發達，鼎盛時期，全村幾乎有一半的農戶經營蔬菜大棚。大棚蔬菜種植是一項技術要求很高的產業，農民并不懂得生產技術，不懂如何科學地使用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政府也沒有提供公共技術服務，于是，當地的農資經營店就成為技術推廣站。經營農資店的老板既是農資推銷員，也是技術服務員。一家農資店為了招攬顧客，開通了網絡遠程診斷業務，甚至利用網絡，與農科院所的專家進行連線，請專家通過視頻進行遠程診斷，為植物看病。診斷是免費的，費用出在農資銷售中。結果就像公立醫院的市場化改革造成以藥養醫，農業科技服務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同樣造成以藥(農藥)養技(技術人員)的問題。農資店經營者抓住農民對技術的需求，開大藥方，對此，農民其實心里也有數，但農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接受。并且，農民從農資店購買農資，可以賒賬(賒賬的價格比現金交易要高一些)，等到收獲之后再統一歸還欠賬，農資店還承擔了金融借貸的功能，而這也是農民非常需要的服務，這讓農民對農資店形成很強的依附關系。農資店老板不是向農民推薦的往往不是最合適的產品，而是利潤最大的產品。例如，農資店主要經營復合肥，而不是尿素、碳銨等大路貨肥料，因為后者的種類單一，競爭充分，價格比較透明，而前者有許許多多的品牌，雖然成分雷同，農民根本分不清哪種品牌值多少錢，農資店老板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賺取更多利潤。農業科技的過度市場化直接導致了農藥、化肥、激素的亂用和濫用，也增加了農民的生產成本(張慧鵬，2016)。

　　有研究表明，盡管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生產者的補貼力度，但由于農資生產和進口企業具有壟斷地位，占有農產品提價收益的一半以上，是農產品提價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其受益程度超過了農民(彭代彥等，2013)。一般來說，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同時，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總是同樣上漲，農民的收益被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抵消了。有時候，農資價格上漲速度超過農產品價格上漲速度，導致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絕對值下降。

　　總之，在高度社會化的生產體系中，小農戶的地位類似于工業產業鏈上的產品加工車間。在產業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資本主體，按照實際需要，靈活地采取兼并(橫向一體化)或分包(縱向一體化)的策略，來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規避各種風險。資本主體正是通過這些方式，將小農納入或并入自己的市場結構和積累動力之中(伯恩斯坦，2011:142-143)。這種間接控制小農戶的方式更加有利于資本的利益。小農戶雖然形式上是獨立自主的，但實際上已經喪失了主體性，從屬和依附于資本，成為龐大的食品帝國中的一個小零件。

　　五、結束語

　　馬克思恩格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指出，生產的社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生產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趨勢。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現代社會，個體小生產者分散占有生產資料，還可以自給自足，保持獨立自主狀態。但在現代社會，市場的擴張已經瓦解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和生活都已經高度社會化，個體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已經不能給生產者以真正的自由(恩格斯，2012:312)。我們可以對小農戶的處境表示同情，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小農生產方式本身的局限性，認識到個體小農戶始終無法對抗大資本。小農戶的命運，要么是被大資本以各種形式(包括但不僅僅是直接的雇傭勞動關系)整合進資本積累的結構當中，要么是以合作的方式組織起來參與社會化大生產。

　　當前國內一些大中城市中，一些進步人士和社會公益組織，出于對小農戶的同情，對資本的厭惡，以及對自身食品安全的關注等原因，積極探索社區支持農業、農夫市集、巢狀市場、公平貿易店等另類的農業發展模式。這些探索形式多樣，但核心做法是在小農戶與城市消費者群體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繞開主流市場，從而擺脫資本的控制和盤剝。這場由城市中產階級發起的針對高度資本化的食物生產與流通體系的替代性社會運動，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公益組織為此付出了大量的組織成本，這使得這一模式的可持續性、可推廣性存在一定的疑問。而且，單靠社會公益組織的力量，只能在主流市場體系的縫隙開辟一些另類空間，難以從根本上撼動主流市場體系。

　　在重構農業產業分工體系方面，東亞地區的經驗或許可以借鑒。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同樣是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結構，同樣具有深厚的小農經濟傳統，他們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并不是通過大資本排斥小農戶，而是通過農協、農會等組織，把小農戶組織起來，為小農戶提供產供銷全方位服務，使小農戶能夠分享整個產業鏈的增值收益。農會發揮著組織農民的功能，也承擔著組織成本。農會之所以能夠提供公益性服務，在于它實際上是半官方的組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別是政府特許農會開展金融業務，以金融業務的利潤來彌補公益性服務的成本，使之可以可持續地發展。

　　事實上，1949年以來，黨的幾代領導人都深刻地認識到個體小農生產方式不能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要求，不能支撐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從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到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都是探索農民組織化的有效實現形式。習近平同志也一直高度關注小農戶的組織化問題。早在2001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一書中，習近平(2001:204-205)就指出，我國農民家庭經營存在經營規模小、生產粗放、競爭力弱等問題，如果硬將農民推向市場，讓農民個人去自生自滅，只能讓許多農民“嗆水淹死”，而發達國家農村市場化的經驗表明，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使農民盡快安全、順利地進入國內外市場，并能夠有效地降低進入市場的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市場占有率，因此，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他在浙江主政期間推動的“三位一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改革，在擔任總書記之后推動全國供銷系統改革，都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推動農民組織起來的重要探索。

　　總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業已經高度市場化、社會化、資本化，個體小農分散經營已經不能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要求，農民的再組織化成為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新時代小農戶的再組織化可以有多種形式，這需要包括農民自己在內的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探索，也需要國家的制度性支持。

　　原    文|張慧鵬，2019，《現代農業分工體系與小農戶的半無產化：馬克思主義小農經濟理論再認識》，《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作者簡介|張慧鵬，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華南農村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郵編：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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