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語 ·

　　中國是全球擁有航洋漁船最多的國家，海岸線繁忙。中國是全球近海捕撈量最多的國家，每年超過1000萬噸。中國也是世界水產大國，水產養殖產量占全球30%。我們改造海岸線，讓它更“適宜”發展和居住;我們加大投資，讓漁業迎來迸發;我們終于實現了年年有“魚”的愿望，但大海卻漸漸無法承受了。

　　作者丨澎湃新聞

　　轉載編輯丨Molubie

　　后臺編輯丨海婁

　　大連：海參熱潮

　　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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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深秋海水漸寒的時候，黃渤海沿岸的海參也到了采收季節。

　　抓著船上的升降桿出了水面，40歲的王忠華一腳踏上甲板，另一腳得借著手的力才能跨過船舷。卸下綁在腰上沉沉的鉛塊和氧氣罐，他長長的舒了口氣。他的右腿在2010年左右被診斷為股骨頭壞死，走路一瘸一拐。醫生認為這與長期在高水壓工作相關。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工作會給身體造成損害，醫生奉勸他改行。

　　王忠華是中國北部臨海城市大連長山島上的一名潛水員，下水主要是為了打撈趴在海底的海參。

　　海參在中國北方的飲食中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在大連，風俗講究每年冬至開始吃海參，要整整吃上九九八十一天，有的人甚至連早餐也會燉個海參，就白米飯或是粥，他們相信這能強筋健體。

　　2017年12月18日，王忠華和其他潛水員一起下水撈海參，當天氣溫3℃ / -7℃，海洋表層水溫2.5℃。

　　王忠華這樣的潛水員就是隨著深海刺參養殖行業興起的。他記得，大約15年前剛入行時，這還是個很新鮮的職業，“掙錢多，但不知道還有什么職業病”，吸引了不少人。干了幾年以后，他出水的時候總覺得右腿疼，有一塊塊的紫色淤青，后來在醫院確診。每次疼了，就服幾片止疼藥。

　　和那些休閑潛水的人不同，他們的工作實在和美景、浪漫沾不上邊。好幾個潛水員都說，他們第一次下水前都以為海底會像電視中展現的那般美好，但其實絕大部分時候，這里海下混黃，有時能見度實在太差工作還得暫停。

　　雖是初冬，但海水冰涼刺骨，王忠華和他的搭檔們清晨六點就來到海上。他們在潛水服里套上厚厚的棉衣棉褲，但起的作用很小。

　　“最冷的時候，在船上怎么拍(手腳)都感覺不到疼，就冷到那種程度。”——王忠華

　　這里的海參都生活在水下20到30米的海底，為了順利下潛，他們每個人腰上都要綁上約40斤重的鉛塊。一下去，就貼著海底尋找那些躲在石頭縫和砂礫里的寶貝，直到一罐氧氣快耗盡才上來。

　　穿好潛水服，王忠華站在船舷邊上抽煙。

　　潛水員在水下意外死亡的事在島上時有發生。去年四月，王忠華的一位朋友就走了。“在水下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干這一行不知道又能干到哪一天”，他說。

　　他雖然想轉行，但實在找不到收入更好的工作。去年他租了一輛出租車，早上采參，下午就出去跑出租，但“出租不掙錢，一個月天天干就四五千，家里還有老婆小孩要養”，但潛水幾個月就能賺回一年的生活費，所以到現在他的轉行計劃還擱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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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海參食療的記載在中國2000多年前的漢代就有，不過真正流行起來是在普通中國人的錢袋子鼓起來后。長山島的不少居民說，過去不用潛水，海邊就能撿到，沒什么人覺得這是有價值的東西，“長得像蟲子”，直到1980年代隨著外面的消費熱潮，才變得稀有和昂貴。

　　王忠華所服務的海參漁場由過去大連的國營漁業生產大隊改制而來。這家漁場過去的負責人唐士晶是大連較早從事海參養殖的人之一。他還記得在1970年代的時候，從事海參養殖的漁場屈指可數，大眾消費極少，這使得許多生產隊對要不要發展養殖舉棋不定。

　　“而且那時候魚多得不得了，海洋就像處在原始沒開發的狀態，大家更愿意去捕撈”，他說。

　　傍晚，海上的夕陽照在連片的養殖浮筏上。

　　他所在的生產隊真正開始嘗試大規模海參養殖是在1987年，通過投下人工礁石給海參營造更適宜的生存環境。與此同時，許多人開始將灘涂改建為海參塘。海參養殖很快在大連拓展開來。發展到今天，中國北方的可利用灘涂，幾乎都被養殖場占據。

　　這引發了生態學家的擔憂。國際自然聯盟的一份報告評估說，中國因為沿海開發而損失了超過一半的海岸濕地，但這里是東亞、澳大利亞間遷飛候鳥的驛站，至少有33種全球受威脅的和近危的鳥高度依賴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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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對海參消費的高漲，在全球都助推了海參捕撈。根據中國漁業統計年鑒，全國2016年海參養殖產量超過20萬噸，這其中絕大部分消費在了國內，但每年仍需要從全球進口大量的海參。

