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重慶丨圖片來源: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在少數扶貧項目中,貧困小農戶僅作為廉價的勞動力而非發展的主體參與其中,貧困戶其實只是在出賣勞動力而并非在提升經濟發展能力。如此扶貧,小農戶不但沒有富起來,反而越來越貧。
吳重慶簡介: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任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民間宗教、華南鄉村社會變遷、底層社會、社會主義新傳統。
作者丨楊亦靜
轉載編輯丨Molubie
后臺編輯丨海婁
3月30日-31日,由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食通社主辦,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協辦的“小農戶的市場對接:新機制、新實踐、新理論”研討會在京舉辦。會上,中山大學的吳重慶教授提出,一些小農戶在扶貧項目中,不僅沒有被“賦能”,反而因為項目的發展而變得喪失了生產和銷售能力,轉變這個情況,需要小農戶成為發展主體實現“再組織化”。
辣椒扶貧夭折 農戶種回土豆玉米
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現有2.3億小農戶,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國情。
隨著國家的扶貧政策的推進和鄉村振興力度的加大,大量小農戶正充分被“賦能”,但在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重慶看來,事實卻并非全是如此。
西南地區某縣是當地的特困地區,吳重慶在此地調研時發現,當地曾把種植辣椒作為扶貧的途徑之一進行推廣,當時辣椒價格高,的確一時提高了農民收入,不過當地農民如今又自主選擇重新種回土豆和玉米了。
吳重慶分析說,辣椒的種植嚴重影響當地其他產業的發展,“在耕地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因為種植辣椒,大批擠占了種植土豆和玉米的面積,導致農戶余糧不足,難以繼續飼養牲畜。”由于當地人在婚喪嫁娶和人情往來中對雞鴨牛羊的需求量很大,日常也需要食用肉類,在沒有足夠牲畜的情況下,村里人還需要額外花錢購買肉類,因此種辣椒不但沒能使當地人增加收入,反而帶來了許多麻煩,最終農民放棄了辣椒扶貧的模式,回到了傳統的生計模式。
有些大項目導致小農戶“去能”
吳重慶表示,貧困小農戶正在因為所謂的“能力問題”而受到排斥,越來越不被作為發展主體,扶貧產業發展有時會出現與小農戶需求“脫軌”的狀況。
一般來講,各地農民都會根據日常生活的需要、傳統習慣、氣候條件等因素,在有限的耕地上進行多品種、小規模的農產品種植。這種耕作傳統被當做是低效的、阻礙增收的,取而代之的是,部分涉農部門都只關心大項目,把一些重要資源投向龍頭企業,出現扶大不扶小、扶強不扶弱的現象。
吳重慶指出,在大的扶貧項目中,貧困小農戶經常是作為被企業帶動的客體存在,他們參與的扶貧項目,往往架空于當地的傳統飲食需求,小農戶不得不發展自身陌生的“大產業”,導致他們面臨“去能”的狀態,“公司往往選擇那些適宜在當地種植但又不為當地市場接受、或者不屬于當地人群飲食習慣范圍內的外來農產品或者中草藥,這樣,可以有效防范小農戶的自主銷售。”
在這樣的情況下,小農戶愈發依靠公司的市場渠道和銷售能力,小農戶既沒有種植經驗也不知道銷往何處。吳重慶認為,這樣的模式不僅導致開發扶貧的“造血”功能被大打折扣,還導致貧困小農戶因無法“賦能”,貧困地區的社會分化加劇,社會生態更加脆弱。
小農戶脫貧需“再組織化”
“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關鍵在于,將開發扶貧的模式從公司帶動的產業化扶貧扭轉到組織貧困戶、發動貧困戶、依靠貧困戶,讓貧困戶成為產業發展的主體。”吳重慶認為,在貧困村發展新產業的過程中,政府和組織應該認識到小農戶發展的困境,讓扶貧的主角真正成為小農戶。
吳重慶建議,政府應該以手中掌握大量資源為契機,既致力于提高小農戶的物質生活水平,也激活小農戶的主體性,以扶貧工作以及鄉村振興作為杠桿,通過對小農戶的發動組織,推動鄉村的社會建設,“小農戶的再組織化是政府在扶貧以及鄉村振興中最大宗、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供給。”
同時,他提議在貧困村中成立合作社,由駐村的扶貧干部充當首任社長,并慢慢從貧困戶中培養接班人。此外,扶貧資金應更多地投向促進小農戶之間農業生產合作上,比如給小農戶免費提供種子、化肥、農技服務、優質農產品認證服務等,真正將貧困小農戶組織動員起來,激活小農戶的主體性,推動鄉村小農戶發展。
文章來源:新京報 2019-04-02
原標題丨吳重慶:部分扶貧項目沒“賦能”反導致小農戶“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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