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韓丁先生再一次來到中國，他在張莊指導村民推廣農業機械化，使張莊的勞動效率大幅度提高。然而，1981年杜潤生起草了中央1號文件，全國推廣包產到戶制度，機械化程度高的張莊自然首當其沖。當時韓丁與杜潤生就不同的農業發展方向展開對話。近四十年過去了，當年農業改革的弊病已經有目共睹，農村的命運日益成為大家關心的問題。

　　3月17日，激流網有幸請來了陽和平老師和徐海亮老師和大家一起探討三農相關問題。陽老師就近40年前韓丁與杜潤生的辯論來分析當今中國在貿易戰下的農業危機，徐老師結合自己翻譯韓丁著作的經歷進行了點評。

　　講座于下午2:30準時開始，有近30人來到現場，現場氣氛熱烈。主持人開場后，陽和平老師先進行今天話題的主講。他將從以下三個方面闡述觀點，“爭論的回顧”“貿易戰的現實”和“沒有出路的農業危機”。

陽和平老師

　　爭論的回顧

　　70年代末，韓丁(陽和平的舅舅)來到山西張莊——當年土改時來訪的地方，幫助當地搞了一套土洋結合的機械化設施。在此，陽老師再次強調知識與智慧是不同的，雖然老百姓缺乏些知識，但是他們蘊含著豐富的智慧。張莊的村書記王金紅就是一個一點就通的人。在韓丁的幫助下，張莊不僅設計了耕種、播種機器，還使灌溉、烘干也實現了機械化，使張莊在80年成為了山西的農業機械化的模范。當時張莊有約300人的勞動力，只需要10來個人就可以管理全村的土地，剩余的人就投身于副業中。本要全國推廣的張莊模式由于那個特殊的時期夭折了。

　　正所謂人怕出名豬怕壯。81年1號文件推廣包產到戶后，作為典型的張莊是必然要被強制改革的。在此背景下，韓丁和杜潤生展開了爭論。韓丁不支持一刀切的政策，認為張莊有張莊的情況，然而杜潤生說“你有一個張莊，我得考慮整個農村。”“中國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發救濟糧，甚至餓死人?”并且杜潤生說韓丁在美國也有自己的農場，也搞責任制。他用這種不考慮實際情況的、片面的邏輯套到中國，來支撐他的責任制改革。

　　韓丁幫助村民設計的機械，由于集體化被毀后，機具沒了用處只能當廢鐵賣。韓丁在《大逆轉》中悲痛地寫道，1983年的夏天，他乘飛機從北京到上海的高空第一次看到了“責任制”給廣闊的華北平原帶來的令人吃驚的變化。從前，在村落和連接它們的道路間，有著整齊的方形的長方形的土地，而現在，細碎的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排成零散雜亂的圖形，蔓延上千公里。這不是土改前的所謂的“郵票一樣小塊”的土地，是比那更細小的帶子一樣的，面條一樣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樣狹窄，以至于馬車經過時，一個輪子在這個人的土里，另一個輪子就壓倒了另一個人的土里。

　　陽老師看來，這種分田單干是無法進行機械化生產的。在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環境下，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究竟能激發多少生產潛力?接下來，陽老師以數據進行分析。

　　包產當戶在當時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偉大創舉”，“養活了億萬農民”。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小農經濟，包產到戶何以稱作是創舉?在當時，輿論宣傳說是調動了農民地積極性，農業產量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

　　這是1949-2008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的線形圖，遮住年份后，我們無法輕易得出哪個時間段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的開始，糧食產量大致以線性增長的，很難明顯看出農民積極性的作用。相反，我們可以看出化肥對整個走勢的促進作用和自然氣候對它的波動作用。當然它的波動還有其他因素。

　　通過這張圖，我們看到1978年之前的糧價基本是不變的，1978-1980年的糧食價格分別上漲了20%、10%和5%，而糧食產量的上漲與之幾乎同步。很明顯，糧食價格對農民積極性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不能說是包產到戶的功勞。此圖中化肥的大量使用對糧食增長的促進作用可以說是十分明顯的。此外，還有個有趣的現象，改革開放初期做了些政策的調整。毛澤東時代是出口大米進口小麥，因為國際上一斤大米可以換兩斤小麥，但是數量不多。在改革開始，政府大量進口小麥供給城鎮人口。這一做法一是擔心城市糧食不夠，二是造成了糧食充足，農民糧食賣不出去的現象。綜上，我們無法看出改革開放對中國農業生產突飛猛進的促進作用。