　　一份由中國海洋大學和中國水產科學園所做的研究說，以鮮重計算，全世界海參捕撈在1950年是4300噸，到了2000年超過2萬噸，達到一個高峰。與此對應的是，野生海參在許多地方遭到過度捕撈。

　　從拉丁美洲的厄瓜多爾到亞洲的印度尼西亞，全世界至少90%的熱帶海岸地區都加入了這場海參的全球貿易。但根據一項評估，全球約38%的海參漁場被過度捕撈，20%的漁場資源耗盡。而且當一種海參被過度捕撈后，漁民們便會尋找新的替代品種來繼續這樣的貿易。現在，對全球377種海參的狀況進行分析后，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7種海參列為瀕危，還有9種列為易危。

　　在中國市場上，“野生捕撈”是一個富有魔力的廣告詞，它常常意味著這天然、無污染，哪怕是那些人工投放在海底的海參，也被冠以“野生”。但真正的野生海參正在被這個市場摧毀。

　　全世界已知的海參超過1200種，但中國人獨愛其中的刺參。除了刺參外，大約還有20種是在中國可供食用的，但沒有哪一種像刺參的身價那么高，養殖和食用范圍那么廣。

　　海參以海底污泥中的有機碎屑為食，它們還有一個特性最為人所熟悉——當受到威脅時，海參會吐出內臟求生。它們行動緩慢，終其一生都僅僅在海底幾平方米的范圍活動。不過，它們在海洋生態鏈中的地位不可小視。

　　大連海洋大學講師張鵬介紹說，它們就像是土壤中的蚯蚓加速有機物的分解，另一方面，它們的排泄物可以被微生物和其他底棲動物利用，其身體是更高一級的海洋動物的食物，使得物質和能量向著高端食物鏈傳遞，構成了地球生態系統的循環。

　　但是，如果在中國的學術網站搜索會發現，絕大部分對海參的研究仍舊集中在養殖和營養價值方面，而極少關注它們在野外的生存狀況。但是漁民們非常清楚，不論是北方的渤海黃海，還是南方的南海，在中國真正的野生海參越來越難找到。

　　“現在淺海海參很少，除非到更遠的地方去。”王忠華說。

　　威海：青魚的豐歉

　　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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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初，鄰近一年一度的海帶收獲季節，中國山東半島東端的青魚灘村，一列列的浮漂填滿了整個海濱，望不到頭。星星點點的舢板在浮漂組成的陣列里穿梭，收割海帶的工人將一串串巨大飽滿的海帶從海里提起割下甩在舢板里。很快，船艙里的海帶就堆得比人還高。

　　青魚灘所在的榮成市是中國最大的海帶養殖基地，年產量約占中國一半左右。這里的老人們說，青魚灘雖然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養殖海帶，不過在1980年代前，海洋捕撈仍然是最主要的生計。

　　青魚灘的名字據說來于“青魚”，也是太平洋鯡，這種魚廣泛分布在北冰洋以及太平洋東西部，體型細小，總是成群結隊的活動。曾經每年的3、4月間，黑壓壓的魚群洄游到青魚灘一帶，給漁村帶來了豐厚的收入。

　　年逾80歲的退休漁民李樹干回憶說，青魚最多的時候船槳扔進海里都會立起來，水面擠得就像炸開了鍋一樣噼啪作響。漁民們捕撈一天，裝滿了青魚的籃筐就能排滿整個沙灘，接下來他們會用刀刮開青魚肚子，取出完整的青魚籽，魚肉一般在本地消費，青魚籽則出口日本等地。

　　李樹干打了幾十年魚，如今住進了新蓋的小樓房里。

　　不過這都是1970年代的事情，李樹干曾經一網打上來7萬斤青魚，從那以后，過去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青魚資源迅速衰竭，促使沿岸的漁民們不得不放棄捕魚，轉而走向養殖。

　　“漁民現在偶爾還能看見青魚，打上來也就三五條，很少見了。”他說，他從16歲開始打魚，一直干到56歲，在海上的生涯里，大部分時間都在和青魚打交道。但是現在，青魚灘30歲以下的年輕人都很少見過青魚。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李玉尚的研究發現，青魚灘的青魚旺發與遠在400多年前的秘魯南部火山埃納普蒂納噴發有關系。那是目前已知的數百年來南美洲最大的火山噴發，它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此后數年都出現了異常降溫，作為一種冷溫性中上層魚類，海洋表層的溫度對青魚的繁衍影響巨大，而也就是在那一次的降溫中，黃海的多處都出現了持續多年的青魚旺產。

　　這些變化甚至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山東半島的移民潮。在青魚灘所在的榮成，老漁民都說，家里老人講過，島內的居民被這種豐厚的回報所吸引，逐漸向海邊遷移，他們稱自己是“趕青魚”而來。對許多史料的研究發現，這在17世紀的中國形成了一股高潮，沿海許多村莊因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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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者眼里，青魚是對水環境變化異常敏感的魚類，它們的資源量在歷史上多次隨著氣溫變化而劇烈波動。通過對過去幾十年所記錄的青魚捕撈量與海洋觀測站所記錄的同時期海水表面溫度變化，李玉尚說，每年三月的海水表面平均溫度對青魚當年資源量的影響最為顯著，而這時候正是魚卵孵化的關鍵時期。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海水的溫度上升更為顯著，這可能進一步推動青魚在黃海的產卵場退縮。

