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村是高橋鎮的白菜心。”
任何一個剛來到正心的人，大概都能從創始人口中聽到這句話。
聽說，唐家村人酷愛讀書，以前出過不少秀才，建國后也有很多人通過讀書考取功名。這是一個文化氛圍很濃的村落，又位于群山之間的壩地，水源充足，地勢平坦，從地理環境上，就比別的村子優越了不少，因而經濟水平也拔尖。
唐家村隸屬于武定縣高橋鎮，武定縣是楚雄州距離昆明最近的一個縣，從武定到昆明的大巴只要一個小時，從武定縣到楚雄州，就算全程走高速，也要兩個半小時才能到。這樣的地緣優勢，使它的發展更多地依附于昆明而不是楚雄。
從武定縣城乘坐農村公交一路朝西北偏西方向，繞山而行，一個半小時之后便可抵達高橋鎮上，再從高橋鎮叫一輛面包車，二十分鐘，30元，直達唐家村的武定縣正心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如果你自己開車，那么從武定縣城沿著高速公路奔馳，到唐家附近的貓街收費站只要二十分鐘，到最終到目的地正心只要四十分鐘。
但武定縣仍然是烏蒙山片區國家十三個貧困縣之一。
為什么他們不愛讀書？
翻修老屋，搭建活動中心時，第一個建起來的就是圖書室。特意將廢棄的床板做成書架，從天南海北募捐而來的圖書被細致的分類之后，一一上架，希望為邊遠農村的孩子創造一個知識的空間，為他們的想象力提供一種文字的可能。
但極少有小孩子持久地借書讀書。比起枯燥的文字，他們總能找到更有樂趣的事，他們愿意去體育器材室，拿起羽毛球拍與同伴來個一兩回合，也愿意趴在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旁邊，偷偷地瞧他們玩手機，甚至只是蹲在院子里曬太陽，在他們看來，都比手捧一本書讀要有趣。
那些偶爾進來圖書室要借書的，大部分是時尚雜志、漫畫書，女孩子從時尚雜志嗅聞美麗香氣，男孩子在漫畫書上尋找刺激享受，寓意深刻、人文性極強的經典名著，無人問津，落了一層又一層的灰，唯有每次大型考察團來臨，需要大掃除的時候，這些書才會被光顧、被清掃、被感嘆，然后再一次歸于寂寞。
這并不是唐家村孩子的特例，那些到機構來參與畢業實習的大學生，問起他們愛讀什么書時，眼里充滿著茫然與空白。他們熱衷于打游戲、連續劇、刷抖音和淘寶，我總是能聽到樂此不疲地殺伐討論：“死了死了”，“再來一局”，我們似乎在同一個世界，又似乎永不相連。
為什么他們不愛讀書呢?
留守困境+互聯網時代
唐家村原本有120 多戶500 多人，目前長期在家的不足100 人，大多是孩子及其爺爺奶奶，外出的青壯年過年時才回鄉。村莊日漸凋敝，唐家村正中間的是唐家小學，念到四年級就要轉到鎮上的高橋鎮中心小學就讀。學校承擔嚴格的升學壓力。農村撤點并校帶來的學生人數激增，同時師資數量并沒有相應提升的不對等現狀，也導致老師們并沒有足夠的精力來拓展課堂以外的教育。
農村因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困境又改變了家庭教育的生態，大部分農村兒童并沒有清晰具體的學習規劃，隔代撫養能夠提供的只是基本的飲食溫飽和日常照顧，常來中心的小朋友從爺爺奶奶那里聽到最多的就是“回家吃飯啦”、“該做作業啦”這樣的督促性話語，而僅僅依賴中心志愿者的功課輔導又力道不夠。
另一方面，互聯網的便捷為兒童的成長帶來了太多的誘惑。外出打工的父母為了方便與兒童聯系都會為孩子提供智能手機，手機里有游戲可以消磨整日時光，聊天軟件也能夠方便與不在身邊的同學好友溝通，無數的獵奇視頻填充著閑暇，有太多的理由可以離開書本去別的事物上追尋快餐式樂趣。
與此同時，社會對讀書的期待和認識在歷史中發生改變。從鄉村進入城市的道路借由打工潮逐步拓寬，農村的孩子可以很容易逃離“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寒門再難出貴子》、《我奮斗了十八年只為了與你一起喝咖啡》類型文章的爆火，文化資本的懸殊導致貧寒家庭“輸在起跑線上”，一個貧寒家庭投入大量金錢去栽培一個孩子讀書，最后他畢業可能連工作都找不到。