　　貿易戰的現實

　　40年后的今天，在貿易戰的背景下，我們發現中國農業處于一個危機的狀態。陽老師先問大家，一個國家能不能只出口不進口?它將會出現什么現象?如果是金本位國家，那將會換回大量的黃金，導致該國通貨膨脹，進而商品價格上漲，出口受阻;如果是美元體系的，那將會買入大量美元債務。中國持有大量美債，對國內通脹有很大壓力，至今沒有人想出如何消化這些債務。因此就要用出口換來的美債買國外的商品。然而國外商品必定會擠壓國內市場，那就必須要買國內不能生產的商品，可國內沒有的國外還不賣，比如核心技術。因此只出口不進口是不可行的。中國總體上出口是具有競爭力的，進口是沒有競爭力的。

　　這次貿易戰我們就能看到，川普一再提高關稅，并揚言提高至25%，使中國在幾輪博弈中敗下陣來。川普的妥協是在高關稅基礎上不提高到25%，中國的妥協則是承諾進口大量美國農產品，這必然要犧牲中國農民的利益。

　　沒有出路的危機

　　為什么中國的農業沒有競爭力?陽和平老師從“自然條件”、“技術條件”和“制度條件”三個方面來談。

　　自然條件上，中國有華北平原、東北平原、四川盆地、八百里秦川等大平原地帶，雖說中國山多，但山與山之間還是有大塊平原的。除東北外，平原的布局和中國的人口密度基本一致，而東北平原面積大，且人口密度小，是中國機械化最高的地方，這也是毛澤東時代建設兵團留下的基礎。可以看到，中國的自然條件整體上雖說不如美國、澳大利亞，但也有很多大平原，不是都像南方山地一樣，是有適合搞大規模農業的。

　　從數據來看，中國農業勞動力占比要遠高于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人均耕地面積也比較小。中國糧食作物的單位成本要遠高于美國和歐盟，通過成本的結構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主要由于勞動力成本高。雖然中國的人力價格遠遠不如美國，但是由于機械化程度低，人力成本反而遠遠高于美國。

　　為什么中國的機械化程度低?陽老師認為，單干斷絕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可能性。

　　均田單干的小農經濟規模非常小，一家一戶僅有足以溫飽的生產資料，大量的勞動力閑置不得已外出打工。隨著中國融入國際市場，國外農產品涌入與國內農產品競爭，農業上無錢可賺，迫使農業勞動力進城。很多農村勞動力是農忙自己種地，農閑外出打工，很明顯的現象是春季和秋季農民工大量回鄉，當然年輕人除外;而現在不單是年輕人，連老年人都外出打工，由于種地不劃算，越來越多地土地也就荒廢了。

　　眾所周知，農業的根本出路是機械化，但機械化的必要條件是土地集中，沒有大規模的土地，機械化的優越性難以實現。土地集中無外乎有兩個方案，要么是集體化，要么是大資本吞并小資本，例如美國小農破產，廉價土地被其他資本收購。中國的三農專家普遍地反對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同時也反對資本下鄉，大資本吞并小資本，他們對小農經濟充滿同情，竭力保護。

　　根據網上的數據和調查，糧食作物的土地流轉費用每畝在500元以上。而要想顯示出機械化的優越性，必須有近千畝的土地。中國目前利用南北跨度大的自然地理特點，由南向北使用聯合收割機，提高了收割和播種的機器利用率。但其他的農機具必須要規模的經營才行，這就造成了近千畝的土地需要50萬的租金。而每畝的收入根據網上的數據，小麥，玉米每畝收入約為1000元左右，其中一半還要支付租金。因此大農業單干戶的利潤幾乎全部被一個個小“地主”的級差地租吸干，高效的農業生產者回到了土改前耕者無其田的困境，而這一困境的所有弊病全部卷土而來。例如，土地改良的收益歸誰?水利設施如何建設和利用?因此大規模的承包者的盈利很受價格的影響，糧食價格高還會有盈利，糧食價格降低盈利全部都沒了。能夠看出，一個真正的現代化農業有著沉重的制度負擔。