　　山東大學教授閻淑珍曾經在90年代時嘗試對青魚進行人工繁育，看到海邊大規模的無序捕撈，這位老教授不禁擔憂起它們的命運。在70年代前，漁民們手中的捕撈工具還很傳統，老婦人們在海邊用竹籃來撈，出海的漁民用的是一種小型的定制網，每一次的產量都有限。但到了70年代，人造纖維材料所編制的大型網具普及起來，比如一種袖子網，放置在青魚產卵的漁灣入口，向八面伸出袖筒狀的網來，傷害力大了許多。

　　漁具的進步是伴隨著漁船不斷更新換代而來的。在中國，無序的捕撈一直到1987年才開始轉變，那一年中國政府開始實施海洋捕撈漁船數量和功率總量控制制度，即“雙控”制度，又從1995年起開始在渤海、黃海和東海實行伏季休漁。

　　李樹干能夠一連說出來好多種魚的名字，在他捕撈生涯的后期，除了青魚外，它們都無一例外的急速減少。

　　黃海產卵場的變化是他能想到的另一個原因。

　　山東沿海的民居曾經是海草房的天下，在磚石砌起來的房屋上，用曬干后的海草堆成三角形的斜尖屋頂，這樣的房屋冬暖夏涼，經得起北方嚴酷的氣候考驗，用了幾年后再更換掉。在青魚灘，李樹干等人的記憶里過去無處不是這樣的房子。

　　用來造海草房屋頂的海草大多是生在灘涂和淺海的大葉海苔等野生藻類，在青魚灘曾經算得上真正是就地取材，這些海草還給青魚產卵提供了生境，但現在它們全都被人工種植的海帶所取代。

　　青魚灘村街道兩邊可以看到精致的小別墅。

　　由海帶養殖所富裕起來的村莊也不再需要這些海草。在2000年以后，一場大規模的改造逐漸讓齊整的樓房和小院取代了海草房，這使青魚灘看起來和城里的任何一個新興社區沒有二致。今天，只有在極少數的地方還能看見為了旅游而保留下來的舊民屋。

　　“青魚產的卵都附在海草和石頭上，現在海草都沒了，青魚來了也待不住”，李樹干說。

　　除了山東大學，國內其他一些科研機構也曾經對青魚的人工繁殖技術和資源變化進行研究。黃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王俊記得，他們曾經委托漁民收集青魚，卻只找來30來條，研究很難繼續下去，到了2000年后，黃海沿岸的變化令人感到目不暇接。“圍填海搞養殖和工業排污破壞了很多濱海濕地，對漁業來說這些是非常重要的生境，沒有補充（種群）就自然維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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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魚少了，這迫使漁民開始慢慢的轉產，或是劃著小船到更遠的地方去捕魚。

　　漁村老領導們看到了養殖的前景，榮成有著發展淺海養殖的優勢，那里20米等深線內的淺海水域有200多萬畝。榮成市志記載，國營海水養殖試驗場在1950年就開始在榮成進行小面積的海帶試養，到了1958年，山東省召開首次海水養殖工作會議，推動沿海發展海帶養殖，很快養殖面積就在各村擴大開來。

　　年紀輕一些的漁民很快就成為轉產的主力，當年20歲出頭的張華躍就是其一，他現在60歲了，仍然每天清晨劃著船到海帶田里去檢查它們的長勢，這可以為下一步調整海上的管護提供信息。給海帶提供適宜的光照是保證它們生長的重要條件，如果光照太強，就要在繩索上掛上重物，讓它們沉到更深更暗的海里。

　　2018年8月，張華躍駕駛自己的漁船出海捕撈。

　　在海上捕魚是個艱苦的活兒，在中國其他地方的傳統漁村，隨著年輕人出走，那里都變成了老人和小孩留守的“棒槌型”村莊，但海帶的養護和加工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反倒使得青魚灘吸引了許多年輕的就業者。黃昏的時候，他們從加工廠里蹦蹦跳跳的出來，給青魚灘帶來了活力。

　　現在全球所食用的水產品有一半來自于養殖，其中中國的貢獻就超過60%，是最大的水產生產國。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鼓勵沿海發展養殖業，更是將建立超大型的海洋牧場作為重要的發展戰略。

　　2018年的衛星影像顯示，山東省榮成市青魚灘周邊海域有密集的海帶養殖浮筏。圖片來源：Google Earth

　　2018年，遼寧省大連市陸地附近，密密麻麻的網格大多是海參養殖廠。

　　海南省萬寧市小海水域，2018年的衛星圖像上可以看到沿岸整齊魚塘。

　　今天，游客能夠乘著漁船來到海上的觀景平臺，在那里觀看上百號人采集海帶，也能夠自己動手體驗一把。這氣氛很難讓人再想起幾十年的故事了，海帶所帶來的富庶讓人們淡忘了青魚消失之憂，只有李樹干這一幫七八十歲的老漁民聚在一起打麻將時，“趕青魚”才偶爾的出現在談資里。