在當下這個以經濟價值作為最大衡量標準的社會，金錢回報與學歷的不對等，使得“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卻忽略了公共教育與生產力培育之間的巨大鴻溝。“尖子生”在現實社會中的摸爬滾打捉襟見肘，缺乏適應技能，無一不在強化這種對讀書一事的污名。
另一個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階級流動的大門正在慢慢緊閉，越來越少的人能夠通過讀書這一扇窄門走進另一個想象的世界。教育本身，正成為階級固化的強大保障。
工農子女長大后，只能打工？
這是結構性的形塑。也是歷史性的創傷。
著名人類學家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子弟如何子承父業》一書的前言中寫道：“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能繼續從事中產階級的工作，難點在于解釋別人為什么成全他們。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的工作，難點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
威利斯研究的是19世紀的英國工人階級，他們崇尚反學校，熱衷于男子氣概，認為那些循規蹈矩的乖男生是娘娘腔，文憑是沒用的。悖論卻一直在這里，如果工人階級主動擁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好好學習，或許能擺脫命運的安排，順利上升為中產;反而是他們對于這種意識形態的反抗，使他們走向了自我詛咒的道路，最終完成了自身階級身份的再生產。
2016年保羅·威利斯來到中國，接受澎湃記者采訪時曾說到：我認為工人階級處于一個矇昧的位置，他們一方面受到資本力量的控制和壓迫;另一方面，工人階級也很容易被消費主義等資本主義文化所蠱惑;而且，他們的那種符號式的反抗反而再生產了自身和資本文化。
雖然這樣說，我仍堅信，工人和工人子弟的基于體力勞動和工人社區生活的體驗性知識構成了形成工人文化的物質基礎。問題在于，西方的工人階級由于各種原因沒有把自己與理論化的知識和教育資源連接在一起。
讀書能改變命運嗎？
如何擺脫這種強大的自身階級身份的再生產宿命呢?對于一個出身于貧寒家庭的兒童來說，再也沒有比讀書更輕松和便捷的道路了。
這總是讓我想起我自己的成長軌跡：一個出生于東部沿海地區蘇北農村的小女孩，一路披荊斬棘就讀重點學校，在所謂的“強化班”里獨樹一幟，沒有變成一個考試機器，卻又能游走在考學的邊緣追尋自我。
就算走到了即得利益的群體里，也從來沒有被脅迫著被鼓動著去走那樣一條光鮮亮麗的資本積累路線，而是始終站在主體性的位置去思考、去行動、去努力。
我是如何逃離應試教育的規訓，又逃離自身工人階級再復制的宿命的呢?
唯一可以找到的理由是對讀書的真正熱愛。
我不能忘記的，是那種對知識的渴求，那種渴望理解更多的生猛欲望：剛邁進學堂。一個孩童初見知識暴發出吸血鬼般的饑渴，任何寫有字的紙張都猶如被施了魔法一般閃閃發光。哥哥借回家的小畫書一個一個字猜著意思地讀。我將教科書的內容從第一個字背到最后一個字，將小畫書在作業本上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張口就來。
那個時候，沒有一樣東西比一間圖書室更令人向往。這種被上了發條的熱情一直沒有消退，它激勵著我走過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就算畢業之后，我也從來沒有發現這個世界上有比讀書與寫作更令人興奮的事情。
讀書這件事，就像是滾雪球，它從來沒有目標明確的要將你帶向哪里。可是它給了你另一種眼光，一種別人永遠沒有辦法剝奪的眼光，而且這眼光將隨著書本與知識的積累變得越來越純粹、越來越深刻。
真有命運這回事嗎?
當我們抵抗所謂命運的唯一攀爬路線，拒絕被塑造的同時，又何不是將自己掉落進另一個命運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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