　　土地流轉的實質是把原有的單干戶從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變為一個個具有寄生性的小“地主”。雖然不好聽，但本質上就是不勞而獲。除非大量的棄耕棄農現象把土地流轉的租金大大降低，否則，土地流轉的成本太高，在主糧上土地的集中是無法由此實現的。當然經濟作物的主要成本不在于土地，而在于大棚等相關設施，因此流轉的成本問題不嚴重。

　　很多農民工不會輕易地放棄自己的那小塊土地，他們把土地當做“失業保險”和“養老金”。2008年的經濟危機，這些農民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土地是一個蓄水池，工業有需要農民工則進城，如果失業他們就回到土地，不至于餓死。這樣就有一個問題，農民工的失業保險和養老金到底應該由工業部門承擔還是農業部門承擔?工業資本犧牲農業資本，把本應由工業資本承擔的失業保險和養老金轉嫁給了大農業的單干戶。這就是制度安排。如果把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解決，那他們還會死守著這塊土地嗎?當然不會，因為土地于他們來說已沒有用處。然而，城市是不會提供這份保障的，這就是制度的死結。

　　農民工抓住土地這根救命稻草，作為自己的“失業保險”和“養老金”，而這也是中國工業勞動力成本遠比西方國家低的原因。很多人說原因是中國的人口紅利，但是中國人口紅利哪里比得上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中國與這些國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土地革命，農民擁有土地。擁有土地的農民養兒育女的成本非常低，他們可以進城拿最低工資，而且過的相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還算體面。而像印度孟買金融區的旁邊就是個最大的貧民窟，因為工人拿著最低工資，一家老小都要在城市生存，他們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我們的三農專家很希望中國走日本、歐盟或臺灣的農會道路，保護小農經濟。比如日本、歐盟和美國關于農業補貼也經常爭執不下。很多人說美國和中國都對農民進行補貼，但是補貼和補貼是不一樣的。美國的補貼是鼓勵農民不生產，擔心生產過剩，保持一個最低價。如果生產過剩，政府則會大量買入。由于美國糧食成本特別低，通過“援助世界”，進而打擊他國農業市場。比如美國把糧食傾銷到墨西哥，迅速使墨西哥的農業破產，墨西哥農民就來到兩國邊境，為美國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這種補貼的結果使農場的面積越來越大。中國則反過來，與日本、歐盟性質都一樣，都是鼓勵農民生產。一個是保護生產力十分強大的農業，使其不至于生產過剩造成更低價格;一個是抵御國際市場的進入。

　　中國的農業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只會一步步地萎縮。越來越多的農戶用腳投票，走向棄耕棄農的不歸之路。我們都知道官方有所謂的18億耕地紅線，但保留耕地沒人耕種沒有用，終將會名存實亡。中國人喜歡強調“主糧安全”，但是主糧安全就會像能源安全一樣，走持劍經商的道路，比如建造航母保證中國可以從巴西運輸糧食。因為國內糧食是無法自給的，一定要靠國外進口。

　　陽老師認為，中國農業集體化的道路似乎已經被斷絕。要達到現代農業的機械化水平，一個村也就一兩家農戶，但是這種美國式的農業目前是很難想象的。相反，毛澤東時代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業，為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在一個公社(鄉或者縣級別)里，農機具的生產、工業的生產可以進行調整，這為農業機械化提供可能。陽老師還提到現在河北晉州的周家莊，是目前我國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相比于南街村等村集體，這是一個少有的集體經濟的鄉鎮。雖然毛澤東時代村村可以是大寨，但是目前中國不能村村都是南街村。南街村的勞動力90%是外來的，因此南街村生存的條件是絕大部分農村不是南街村。那周家莊的模式能否在全國普及?

　　最后，陽老師提出了自己的一個困惑。杜潤生他們為什么一定要搞包產到戶，除了世界觀的因素外，對他們還有什么好處?對于退回小農經濟的弊端，他們是真糊涂還是裝糊涂?