　　舟山：上岸之前

　　小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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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沈家門，每年5月捕魚期結束前的頭幾個月，這里的魚市上到處都是整箱整箱的小黃魚。東海漁區最大的水產品交易市場就建在沈家門碼頭邊，漁船大多在凌晨時候陸續靠岸，有船進港，工人們也不多說話，而是利索的把三輪車停靠在旁邊，按部就班的和船員配合著將魚箱都搬上岸，再拉到市場里稱重。這一切都在夜色里有條不紊的進行著，等到太陽出來，城里的早攤鋪開始熱鬧的時候，碼頭上的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只剩下零星的漁船了。

　　每年深冬到來年春天是東海漁民圍捕小黃魚的季節，舟山的漁民魏其勇在這里賣掉了今年最后一船漁獲，他說，這個季節在距離舟山群島不遠的海域就能找到它們。它們大多在韓國濟州一帶過冬，回春后便開始大規模向東洄游，一直到三四月份，抵達江蘇的呂泗漁場和浙江舟山群島等海域產卵，而這時，禁漁期也就到了。

　　舟山沈家門碼頭是全國最大的水產交易市場，每天凌晨，船只就會陸續到港卸貨。

　　小黃魚多年來都是中國最重要的海洋經濟魚類之一。在舟山，紅燒或者清蒸都是很流行的吃法，還有的漁家，會把它們曬成魚干，但是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舍得這樣做了，鮮魚價格上漲。一斤小黃魚如今在舟山的魚市上開價十幾元，而在十年前，只要2元左右。

　　除了物價原因，魚市的價格上漲與資源的退化關系很大，這只要在沈家門多跟幾位漁民聊天就能知道。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捕魚季里，魏其勇出海9次，凈賺了大約15萬元，可是他認為這完全得益于魚價的飛漲，實際上真正的漁獲相比過去反而大大減少了。

　　“如果說10年前，一次出去能有二、三萬斤，現在也就一萬斤。小黃魚呢，原來3條就有一斤了，現在大概十幾條才能有一斤”，他說。

　　2018年4月，舟漁公司，漁民正在船上卸貨。

　　如果在市場上稍加留意就會發現漁民們捕上來的魚個頭都小的可憐，很多的小黃魚不足巴掌那么長。舟山所在的浙江省對18種主要的魚類做出了最小可捕撈規格規定，比如小黃魚要在體重50克或者體長145毫米以上才能捕撈并銷售，交易市場上的許多魚，看起來并不比這個標準要大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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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規定是為了進一步保護幼魚資源。實際上，漁民們都知道，魚群普遍的個體變小可以看做漁業資源退化的標志。也就是說，它們還沒來得及繁衍后代就變成了人餐桌上的食物。長此以往，如果把什么都一網打盡，中國將很快面臨無魚可捕的困境。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高強度的捕撈已經使得中國的海洋漁業資源面臨枯竭。中國是世界上擁有最多漁船的國家，占了全球總數的1/4，其中有約30萬是海洋漁船。農業農村部曾經估算，中國近海合理的年捕撈量在800到1000萬噸，但過去20年來實際的捕撈量都大大超過這個數字，一些年份甚至達到1300萬噸。

　　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調查，中國近海捕撈上來的魚中有大約30%是還沒有長大的幼魚，總重達到約400萬噸，比日本全國總捕撈量還要高。

　　研究者發現，在高強度的捕撈壓力下，小黃魚為了適應這種變化，越來越早的發育性成熟。在1950年代時，1歲左右的魚性成熟比例為5%，而到了1980年代變為40%，在本世紀初，這個比例擴大到74%至100%。研究的第一作者東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嚴力平說，魚群會為了適應外界環境變化而發生演變，但這并不一定是一個好消息，小黃魚魚群的生長繁殖速度加快，它們得以更快的補充壯大魚群，但從90年代后，這種演變不再那么明顯，這可能意味著這種演化達到了“極限”，如果捕撈強度持續的加大，最終則極有可能像大黃魚那樣變得稀有。

　　這個故事對于上一代的漁民來說并不陌生。大、小黃魚、帶魚和墨魚同被視為中國人餐桌上的四大海魚，但是現在中國人所能吃到的大黃魚大多來自養殖場。在1974年春時，沿海許多的國營捕魚隊對大黃魚的越冬地江外漁場進行了一次“大圍剿”，這使得當年大黃魚的產量比上一年增加了近70%。但就在那之后，大黃魚的數量就直線下降。有研究發現，在大黃魚資源枯竭前，魚群也出現了提前性早熟的現象，但最終它們還是沒有抵御過破壞性的捕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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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4日，舟山沈家門港，一位貴州籍的船老大穿著睡衣在站甲板上，在舟山拼搏20多年之后擁有了這收價值400萬的漁船。船上的船員也大多來自貴州。

　　一位船老大穿著睡衣監督工人卸貨。

　　一對夫婦坐在運貨車上，排隊等待船只靠岸拉貨。

　　舟山國際水產城，女工正在給市場上剛到的皮皮蝦等海鮮產品分類。女工們主要來自安徽。

　　舟山筲箕灣村，一位村民走在鄉間的道路。筲箕灣村曾是朱家尖島上最繁華的漁村之一。

　　2018年3月，舟山國際水產城，工人在夜色下卸貨、裝貨、打包。

　　夜幕之下的沈家門港，一位船員從漁船上下來。

　　在東海，漁船之間的競爭尤為激烈。為了在海上占據有利的位置，魏其勇和同村的幾個船長們組成了團隊，隊伍里每當有漁船需要回港卸貨時，別的漁船就會堅守在捕魚的海域，他們這樣互相輪換以保證隊里的成員都有魚可捕。“不守不行啊，下次回去就沒有下網的地方了，”他說。

　　岸上的人看大海無邊無際，但在漁民的眼里卻很擁擠。有時為了爭奪好的地盤，不同地區的漁民間發生沖突也不少見。魏其勇回憶說，他的漁網就被人劃過口子，“船太多了，而且原來的船網少，現在一條船掛的網又多又大。”

　　偶爾違規使用漁具在各地的漁民中算是公開的秘密，他們并不避諱談論這些事。從南海、東海到渤海，漁民都說，魚越捕越少，眼見著一趟出海連油錢也不保的時候，就會在大漁網中套上網眼極細的漁網，將大小魚一網打盡。

　　”國家政策是好的，就是我們自己不聽話，這也是沒辦法，“魏其勇嘆說。

　　為了保護近海漁業資源，中國政府自1995年開始推行伏季休漁，禁止漁船在夏季魚群的繁殖生長期出海作業，各地也都有拆解老舊漁船的指標，鼓勵漁民上岸。另外，農業部還提出到2020年將國內海洋捕撈量減少到1000萬噸以下，這大致相當于中國在1995年前的捕撈水平。

　　在魏其勇的家鄉衢山島涼峙村，眼看著東海的魚越來越少，已經有人開始尋找別的出路。這個有著400余戶人家的傳統漁村在漁業鼎盛時期擁有40來條船，但現在隨著年輕人外出打工、老人退休、漁民們對捕魚業越來越缺乏信心，剩下的漁船不到過去的1/3。

　　旅游發展給了涼峙另一個契機。村副書記陳日東在2010年時開辦了全村第一家民宿，隨著衢山越來越為人所知，過去的兩三年里村里竟然冒出了大大小小約80家民宿。

　　舟山涼峙村，魏其勇站在自家的客棧旁邊。

　　涼峙懷抱在彎月形的沙灘中，登上村后的山丘，眼前是水天一色的景象。那樣的沙灘在漁民眼里是再普通不過的樣子，但隨著移動社交媒體的傳播，這塊海灘很快成為衢山的一張名片。去年國慶長假，火爆到外來的游客拎著包都找不到足夠的住處。

　　魏其勇夫妻也從中看到了他們的契機，他們經營的民宿在去年開業，但是生意“靠天吃飯”，竟和捕魚有些相似，夏天旺季的時候他們兩忙不過來，要請親戚幫忙，但一到了冬天，島上天氣陰冷，沒有游客，房間全都空著，這樣算下來一年仍然不如捕魚的收入。

　　陳日東正琢磨著如果讓“海島游”在淡季的時候也發展起來，他從浙江找到了外來的投資者，希望將民宿打造出高中低檔，吸引不同需求的旅游者。“但肯定要保證絕大部分民宿都還是本地村民的，是真正有漁村味的。”他說。

　　“上岸能做什么啊，上岸什么也做不了。”——魏其勇

　　一邊修著漁船，魏其勇一邊嘀咕著魚今后肯定是越來越少，自己可能也有提前上岸的一天。不過像他這樣初中畢業就上了船的人，別的技能很少，轉行充滿了“未知”。

　　廈門：似魚非魚

　　文昌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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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島以北的歐厝，清晨四點半，摩托車的車燈照亮了碼頭，幾十位漁民穿著連體的防水褲，帶著海鋤頭、竹筐和魚桶如約趕來，他們跳上船出發準備去捕文昌魚。

　　沿海漁民們的漁船大多已經更新換代，有了更高級的裝備和更大的漁網，但是捕文昌魚不同，漁民王志平說，他們用的都是祖輩們傳下來的那一套，這種鋤頭比農田里用的更寬一些。

　　文昌魚如今是廈門的珍稀特產，然而在1980年代前，這種其貌不揚的東西在廈門人的餐桌上并不少見，煮湯吃面的時候常用來提鮮，尤其是1950年代以前，更不稀罕。廈門那時還是全世界范圍內最重要的文昌魚漁場，歷史記錄年產量最高時曾達到280多噸，它們長得最大的時候也只有牙簽一般細小，抓幾條在手里幾乎感覺不到重量。