　　陽老師精彩的解讀讓大家獲益匪淺。講解結束后，在場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

　　接下來徐海亮老師向大家詳細地介紹了自己與《深翻》結緣的過程。

　　2006年6月徐老師去香港城市大學參加文革40年的一個研討會，該會議同時也是海外韓丁朋友們的一次紀念他的活動。在這次會議上徐老師結識了張莊大隊的書記王金紅，了解到了《深翻》一書已經出版的消息。

　　徐海亮老師

　　徐老師后來開始讀《深翻》、讀了王書記主持編印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韓丁》畫冊，慢慢明白，有一位我們至今尚不認識的，生活到了21世紀的“白求恩同志”，有一位我們至今并不知曉的外籍的文革研究家……

　　徐老師隨后講到：今天我們手上的《深翻》，一開始就交代了時間地點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長治農村的“批陳整風”運動中。說實話，當時參加整黨運動的基層干部，并不知道這個運動的最上層是在批判中央第四號領導的陳伯達，當然更不知道后面還會有什么。長治當時的運動，是在批判一些農村基層干部。從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顧了文革前的歷史：合作化、大躍進、反右傾、四清運動，這些回顧與交代是必須的，因為韓丁重返張莊，他要采訪和記錄他1948年離開后，這個村莊的所有變化，這也是周恩來總理請他回來的初衷;況且，我們清楚：不明白我們的農村和城市的這一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全過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發生文革。到第六部分末尾，韓丁已經把我們帶進了長治農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張莊和長治，乃至山西的文革過程。有意思的是，韓丁幾乎是用一個小小的基層農村的典型，用普通農民和基層干部的實際生活、話語、心態，描繪了一幅浩繁、漫長的歷史畫卷。這幾部，我以為是該書最傳神的部分，它們牽動和觸及了革命戰爭、土改到文革的全部歷史，濃縮表現了一個地區和村莊的歷史文化積淀，集中地表達了作者對于農村社會主義歷史的看法，更集中地記錄了一個村莊的文革。如果這本書一時還出版不了，我想，甚至可以用一個名為“一個外國友人筆下的農村文革”的長篇，來獨立地將這后面的幾部分在網絡上公諸國人。

　　韓丁與陳永貴

　　近20多年來，特別近10多年來，海內外已經有了好些文革歷史的研究新作，文革研究開始走出ABC文革、概念化文革和簡論的初級階段，出現一些借鑒歷史學、社會學的科學方法，對于真實的歷史過程、人物、地區、部門、事件做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還有許多民間的未定稿——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許多精彩的研究和個人回憶錄書稿，僅能在研究者或某些特定群體中傳遞。我已經讀過的有專門涉及文化領域、政治領域、軍隊、工廠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還沒有讀過講農民和農村文革的書;《深翻》是我讀的第一本一個村莊繼續革命(韓丁原副標題稱謂)歷史紀實的巨著。我想，《深翻》中英文的出版，韓丁是為我們的國史、文革史研究填補了一個重要的空白。

　　文革運動中，我并沒有去農村地區串聯，1967年冬搞教育革命調查，也只是去到專縣以下做“專業和教育”問題的徒步考察與調研，沒有涉及過農村文革運動的事情。當年陳永貴向中央建議開展農村運動要保持農村的穩定、保證農業生產，我們讀了中央批轉的陳信，都很贊成，有的同學進而還提議說，文化革命運動，對于縣團級以下的干部應該是正面教育，不要鋪得太開。1968年開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組織大中學師生和省直干部下鄉，幫助大隊一一建立春耕臨時的領導班子(湖北當時大隊一級多處于癱瘓狀態)。我才對于當時的農村造反奪權事實和原來基層干部的心態，略有所知。1970年春，我從部隊鍛煉出來，被分配到河南與安徽交界的沈邱縣，和該縣的工作隊一起進駐全縣的整黨重點大隊，與縣、社、隊干部一起參加了整整兩年的“一打三反”“整建黨”和“農業學大寨”“批林整風”運動。我們工作隊的縣社國家干部，許多是當時說“站錯隊”的“保守派”，他們說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輕的紅衛兵還要左傾和幼稚!我和一個生產隊長睡在一個大床上，也接觸了大量的農村新生積極分子、造反派頭頭，我白天下地生產，搞土地平整、田間水利配套、種植水稻;晚上開會，批斗農村“走資派”——原來的大隊書記，批斗地富分子，學習“九大”黨章，發展黨團員。除了沈邱沒有發生激烈的派性沖突外，韓丁在《深翻》的寫的大活動，都有類似之處。讀山西張莊的文革運動記錄，使我有特別的親近感，我清晰地回憶起自己參加的學大寨、整黨生活，從新的角度，悟到了好些當年參加文革沒有悟到的東西。