　　現在，只有歐厝一地的老漁民們還會費盡心思的去捕文昌魚。漁船向東開出去半個多小時后，停在了一彎沙洲前，這就是挖文昌魚的地方。這天正好是小潮，海水深只到大腿。船拋下錨，王志平下海后，把竹筐和魚桶都放在一個飄在水面的竹筏上，再綁一根膠繩把竹筏系在自己腰上。挖魚的時候，掄起海鋤頭往海底去，連著海水帶著泥沙一塊扔進竹筐里。這么幾個回合后，再利用竹筐過濾掉海里的沙，小小的文昌魚就被淘了出來。

　　漁民們各個分散在這塊沙洲上，大約到了9點鐘光景，潮水漲高，就要返回岸上。王志平挖到的魚裝了三分之一個瓶子，掂了掂大概一二兩。他從1980年代初的時候開始跟著父親出來挖文昌魚，那時候一個潮水大概能抓到半斤左右，再往上到他爺爺那時，一個人一天抓七八斤也沒問題。

　　文昌魚目前的生存范圍相較于1950年代縮小了不少，漁民王志平現在只能在特定海域撈到文昌魚。

　　許多的研究認為，廈門文昌魚漁場的退化與1955年高集海堤的建成和此后大面積的灘涂圍墾有關。這段海堤連接了大陸和被海峽環抱的廈門島，海堤只在深水處留了一條狹窄的航道，其他地方都用石料填充起來，而它的東面就是當時知名的文昌魚劉五店漁場。海堤建成幾年后，廈門人發現它大大的阻礙了海水的交換，使海水自凈能力下降。2010年，廈門市將堤壩改為橋梁，讓海水從橋下通過，就是希望能夠改善水環境，不過自海堤啟用后，文昌魚漁獲量從1957年的54噸多掉到僅有幾噸，再也沒有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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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生物學家來說，文昌魚有著比“吃”更為重要的意義。他們發現這個物種在海洋中已經存在了5億多年，算得上真正的活化石。更重要的是，它能代表生物進化史中重要的一環——從無脊椎動物到脊椎動物演化的過渡。

　　雖然長得像魚，但文昌魚并不是魚。它們有脊索貫穿全身，中樞神經是貫穿脊索背面的背神經管，但是沒有明顯的頭，只在神經管前端有膨脹起來的簡單腦泡。生物學研究認為，生命正是從這種低級的形態進一步衍生出了更高級的、形形色色的脊椎動物——包括人類，他們進化出了由骨骼支撐的脊柱，也有了更復雜的神經系統。

　　這種特殊的地位讓文昌魚成為熱門的研究對象。距離劉五店不遠的廈門大學翔安校區，生命科學學院的教授王義權就建了一間專門的文昌魚實驗室。

　　科學雖然勾勒出物種進化的拼圖，卻缺乏各種生動、迷人的細節。王義權解釋說，科學家相信脊椎動物大致出現在4億年前，但究竟什么時候，是怎么從無脊椎動物演化來的卻還是個迷。而他的實驗室正是用文昌魚做媒介——敲掉其中一些基因或是通過轉基因技術植入外來的基因在看它如何發育，試圖尋找更多物種發育和進化的未解之謎。比如，人人都習慣了身體有左右之分，但是什么遺傳在控制著左右，它們正是從文昌魚上找到了線索。

　　科學家第一次認識文昌魚，還是在1774年，德國動物學家彼得帕拉斯在英國南部海岸首次采集到文昌魚，隨后，文昌魚陸續其他溫帶、亞熱帶的沙質灘涂被發現，不過為數不多。

　　直到1923年，當時在廈門大學任教的美國動物學者索爾萊特拜訪了劉五店的漁民，把文昌魚漁場的情況發表在《科學》雜志上，他當時還感嘆說科學研究不愁沒有實驗用動物了，但幾十年以后，廈門文昌魚漁場的消失就給生物學家敲響了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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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十年來，許多研究機構都試圖在實驗室里繁育它們。廈門市水產研究所總工程師周仁杰的實驗室，希望用經濟的方法，讓文昌魚重新回到廈門海岸。

　　周仁杰回憶說，2004年他拿到了別人實驗剩下的30對左右文昌魚，在這之前，雖然已經有一些文昌魚人工繁育的研究，但批量生產很少，于是他決定嘗試一下。

　　文昌魚大多數時候都是一頭扎進海沙里，他們通過濾食海水中小型的藻類來維持生命，到了每年夏初產卵，孵化出的幼苗在海水中要過上一個月左右的漂浮生活，而后它們就需要找到一片適宜的沙地，從浮游轉為底棲。在這個過程里，幼苗的死亡率很高。

　　文昌魚透明而細小，需要生活在有細沙和干凈的水環境中。

　　周仁杰認為，重要的是要給它們提供適宜的水、海藻和細沙。因為過去的類似實驗成功率很低，他本來不抱希望，但等過了它們鉆沙的時候，他仔細在沙里找，竟然找到了幾十個苗，這讓他喜出望外。拿著這個結果，第二年廈門市水產研究所正式開始批量的人工增殖實驗。他們用大魚缸裝進海水和沙，模擬自然環境，當年夏天就得到了20余萬尾苗，并在年底向文昌魚保護區實施了增殖放流。

　　增殖放流雖然每年都在持續，但根據廈門市海洋公報，文昌魚的數量僅在少數的年份有所回升，總的來看近十年來一直在減少，2010年時，在主要的保護海域觀測到的文昌魚大約為每平方米112尾，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只有45尾。

　　臨近傍晚，城市里的人們喜歡來到海邊灘涂上閑逛，海岸成為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周仁杰分析說，對海洋來說文昌魚可算是指示物種，它們對生活環境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偏愛干凈又松軟的淺海沙灘，對環境極為挑剔。但是今天，這些地方也是城市擴張和發展的熱點地區，就在距離劉五店不遠的地方，采砂船持續在海邊作業，抽上來的海沙成了城市建設的基石，這對文昌魚的生存是滅頂之災。

　　“文昌魚可以說是海洋里的指示物種”——周仁杰

　　在周仁杰看來，理想的情況是能夠還給文昌魚一塊完全不受人類打擾的區域，在人工繁育的幫助下，在那里逐漸恢復文昌魚的野外種群，但在今天高度城市化的廈門已經很難找到這樣的地方，“只能說它們和人生活得太近了”他說。

　　萬寧：為了紅樹林

　　和樂蟹

　　1

　　2009年20歲出頭那會兒，還在北京讀書的卓齊輝看到一則新聞，說海南和樂蟹因為海水污染等原因快絕跡了，游客去到海南，“一蟹難求”。

　　和樂蟹就是海里的青蟹，在海南以萬寧和樂鎮周邊出產最多，它的蟹黃蟹膏軟糯，蟹肉清甜，是島上的四大名菜之一。對于在海南漁村長大的他來說，小時候一頭撲進小海邊，只挑肥的，抓都抓不完，怎么就要沒有了?這個消息在心里揮之不去。

　　他和同在北京上學的5名好友假期回家調研，看見的是沿著濱海成片開發的池塘和高密度養殖留下的污染。他們幾個學生，跑到村里勸說養殖戶改變養殖方式，卻被指責“不知天高地厚”。

　　這些挫折啟發了他們動手發展和樂蟹生態養殖。2011年，他們成立了海南萬寧和樂蟹保育中心，希望能夠在整個區域推動生態養殖，阻斷污染，重建他們理想中生態的濱海。

　　在生態研究者眼里，青蟹是紅樹林里的指示物種，廣泛分布于熱帶、亞熱帶海域。它們在海中繁殖，喜歡在紅樹生長繁茂的海岸淤泥地中活動。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斌介紹說，普遍公認有一種簡單直觀的方式評估紅樹林狀況——如果能夠給足夠多的青蟹提供棲息地，它就是健康的，“青蟹是其中頂級的捕食者，像森林里的虎豹。”

　　但在中國，這種植物群落在很長的時間里并沒有受到重視。它為海洋生物提供庇護，保護海岸線和濱海地區免受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破壞。中國第一個紅樹林保護區海南東寨港在1980年就建立起來，這并沒有阻止更多的紅樹林在此后圍塘養殖和填海造地的熱潮中消失。中國從2016年開始實施的濕地保護“十三五”規劃中透露，與建國初期相比，現有紅樹林面積減少了73%之多。

　　2

　　當養殖像一陣風吹來時，萬寧的紅樹林也不能幸免。

　　小海是中國亞熱帶地區最大的潟湖之一，面積近50平方公里。這個葫蘆狀的半咸水湖嵌在海島東海岸線的中部，通過北部彎曲狹長的水路與大海相連。小海周邊曾經紅樹叢生，但現在都擴建為碼頭、村莊和魚塘。

　　海南萬寧漁港，一位村民拿著一條魚走過港口。

　　漁船靠港卸貨后，漁民分揀魚獲。

　　清晨的漁港邊，魚商等待漁船主定下第一框魚的價格。

　　網架上密密麻麻曬著的小魚干。

　　一只鴨子被裝在麻袋里，放在甲板上。

　　盡管旅游發開的熱潮席卷海南，村子里不少男女需要依靠漁船和港口生活。

　　在中國由北至南的海岸線上，漁民們都在抱怨漁獲減少，許多人不得不上岸轉業，尋求更好的營生。

　　灘涂開發的熱潮集中在1980和1990年代。濱海灘涂有平緩和松軟的土地，改造成本低，小海還是天然的咸水、半咸水庫。

　　根據海南省政府網站記錄，1970年代初，萬寧為了治理洪澇，迫使小海上游河流改道入海。不過，人們很快意識到這項治水工程的短視，它切斷了小海最主要的淡水來源，造成水體交換不暢。此后，隨著養殖擴張，水體愈加惡化，進一步切斷了小海的生態平衡。

　　小海北面的鹽墩村就是因為養殖而發生了戲劇性變化。鹽墩人過去不善捕魚，“窮到女的都不愿意嫁過來”，養殖戶葉才軍說，現在村里家家都是養殖大戶，反倒讓周邊的人羨慕。葉家的池塘里密密麻麻的養殖著幾十萬尾蝦苗。那里通過簡易的水泵和溝渠與小海相連，水抽進來大約一周后再直排出去。因為養殖密度高，增氧機得一直開著，不然魚蝦會悶死。