　　韓丁在張莊

　　我在武漢以大學生身份參加文革，比較熟悉的是大型工業和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畢業以后到河南生活、工作了24年，才感覺到河南的文革基本上反映的是中國農村的社會和政治文化問題，某種意義上說，河南的學生和市民造反運動基本上還是一次農民造反運動，才開始體驗到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社會底層、共和國歷史對于文革的根本影響。對于這些根本的東西，韓丁的描述，以及他文字不算太多的議論，都有極其深刻的表現?？梢哉f，讀者會從《深翻》里讀出在我們這個悠久農業文化的國度中，文革發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韓丁在張莊跳起了美國的一種佛蒙特洲木屐舞。

　　我非常佩服韓丁，他異常了解和理解中國農民，全方位地介紹了典型村莊的社會歷史、民俗風情、宗教文化等等，忠實地記錄下張莊農民的語言、心態。在文革時期張莊農民妙趣橫生的時代性話語里，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上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讓文革后的人真正知道那個時代我們的農村干部和革命積極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盡管如韓丁書里所說，當事人后來談起文革中的糾紛沖突，也忍不住笑起來，但我希望后人真正弄明白我們這一代，明白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義的青年會如此去追求與奉獻，會發生今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書里通過文革時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農村社會、風情、民俗、傳統的信息?？梢哉f是一個村莊的社會歷史的百科全書。我不知道中國的學者們會如何看這本書，會把這本書看成屬于什么學科的學術作品還是煩瑣無味的過時的鄉間小品?但我認為中國的文革研究者、社會研究者，可能會在美國人韓丁的這本書前汗顏，我們本來應該像他一樣幾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普通民眾的生活，深掘具體的文革學與泛義的社會學題材，而不是脫離社會實際去高談闊論概念。和魯德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一樣，韓丁的書也可以看做“文化革命中的山西農民群眾”。

　　過去一個階段的文革研究，人們主要的興趣和對象在于上層的人物和政治斗爭。我覺得韓丁的研究與傳統的中國史學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別關注底層普通人民群眾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們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爭。這是類似心態史學那樣的精神產品。當今存在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以為僅僅是某些領袖人物造就了這個文革運動造就了某種歷史的悲劇。其實，文革是一場空前浩大的群眾政治運動，如果沒有浸浴著特定傳統文化的億萬人民群眾和干部——包括我們這些都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文革運動的知識分子的傾情投入，文革也不會成為那樣的文革。韓丁在《深翻》里評議了——乃至批評了中央的高層領導的主觀設想和客觀結果，同時也讓我們冷靜地看到了我們每個人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

　　或許我們今后可以越來越多地讀到中國人寫的基層文革斗爭的優秀作品，但我們不會忘記韓丁《深翻》的非凡貢獻。

　　在講座的最后，徐老師講到：韓丁畢竟不是專門從事文革和歷史學的研究，寫作《深翻》時所依據的資料和資訊也是不完整的，他在這本紀實文學作品、其他論著里對中國文革的印象、探討，并非對張莊或長治——乃至中國文革運動的一種最后結論或者裁判，我們也不苛求與指望任何個人來對這么浩大的、億萬群眾參與的歷史急忙地做一個“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結論。但是，這位白求恩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戰士，對中國革命的歷程和中國的文化，是真心誠意熱愛的，他實事求是、客觀地，幾近白描地記錄了他看到聽到的文革片段，今天對我們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寶貴史料。在唯心史觀盛行，一些風頭出盡的“學者”可以任意“創造”和曲解歷史的今天，“老農夫”的韓丁真誠留下的文字和他作為激進的人文主義者的、與時俱進的認識，都是文革口述歷史研究的珍品。

　　之后的討論環節中，大家對一些具體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討，陽老師和徐老師也耐心回答了現場觀眾的疑惑。下午6時許，講座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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