　　水質污染提高了養殖的風險。葉才軍說，水還沒那么差的時候，蝦怎么養都長得好。但現在魚蝦生病死亡的概率增加，有時候一次虧損能達到十幾萬。

　　既做污染者，又被迫成為污染受害者，這正是小海傳統養殖者面臨的困境，可是這些信息往往到不了消費者那里，水產的價格一直在高位，葉說，“只要養出來就不怕賣不掉。”

　　3

　　在小海，卓齊輝不時看見養殖戶往池塘里投藥，如果獸藥沒用，就用人用的抗生素，這激怒了他，有一次他跳起來質問，“養出來的你敢吃嗎?”

　　他們經營的養殖場雖然與小海也只隔著一道堤壩，引的是小海的水，但是要先經過三個凈化池，池子里沒別的，只有不同的藻類，讓富營養化的水體通過自然沉淀和藻的吸附“瘦”下來，達到養殖用水標準后，再進入放養和樂蟹的池塘。

　　卓齊輝在自己的養殖場里查看青蟹的生長情況。

　　為了保證每一只和樂蟹都有合理的生存空間，他們大大降低了養殖密度，一畝投放和樂蟹不超過2000只，再混養植食、肉食和雜食性的魚，這樣池塘既不會擠得滿滿當當，也不會產生過多的廢物而透支水體的凈化能力。

　　卓齊輝把這樣的養殖場看做一個活的“生態系統”，為了營造更適合和樂蟹生長的環境，他們在池塘周邊種上了不同的紅樹，和樂蟹喜歡在紅樹邊活動，而紅樹又可以進一步維持水體的平衡。這樣下來，養殖產生的廢水也很少，可以做到在不同的池塘間循環利用，少量的廢水，經過積泥池沉淀、暴曬處理后再排出。

　　回到2011年，當卓齊輝和他的朋友們打算回家養蟹的時候，漁村里沒人把他的話當真，畢業后他隨親戚去了遙遠的蘇里南經商，那正是中國低價商品在當地最受歡迎的時候，雖然走了出去，但他念念不忘要改變小海的想法。一年后，他和朋友下定決心重聚萬寧，買了一張單程票回國，家人一度無法理解他的選擇，父親甚至一整年沒和他說話。

　　卓齊輝蹲在水塘邊上，他在家鄉堅持了7年，仍然需要耐心才能看到改變。

　　幾年摸索，他們的養殖場從幾畝發展到約500畝。和樂蟹的蟹苗存活率低，做養殖還需要從野外獲得種源，他們建立了一個繁育中心，開始和高校合作，希望做徹底的人工培育，不再到野外尋找種源。

　　中國的水產養殖產量在2016年超過5000萬噸，過去20年來保持著高速增長，但這個產業食品安全丑聞也層出不窮，轉型迫在眉睫。

　　“當養殖者不能以正常的方式持續生產和經營，而要以犧牲環境來換取利潤，到了消費者這端，就成了食品安全問題。”——韓寒

　　在海南的民間智庫“智漁”創始人韓寒看來，消費者雖然多關心的是食品安全問題，但這背后的實質還是環境安全。智漁致力于推動中國可持續漁業的發展，韓寒說，“當養殖者不能以正常的方式持續生產和經營，而要以犧牲環境來換取利潤，到了消費者這端，就成了食品安全問題。”

　　小海附近另一處魚塘，漁民正在拋灑飼料。

　　在小海，卓齊輝同樣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經營的一個養殖場再怎么努力，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當地環境。他算了一筆經濟賬，對于如果要求每一個小養殖戶都建污水處理和凈化系統，他們的收益不足以彌補增加的成本，只有養殖戶統籌規劃才能改變這樣的局面。

　　他和他的同事制定了在養殖場恢復紅樹林的計劃，試種了幾畝，本來長勢不錯，但后來池塘租期一到，農戶收回去就把紅樹給拔了。“他們覺得礙事”，卓齊輝無奈的說，在他的身后，補種的幾棵矮小的紅樹在風里搖曳。他們的計劃看起來遙遙無期。

　　中國各地開始在一些紅樹林已經被破壞的地方推行“退漁還濕”、“退耕還濕”工程。全國濕地保護“十三五”實施規劃中提出到2020年要將紅樹林恢復到建國初期水平的目標，但由于過去大張旗鼓的改造濱海濕地，現在適宜復種紅樹林的土地已經極為有限。

　　根據廣西紅樹林研究中心的研究，在這場雄心勃勃的改造計劃中，小海的問題并不是孤例，宜林地現在大多已為海邊的魚塘蝦塘占據，兼顧生計保障和生態復育將是各地政府不得不挑戰的難題。

　　文章來源：

　　https://image.thepaper.cn/html/zt/2018/09/emptysea/article.html

　　原標題：穿越海岸線：近海魚荒 。對原文格式和文字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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